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學革命與文學傳統(tǒng)

——對若干歷史現(xiàn)象的回顧和再認識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在我國歷史上空前深刻而徹底的文化革新運動，作為這個運動重要內容的文學革命，即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也是一場空前深刻而徹底的文學革新運動。

“五四”文學革命的發(fā)難者和先驅者們在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時候，對傳統(tǒng)文化和文學曾經采取過一種偏激態(tài)度，通常對這種偏激態(tài)度的解釋是：當時新文化運動向占統(tǒng)治地位的封建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發(fā)起猛烈沖擊，并且大喊大叫地爭取自己的生存和發(fā)展，因而這種偏激是難以避免的。還有一種解釋是當時文化革命的先驅者使用的是壞就是一壞皆壞，好就是一切皆好的形式主義方法。這樣的解釋誠然都是對的。但除此以外還有一個深刻的歷史原因，這在陳獨秀的文學發(fā)難文章中已經涉及，他說當時“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他認為“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的“垢污深積”。正是這種舊文化的“垢污深積”在很大程度上使近代開始的種種文化改革的倡導和實踐不能順利進行，乃至半途而廢，更談不上徹底變革。這個歷史教訓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五四”文學革命先驅者們在批判舊文化時的勇猛精神和偏激態(tài)度。習慣于看到中國歷史上的“托古改制”現(xiàn)象和中國文學史上的以“復古”為“通變”現(xiàn)象的人，曾為“五四”文學革命對文學傳統(tǒng)的無情攻擊而感到驚訝或困惑，甚至目瞪口呆，迂腐的守舊派更是痛心疾首，起而反對。“五四”文學革命以后的一個時期內，守舊派又往往以保存、接受傳統(tǒng)文學為借口來反對新文學，革新派又往往為了保衛(wèi)新文學而忽略對傳統(tǒng)文學的繼承，這種現(xiàn)象也是為中國的具體歷史狀況所規(guī)定，而且有著種種復雜的情況，因此，作為一種歷史經驗來做再認識，或許也是必要和有益的。

“五四”運動發(fā)生在1919年，在此之前，文學革命已由積漸醞釀到正式發(fā)難。1916年8月，李大釗在《晨鐘之使命》一文中說：“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而新文藝之勃興，尤必賴有一二哲人，犯當世之不韙，發(fā)揮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權威，為自我覺醒之絕叫，而后當時有眾之沉夢，賴以驚破。”他號召興起一個像19世紀30年代“青年德意志”運動那樣的文學運動，“海內青年，其有聞風興起者乎？甚愿執(zhí)鞭從之矣”。

1916年10月初，陳獨秀致函當時正在美國留學的胡適，信中說：“文學改革，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戲言，更非空言……此事務求足下賜以所作寫實文字，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蓖?0月，胡適致函陳獨秀，認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稍后胡適又撰成《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發(fā)表，提出“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重申他致陳獨秀信中提出的“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和“不避俗字俗語”等“八事”，主張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接著，陳獨秀在《新青年》發(fā)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以反對封建文學為目標的“三大主義”。陳獨秀尊胡適為首舉文學革命義旗之急先鋒，他自己“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在“五四”文學革命的歷史上，《晨鐘之使命》《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都是文學革命發(fā)難的重要文章。如果說《文學革命論》較《文學改良芻議》一個明顯的不同是前者把文學革命看做是政治革新和思想啟蒙的必要條件，而《晨鐘之使命》更是著重說明新政治、新文明之產生與新文學之興起之間的關系。《文學革命論》較《晨鐘之使命》的明顯不同則在于前者更多更具體地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作了審視和批判，這種審視和批判表現(xiàn)出作者反對舊文學的勇猛、激烈的革命精神，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表現(xiàn)了一種片面態(tài)度。那種勇猛、激烈的革命精神卻又正是《文學改良芻議》所缺乏的。50多年前，鄭振鐸就認為《文學革命論》較之《文學改良芻議》更為激進，他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的導言中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陳獨秀繼之而作《文學革命論》，主張便鮮明確定得多了。他以“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方、劉、姚”為“十八妖魔輩”，而斷然加以排斥……他高張著“文學革命軍”大旗，“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彼鸷m的信道：“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他是這樣的具著烈火般的熊熊的熱誠，在做著打先鋒的事業(yè)。他是不動搖，不退縮，也不容別人的動搖與退縮的。

從《文學革命論》全文看，陳獨秀批判舊文學的激進態(tài)度表現(xiàn)為既反對傳統(tǒng)文學的內容，也反對傳統(tǒng)文學的文體，但他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的“白話文學正宗”說，他在斥“十八妖魔輩”的作品“直無一字有存在之價值”的同時，卻尊馬致遠、施耐庵和曹雪芹都是“蓋代文豪”^[1]，也是從這種觀點出發(fā)，他雖認為韓愈文章“起八代之衰”之說并非“確論”，卻又認為“然變八代之法，開宗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2]按當時的歷史事實，李大釗、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匯合在一起，實際上就確定了文學革命的作用和內容：為了革新政治，勢必革新文學，而為了革新文學，就要倡導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就要反對舊文學。事實上，要求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實際上不僅涉及文學的創(chuàng)作，而且牽及社會文化的很多方面，《文學革命論》在批評“文學之文，概不足觀”之外，還攻擊到碑銘墓志、尋常啟事、匾額題言和俗套春聯(lián)等應用文，斥之為“皆阿諛的虛偽的鋪張的貴族古典文學階之厲耳”。

正因為文言、白話之爭事實上不可能只限于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所以反對文言文在當時所引起的社會震動較之一般地提倡新文學所引起的震動為大。自那時開始不斷出現(xiàn)的“四面八方的反對白話聲”很多來自并非關心文學之人。不僅是遺老遺少，也不僅是道學迂儒，還有留洋教授，都視胡、陳為洪水猛獸。胡適、陳獨秀遭到大量攻擊并且由此在社會上“名聲”很大，同這種情況也很有關系。但文學界的人攻擊文學革命也是從攻擊白話文開始的，或者是以白話文為主要對象的。為大家所熟悉的林紓的《論古文之不當廢》和《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就是極力反對白話文、維護文言文的?！墩摴盼陌自捴嘞L》發(fā)表于《文藝叢報》，這個刊物出版于1919年初，在“五四”運動前幾個月，創(chuàng)辦人陳拾遺是提倡保存“國粹”的守舊派，這個刊物所發(fā)表的文章實際上不僅反對白話文，而且也反對所謂“與國粹為大敵”的“歐糟”“美粕”。也是在這一年3月間，北京出現(xiàn)“國故社”及其主辦的《國故》雜志，以“昌明中國故有之學術”為宗旨，提出要重振“頹綱”?！皣噬纭币酝炀取皣鴮W”來和新文化運動相對抗，勢必要遭到提倡和擁護文學革命者的回擊。當時也在北京成立的“新潮社”及其主辦的《新潮》雜志登載了毛子水（“新潮社”成員）的《國故和科學的精神》，批評“近來研究國故的人”，既不知“國故”的性質，也沒有“科學的精神”，只是“抱殘守缺”，于是雙方往來辯駁。同時，在南京高等師范執(zhí)教的胡先骕發(fā)表了《中國文學改良論》（上），反對以白話文替代文言文，責備提倡新文學者是“盡棄遺產”“以圖赤手創(chuàng)業(yè)”。這篇文章實際上或者說在很大程度上起著和北京“國故社”的研究和昌明國故的主張遙相呼應的作用，于是又引出新潮社另一成員羅家倫的駁斥之文——《駁胡先骕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胡先骕后來是“學衡派”中人。“學衡派”以1921年創(chuàng)辦的《學衡》雜志而得名，《學衡》和1925年在北京復刊的《甲寅》雜志一樣，它們的矛頭都是直指“五四”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它們的種種言論也遭到了文學革命先行者們的駁斥。以上這些事實在現(xiàn)代文學史著作中常被記載，被概括地稱作“對復古派的斗爭”或是“與封建復古主義者的斗爭”。

正當“國故社”和“新潮社”就研究“國故”問題相互駁難的時候，提倡文學改良和文學革命的胡適在《新潮》上發(fā)表了《論國故學》，這篇文章發(fā)表時附在毛子水的《〈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之后，原是胡適致毛子水的信。毛子水文中懷疑當時整理國故“沒有多大”的益處。胡適在文中卻說，“現(xiàn)在整理國故的必要，實在很多”，并說要用“自覺的科學方法”來研究國故，他還說：“國故學的性質不外乎要懂得國故，這是人類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說是應時勢之需，便是古人‘通經而致治平’的夢想了?！薄叭粽f是應時勢之需”云云，說明胡適當時把研究國故限于純學術范圍內，有別于當時整理國故中出現(xiàn)的挽救“頹綱”的迂腐見解。1922年，胡適脫離“新青年”陣營后另辦《努力》周報，后又附出《讀書雜志》，他在《發(fā)起讀書雜志的緣起》中說，創(chuàng)辦這個新雜志是沿用清代著名樸學家王念孫父子《讀書雜志》的名稱，《緣起》的末尾，他希望“大家少說點空話，多讀點好書”，由于他在此之前發(fā)表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中不止一次攻擊宣傳社會革命理論是“空談好聽的主義”“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人們自然地就把它們聯(lián)系起來。而他在創(chuàng)辦的《讀書雜志》上又提倡研究國故，加之他后來又把從1920年開始的章回小說考證工作所體現(xiàn)的“科學方法”說成是可以“教我的少年朋友學一點防身的本領”，還說，“我這里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就是說，他把自己提倡的“整理國故”的方法之一的考據(jù)學，同反對馬克思主義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把“整理國故”當作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手段，賦予“整理國故”以政治、思想斗爭的色彩，實際上違背了他的純學術宣傳。

胡適在20年代提倡整理國故，曾招致衛(wèi)護“五四”文學革命業(yè)績的人的抨擊，視之為復古逆流，或者助長了復古氣焰，因而有害或者不利于新文學運動的發(fā)展。1923年1月《國學季刊》創(chuàng)刊，提倡“整理國故”，胡適在《發(fā)刊宣言》中疾呼“古學要淪亡了”，感嘆“無限的悲觀”后，各地紛紛開辦國學館，一時成風。郭沫若在《整理國故的評價》中說，有的國學研究家“向著中學生也要講演整理國故，向著留洋學生也要宣傳研究國學”，“大鑼大鼓四處去宣傳”。魯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中也說：“倘以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謬絕倫?！碑敃r，社會上反對新文化、反對白話文的勢力仍很猖獗，1924年北洋政府的國務總理孫寶琦下令教育部核辦取締“新學說”，還發(fā)生查禁陳獨秀文集和禁演易卜生的《娜拉》等事件，看來并非偶然。在1924年發(fā)表《四面八方的反對白話聲》《恢復科舉吧》和《康圣人修孔廟》等抨擊復古潮流文章的沈雁冰于同年連續(xù)撰寫了針對“整理國故”之風的《文學界的反動運動》和《進一步退兩步》兩篇文章。前者主要鋒芒針對“學衡派”及其他復古派，認為他們掀起一股“兇惡的反動潮流”，文章說：“我們要站在兇惡的反動潮流前面盡力抵抗。”后者主要批評新文學營壘中提倡研究國故的人，他說，雖然新文學運動“不是單純的白話運動”，但是“新文學運動的第一步一定要是白話運動”，他認為當時“白話的勢力尚未十分鞏固”，“白話文尚未在廣遍的社會里取得深切的信仰”和“建立不拔的根基”，由此他以為“做白話文的朋友們”的整理國故是一種“退讓”，“遂引起了復古運動”。沈雁冰是贊成新文學運動中應有估價、整理舊文學任務的主張的，在這篇文章中他也申明了這種態(tài)度，他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反對“做白話文的朋友們”在此時此際提倡和研究國故。他批評的“朋友們”中當有胡適，但又不僅是胡適。沈雁冰的這種看法和當時魯迅、郭沫若等人的看法大致相同，是有代表性的?，F(xiàn)在的文學史著作大抵把20年代胡適提倡（其實鄭振鐸也提倡）整理國故看做是有害或者不利于當時新文學發(fā)展的舉動，也就把它概括在“新文學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分化”或“與右翼資產階級的斗爭”的內容中加以敘述和評論。但這種看法或許并不全面，或許值得懷疑，或許會有爭論。

“五四”文學革命時期發(fā)生的圍繞著提倡“國故學”和“整理國故”的爭論有著復雜性，當這種提倡是為了反對新文學的時候，當這種提倡表現(xiàn)為以“讀書”以“考據(jù)”來對抗社會革命宣傳的時候，它們的歷史命運是可悲的，但如果從另一個方面來審視，從繼承文學傳統(tǒng)這個命題來考察，卻又需要作另一方面的觀照。

“五四”文學革命時期人們談論的所謂國故，泛指我國固有的文化和學術，并不專指我國古代文學，但包含著古代文學，有時甚至成為文學傳統(tǒng)的同義語。因此，當時圍繞著“國故學”的爭論，也就必然涉及文學革命和文學傳統(tǒng)的關系。在這個問題上，較早用比較明確的語言來表達和爭論的是上文提到過的胡先骕的《中國文學改良論》（上）和羅家倫的《駁胡先骕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據(jù)羅家倫說，胡文是受到“燒料國粹家”們熱烈歡迎并拍手稱快之作。從反對以白話文取代文言以及嘲諷文學革命的發(fā)難者這點上說，胡先骕之文確是表達了守舊的國粹家的心聲，但胡文中關于文學的革故鼎新關系的論述卻超過了那班只以保存“國粹”為能事的“國粹家”，從而表現(xiàn)出他的高遠識見，文中說：

蓋人之異于物者，以其有思想之歷史，而前人之著作，即后人之遺產也。若盡棄遺產，以圖赤手創(chuàng)業(yè)，不亦難乎……故欲創(chuàng)造新文學，必浸淫于古籍，盡得其精華，而遺其糟粕，乃能應時勢之趨，而創(chuàng)造一時之新文學，如廝始可望其成功。

羅家倫文中則說：

“用已有的材料方可從事創(chuàng)造”一句話我們是承認的。我們同胡君主張不同的地方只是胡君所注重的僅是這句上半句“已有的材料”，而攻擊我們“創(chuàng)造”；我們則注重下半句“從事創(chuàng)造”，當然以已有的材料為用……有人以為我們創(chuàng)造新文學不用文言，就是不用已有的材料。這話真不值一駁。

從羅家倫與胡先骕的論戰(zhàn)中，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共同點，即彼此都認為從事創(chuàng)造要利用“已有之材料”，實際就涉及文學的革新需要繼承文學的傳統(tǒng)這一命題。胡先骕文章中的可取之處也表現(xiàn)在這里。胡文又曾嘲諷文學革命運動的“盲從者”為文學革命發(fā)難者的“外國畢業(yè)及哲學博士等頭銜所震”，他于是自詡“亦曾留學外國，寢饋于英國文學，略知文學之源流”，但他在說“故欲創(chuàng)造新文學，必浸淫于古籍”和說“故居今日而言創(chuàng)造新文學，必以古文學為根基”之時，卻沒有強調創(chuàng)造新文學也要借鑒外國文學。他只是似是而非地說到“故俄國之文學，其始脫胎于英、法，而今遠駕其上，即善用其古產，而能發(fā)揚張大之耳”。羅家倫卻擒住胡先骕的這句話，生發(fā)開去，論說文學革命正是中西文學接觸和撞擊的結果：

胡君以“俄國之文學出于英、法而今遠駕其上”，誠然誠然……人類文化是大公的，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原是不足為恥的事。從前法國文學影響英國，后來英國文學影響法國；從前英國文學影響德國，后來德國文學影響英國。一看歐美文學進化史，則展轉影響，不可勝數(shù)。而且進步也都是由互相接觸得來的。中國這次文學革命，乃是中國與世界文學接觸的結果，文學進化史上不能免的階段，請大家不要少見多怪罷！

從“純文化”的觀照角度來看，這樣一些歷史事實值得我們注意，羅、胡論戰(zhàn)是在1919年，這年胡適發(fā)表《論國故學》，次年胡適開始寫作一系列中國章回小說考證文章，魯迅寫作《中國小說史略》。再過一年，即1921年，在北京成立的著名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簡章》中提出了“整理中國的舊文學”的任務，幾乎和《國學季刊》提倡整理國故同時，文學研究會主辦的《小說月報》增辟“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欄，就研究與整理中國傳統(tǒng)文學與新文學運動的關系展開討論，參與討論的不少文章大抵闡說了整理國故的必要性。當時的主編鄭振鐸發(fā)表了《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文章一開頭就說：“我主張在新文學運動的熱潮里，應有整理國故的一種舉動?！编嵳耔I所說的“國故新研究”，是為了區(qū)別于國粹派的國故研究，所以他認為這種新研究有助于打破國粹派的舊觀念，他說：“正如馬丁·路德宗教改革，舊教中人藉托《圣經》以愚蒙世人，路德便抉《圣經》的真義，以攻擊他們。路德之成功，即在于此。我們現(xiàn)在的整理國故，也是這種意思?！边@種論述倒是帶上了西方文藝復興的色彩。他又說：“我以為我們所謂新文學運動，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國的故有的文藝作品。這種運動的真意義，一方面在建設我們的新文學觀，創(chuàng)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卻要重新估定或發(fā)現(xiàn)中國文學的價值?！编嵳耔I這篇文章發(fā)表于1923年1月，同年5月，他在《文學旬刊》第七十三期的《給讀者》中說：“本刊對于盲目的復古運動與投機的‘反文學’運動，雖曾疊次加以熱烈的攻擊，卻沒有發(fā)生什么效果，到現(xiàn)在，盲目的復古派還自若的在進行著”，“我們仍舊繼續(xù)的對一切愚頑的敵人，下熱烈的攻擊”。由此看來，鄭振鐸提倡的“國故的新研究”既有著與國粹派、“盲目的復古派”劃清界限的目的，同時也確認國故之研究是新文學建設中應有之舉。同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1923年后開始掀起的關于整理國故的論戰(zhàn)中，一些持批評態(tài)度的人，也已經不完全采取1917年之際像陳獨秀、錢玄同等人提倡文學革命時所使用的“絕對之是”的“過悍”態(tài)度，當時成仿吾所寫的《國學運動的吾見》中所表現(xiàn)的反對態(tài)度雖十分激烈，但他同時也說：“國學，我們當然不能說它沒有研究之價值”，“然而研究的人一要有十分的素養(yǎng)，二要取適當?shù)姆椒ā７从^現(xiàn)在許多熱心國學運動的人，卻不僅沒有十分的素養(yǎng)，也還未取適當?shù)姆椒?。”郭沫若在《整理國故的評價》中除了同意成仿吾說的研究的方法要合乎科學精神外，還說：“但如只徒籠統(tǒng)地排斥國學，排斥國學研究者，這與籠統(tǒng)地宣傳國學，勸人做國學研究者所犯的弊病是同一的”，“所以凡事只能各行其是，不必強人于同。只能先求人有自我的覺悟，并求有益于社會，則百川殊途而歸于海，于不同之中正可以見出大同。不必兢兢焉強人以同，亦不必兢兢焉斥人以異”。這時文學研究會的另一重要人物沈雁冰在《進一步退兩步》一文中說，“我也知道‘整理舊的’也是新文學運動題內應有之事”，在這點上他和鄭振鐸所持的新文學運動中“應有整理國故的一種舉動”的觀點相同，不同的是他認為不是當務之急。與沈雁冰所持觀點相近似的成仿吾也說“然而現(xiàn)在便高談研究”，“未免為時過早”。

但“為時過早”說并沒能阻擋住新文學營壘內發(fā)生的研究國故、研究傳統(tǒng)文學的主張和實踐，到了1927年，《小說月報》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專號，刊有60多篇研究論文，內容從先秦漢魏文學到明清小說，其間包括唐詩、宋詞和元曲等的研究文章，以至后來被人認為這個專號實際是一部學術論文集。鄭振鐸為這個專號撰寫的《卷頭語》中以兩個武士各自只看到盾的一面而發(fā)生爭論的故事，比喻傳統(tǒng)文學成分的復雜，因而需要研究和鑒別，他說：

近來為中國文學而爭論的先生們，不有類于這兩個武士么？有的說，中國文學是如何的美好高超，哪一國的作品有我們的這么精瑩。有的說，我們的都是有毒的東西，會阻礙進步的，哪里比得上人家，最好是一束束的把他們倒在垃圾堆中。他們真的還沒有見到這面盾的真相。這面盾原是比之武士們所見的金銀盾，構成的成份更復雜，而且更具有迷人的色彩與圖案的。這是我們區(qū)區(qū)愿望，要在這里就力之所能及的范圍內，把這面盾的真相顯示給大家。

是否可以這么來認識，20年代胡適提倡“整理國故”和鄭振鐸提倡“國故之新研究”，以及他們的種種實踐，就文化“本位”的意義上說，他們傳達了一個重要的信息，也是適應了一種需要，在文學革命初期對傳統(tǒng)文學做出異常激烈的批判和攻擊之后，需要對傳統(tǒng)文學認真而從容地進行分析、思考和反省，以助于新文學的創(chuàng)造和新文化的建設?；蛟S可以說，從這一角度考察，也還是歷史的審視，是歷史現(xiàn)象的另一種觀照。

胡適對待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是矛盾的，也是有變化的，在整理國故問題上也是如此。1919年他在說明整理國故的必要性時只強調要“懂得”它，后來又說：“我所以要整理國故，只是要人明白這些東西原來‘不過如此’?！保ā墩韲逝c打鬼》）他在這方面最有價值的說法倒是在《新思潮的意義》中說的“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他把整理國故和新的文化建設聯(lián)系起來，終于表示了與只強調借助西方文化的主張的不同。

在新文學的建設中，既要借助外國文化，又要繼承傳統(tǒng)，即一手伸向外國，一手伸向傳統(tǒng)，這種“兩手信號”在1921年改革后的《小說月報》上表現(xiàn)得最為鮮明，它在“介紹世界文學潮流之趨向，討論中國文學革進之方法”的同時，逐漸增加了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內容，在出現(xiàn)“俄國文學研究”“法國文學研究”和“現(xiàn)代世界文學研究”等專號外，又出現(xiàn)了上文提到的“中國文學研究”專號，并且號召人們從事研究清理傳統(tǒng)文學這個“艱難”而“偉大”的工作。1923年后任《小說月報》主編的鄭振鐸在另一篇題為《研究中國文學之新途徑》中，又以一種宏大的氣魄，要求揚棄古人文學研究中的種種弊端，提倡對傳統(tǒng)文學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于一個時代之研究的著作”，“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于每一種文體之研究的著作”，“我們還應該有不少部綜敘全部中國文學之發(fā)展的文學史，或詳?shù)?，或略的，或為學者的研究結果，具有不少獨特之創(chuàng)見的，或為極詳明的集合前人各種特殊研究之結果，而以大力量融合為一的、或為極精細的搜輯不少粗制的材料而成為浩大的工程的，或疏疏朗朗的以流麗可愛的技術而寫作出來的”，他還說：“我們還應該有不少部關于中國文學的辭書、類書、百科全書，還應該有不少關于它的參考書目、研究指導，等等?！编嵳耔I這里表現(xiàn)的是一種高瞻遠矚的氣魄，他在文章的“結論與希望”部分又把研究傳統(tǒng)文學的工作置放在中西文學“接觸”會產生一個“大時代”這種戰(zhàn)略宏圖中來予以認識：

中國的文學曾因與印度的文學的接觸而產生了一個大時代?，F(xiàn)在卻是與西方文學相接觸了，這個偉大的接觸，一定會產生更偉大的時代出現(xiàn)的。文藝復興的預示，已隱隱的現(xiàn)于桃紅色天空的云端了。在這個將來的大時代，將來的文藝復興期中，每個努力于文藝者，都會有他的一份貢獻……而研究中國文學者，也自應努力去研究，去建造許多古未所有的專門的功績……大時代不是一日一夜所能造成，也不是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造成，我們有我們的一分工作，我們不能放棄了我們應做的工作！

是的，“五四”文學革命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先行者們并沒有“放棄”這項工作，他們還做出過在那個歷史條件下他們能夠作出的貢獻，自發(fā)難文學革命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文學陣營中人在傳統(tǒng)文學的研究上做出巨大和重要成績的有魯迅的小說史研究，胡適的章回小說研究，鄭振鐸的文學史研究，還有沈雁冰的神話研究，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等。他們的著作至今還產生著不同程度的影響。但總的說來，那時的成就又是有限的，鄭振鐸所倡導的種種著作，遠沒有完成或很好地完成。胡適在50年代曾經說過他不贊成“五四”文學革命之說，他說那是一個文藝“更生”和“再生”運動，但他又說在這個“再生”運動中和運動以后的一段時間內，有“提倡有心，創(chuàng)造無力”的現(xiàn)象。他所說的“創(chuàng)造”指文藝作品。但借用來說明“五四”文學革命后一段時間內缺少能與這場革命相稱的、對傳統(tǒng)文學再估價的巨著力作，也還是合適的。

為什么說“創(chuàng)造無力”呢？作為一種歷史現(xiàn)象來看，卻又同“五四”文學革命激烈攻擊傳統(tǒng)文學的特點有關，簡單化地論說這種特點為優(yōu)為劣固然是不恰當?shù)?，但這種特點確實帶來了輕視文學傳統(tǒng)的偏向，這種偏向的影響是深遠的。1950年周揚在《怎樣批判舊文學》中說這種偏向也被30年代以后的左翼文藝運動繼承下來，他說：左翼文學運動中批判了“五四”運動的不徹底，但否定一切舊文化的偏向卻沒有克服，“當時我們是堅決摒棄一切舊東西，反對舊戲，就連《水滸傳》也不主張叫人看的”。周揚在這篇講演稿中還把在對舊文化問題上發(fā)生過的偏向視作關于共產黨“不要文化”的謠言的一種“客觀的因素”。這也是為什么周揚在新中國成立后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提倡和強調重視文藝遺產的研究和整理的重要原因。

同樣作為一種歷史現(xiàn)象來審視，“五四”文學革命后一段時間內缺少對傳統(tǒng)文學再估價的巨著力作，還同當時人們沒有能夠把西方文化同中國傳統(tǒng)文學“接觸”的宏觀視點真正融化于具體的實踐，或者在實踐中過于匆促有關。作為這種“接觸”的一種具體表現(xiàn)（遠不是全部），當時人們自覺地認識到重新估價和研究傳統(tǒng)文學也需要借用西方文化作武器，在新文學陣營中發(fā)生的整理國故的爭論中，無論是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還是鄭振鐸倡導的“國故之新研究”，都主張要用科學的方法，批評者或者認為國故研究非當務之急的人也主張應有科學的方法。所不同的是批評者往往不具體描繪是一種什么樣的科學方法，提倡者倒是十分明確地亮出他們的具體主張。胡適1920年披露的《水滸傳考證》中說他要借這篇文章貢獻給大家一種“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后來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中又宣揚“歷史的方法”，他說：

歷史的方法——“祖孫的方法”，它從來不把一個制度或學說看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總把它看作一個中段：一頭是它所以發(fā)生的原因，一頭是它自己發(fā)生的效果；上頭有它的祖父，下面有它的子孫。捉住了這兩頭，它再也逃不出去了！這個方法的應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寬恕的，因為它處處指出一個制度或學說所以發(fā)生的原因，指出它的歷史背景，故能了解它在歷史上占的地位與價值，故不致有過份的苛責。一方面，這個方法又是最嚴厲的，是帶有革命性質的，因為它處處拿一個學說或制度所發(fā)生的結果來評判它本身的價值，故最公平，又最厲害。這種方法是一切帶有評判（critical）精神的運動的一個重要武器。

在一個時期內，對胡適的“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和“歷史的方法”的批評常常偏于論說它的非科學性。這種批評招來了異議。這種批評和異議目前依然存在，估計今后還會出現(xiàn)。我們不妨暫時撇開這種爭議，來考察胡適的研究成果和他提倡的方法之間有無誤差和迷失，或許可以窺知“創(chuàng)造無力”的一種端倪。

胡適是在《水滸傳考證》中提出“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的，但該文所提供的例子卻是淺近浮泛的。比如他從周密《癸辛雜識》所載的龔圣與《宋江三十六人贊》得出“當時宋遺民的故國之思的表現(xiàn)”和“希望當時的草澤英雄出來推翻異族政府”的看法，進而論斷“這便是元朝水滸故事所以非常發(fā)達的原因”，還論斷說元朝之被推翻“雖有許多原因”，“但我們讀了龔圣與、周密的議論，可以知道水滸故事的發(fā)達與傳播也許是漢族光復的一個重要原因哩！”胡適宣傳的“歷史的方法”是重視“歷史背景”和“歷史價值”的，但他這番對元代水滸故事“發(fā)達”的“背景”和“價值”的解釋顯然是粗淺的，即使它是正確的，和他所標榜的新的自覺的科學方法也不相稱。事實上，它與明人李贄《忠義水滸傳序》中的“發(fā)憤”之作的見解的立論方法和角度幾乎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李贄認為《水滸傳》成書于元代，《水滸傳》作者有民族意識，所以說“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此外，胡適在應用“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時，說“元朝文學家的文學技術程度的幼稚，決不能產生我們現(xiàn)有的《水滸傳》”，也就是所謂“元代只是白話文學的草創(chuàng)時代，不是白話文學的成人時代”，這種說明又是似是而非的浮泛說法，因為它排除了其他的或者是“偶然”的因素。即使《水滸傳》并非作于元代之說是可靠的，他的這種說明卻流于簡單化。而且，這實際上還是古人早已應用的方法，如古人辯證“蘇李詩”非“西漢文”，也就是用的這種方法。因此，這又與他宣揚的新的“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不相稱?？傊?，即使人們尊重胡適宣揚的“歷史方法”，即使人們承認它是一種科學方法，也會發(fā)現(xiàn)他在應用時實在力不從心。這也是人們往往重視胡適的考證成績而不重視他通過考證企圖宣揚的新方法的重要原因。胡適的研究成果和他提倡的方法之間的誤差乃至迷失，就使他的考證文章在整體上呈現(xiàn)出“舊”的而非“新”的面貌。他自己愛說的“考據(jù)癖”其實來自清代的漢學即樸學，這是他自己也承認的，他尊乾嘉學者是“第一流聰明才智”的人物，不過他有時為了表示區(qū)別，就愛說他做的是“半新不舊的考據(jù)”。他在《水滸傳考證》中曾說：“我想《水滸傳》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占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的多，這部書很當?shù)闷鹨粋€閻若璩來替他做一番考評的工夫，很當?shù)闷鹨粋€王念孫來替他做一番訓詁工夫。我雖然夠不上做這種大事業(yè)——只好讓將來的學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打開一條新道路?！焙m當然知道他所崇拜的清代樸學大師們即使還活著也是不可能對《水滸傳》作考評和訓詁的，因為他們雖然把我國傳統(tǒng)的考據(jù)學、訓詁學和?？睂W推進到了一個高峰，但他們的文學觀念是落后的，他們一般不重視乃至排斥小說、戲曲這類“俗文學”。揚棄清代樸學家陳腐的文學偏見，繼承他們的治學方法，用來研究“俗文學”，是近代中國文學研究上的一個重要變化，這一變化的代表人物是王國維。王國維是重視“新思想”“新學語”的輸入并推動中國文學和學術事業(yè)發(fā)展的有宏觀審視眼光的學者，他還曾較早地吸收西方哲學、美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但他后來落伍了。王國維和另一位近代著名人物梁啟超在“五四”運動以后都在北京任教，如果說梁啟超在“五四”文學革命以后曾經改變文風，也兼用“國語文”來寫作，從這一角度表示他對文化運動潮流的認同，那么，王國維卻連這一點都沒有做到。王國維和梁啟超不是新文學營壘中人，但他們在“五四”以后都還是被人推崇的“國學大師”。作為新文學營壘中的著名人物的胡適在提倡和研究國故的實踐中與他們有不少共同點，在對待清代樸學的態(tài)度上更趨一致。1928年第六十四期《學衡》雜志登載的谷永《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中說胡適“盡受”王國維的影響，甚至說：“故凡先生有言，胡稱臣莫不應之、實行之，一切之論發(fā)自先生而衍之胡氏?！边@在當時也是一種論戰(zhàn)語言，實又是攻擊和貶抑胡適，胡適從來沒有說過他深受王國維影響。但即使在事實上受到影響，也不是胡適的缺點，卻是他治學的一個長處。

胡適和他同道的考據(jù)文章，當時也遭到非議和攻擊，成仿吾就說“他們的方法與態(tài)度，不外是承襲清時的考據(jù)家”，而那是“非科學的舊法”，“所以他們縱然拼命研究，充其量不過增加一些從前那種無益的考據(jù)”，又說：“若這樣的考證便是國學運動的全部，我們倒也不須多說了?！笨紦?jù)當然不是國學研究的“全部”，但考據(jù)也并非“無益”，而且還是研究中必要的工作。所以當時郭沫若說“仿吾亦失之偏激”。

鄭振鐸倒是贊許胡適的考據(jù)文章而且是在文學研究要走新路的前提下作出贊許的，在《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中，鄭振鐸說：“我們要走新路，先要經過連接著的兩段大路；一段路叫做‘歸納的考察’，一段路叫做‘進化的觀念’?！彼陉U述“歸納的考察”時又歸結為“無證不信”和“拿證據(jù)來”。他認為索隱派“紅學”走錯了路，而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是用的“新的方法”，是“歸納的研究方法”。鄭振鐸把他所說的“進化的觀念”歸結到“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實際也是同意胡適的“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的。但鄭振鐸在30年代初轉為接受弗里契的文學批評觀念，又表現(xiàn)出和胡適的不同。

鄭振鐸和胡適都是新文學營壘中重視研究文學遺產并在實踐上有大量成果的學者，他們提倡走“新路”，但無論從他們的文學史著作還是從考據(jù)文章來看，他們在實現(xiàn)自己提倡的“新的方法”上都顯得匆忙，他們的實踐與他們的提倡也都有差距。

魯迅對20年代和30年代初出現(xiàn)的一些重要的文學史著作的態(tài)度是謙遜、寬容而又嚴格、認真的，也就是實事求是的，他在1933年12月20日致曹靖華的信中向曹靖華推薦王國維的《宋元代戲曲史》、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和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等著作的同時，也推薦了《中國小說史略》，但他又對他所推薦的這些著作表示不能滿意。在這之前，他在致章廷謙的信中說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也不見得好”。魯迅在1929年至1931年間翻譯科學社會主義觀點的藝術理論的時候，常同馮雪峰談起研究文學史的方法問題。他在1930年還在理論上明確了復古與繼承的根本不同點，論說了新文化大抵發(fā)達于舊文化的反抗中，同時于舊文化也仍然有所擇取和承傳。這時他打算編寫一部文學史，只是這一愿望未能實現(xiàn)。

“五四”文學革命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學者們在用“新的方法”研究傳統(tǒng)文學的實踐中的匆促，主要表現(xiàn)在他們對各自信仰、提倡的理論和方法還沒有深入“融化”。當然，他們是意識到要深入“融化”的，他們不贊成僅以轉述、套用為滿足。鄭振鐸于1929年撰寫的長篇論文《梁任公先生》中涉及了這個問題，是在稱贊梁啟超的成就時表達出來的：

第三方面，是運用全新的見解與方法以整理中國的舊思想與學說。這樣的見解與方法并不是梁氏所自創(chuàng)的，其得力處仍在日本人的著作。然梁氏得之，卻能運用自如，加之以他的迷人的敘述力，大氣包舉的融化力，很有根底的舊學基礎，于是他的文章便與一班僅僅以轉述或稗販外國學說以論中國事物之人大異。

鄭振鐸的這種評價是否完全符合梁啟超的實際，姑且不論。但他提出了一個古代文化研究者能夠取得大成就的重要的主觀條件：即使運用的理論、方法不是“自創(chuàng)”，但必須以“大氣包舉的融化力”來解悟，做到融會貫通，“運用自如”，還要有“很有根底的舊學基礎”。其實，不是“自創(chuàng)”而能“融化”，實際就已成為研究家自己的思想血肉，而在成為自己的思想血肉的過程中，通過突入、悟解和貫通，又會有所變化、張大和發(fā)展。這種張大和發(fā)展又不只是局限于對某種或多種理論、方法靜止的誦習，而需要在應用、實踐中反復完成。

鄭振鐸是不滿意“僅僅以轉述或稗販外國學說以論中國事物”的，當時一些國粹派也用過類似這樣的語言，但他們是出于攻擊新學說的目的，和鄭振鐸的出發(fā)點完全不同。按學術研究的一般規(guī)律，大凡介紹、應用新思想、新學說，總有一個由不那么融會貫通到逐漸融會貫通以至運用自如的過程，一直到達在不同的程度上張大和發(fā)展的地步。從全局來說，這個過程是不以人們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當年王國維運用叔本華的哲學、美學觀點來闡說《紅樓夢》，撰寫了《紅樓夢評論》，學人論定它在“紅學”歷史上的功績的同時，大抵也都認為它有生硬也就是不那么融會貫通的弊病。承認應用新觀念、新方法并達到融會貫通要有一個過程，而且需要在研究實踐中反復完成，這是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要求不僅僅以轉述新學說為滿足，不以停留于一般套用為滿足，同樣是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

鄭振鐸所說的“舊學根柢”，也是古代文化研究者應當具備的重要條件，在一般情況下，科學而沉實的思想力和深厚而廣博的舊文化根柢這兩者在研究者身上常存在不同側面的傾斜，過去和現(xiàn)在都存在這種傾斜現(xiàn)象，將來或許也會出現(xiàn)。但從全局上說，卻又需要不斷地提倡扭轉并切實解決這種傾斜。是否還應當這么看，學術研究中最可憂慮的還不在于有這種傾斜，而是在于一種淺薄的“平衡”，即既無理論思力，又無常識根柢。鄭振鐸所批評的“僅僅以轉述或稗販外國學說以論中國事物”的現(xiàn)象中，或許也有這種淺薄的現(xiàn)象。

“五四”時代的學者大都具有舊學根柢，這是他們從事古文化研究的長處。至于他們在用他們選擇的“新的方法”研究古代文化時表現(xiàn)出匆忙，由此在不同程度上表現(xiàn)出思想融化力的不足，還有一種原因?！拔逅摹蔽膶W革命前后，外國各種思潮被大量介紹到中國，那時紛至沓來的狀況使人眼花繚亂，在紛紜萬象的思想氛圍中，每個人都要進行抉擇，在抉擇過程中，又有變化和轉移，而且是那樣的急速。這樣的歷史現(xiàn)象我們并不陌生：人們剛擇定進化論不久，又改換選擇社會學，后來又發(fā)現(xiàn)庸俗社會學與歷史唯物論的不同，于是又改換選擇。正因為學者對某種理論、學說的融化力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需要反復完成，因此，抉擇變化的急速，或許也是影響融化力的一個原因。

鄭振鐸在《梁任公先生》論文的結尾，引用了梁啟超的一首詞，詞中寫道：“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志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拔逅摹蔽膶W革命后的一段時間內，新文學運動的先行者們未能完成與那場偉大革命相稱的對傳統(tǒng)文學再估價的巨著力作，也可說他們壯志未酬，但他們在那個歷史條件下已經作出了他們所能作的貢獻，他們還做了自我反省，表現(xiàn)出了學者應有的風度。因此，這里回顧歷史，并借用胡適的“提倡有心，創(chuàng)造無力”一語來發(fā)表若干感想，決無苛責前人之心，只是出于吸取歷史經驗之意。

（原載《文學遺產》1989年第2期）

[1] 后來陳獨秀在《三答錢玄同》中又說他并不欣賞《紅樓夢》，還說他賞識元明以來的“詞曲小說”，只“不過短中取長罷了”。

[2] 陳獨秀在肯定韓愈時，也批評韓愈主張的“文以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