詩歌、道德與治理——基于唐代科舉的量化歷史實證研究
陳冬華 李 真 楊 賢 俞俊利
摘要：良政必賴于良治，而良治必不能脫離美德。道德既為治理提供愿景，基于道德的教化亦為治理提供良器。忽略個人道德水準的差異，將人抽象成經濟學中的同質的自利人，對于治理學研究不僅是誤導，而且是有害的。然而，在治理中的個人層面，道德度量之難，常使人望而卻步。因此，是否可以在合理成本上度量個人道德品質，對于治理理論的構建及其應用，具有極重要之意義。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認為，“詩言志”，詩歌可以反映作者的志向，而志向是隱蔽情操下的個人內在效用函數(shù)。有據于此，本文提出研究的問題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造詣是否能夠一定程度上反映詩人的道德品質。唐代的科舉制度中要求考察應試者的詩作水平，作為官員選任的重要權重。本文嘗試以唐代作為研究背景，以官員作為研究對象，對于上述問題展開一次歷史之實證考察，統(tǒng)計結果支持了詩歌造詣與個人品德之間的正向關系。
關鍵詞：道德；治理；詩歌；科舉；唐代
一、引言
當前關于治理學的研究，總體尚停滯在淺層。我們熱衷于市場演進、機制設計或者制度探索，但對于真正發(fā)揮作用之“靜水流深”者考察甚少，比如，文學的、藝術的、價值觀的，抑或信仰的作用。在治理學研究的實證領域，這一點更為明顯。對于制度決定治理的迷戀，特別成為當今治理學研究的流行現(xiàn)象。但是，其實在一百多年前，就有學者對此迷戀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坝腥苏J為，制度可以彌補社會的缺陷，民族的進步是制度完善和統(tǒng)治有方的結果，社會的變革可以通過法令來實現(xiàn)”，“法國大革命就以其為出發(fā)點，現(xiàn)在的社會理論也把它作為依據。最漫長的經驗現(xiàn)在也還沒能真正動搖這種荒謬的想法”。
一些真正深刻影響社會和生活的力量往往隱于無形，而遮蓋或掩飾這些無形力量的，是有形的社會和生活準則。當我們試圖理解歷史和現(xiàn)實，并據此推測未來之時，經常低估甚或忽略這些力量。在這些無形的力量中，道德是至關重要的一維，深埋在我們心里，指導著我們行為?？档拢?724—1804）曾說：“世界上有兩件東西能夠深深地震撼人們的心靈，一件是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準則，另一件是我們頭頂上燦爛的星空?！钡赖虏粌H為治理提供愿景，本身也是其基礎、工具與方式。道德與治理之間之密不可分，互為表里。無論在機制上如何構思巧妙，無道之治也將難逃崩塌的命運。就個體而言，其既可能基于物質的利益或者肉體的懲罰進行決策，也可能基于內心的道德原則進行決策。這兩者在決策中的權重，取決于道德經由教化與覺悟進入個體內心的程度，更取決于道德哲學本身的理性與良善。就整個社會應用而言，兩者兼而有之，并在邊際效用上達成均衡，即物質利益或肉體懲罰的邊際效用與道德原則的邊際效用雖然存在差異，但時間序列上總在趨向于等同。當然，我們也可以將兩者都看作道德哲學的實踐，不過一種是外化的，而另一種是內化的實踐。
道德對于治理的價值毋庸置疑，然而當前相關的研究甚少。即便這不多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規(guī)范分析的層面，實證研究則十分匱乏。究其原因，應該主要還是因為道德之難以度量。既然難以發(fā)展出可靠的度量方法，這一類的研究遂被實證研究者束之高閣。久而久之，這一極為重要之研究竟至墮入一種習慣性的遺忘，即或偶有想起者，可能也馬上因為度量困難而棄之如敝屣。實證研究界的這種選擇性研究造成了一種錯覺，即道德之于治理并不重要，或這不屬于科學研究的范疇，甚至被視為侈談可笑。比如在用人制度中，談到任人唯賢、首重品德、德才兼?zhèn)鋾r，便有人認為這些都是虛文，難以具體落實。又如，在治理研究與實踐中過分重視外在的激勵、監(jiān)督與控制，代價高昂，也是拜以為道德不可度量所賜。不愿意在困難中尋求道德的度量之法，只喜歡躺在可得的（其實很多也是似是而非的）的變量上尋找研究問題，這從根本上反映了當前實證研究界的懈怠。
另一方面，道德作為隱蔽于內心的志向與情操，會作用于個體選擇的效用函數(shù)。比如說，經濟學中關于自利人的假定，常常受到個體利他行為的困擾（近似中國傳統(tǒng)中的義利之辨），這實際上是因為基于不同道德原則引發(fā)的個體不同效用函數(shù)所致。然而，當前的經濟學研究要么假定個體的效用函數(shù)同質，忽視個體道德差異引致的個體效用差異之存在，要么干脆宣稱這一差異與經濟學研究無關。甚至，寧愿去開辟新的非理性的行為主義式的研究領域，也要保持個體效用函數(shù)同質的假定。更有甚者，直接將這一差異處理成行為主義式問題。雖然斯密十分重視道德情操的作用，但是道德幾乎從未進入經濟學研究的主流視界（更遑論實證經濟學研究）。經濟學研究的這一選擇，使得人類現(xiàn)實中的諸多行為變得難以從經濟學的角度加以解釋和預測。因為，面對相同的自利性物質利益，倘若利他性后果不同，不同的道德個體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個體道德的差異，將使得純粹理性處于不同的個體效用函數(shù)之下，從而在相同的外在約束下做出不同的決定。但是，當前的經濟學研究不能也不意欲解釋這種差異，容易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錯誤，這顯然會增大經濟學理論預測的誤差，并誤導經濟學的實踐。并且，基于現(xiàn)實中普遍存在的道德精英主義傾向，這一誤差或誤導有時會是難以容忍的甚或致命的。
二、研究問題與理論分析
1．提出研究問題
欲擺脫上述困境，關鍵在于能否找到可以直接度量個體道德品質的指標。本文冀望從中國古代歷史中來尋求突破。自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兩千年以降，以德治國是中國歷代王朝的主基調。因此，若考察歷史，中國古人的智慧及其兩千年的不斷積累與豐富，其中必有很多經驗可以發(fā)掘用于衡量道德品質。
比如，自隋代開始，在中國古代的官吏選拔中，科舉成為主要的形式，這構成了古代吏治的重要特色。而在科舉考試中，詩歌創(chuàng)作又是一項極為重要的項目，這一點，在唐宋兩代的科舉中尤其明顯。這一曾經在啟蒙階段受到歐洲思想家們歡呼與頌揚的制度，清末以來（五四之后尤甚），又被斷定為導致中國落后衰敗的淵藪之一。特別是其中關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考試，更是遭后人詬病不已，認為將中國最優(yōu)秀之大腦引向無用的風花雪月詩詞歌賦，而不是切實的問題解決及科學技術發(fā)明，是為全社會人力資本之百無一用的巨大浪費。
在人才的選拔中設立詩歌創(chuàng)作的考察，是否真如此不堪？抑或是今人厚誣古人？因為倘真如此，何以古人始終堅持而不察不覺（當然，科舉考試的內容在不同朝代以及同一朝代的不同階段也是存在顯著差異的）？陳寅恪提出歷史研究需要“了解之同情”：“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所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庸廓之論?！被蛘?，如錢穆所言，對本國以往之歷史須表“溫情與敬意”。本文的作者認為，在官吏選拔中考察詩歌創(chuàng)作的造詣，實際上不僅是考察候選人的文學才華、觀察及表達能力，更是考察其潛意識中所形成的個體與社會及自然的關系的真實認識，是其個人道德品質的工具變量。個人的修為與境界，倘若沒有落實到自身真實具體的層面，很難在詩歌中加以矯飾，這便是詩歌與論文的差別，也是詩歌難以被其他考試形式替代的原因所在。試想，以中國之大，又實行中央集權之郡縣制而非歐洲之封建制，其時道路通訊俱處不發(fā)達之狀態(tài)，那么，想方設法選到道德品質高尚的官員，就成為解決政府治理中所謂代理問題的最重要途徑之一。
因此，本文提出的理論研究問題是“詩歌造詣是否可以反映創(chuàng)作者個人的道德品質”，也即，研究詩歌與品德的關系。
2．中國古代的“詩言志”理論
詩歌在中國歷史上地位之隆，恐怕世界上任何一個其他國家與民族均難望項背。中國古人修身強調“詩書禮樂”，詩列第一。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由孔子親自修訂，被列為“六經”（《詩》、《書》、《禮》、《易》、《樂》、《春秋》）之首。一個理想的儒家社會，亦被描述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詩歌受到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如此重視，與“詩言志”的理論息息相關。詩，寸言也；志，士心也。詩言志，以寸言發(fā)士子心?！渡袝虻洹分屑从小霸娧灾?，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劉勰著《文心雕龍》亦載，“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圣漠所析，義己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曹操《步出夏門行四首》中的每一首均以“幸甚至哉，歌以詠志”結尾。陸游云：“詩為六藝一，豈用資狡獪？”并強調“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趙夢堅曰：“詩非一藝也，德之章，心之聲也?！崩顗絷栐疲骸霸娬呷酥b也?！秉S宗羲言：“詩以道性情。”袁枚云：“詩者，性情也?！奔o昀曰：“人品高，則詩格高。心術正，則詩體正?！狈綎|樹云：“有德者必有言。詩雖吟詠短章，足當著書?？梢砸暺淙酥滦裕瑢W識，操持之本末。”沈祥龍曰：“詩言志。詞亦貴乎言志。淫蕩之志可言乎哉？瓊樓玉宇識其忠愛。缺月疏桐嘆其高妙。由于志之正也?！卞X穆云：“讀一首短詩，可以讀出詩人的學問、抱負、寄讬、感想，一首詩能夠顯示詩人的智力高下，學問人品?！?/p>
上述中國古代的詩歌理論，莫不認為詩歌為內心志向的表達。內心志向的高潔抑或鄙陋，直接影響經濟學所言難以直接觀測之個人效用函數(shù)，進一步會影響個體的行為抉擇。比如，很難想象一個志存高遠者會存在嚴重的機會主義傾向?；谝陨戏治?，我們認為，中國古代的詩歌造詣應該可以反映詩歌創(chuàng)作者的道德品質，兩者應該呈現(xiàn)一種統(tǒng)計上的正相關關系。
三、提出可經驗檢驗的假設
至此，我們業(yè)已闡明本文意圖檢驗之理論問題及其重要性與內在邏輯。但是詩歌的造詣與創(chuàng)作者的道德品質均非經驗可以直接觀測之對象，因此我們需要選擇一定的指標來加以度量。而這樣的檢驗，又必須置于一個合適的自然實驗之歷史時空。
1．以唐代作為歷史考察期間
本文使用唐代（618—907年）文官的歷史記錄，來實證檢驗詩歌水準和詩人品德之間的關系。為什么選擇唐代？一是因為詩歌創(chuàng)作在唐代達到了鼎盛，在史料中保留了豐富的關于詩人行為、道德以及詩歌創(chuàng)作的記錄；二是因為隋代開創(chuàng)的科舉制度至唐代已經漸臻成熟，很多著名的詩人均是政府官員，而不是專職的詩人，其官聲均可通過史書考證。
之所以擇唐而棄宋，原因有三：一是因為唐代更加注重詩作，詩人燦若辰星，而宋代顯然更加重視詞作，當然，詞也是詩的一種形式，但是詞的意境也是自蘇軾之后才漸至開闊，并且詞始終沒有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二是宋代經靖康之恥，分為南北兩宋，使得研究的環(huán)境因素變得更加復雜；三是因為宋代在王安石主政時，在科舉中取消了詩賦考試。
2．如何度量詩歌造詣
我們將唐代官員的詩歌造詣分為三個層次。
最高層次，是入選《唐詩三百首》的詩人?！短圃娙偈住酚赊刻镣耸繉O洙選編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是近250年來流傳最廣、影響很大的一部唐詩選本。詩選收錄詩人77名、唐詩313首，詩選中所收錄的詩被認為在文學上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第二層次，是《新唐書》中記錄的進士，因為進士需要通過政府的詩賦考試，理論上詩歌造詣也應勝人一籌。
最后一個層次，是《新唐書》中記錄的非進士出身的官員。
固然，作者也深知衡量詩歌造詣之難，而且有非常主觀之嫌，但是，倘若我們不勉力為之，這一研究就難以破局。這也同樣適用于后述的個人品德度量之法。
3．如何度量個人品德
本文從《新唐書》的記載中，判斷官員的品德高下。如果選錄在《唐詩三百首》卻并未被《新唐書》記載的詩人，本文從《唐登科記》、《唐才子傳》和《舊唐書》中獲取他們的個人品德信息。
凡在史書評價中，提及如下詞語的，我們將該官員歸為品德高尚的一類：
（1）忠誠（忠君、忠唐、忠烈、直諫、堅貞）；
（2）仁義（仁恕、弘易、薄賦、恩澤、賑災、撫恤、請命）；
（3）功德（有功、頌德、吏干、惠政、聲望、舉賢）；
（4）信禮（謙恭、端敏），清廉（廉潔、節(jié)操、清嚴）；
（5）正直（敢言、嫉惡、嚴法）。
如在史書評價中，提及如下詞語的，我們將該官員歸為品德低下的一類：
（1）奸佞（不臣、謀逆、酷吏、污誣、巧佞、怙威、肆行、齷齪）；
（2）貪腐（貪勢、嗜利、賄賂、鬻官、納贓、奢侈）；
（3）讒陷（誕譎、假譎、讒媚、詭詐、陰狡、阿諛、邪媚、諂事、諷刺）；
（4）曲附（權幸、請托）；
（5）忿狷（仇隙、嗜殺、殺降、剛愎、桀黠、殘忍、戾毒）。
四、研究設計
1．樣本選擇
本文數(shù)據來源主要出自《唐詩三百首》和《新唐書》。《唐詩三百首》中收錄的大多數(shù)詩人都是進士出身、后在朝廷擔任官員，也有一些并不是進士，如李白、杜甫等高產作者并非以進士登科，而是以舉薦等渠道為官。表1列示了選自《唐詩三百首》的樣本，其中共有77位詩人，剔除那些非文官及不愿為官、不能為官者，如皇帝、僧侶和一些無名氏之后，仍有64人，占總數(shù)的83％。
表1 《唐詩三百首》樣本選取詳表
表2列示了從《新唐書》中獲取的數(shù)據，包括進士及非進士出生官員，共1664位官員（包括302位進士和1362位非進士官員）。本文排除了武將和通過世襲得到職位的官員，以及那些無法獲知道德信息和無法明確判斷個人品德的官員。最終，這一樣本包含了《唐詩三百首》中的35位詩人，以及《新唐書》中133位進士和427位非進士官員。
表2 《唐詩三百首》和《新唐書》樣本選取一覽
2．樣本選擇的系統(tǒng)性偏差問題
蘅塘退士在編選《唐詩三百首》時，會否考慮詩人后驗的歷史名聲呢？如果是，那么本文意圖檢驗的詩歌與品德的正向關系，就可能是選編者的系統(tǒng)性偏好導致的自選擇問題。
我們不能完全排除這一可能性的存在，但是基于以下幾項證據，也許可以說明這一以德選詩的傾向并不嚴重。比如，溫庭筠曾經“代人作詩應考、擾亂科場”，道德不端，世人皆知，并被皇帝禁止參加科舉考試，但其詩作依然獲選。再如，李紳掌權后結黨弄權，且生活豪侈，私妓成群，但其早期所作的《憫農》“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依然入選。即便是《唐詩三百首》各自入選了29首詩作的李白和王維，在品德上也不是白璧無瑕，李白曾經附逆李璘，王維亦曾出仕安氏偽朝。在后文的描述性統(tǒng)計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唐詩三百首》中的詩人道德不高的也不乏其人。最后，詩選還收錄唐玄宗、杜秋娘、西鄙人、無名氏等作品，其生平及品德或不可考，或未有共識，且每人僅1首，這更能從側面反映其首在選詩，而非選人。
3．變量定義
因變量（ETHICS）定義為官員的品德水準（高尚為1，低下為0）。
主要自變量（TALENT）為官員詩歌造詣的代理變量。當以《唐詩三百首》與《新唐書》中進士比較時，入選《唐詩三百首》者定義為1；當以《新唐書》中進士與非進士比較時，進士定義為1；而單獨以《唐詩三百首》為樣本時，則定義為（1+入選詩集篇數(shù)）。
其他控制變量主要三類：
（1）宏觀因素：是否屬于鼎盛期（TIME），以安史之亂（755—762年）作為轉折點，之前盛世定義為1，之后衰敗則為0。
（2）中觀因素：官職品階RANK，考慮到官階包括“正”、“從”之分共有18階，1—6階為高，定義為1，7—14階為中，定義為2，其余為3。
（3）個人特質：如取仕年齡、出生地等，取仕年齡（AGE）在中位數(shù)之上定義為1，反之為0；出生地（PLACE）在唐代政治中心，如關內道、河南道定義為1，反之為0。
4．模型設定
本文分別采用邏輯回歸模型和傾向得分匹配方法檢驗唐代官員的詩歌造詣與其個人道德品質之間的關系，具體模型如下：
Prob（ETHICSi）/［1-Prob（ETHICSi）］=β0+β1TALENTi+β2TIMEi
+β3RANKi+β4AGEi+β5PLACEi+εi（1）
在傾向得分匹配中，我們用了四個控制變量來進行配對分析，分別是：①是否鼎盛期，TIME；②官員等級，RANK；③官員年齡，AGE；④官員出生地，PLACE。
五、實證結果
1．描述性統(tǒng)計
表3列示了描述性統(tǒng)計結果。樣本（《唐詩三百首》中詩人官員和《新唐書》中的進士、非進士）ETHICS的總體均值是0.7。其中，《唐詩三百首》中的詩人ETHICS的均值為0.86；《新唐書》中的進士ETHICS的均值次之，為0.74；《新唐書》中的非進士官員ETHICS的均值為0.67。從這一結果來看，詩歌造詣越高，個人品德也越高。并且，從表4列示的相關系數(shù)中也可以看到，TALENT與ETHICS顯著正相關（Spearmen=0.098，p=0.017；Pearson=0.079，p=0.055）。
表3 描述性統(tǒng)計
表4 相關系數(shù)表
矩陣上三角為斯皮爾曼回歸系數(shù)，下三角為皮爾森回歸系數(shù)。***，**和*分別表示p＜0.01，p＜0.05和p＜0.1。
表5列示了各個子樣本的ETHICS數(shù)據對比檢驗結果。我們發(fā)現(xiàn)《唐詩三百首》中詩人ETHICS數(shù)值顯著地高于《新唐書》中的非詩人官員（diff．=0.1661，p=0.019）；在比較進士和非進士官員時，可以發(fā)現(xiàn)進士官員的ETHICS要高于非進士官員（diff．=0.0699，p=0.064），上述結果均支持了本文關于詩歌和品德之間正相關的假設。
表5 單變量分析
***，**和*分別表示p＜0.01，p＜0.05和p＜0.1。
2．回歸檢驗
（1）詩人官員與非詩人官員品德
首先確定入選《唐詩三百首》的官員是否具有較高的道德水平。在這一檢驗中，來自《唐詩三百首》的詩人TALENT為1，否則為0；非詩人官員來自《新唐書》。檢驗結果顯示在表6的第一列。TALENT的相關系數(shù)和邊際效應都是顯著為正（coefficient=1.108，p=0.026；marginal effect=0.181，p=0.002），支持了詩歌和品德正相關的假說。
表6 詩歌與品德的Logit回歸結果
加粗部分為邊際效應，［］內數(shù)字為p值，***，**和*分別表示p＜0.01，p＜0.05和p＜0.1。
（2）進士官員與非進士官員品德比較
在這一檢驗中，我們使用《新唐書》中的官員數(shù)據，他們中的一部分通過科舉考試成為進士。一般來說，相對于非進士，進士應該有更好的詩歌造詣。如果是進士，則TALENT等于1，反之為0。此處的樣本中并不包括被選入《唐詩三百首》中的官員。
回歸結果顯示在表6的第二列，TALENT的相關系數(shù)和邊際效應是顯著為正（coefficient=0.571，p=0.084；marginal effect=0.114，p=0.062），此結果支持了詩歌和品德正相關的假設，也說明唐代的科舉制度能夠識別有較高道德水準的官員。
（3）詩人、進士和非進士品德比較
在本檢驗中，將使用兩個指標TALENT_poet和TALENT_Jinshi來代替TALENT，以區(qū)分詩人、進士和非進士官員。如果一個官員的詩歌選入《唐詩三百首》，則是本文定義的詩歌造詣最高的官員，TALENT_poet取值為1，否則為0。如果一個官員在《新唐書》中記載為進士（入選《唐詩三百首》的除外），則是本文定義的詩歌造詣第二層次的官員，TALENT_Jinshi取值為1，否則為0。在此基礎上，建立如下模型：
Prob（ETHICSi）/［1-Prob（ETHICSi）］=α0+α1TALENT_poeti
+α2TALENT_Jinshii+α3TIMEi+α4RANKi+α5AGEi+α6PLACEi+εi（2）
回歸結果列示在表6的第三列。TALENT_poet的相關系數(shù)和邊際效應顯著為正（coefficient=1.304，p=0.008；marginal effect=0.202，p=0.000），說明詩歌造詣最高層次的官員相比最低層次的官員，有顯著更高的道德水平。TALENT_Jinshi的相關系數(shù)和邊際效應顯著為正（coefficient=0.568，p=0.075；marginal effect=0.110，p=0.053），說明詩歌造詣第二層次的官員相比最低層次的官員，也有顯著更高的道德水平。TALENT_poet的相關系數(shù)和邊際效應也顯著地高于TALENT_Jinshi（Chisquaredtest，p=0.094），說明詩歌造詣最高層次的官員相比第二層次的官員，同樣具有顯著更高的道德水平。上述結果嚴格地支持了我們關于詩歌造詣與個人品德之間正向關系的假設。
六、穩(wěn)健性測試
1．使用連續(xù)的TALENT變量
（1）僅對《唐詩三百首》分析
我們僅對收錄在《唐詩三百首》中的官員進行分析。TALENT＝（1+該詩人收錄《唐詩三百首》的詩作篇數(shù)）。如果一個詩人收錄在《唐詩三百首》中的詩歌數(shù)量越多，則其詩歌造詣越高。表7列示了收錄在《唐詩三百首》中詩歌數(shù)量的分布，大多數(shù)（約45％）的詩人只有一首詩入選。實證結果列示在表8第一列。TALENT的相關系數(shù)為正但不顯著（coefficient=0.297，p=0.179），然而其邊際效應則顯著為正（coefficient=0.012，p=0.088）。
表7 《唐詩三百首》中詩人詩歌水平分布情況
表8 基于TALENT的詩歌和道德的Logit回歸結果
加粗部分為邊際效應，［］內數(shù)字為p值，***，**和*分別表示p＜0.01，p＜0.05和p＜0.1。
（2）使用全樣本分析
我們使用連續(xù)TALENT變量對于官員全樣本進行分析。對于詩歌入選《唐詩三百首》的官員，TALENT＝（1+ 該詩人收錄《唐詩三百首》的詩作篇數(shù)）；對于進士官員，TALENT等于1；對于非進士官員，TALENT等于0。實證結果列示在表8第二列，TALENT的相關系數(shù)顯著為正（coefficient=0.307，p=0.062），而且其邊際效應也顯著為正（coefficient=0.063，p=0.054），說明詩歌造詣與個人品德正相關。
2．傾向得分匹配方法
回歸分析依賴于關系的函數(shù)形式，配對可以免受這種限制，因此我們使用傾向得分匹配來重復檢驗。由于本文樣本中《唐詩三百首》有35位詩人，因此我們得到從《新唐書》中配比35對進士和非進士官員。當我們比較進士官員和非進士官員時，我們使用133位非進士官員配比133位進士官員。當我們比較詩人或進士和非進士官員時，我們使用168位非進士官員配比168位詩人或進士。我們以是否鼎盛期（TIME）、官位品級（RANK）、取仕年齡（AGE）、出生地（PLACE）作為配對變量予以控制。
表9列示了不同子樣本ETHICS顯著性差異。《唐詩三百首》中的詩人官員相比《新唐書》中的非詩人官員ETHICS更高（diff．=0.1429，p=0.0748）；進士官員的道德水平較非進士官員更高（diff．=0.1278，p=0.0013）。
表9 基于PSM配對樣本的單變量分析
***，**和*分別表示p＜0.01，p＜0.05和p＜0.1。
表10列示了基于配比樣本的回歸結果。當我們比較詩人官員和非詩人官員時，TALENT的相關系數(shù)和邊際效應都是顯著為正（coefficient=0.908，p=0.152；marginal effect=0.144，p=0.135）；當我們比較進士官員和非進士官員時，我們發(fā)現(xiàn)TALENT的相關系數(shù)和邊際效應都是顯著為正（coefficient=0.644，p=0.037；marginal effect=0.138，p=0.034），此結果均再次支持了詩歌和品德正相關的假設。
表10 基于PSM配對樣本下詩歌與道德的Logit回歸
加粗部分為邊際效應，［］內數(shù)字為p值，***，**和*分別表示p＜0.01，p＜0.05和p＜0.1。
最后，我們在回歸方程（2）中使用TALENT_poet和TALENT_Jinshi替代TALENT。TALENT_poet的相關系數(shù)和邊際效應都是顯著為正（coefficient=1.574，p=0.003；marginal effect=0.246，p=0.000）；TALENT_Jinshi的相關系數(shù)和邊際效應都是顯著為正（coefficient=0.737，p=0.017；marginal effect=0.151，p=0.012）。
3．基于《詩品》的穩(wěn)健性檢驗
在《唐詩三百首》和進士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選擇了《詩品》作為佐證?！对娖贰纷鳛槲覈糯撞吭娬搶Ｖ?，由南朝梁鐘嶸撰?！端鍟そ浖尽罚骸啊对娫u》三卷，鐘嶸撰?；蛟弧对娖贰??！彼摲秶饕俏逖栽?，共品評兩漢至梁代的詩人122人，計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在《詩品序》里，談到對詩的一般看法：“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辩妿V品評詩人，往往把詞采放在第一位。《詩品》囊括了該時期有記載的詩人，覆蓋面廣泛。
附表1列示了樣本選取情況，共有82人（占67.21％）。附表2列示了描述性統(tǒng)計結果。附表3列示了不同子樣本（上中下品）的ETHICS顯著性差異，上品詩人相比于非上品詩人ETHICS更高（diff．=0.2725，p=0.0547），上品詩人比中品詩人、下品詩人ETHICS也顯著為高。附表4列示了回歸結果，當我們單獨研究道德與詩品關系時，相關系數(shù)和邊際效應都為顯著正相關（coefficient=0.583，p=0.095；marginal effect=0.132，p=0.093）；當我們加入控制變量研究道德與詩品關系時，相關系數(shù)和邊際效應都為顯著正相關（coefficient=0.579，p=0.098；marginal effect=0.131，p=0.097），均再次支持了詩歌和品德正相關的假設。
七、結論及啟示
借助唐代的歷史資料，本文檢驗了官員詩歌造詣和個人品德之間的關系，結果發(fā)現(xiàn)兩者之間顯著正相關。這說明，個體的內在價值體系可以通過詩歌體現(xiàn)出來，因此中國古代詩歌的造詣是評價個體道德的工具變量。其次，唐代科舉中考察詩賦的做法也得到了本文研究發(fā)現(xiàn)的支持，說明在政府治理中強調道德的權重有科學的依據，并且確實在中國古代得到了有效的運用。本研究也表明，在實證研究以及經濟學研究中引入道德這一因素，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忽視道德的存在，將使得我們在解釋很多現(xiàn)象時束手無策，甚至做出錯誤的解釋。
最后，雖然西方學者對于詩歌與品德的關系也有不少論述，比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里提及詩人的倫理道德傾向，主張文學有益于人的情感凈化并引導人向善；布瓦洛認為“一個有德的作家，具有無邪的詩才，能使人耳怡目悅而絕不腐蝕人心”；海德格也認為“所謂作詩，不過是人彰顯自身道德性、神性的一種方式”。但是，基于中西方社會的巨大差異，中西方對于詩歌的認識存在著顯著不同，本文不認為關于中國古代詩歌與品德的關系可以適用于西方。
附表1 《詩品》樣本選擇
若在樣本中位數(shù)期間（晉朝）之前，則TIME為1，否則為0；若品級較低（下品）則RANK為1，品級中等（中品）為2，品級較高（上品）則為3；如果出生于政治中心，則PLACE為1，否則為0。
附表2 描述性統(tǒng)計
附表3 單變量檢驗
附表4 基于《詩品》的詩歌與道德Logit回歸
加粗部分為邊際效應，［］內數(shù)字為p值，***，**和*分別表示p＜0.01，p＜0.05和p＜0.1。
- 作者簡介：陳冬華，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制度與文化視角下的公司治理及財務會計研究；李真，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會計、審計與稅務；楊賢，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經濟學；俞俊利（通訊作者），博士后，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下的公司治理研究。本文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隱性契約對中國公司治理的影響：理論與實證”（項目批準號：71372032）的階段性成果。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