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及時回應時代關切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切膚之痛的社會問題，成為一個時代社會關注的焦點，形成一種普遍的時代社會關切，需要得到及時的撫慰和應對。大到國家興亡，小到民生冷暖，只要形成一種普遍的社會輿論聚焦，時代社會關切就不是一件小事。對這種時代社會關切的回應速度和程度，決定著一個時代的人心向背，制約著一個政黨的號召力、影響力及其合法性基礎。
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用鮮明的抗日救亡政治主張，及時回應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命運攸關時刻的普遍時代社會關切，用北上抗日、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抗日持久戰(zhàn)、和平民主聯合政府等一系列政治策略，在抗日戰(zhàn)爭的各個歷史階段，準確把握時代精神脈搏，引領社會發(fā)展方向，從而率先贏得了廣大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擁戴和信任。
中共中央進駐延安之初，古城完好，城墻雄偉，但是物資匱乏，生活清貧（1937年 海倫·斯諾攝）
一 一次次高舉抗日救亡的大旗
在奔赴延安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群體中，他們絕大多數都是為了抗日救亡，為了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亡政治主張。他們相信，只有到延安才能享受到抗日救亡的自由。他們不堪忍受國民黨政府在國土淪喪面前所表現出的搪塞敷衍態(tài)度和軟弱無能行為，不能接受愛國有罪的強權專制政治邏輯。
共產黨，給抗日救亡最響亮的回答
在人類歷史四大文明古國中，只有中華文明傳承賡續(xù)，歷久彌新，形成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傳統。在現代世界形勢下，愛國主義永遠是一面鮮艷的旗幟。任何時候，任何國度，如果愛國被判有罪，那么，做出這個判斷的當政者注定要自絕于民，自取滅亡。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中國共產黨旗幟鮮明地及時發(fā)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譴責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妥協投降行徑，提出以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抗日救亡，捍衛(wèi)國家的獨立、統一和領土完整。
9月20日，中共中央為抗議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發(fā)表第一次宣言，指出“各國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是壓迫中國，屠殺中國民眾的萬惡強盜……現在它更公開更強暴的占領中國土地，其顯明的目的顯然是掠奪中國，壓迫中國工農革命，使中國完全變成它的殖民地，同時更積極更直接的實行進攻蘇聯，企圖消滅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的祖國，世界革命的大本營，及實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特別是太平洋帝國主義戰(zhàn)爭，實行更大規(guī)模的屠殺政策以瓜分中國”。處在戰(zhàn)爭之初，中國共產黨身處江西中央蘇區(qū)偏僻鄉(xiāng)村，能夠高屋建瓴地識破日本帝國主義發(fā)動“九一八”事變的深遠企圖和險惡用心，是令人敬佩的。同時，尖銳地指斥當政者，“中國各派國民黨及各派軍閥根本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張學良及整個國民黨在中國民眾被日本強盜大屠殺的時候，高唱不抵抗主義，與和平鎮(zhèn)靜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現了他們無恥的屈服，出賣民族利益的面目”。這里有階級斗爭觀點，有國內革命戰(zhàn)爭中“圍剿”與“反圍剿”的對立立場，但是，對于國民黨當局對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的揭露批判，是可以發(fā)人警醒的。宣言號召全中國工農士兵和勞苦民眾，“在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爭取中華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實行堅決的斗爭，一致反對日本強暴占領東三省，實行變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戰(zhàn)爭，為擁護蘇維埃中國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革命戰(zhàn)爭，以解放中國”
。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歷史發(fā)展，正是沿著這個構想一步一步實現的。
9月22日，中共中央又做出《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向全黨同志提出在此次事變中的中心任務是：“加緊的組織領導發(fā)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地警醒民眾的民族自覺，而引導他們到堅決無情的革命斗爭上來。抓住廣大群眾對于國民黨的失望與憤怒，而組織他們引導他們走向消滅國民黨統治的斗爭?！?sup>這是“反蔣抗日”政治主張的雛形。
9月30日，中共中央為抗議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發(fā)表第二次宣言。歷數兩個星期以來，社會各界對于日本強占東三省的不同反應，質問國民黨采取了什么態(tài)度。蔣介石的“逆來順受”，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南京政府的“鎮(zhèn)靜外交”，以及寄希望于國際聯盟“主持公道”，都是變相的投降賣國行為?！叭袊拿癖?，必須徹底明了，要求投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無異向國民黨引頸就戮，并且必須深刻的認識，要打倒帝國主義，必須打倒這一投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我們只有充分準備民眾自己的力量，自動的組織起來，實行罷工，罷課，罷操，罷市，示威游行，群眾大會，武裝工農學生，以擴大與鞏固我們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工農兵，學生，以及一切勞苦群眾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這些言論難免偏頗，甚至有嚴重的極端傾向，卻充分顯示了在民族國家命運出現嚴重危機面前，中國共產黨人的遠見卓識和旗幟鮮明的抗日主張。雖然這些宣言和決議，當時只在黨內一定范圍內傳達，其影響力有限，但對于我們理解共產黨在整個抗日戰(zhàn)爭期間的政治立場和政策走向，是有價值的。
1932年上?！耙弧ざ恕笔伦儼l(fā)生后，中國共產黨又連續(xù)發(fā)表宣言，針對時局發(fā)展的新變化，及時做出形勢判斷、政策調整和任務布置。并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名義，正式宣布對日作戰(zhàn)，“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zhàn)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號召全國工農兵及一切勞苦群眾，在蘇維埃的紅旗下，一致起來積極的參加和進行革命戰(zhàn)爭，在白區(qū)各地自動武裝起來，推翻反動的國民黨在全中國的統治，建立全中國民眾的蘇維埃政權，成立工農紅軍，聯合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與蘇聯，來實現以民族革命戰(zhàn)爭驅逐日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徹底爭取中華民族真正的獨立與解放。”將中日戰(zhàn)爭放在世界革命環(huán)境下，審時度勢，化國內戰(zhàn)爭為民族戰(zhàn)爭，融民族戰(zhàn)爭于革命戰(zhàn)爭。
1933年1月，中共以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軍事委員會的名義，提出“共同抗日三條件”：“（一）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qū)域；（二）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裝民眾創(chuàng)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wèi)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的完整?！?sup>從發(fā)表抗日宣言，到提出團結抗日具體條件，顯示出中國共產黨人在民族危機面前的政治智慧和誠懇意愿。當這個意愿向社會公開發(fā)表后，國民黨政權無論是漠視，還是否定，都將失去民眾的擁護。
隨著日本侵略中國的罪惡行徑步步緊逼，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蘇維埃政權在對付國民黨數次軍事“圍剿”的嚴峻形勢下，決定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大聲疾呼：“只要進攻蘇區(qū)的武裝隊伍接收［受］我們提出的三個條件，那我們工農紅軍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隊之后，全部出動，同全中國武裝部隊聯合起來共同抗日?！?sup>雖然這里包含著在敵我對峙、敵強我弱情況下，尋找生存出路的政治策略，但是，當民族危機日漸深重，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共產黨人的此番主張是順應民意、深得民心的。
在中央紅軍被迫軍事轉移，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受通訊條件所限，中共中央未能及時得到戰(zhàn)爭形勢的準確信息。遠在莫斯科的中共派駐共產國際代表團，1935年發(fā)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從國外傳播到國內，提出建立“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的政治主張，在知識界贏得普遍認同。
近年來，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fā)的生死關頭?？谷談t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圣天職！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們偉大民族中間，卻發(fā)現著少數人面獸心的敗類！蔣介石、閻錫山、張學良等賣國賊，黃郛、楊永泰、王揖唐、張群等老漢奸，數年以來，以“不抵抗”政策出賣我國領土，以“逆來順受”的主張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內”的武斷宣傳來進行內戰(zhàn)和壓迫一切反帝運動，以“十年生聚”、“十年教養(yǎng)”、“準備復仇”等騙人的口號來制止人民抗日救國行動，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戰(zhàn)來了再說”的狡計來迫使我國人民坐以待亡……
中國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認為日寇和漢奸賣國賊對我國這些行動，是中華民族的無上恥辱！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鄭重宣言：我們不僅對于日寇對我國的領土侵略和內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對于日寇提出解散國民黨黨部和藍衣社組織底要求，也表示堅決的抗議。在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看來：一切中國人的事，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無論國民黨和藍衣社賣國殃民的罪惡如何滔天，但其應否存廢問題，日寇絕無置喙的余地。
領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萬又千萬地被人奴役，城村一處又一處地被人血洗，僑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驅逐，一切內政外交處處被人干涉，這還能算什么國家？！這還能算什么民族？！……
因此，今當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吁：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zhàn)，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yè)而奮斗。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qū)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zhàn)，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愿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這篇宣言感情豐沛，言辭懇切，字里行間充滿著一種大義凜然、當仁不讓的精神氣概。在慷慨激昂、擲地有聲的政治主張中，體現出善解民意、善知民情、善慰民心的政策策略，曾經傳誦一時。無數青年學生和城市知識分子，通過中共地下黨組織和進步書刊，得到這篇宣言，無不奔走相告，堅信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救亡的中堅力量。
國民黨，六年時間不做抗日表態(tài)
自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日本武裝侵略中國東北、華北，企圖吞并中國，亡我之心，路人皆知。國民黨作為一個執(zhí)政黨，以及當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在此前后長達六年時間里，沒有公開發(fā)表過一次抗日主張。盡管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和軍事將領們，作為個人，絕大多數都有愛國之心，甚至用私人的方式，暗自記錄表達著抗日救國的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fā)生時，蔣介石正在從南京到江西“剿共”督戰(zhàn)的船上。他很快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中途折回南京國民政府官邸，召開緊急會議，確定對事件處理方針：在外交上“訴諸國聯”，爭取國際的同情和支持，對日本施加壓力，制止其侵略行為；國內加強團結，解決寧粵對立，以共赴國難；經過一定時期的忍讓，做好準備，最后采取自衛(wèi)行動。從其當時日記中可以看出，他慨嘆內憂外患，國勢衰萎，有抗日救亡之心，卻思維陳舊，束手無策，一臉茫然。
9月19日日記中記載獲悉事變情況，基本判斷為，“是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而來侵略我東省矣！”對此，他無限感慨，深懷憂憤，甚至夜不能寐。
嗚呼，痛哉！夫我內亂不止，叛逆既無悔禍之意，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如此國家，殊不易存于今日之世界。而況天災頻仍，匪禍糾纏，國家元氣衰敝已極，雖欲強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
嗚呼，痛哉！雖然，余所恃者，惟有一片愛國丹心，此時期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報我總理，報我民族，報我先烈，毋忝我之所生而已。嗚呼，痛哉，夫復何言！
蔣介石個人并非沒有愛國之心，對于日本在中國的侵略行徑，早在1928年5月，“濟南慘案”發(fā)生后，其日記開篇之處時常記有“雪恥”二字，以作為自我警醒鞭策。作為個人愛國情懷與作為一個政黨領袖所采取政策，對于蔣介石來說，有時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正如“濟南慘案”發(fā)生后，作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痛切萬分，私下里表示：“這是中華民族最恥辱的一個紀念日！臨到這個紀念日，凡是中國人，凡是我們的黃帝子孫，對于這種恥辱，是永不能忘懷的，日本種種野蠻行動簡直就是禽獸，如果不謀報復，我們就不能算是中國人！我國國民政府是絕不會因為他們的壓迫而對他們屈服的！”實際上，在處理該事件善后過程中，他所下達的命令卻是：“須知我們報仇雪恥的敵愾心，絕不能暴露出來，要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三年過后，在對待“九一八”事變處置上，蔣介石的態(tài)度幾乎如出一轍。
9月20日日記，日本侵略東北消息進一步明確，蔣介石更加憂心如焚，自稱如喪考妣。
倭寇野心既已暴發(fā)，必難再改。東亞從此無寧日矣。
今日晨，召何應欽、陳銘樞、熊式輝，協商處置急變策略。
昨夜確聞沈陽、長春、營口皆被倭寇強占，心神哀痛，如喪考妣，通宵未得安寐。茍為我祖我宗之孫，則不收回東省，則永無人格矣！小子勉之！
因欲平定內亂，實現統一，終歲焦勞，迄無暇晷，以致對于外交太不注意。
臥薪嘗膽，教養(yǎng)生聚，勾踐因之霸越。忍辱負重，以求必濟，是我今日之事也。
倭寇處心積慮，侵略東省，不幸今竟成為已成事實，一時殊覺無法補救。然而，如我國內果能從此團結一致，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
人之來侮，其根在我自侮。我茍自覺自悟，一心一德，則泱泱華夏，何懼彼幺么小夷哉！是故對于內部當更速謀團結也。
蔣介石年輕時曾經有過混跡地痞流氓的經歷，后來從良向善，悔過自新，信奉基督教，每天寫日記，只是做得很生硬，甚至僵化俗套，給人形式大于內容的感覺。一個國家領袖的道德修養(yǎng)，靠后天惡補似乎是難以達到德配天下的境界的。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環(huán)境，最需要的是高瞻遠矚的大智慧。蔣介石在日記中反省近年來對于外交政策的忽略，但是完全是傳統思維路數，缺乏應對現代世界發(fā)展變局的心胸智慧。尤其是關于內部統一與對外御侮的關系，他陷入一種非此即彼的狹隘思路，為其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荒謬政策出臺，在抗戰(zhàn)之初喪失民心，遭受天下詬病，埋下了伏筆。
9月21日日記，蔣介石沿著這個思路，進一步深化了對于日本侵略行徑，暫時不抵抗，實質上就是妥協外交的方針路線。
雪恥 人定勝天 立志 養(yǎng)氣 立品 修行
昨夜在回京船中，慨憤國難，又不成眠。今晨在艙中細想：團結內部，統一國中，振作精神，喚醒國民，注重外交，抵御倭寇，還我東省，以雪國恥，余之天職，責無旁貸。
下午二時到京，召會干部，商討方略。余主張：以日本占領東省事實，先行提交國際聯盟會與簽訂非戰(zhàn)公約諸國。此時惟有訴諸于公理也。一面則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耐至于相當程度，乃出以自衛(wèi)最后之行動。
國難當頭，非常時期需要非常對策。蔣介石輾轉反側，寢食不安，疙疙瘩瘩，苦思冥想，得出的國策主張，遠遠不能回應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對于國土淪喪、家破人亡的焦急期盼。甚至連國民黨內部高層人士，都不能相信蔣介石的政治主張。
雪恥 人定勝天 立志 養(yǎng)氣 立品 修行
上午到市黨員大會，余講至“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句，有一人譏為“言過其實”一語。余心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國亡無日。哀痛之至，拋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覺失態(tài)。余復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濟南炮擊機射，余實倭炮中遺留不死之身，決非夸詞耳。乃益悲憤，因知愛國者多，而亡國者少，國事猶可為也。
國計民生，危難深重，作為國家元首，蔣介石表現出的是措手不及，情緒行事。在國民黨內部難以統一思想認識的同時，廣大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掀起的游行請愿活動，風潮涌動，聲勢浩大?！熬乓话恕笔伦兪熘螅?931年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學學生千余人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請愿，隨后又到外交部請愿。外交部長王正廷避而不見，引起學生憤怒，沖入王的辦公室，毆傷其頭部。同日，上海復旦大學學生800余人到達南京，會同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等校學生到國民政府請愿。
今日中央大學學生群集外交部，猛施攻擊，并打破王外長頭部。而上海學生來京請愿者絡繹不絕?？谷站葒^大事業(yè)，散漫狂動，何濟于業(yè)。乃彼于學生，竟至如此！此間必有被反動派所主使者。愛國行動，雜有政治作用。時局嚴重，已臨亡國慘劇。諸葛孔明有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余今于茲，既已迫近危境，萬一不測，自當見危授命，終不至愧為我父母之子，我總理之徒也。決心已定，持書以遺囑。
當天日記中，蔣介石特自立下《蔣中正遺囑》，心里準備著自身隨時有出生入死之不測。在接見學生的過程中，蔣介石多數時候都是掏心見肺、披肝瀝膽地說真心話，所以學生們基本上都會“領悟而去”。
9月29日，蔣介石在南京接見上海第二次晉京請愿學生5000余人，訓話一個多小時。面對群情激奮的學生，蔣介石說到動心之處，淚眼迷離，聲音哽咽：“本席亦抱定與國民共同生死之決心?！?sup>請愿分散政府精力，他要求學生返校讀書；如愿從軍，可編入義勇隊訓練。當天，學生大批返滬。偶爾遇到學生當場駁難，他也會“火氣過甚”，“心甚嫌惡”，甚至表現失態(tài)。
國難當頭，生靈涂炭，蔣介石不無氣節(jié)，但缺乏的是大智慧、大膽識、大胸懷，關鍵時刻拿不出一套鮮明的政治對策，以回應時代社會之關切。而這，深刻地影響了處于焦急期待中的民心所向。
青年學生，在抗日救亡旗幟下奔赴延安
救亡圖存，情同水火。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中國共產黨堅持高舉抗日主張，中國國民黨在持續(xù)六年時間里不明確表態(tài)。脾氣急躁的蔣介石，在抗日救亡行動上卻顯得很肉頭（軟弱）、很拖沓。他不可能親自對每個青年學生面對面地去解釋，從而得到更廣泛的理解和支持。廣大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只能從政府言行上去揣度其態(tài)度立場，在焦急的等待中，他們用腳投票，最終選擇了共產黨。
國家，已被敵人的飛機大炮，轟炸得殘缺不全；無情的火焰，已經燃燒到眉毛的尖端；而我們還在希望和平，仍然若無其事！噫！恐怕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來了吧！
從“九·一八”起，我們就知道要抵抗；我們就在吶喊“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且有過局部的抵抗。到了今天，敵人從沈陽殺到山海關；從山海關殺到天津、北平；我們還是只限于“知道要抵抗”，“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局部抵抗”。敵人就不然：他利用我們的和平交涉，侵占我們的土地，剝奪我們的主權，取締我們的愛國運動；甚至不惜全國總動員，來消滅我們的局部抵抗。書12頁（23） 自然，我們擁護和平，為的是準備實力。我們若無其事，是表示信賴政府。然而，我們準備了六年的實力，難道不能抵抗華北的數千敵人么？難道連平津都不能保衛(wèi)么？天哪！叫我們這樣的信賴，怎樣維持下去。
我們的陸軍，為什么不調到前線去抵抗！北上的國軍，為什么不加入二十九軍作戰(zhàn)？我們的海軍，難道連制止敵艦在內河開炮的能力都沒有么？傳說比敵人還強的空軍，為什么沒有一架飛到平津的天空？為什么還要談判？為什么不經濟絕交？為什么還不釋放愛國犯和政治犯？為什么不集中軍隊？為什么不發(fā)起民眾的抗日運動？為什么不向敵人提出最后通牒？為什么不作戰(zhàn)時準備？為什么不肅清漢奸和親日派？為什么……一言以蔽之：不但不像抗戰(zhàn)的樣子，連抗戰(zhàn)的準備都不像！我們賢明的政府，我們信賴的政府，何以自解？
這是一篇當時發(fā)表在成都一份不起眼的雜志上的社論短文，代表著千千萬萬愛國知識分子對于時事發(fā)展的疑慮困惑。他們在國民黨統治的區(qū)域里得不到公開解答，甚至愛國有罪，于是就理所當然地尋找另一個愛國無罪，主張堅決抗敵的新天地。
1938年暑假，17歲的李彥賢和同學一起，從西安二中跑到涇陽縣云陽鎮(zhèn)安吳堡青訓班接受戰(zhàn)時軍事訓練。一個月后，他更名何方，拒絕培訓班方面安排他回到二中去發(fā)展民族解放先鋒隊的任務，堅決要求去延安。
晚年他回憶，“老實說，我是被抗日救亡的浪潮卷到延安去的，因此對救亡運動有比較深的感受”。他認為，抗日救亡運動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大覺醒，其廣泛和深入的程度，大大超過了五四運動?！霸谥袊鴼v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代‘三八式’干部，正是由救亡運動喚醒和推上歷史舞臺的。大批青年抱著吃苦和犧牲的決心，為了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民主，跑到延安去參加革命。當時的延安，第一舉的是抗戰(zhàn)的旗幟，第二舉的是自由的旗書13（25）幟?！?sup>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當時很多奔赴延安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被吸引過來的主要原因，是為了抗日救亡。
“最簡單的一點愛國心使我對國民黨政府產生了反感?！?sup>
曾經以優(yōu)異成績被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同時錄取，最后選擇清華大學哲學系的魏蓁一，是有名的清華才女。據其清華時期的同學回憶，這是一位文靜儒雅的女大學生，家境富裕，文采斐然，她積極參加北平“一二·九”運動，加入民族解放先鋒隊，都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愛國主義精神的自然表現。在參加學生請愿活動中，她的同學被當局政府逮捕并迫害致死。愛國怎么成為有罪，甚至喪失年輕的生命？這促使她變得激昂亢奮，最后背叛家庭，背叛那個判處愛國有罪的社會?？箲?zhàn)爆發(fā)后，她從家庭為她安排的塘沽至廣州的輪船上脫逃下來，改名為韋君宜，投身于武漢的抗日救亡運動。1939年1月，經組織安排，奔赴延安。
“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蔣介石與日本人和談結束。報紙上公然只許說敦睦邦交，不許說抗日?！睙o論蔣介石個人對于抗日救亡態(tài)度如何，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北平和中國，卻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陷入一種可怕的灰色沉默和白色恐怖，這是難以讓覺醒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安身靜處的?；仡欉@段歷史，韋君宜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得出結論：
我們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報紙上對于愛國運動卻只字不許提。我們回到學校，憤怒充滿胸膛。政府不支持愛國，只有共產黨才說必須抗日，左派刊物高呼無保留地支持學生的抗日運動。愚蠢的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共同把我這樣的青年推到了共產黨的旗幟之下。
③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異族侵略，生靈涂炭的危急形勢下，堅持主張抗日救亡，就是對時代社會關切的最好回應，就是得道之舉。及時回應時代社會關切，使共產黨贏得了民心。
“我明白了，我要愛國，必須從此全身心跟著共產黨。我覺得共產黨這么不顧一切苦干，看來是真的能夠為人民、為祖國而犧牲一切，這是值得我一生永遠跟著它走的。”這代表了當時千百萬青年學生和愛國知識分子的心聲。
他們由此選擇了共產黨，選擇了延安。
二 走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道路
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中國共產黨人高舉抗日救亡旗幟，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發(fā)展變化，及時調整政策主張，用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理論實踐，進一步回應時代社會關切，提出主張，拿出措施。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了國共兩黨第二次歷史合作，形成全國各黨各派各方人士在抗日救亡旗幟下的團結御侮局面。
瓦窯堡，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政策形成
在全國各實力派大致都有抗日意愿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憑什么號召天下，聯絡各派？中共與蘇聯的關系，帶來接受軍事與經濟援助的可能性，成為一種可以增加軍事實力的變量因素。軍事硬實力，與抗日救亡政治主張及統一民族戰(zhàn)線策略的軟實力，為中國共產黨人重新崛起提供了有利條件。
但是，自紅軍長征出發(fā)后，中共中央就失去了與共產國際及蘇聯的無線電報聯系。直到1936年6月16日，在中斷了將近兩年之后，中共中央才正式恢復了與共產國際及蘇聯的直接電訊聯絡。中國共產黨曾經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不僅接受其經濟、軍事援助，而且在組織人事、重大戰(zhàn)略決策上都要及時匯報，接受審批指示意見。長征途中，中共中央陸續(xù)派出閻紅彥、陳云、潘漢年等人從不同途徑到蘇聯，向共產國際及蘇聯領導人匯報中共中央領導紅軍進行戰(zhàn)略轉移的情況。與此同時，共產國際聯絡局、蘇聯國防部和蘇軍情報局三個機構，不斷尋求與中共中央及其領導的中央紅軍的直接聯絡方式。僅在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上半年，共產國際和蘇聯就連續(xù)多次派出聯絡員，從西伯利亞經蒙古等地潛入中國西北地區(qū)，或從歐洲轉道海路經香港進入中國內地西北地區(qū)。從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至少有六次派遣聯絡員從莫斯科到中國陜北執(zhí)行聯絡任務。
共產國際聯絡員們回到中國，肩負著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及時傳達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精神，促使中共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調整內外政策，進而組成“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實現中國各黨各派的聯合抗日。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會，有來自全世界65個政黨的510名代表出席大會。時任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書記，并在此次大會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總書記的季米特洛夫（1882～1949）做政治報告，大會根據這個報告精神通過《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zhàn)線的決議》，揭露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法西斯的階級本質，要求各國共產黨同社會民主黨采取聯合行動，實現工人階級的統一，并聯合其他民主階層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爭取建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統一戰(zhàn)線。
會議期間，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率先發(fā)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積極響應大會精神。季米特洛夫在報告中給予充分肯定和特別支持：
我們的英勇的兄弟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提議建立極廣大的反帝統一戰(zhàn)線，與中國領土內一切真正愿意救國救民的團體及個人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中國的走狗。
我們完全贊同中國共產黨底這種提議，我敢代表本大會全體代表底意見，來以全世界的革命無產階級底名義，向中國一切蘇維埃，向中國革命人民，致熱烈的兄弟的敬禮。（掌聲雷動，全場起立）我們向在千百次戰(zhàn)斗中鍛煉過的中國的英勇紅軍，致熱烈的兄弟的敬禮。（掌聲雷動）同時我們很誠懇地向中國人民說：我們堅決擁護你們英勇的民族解放的斗爭，決意幫助你們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強盜及其中國走狗的壓迫，幫助你們謀得完全的解放。（掌聲雷動，全場起立，高聲歡呼，繼續(xù)好幾分鐘。各國代表一致高呼歡迎口號）
帶著這份特殊榮譽和道義支持力量，共產國際聯絡員們冒著生命危險，含辛茹苦，在沒有明確目標的情況下，穿越茫茫草原和戈壁荒漠，尋找長征行進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據劉英回憶，“劉長勝帶來了共產國際‘七大’的幾個文件……因為張浩回來傳達國際‘七大’精神，全憑頭腦記憶，不像文件那樣周全，現在有了正式文件，就可以更充分地學習與貫徹”。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按照組織原則要求，必須嚴格執(zhí)行共產國際的決議指示精神。
1935年11月28日，張聞天主持發(fā)布《抗日救國宣言》，公開提出，“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武裝隊伍、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只要他們愿意抗日反蔣者，我們不但愿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zhàn)協定，而且愿意更進一步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在此基礎上，擬訂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
（一）沒收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財產做抗日經費。（二）沒收一切賣國賊及漢奸的財產，救濟災民及難民。（三）救災治水，安定民生。（四）廢除一切苛捐雜稅，發(fā)展工商業(yè)。（五）發(fā)薪、發(fā)餉，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職員的生活。（六）發(fā)展教育，救濟失學的學生。（七）實現民主權利，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八）發(fā)展生產技術，救濟失業(yè)的知識分子。（九）聯合朝鮮、臺灣、日本國內的工農及一切反日本力量，結成鞏固的聯盟。（十）對中國的抗日民族運動，表示同情、贊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國家，建立親密友誼的關系。
這個宣言是由張聞天在瓦窯堡公開發(fā)表的，署名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實際上，此時毛澤東隨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在前線指揮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朱德此時還在川西長征途中。事先通過電訊聯系溝通過，現在以這樣的形式規(guī)格發(fā)布，就是要公開表明一種聯合抗日的政治態(tài)度，表明貫徹執(zhí)行共產國際決議的實際舉措。
11月29日，張聞天在瓦窯堡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擴大民族統一戰(zhàn)線問題，在會議總結時強調：“統一戰(zhàn)線不只是限于宣傳，要變成實際行動。例如抗日聯軍國防政府要真正做起來，對軍閥也只有拿綱領去影響他?！薄耙磳χ饕獢橙?。廣泛統一戰(zhàn)線問題放在全黨的前面，看我們是不是能解決這一問題。”要反對關門主義傾向，要在廣大群眾斗爭中去爭取領導權，要“教育我們的同志，靈活的運用廣泛的統一戰(zhàn)線，是我們黨目前最中心的任務”?！爸挥形覀兊耐緬侀_一切教條與法寶，而投身到群眾中去，領導他們的斗爭，同他們的領袖進行一定條件的聯合與妥協，活潑的運用下層的以至上層的統一戰(zhàn)線，依照群眾自己的政治經驗，把斗爭提到更高的階段，我們才能團結最廣大的群眾在我們的周圍，取得我們的領導權。”這個講話對于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貫徹執(zhí)行，妥善解決西北根據地錯誤“肅反”中劉志丹被關押逮捕事件，重新調整富農政策，都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
12月13日，毛澤東、周恩來從前線回到瓦窯堡，軍事形勢相對平緩。12月17日至25日，一次規(guī)模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張聞天住處的窯洞里召開，集中討論如何貫徹執(zhí)行共產國際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指示和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八一宣言》的倡議精神。在新形勢新任務面前，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做相應調整。最后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即《瓦窯堡會議決議》（以下簡稱《決議》）。
這個《決議》開宗明義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東北四省之后，現在又并吞了整個華北，而且正準備并吞全中國，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yōu)槿毡镜闹趁竦?。這是目前時局的最基本的特點?！敝腥A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大禍，一切不愿做亡國奴的人們，只有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漢奸賣國賊展開神圣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中國抗日戰(zhàn)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一部分，日本國內的工農民眾是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團結對象和有力幫手。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策略上的總路線是：“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zhàn)線上去?！苯y一戰(zhàn)線的基本動力，來自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積極參加。統一戰(zhàn)線的基本力量，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堅固聯盟，是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以及革命的知識分子。
《決議》特別強調，要爭取統一戰(zhàn)線中的領導權。“共產黨應該以自己積極的徹底的正確的反日反漢奸反賣國賊的言論與行動，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戰(zhàn)線中的領導權?！薄翱谷辗词Y”民族統一戰(zhàn)線最廣泛與最高的形式，就是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皣勒c抗日聯軍是全中國一切反日反賣國賊力量的聯合戰(zhàn)線的政權組織，也是反日反賣國賊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統一領導機關。在階級意義上說來，他是在反日反賣國賊共同目標之下的各階級聯盟?！?sup>為了適應這個形勢和政策變化，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變?yōu)樘K維埃人民共和國；同時，調整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的有關政策，改變到更加適合團結御侮、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上來。蘇維埃不僅僅是代表工人農民的，而且是代表中華民族的。中華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國的自由、獨立與統一。
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政策的及時制定和形成，與此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張聞天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遵義會議后，張聞天代替博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曾經先后在日本東京、美國舊金山和蘇聯莫斯科學習和工作的經歷，讓他有比較開闊的視野、溫和開明的民主作風。他在接待共產國際聯絡員時，能夠很敏銳地把握來自遠方的指示精神，并及時與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溝通交流，然后親自動筆形成黨的政策決議。
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政策最初的實踐結果，是與此時主持中央軍事工作的毛澤東的實踐精神分不開的。在指揮紅軍與東北軍的戰(zhàn)斗中，他敏銳地發(fā)現彼此之間的長短強弱，然后揚長避短，取強補弱，促成紅軍與東北軍之間敵對雙方的和平談判，進而籌劃成立西北大聯合的軍事政治組織。
西北大聯合，曾經謀劃的抗日愿景
在西北，紅軍對于東北軍和國民黨旁系部隊，轉變政策，化敵為友，逐步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zhàn)線，一場不見硝煙的戰(zhàn)斗正在悄悄地進行著。
這場不見硝煙的統一戰(zhàn)線上的斗爭，就是在抗日反蔣、救亡圖存、建立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旗幟下，謀劃西北大聯合，組成“西北抗日聯軍”，成立“西北國防政府”。在共產國際的干預下，中共不得不放棄了這個可能導致新的國內政治軍事派系斗爭的宏偉計劃，卻促使西安事變的發(fā)生。中共中央在參與此次事變調解過程中，迅速擴大了自己在全國范圍內的政治影響力和社會號召力。
1936年，在中國，在西北，注定是一個不平靜的年份。
當新年的序幕徐徐拉開的時候，紅軍正在陜北蘇區(qū)的南部地區(qū)圍攻甘泉城，雙方形成一種膠著狀況。從武器裝備來說，守城的東北軍遠勝于紅軍；從軍事地理上來說，甘泉城墻雖然殘破，但經過加固整修，易守難攻；從軍事力量上來看，甘泉城里守軍共有9個連，大約1500人，而攻城者為紅十五軍團第八十一師，沒有機槍，沒有重武器，久攻不下。在總共五個半月的圍城日子里，甘泉城里物資告罄，糧食越來越少，開始時向居民借用，后來就搶。居民無法生活下去，大部分逃出城外。再后來，把將要餓死的騾馬殺了連皮吃。燒飯、取暖所需柴草也沒有了，“先偷著找木料燒，繼而燒家具、拆窗門，逐漸發(fā)展到拆房子燒，到后來是拆無可拆，剩下的只是石條筑成的窯洞”。在通訊阻斷的情況下，唯一的聯系方式是飛機，包括張學良自己的座機都被派用空投食品、棉被、醫(yī)藥和槍支彈藥，但粥少僧多，不能解決問題。飛機也空投一些來自西安方面的指示命令，但城里的具體情況無法向外匯報。先在北門里關帝廟前的小廣場上，用石灰撒些簡單的大字，“無糧”、“無彈”、“請派兵援”等。后來小廣場地面全白了，字跡不清楚，飛機又不敢低飛，只能用鍋底灰把地面涂黑，再撒白字，仍然無法保持對外聯絡。在解圍無望、守城無期的情況下，城里守軍人心惶惶，狐疑兩端，不斷有士兵攜械叛逃出城。重大戰(zhàn)略轉機，發(fā)生在紅軍的喊話之后。
據當時擔任東北軍第一一〇師第六二九團第一營營長，困守在甘泉城里的周祖堯后來回憶，“紅軍每日黃昏后、拂曉前，都在南門附近不間斷地對我們喊話，勸我們投降，喊得我們實在心焦。后來我們也對紅軍喊話，甚至野蠻地罵人，或者用射擊威脅喊話的人，這也不能制止紅軍有力的宣傳”②。在你來我去的兩軍陣前口水仗中，一次紅軍方面喊話：“放下武器，優(yōu)待你們?！?/p>
東北軍方面回應：“不要騙人，放下武器，必定殺人。團長高福源被俘后，為什么被你們殺害……”
紅軍方面回答：“高福源還活著，沒有殺他，兩天后可以讓他到甘泉來見你們。”
高福源（1901～1937），祖籍直隸（今河北）鹽山，生于遼寧營口縣馬家屯村，1921年考入北平輔仁大學，輟學后進入東北講武堂學習，深得張學良和王以哲的賞識，畢業(yè)后留在東北軍，歷任連長、張學良衛(wèi)隊營長、團長，在榆林橋戰(zhàn)斗中被紅軍俘虜，帶到瓦窯堡參加“白軍政治學習班”，接受中共關于停止內戰(zhàn)，一致反蔣抗日的主張。針對兩軍陣前喊話的情況，在前線指揮作戰(zhàn)的紅軍將領彭德懷親自約見高福源，“采取民主討論的方式，同他談了兩天一晚”。說到甘泉圍城形勢，顯然斗則兩傷，和則兩利，只有和平商談，才能保存力量，共同反蔣抗日。據彭德懷回憶，高福源主動請纓，“他要求去被圍在甘泉的一一〇師，我同意他去”。
1936年1月初的一天傍晚，高福源來到甘泉城南門外向城里喊話，東北軍將領周祖堯發(fā)現有人站在高福源旁邊指使，“我就約高福源到甘泉城來會談，想騙高進城脫離紅軍，共謀守甘泉之策”。高福源回話，回去商量后再做決定。次日下午四時許，高福源一人右手高舉白毛巾，脖子上圍一條防沙白毛巾，頭戴紅軍八角鴨舌帽，穿黑色對襟長棉襖、黑棉褲，一副老紅軍打扮。他來到甘泉城南門外，要求進城。東北軍用麻繩把他從城墻下吊上來，周祖堯取笑他：“你變了，你不像國軍了！”
高福源順口答道：“我變了，我思想也變紅了！”
大家相視而笑，算是化解了尷尬。高福源在城里住在周祖堯的營部，兩天時間里，詳細介紹了自己被紅軍俘虜后的經歷和思想變化，交流了對于化解甘泉困境的對策，以及東北軍處境出路等問題。高福源表示，“東北軍不該打紅軍，過去的行為是錯誤的。揭穿了蔣介石促使東北軍打紅軍是兩敗俱傷的陰謀。東北軍今后應該與紅軍合作，收復東北失地，拯救東北父老于水火之中。蔣介石是假革命，用革命的口號，欺騙全國人民。安內攘外政策是‘安內’真干，‘攘外’永久不會實現，真心革命的是共產黨”。他還現身說法，說明紅軍優(yōu)待俘虜政策不虛?！八榻B了蘇區(qū)人民的自由生活情況，說服了所有聽話的人，解除了怕當俘虜被殺害的思想顧慮?！?sup>第四天上午，高福源仍然由東北軍在吊他上城墻的地點，又把他吊下去。臨行前他再次強調，今后只有與紅軍合作才有出路。并再三叮嚀，無糧食吃，與紅軍商談是會解決的，不能把東北子弟餓死在城里，更不能再打，造成流血犧牲。
高福源進出甘泉城，開啟了紅軍與東北軍之間直接來往，進行和平談判的歷史。
三天后，城外紅軍轉送高福源給城里東北軍的一封信函，具體接洽兩軍會談事宜。在無法繼續(xù)生存的情況下，城里守軍最高長官張文清默許其營附（即副營長）郭紹宗為代表，出城與彭德懷談判。數次交涉后，雙方達成互不為敵的諒解協議：停止敵對行動，在甘泉北門外約兩華里的空地上，開設集市，自由買賣，雙方人員不得佩帶武器進入市場，不得強買強賣。這樣，既解決了守城東北軍缺糧缺柴之困，又讓蘇區(qū)群眾以糧食換得國統區(qū)法幣，互相有利。
甘泉城和談的初步成功，讓高福源產生更大的愿望。據彭德懷回憶，高福源從甘泉城內回來后，“他對我說，抗日救亡大事依靠共產黨和紅軍。紅軍與人民的關系，表現了共產黨是真正愛國愛民。某晚，他又來我處，談到張學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東北軍要求打回東北去是普遍的，關鍵在張學良。如張能了解紅軍的真實情況，在抗日問題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說，你就回西安去，做這件工作”。
高福源高興極了，試探著詢問：“你們真敢于放我回去嗎？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負紅軍對我的優(yōu)待?！?/p>
彭德懷說：“你什么時候去都可以。”
高福源有些急不可待：“明早？”
沒想到得到的回答是：“好吧，歡送你！”
彭德懷隨即安排，給高福源200元路費，派騎兵護送至王以哲部隊所設軍事防線邊境。
更讓人始料不及的是，駐守在洛川城的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獲悉后，傳令馬上放行。一周后，1936年1月15日，高福源帶著令人吃驚的消息返回甘泉附近的紅軍司令部。據高福源介紹，他在洛川不僅見到王以哲，而且張學良也親自駕機飛來與他談話，結果不僅王以哲對于中共共同抗日的主張深表贊成，而且張學良也表示愿意親自與中共方面的全權代表就共同抗日問題進行商談。
彭德懷立即致電中共中央，報告這個新的重要形勢進展情況。中央認為這是瓦窯堡會議后，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政策的重要成果。一旦與東北軍達成停戰(zhàn)協議，整個西北形勢將發(fā)生根本改變，區(qū)區(qū)一個甘泉城自然不必斤斤計較。毛澤東回電彭德懷，同意與東北軍進行高層談判，提出條件為：“全部軍隊停戰(zhàn)，全力抗日討蔣；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擊，互派代表商定停戰(zhàn)辦法；提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請表示目前東北軍可能采取之抗日討蔣最低限度之步驟（不論是積極的或消極的）；立即交換密碼。”
次日，李克農作為中共方面全權代表，隨高福源前往洛川，先后與東北軍首領張學良、王以哲進行高層會談。為了表示誠意，毛澤東電令彭德懷解除對于甘泉城的包圍，并要求迅速將此消息通知李克農，以便轉告東北軍高層領導，顯示紅軍實現停戰(zhàn)的決心和行動。據李克農發(fā)回的電報稱，他與張學良談了三個小時。李克農向張學良說明了中共關于停止內戰(zhàn)，共同抗日，建立國防政府，組織抗日聯軍等政治主張。張學良告訴李克農，南京方面同情國防政府者頗不乏人。如中共果能站在誠意方面，張愿為此奔走。近來蔣介石讓他到甘肅、南京走一趟，時間大約兩周，借此機會可以做些工作。如有成績，則擬約彭德懷在延安或洛川見面，并可另外再約幾位中共領導人同來談話。但目前為保守秘密及自身環(huán)境起見，他表面仍須采取消極態(tài)度。至于東北軍和紅軍兩部，目前應各就原防以作疆界，但同意在可能范圍內恢復雙方區(qū)域之經濟通商。
1月25日，中共以紅軍主要將領名義致信東北軍將士，揭露蔣介石派遣東北軍到西北“剿共”的陰謀，分析東北軍的危險處境，指出其正確出路所在，進一步闡明抗日反蔣政治主張。
時隔半個多世紀，今天翻閱這封信，仍然會讓人熱血涌動，心潮澎湃。它把東北軍的處境、困境與出路，放在當時中國軍事政治矛盾斗爭的大環(huán)境下，條分縷析，深入淺出，說理在理，說情在情。它把聯合東北軍進行抗日反蔣的政治主張表述得清清楚楚。字里行間，有一股大義凜然的磅礴正氣，讓人心明眼亮，精神振奮，斗志昂揚。
中國蘇維埃政府與紅軍對于有抗日光榮歷史的東北軍，是極端愛護的，對于他的發(fā)展前途，是非常關心的。因此，我們不揣冒昧，敢為東北軍的領導者與將士們貢獻一點意見。中國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是愿意與任何抗日的武裝隊伍聯合起來，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去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zhàn)的。我們愿意首先同東北軍來共同實現這一主張，為全中國人民抗日的先鋒。素聞東北軍將士均是深明大義的愛國志士，定能拋開過去的一切疑慮誤會，來首先響應蘇維埃政府與紅軍的抗日號召。在四萬萬同胞中，甘心作日本帝國主義的孝子順孫，甘心作亡國奴的，除了極少數的漢奸賣國賊外是沒有的。只要我們登高一呼，我們相信，響應我們的不是十萬、百萬的中國人，而是幾千萬、幾萬萬的中國人。拿四萬萬中國同胞的人力、財力、武力、智力是一定會戰(zhàn)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中國無力抗日”，是蔣介石輩漢奸賣國賊欺騙中國人民、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們的口號，而不是我們有數千年歷史的黃帝子孫的口號。我們是中國人，要為中國的獨立解放奮斗到底！救中國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責任！
言為心聲，詞為意表。沒有高遠的理想和崇高的精神，是寫不出如此縱橫捭闔、文采飛揚的文字來的。據張學良秘書郭維城晚年回憶，這封信說出了東北軍廣大官兵的心里話，自“九一八”事變離開東北五年來，從來沒有人為東北軍說一句公道話，從來沒有人公開地說東北的丟失是東北軍執(zhí)行了蔣介石的命令。此信對張學良影響很大，讓每一個有良心的東北軍人佩服，讓每一個有志氣的中華兒女擁護。
張學良、王以哲等東北軍上層很快接受紅軍停戰(zhàn)主張，是與他們的處境困難密切相關的。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從江西蘇區(qū)出發(fā)進行戰(zhàn)略轉移，開始長征。同年11月，紅二十五軍也從鄂豫皖蘇區(qū)被迫實現戰(zhàn)略轉移，進入陜北。1935年1月，蔣介石撤銷鄂豫皖“剿總”，改設“武昌行營”，任命張學良為主任。1935年9月，紅二十五軍和中央紅軍先后到達陜甘地區(qū)，在原陜北蘇區(qū)基礎上，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蔣介石又決定在西北建立“剿匪總部”，以防止紅軍繼續(xù)北上與蘇聯紅軍聯手。于是，東北軍受命尾隨紅軍進入陜北駐防。孰料入陜三個月，東北軍連續(xù)在勞山戰(zhàn)役、榆林橋戰(zhàn)役和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三次戰(zhàn)斗中，被殲滅兩個師、兩個團和一個營，實際損失相當于三個主力師的兵力，并且兩位師長、兩位參謀、六位團長或死或俘，這在東北軍作戰(zhàn)歷史上是少有的。這些將士都是東北子弟兵，跟隨張學良從東北撤退進關，南征北戰(zhàn)，發(fā)誓要打回老家去，收復失地，回歸家園?，F在轉入陜甘“剿匪”，與紅軍主力部隊繼續(xù)打仗，而置民族敵人入侵于不顧，顯然是一條同室操戈、兩敗俱傷的死路。
三個月，三次戰(zhàn)役，三個師，這樣打仗讓東北軍官兵望而卻步，這樣“剿匪”讓張學良猶豫重重，這樣犧牲讓每一個有愛國心的紅軍和東北軍都覺得悲痛、傷心、憤懣。
1935年底，張學良到南京參加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臨行前特別囑咐駐守陜北延安、洛川的王以哲，駐守隴東慶陽、合水的董英斌，原地待命，就地整訓，不得隨意與紅軍作戰(zhàn)。在京期間，張學良按照“剿共”損失部隊優(yōu)先予以補充的規(guī)定，提出軍隊補充和給予陣亡師長每人發(fā)給10萬元特恤的請求，卻遭到駁回。南京政府軍政部下令撤銷東北軍損失的一〇九、一一〇師番號，停發(fā)軍餉，不同意對于陣亡師長的特恤請求。張學良感慨萬端：我張某人混得連十萬塊錢都不值了？
兩會期間，張學良數次飛往上海，拜會愛國民主人士，聽取意見建議。在“平房監(jiān)獄”，杜重遠為他分析國內外形勢和西北軍政格局，坦率建言：只有抗日，東北軍才有前途，你個人也可以有榮譽。在大部分東北軍都集結在西北的情況下，應該改變過去東北軍的做法，下決心走聯合抗日的道路，把共產黨紅軍、陜西楊虎城、新疆盛世才的力量都聯合起來，集中在抗日的旗幟下。如果把這些力量都能聯合起來，合作抗日，形成一個西北的抗日聯合局面，然后再去推動全國抗日大聯合，前途就是非?？捎^的了。
1936年初，張學良回到西安，在爽快答應飛赴洛川與紅軍代表會談之前，他意外地接待了來自上海的神秘使者周繼吾。此人手持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親筆簽署的“西北經濟專員”委任狀，石破天驚地對張學良說：我是來向你借飛機到紅區(qū)去的。此人真實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師董健吾，中共地下黨員，是受宋慶齡、宋子文委派，到陜北接通上海共產黨組織與中共中央的聯系，轉達國民黨與中共談判的愿望。為了途中安全，特自簽署了一張委任狀。張學良電話南京方面，證實了董健吾所持委任狀的真實性，由此發(fā)現南京政府高層正在做著和自己一樣的事情。于是，他加快了與中共和紅軍方面的交往速度。
1936年4月9日，周恩來、李克農與張學良、王以哲四人，分別代表中共中央與東北軍高層，在膚施（延安）城里基督教堂進行秘密會談。此次高層談判主要圍繞中共預先擬定的五個問題進行：停止一切內戰(zhàn)，全國軍隊不分紅白一致抗日救國問題；全國紅軍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敵邁進問題；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具體步驟及其政綱問題；聯合蘇聯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問題；貴我雙方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會談從4月9日傍晚開始，持續(xù)到10日凌晨結束。張學良完全同意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同意組成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同意雙方通商，希望打通與蘇聯的聯絡；贊成紅軍主力集中河北，但堅持認為紅軍在山西恐怕難以立足。
成為雙方談判焦點的，是如何對待抗日統一戰(zhàn)線中蔣介石的問題。張學良明確表示：“蔣介石現在歧路上，雖不會徹底抗戰(zhàn)，但有可能爭取與其合作。目前他（張學良自己，引者注）尚做不到反蔣，如蔣降日，當離開蔣；在張公開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蔣介石的命令，進駐蘇區(qū)。”周恩來表示：關于對蔣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慮，愿意將張學良的意見帶回去慎重研究。但強調說：法西斯主義是反共反人民的，沒有群眾基礎。要收復東北，沒有廣泛的群眾參加是不可能的。稍后，周恩來致信張學良，“坐談竟夜，快慰平生。歸語諸同志并電前方，咸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瓰榭谷展套阆Y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為抗日戰(zhàn)線計，為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以準備之也”。很顯然，這是委婉地回答談判中關于統一戰(zhàn)線如何處理蔣介石的問題。
談判中周恩來提出雙方互派代表留駐人員，張學良非常干脆地說：“你們派多少人來，我都歡迎。我一個也不派，我派一個人出去，身邊就沒人了?！边@樣，直接促成了西安七賢莊中共地下交通站的落成。隨后相應改名為紅軍聯絡處、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駐陜辦事處，在西安以合法身份公開承辦醫(yī)療衛(wèi)生用品采購、人員接待轉移等任務。
這次會談雖然沒有解決所有問題，但是成果顯著，促使抗日統一戰(zhàn)線政策向前跨越一大步。談判雙方都留下深刻印象，為以后的進一步交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4月27日，劉鼎用隱語致信周恩來，報告張學良醞釀一個“不小的計劃”，“他已開始‘愛□’、‘抗□’活動，開始向內外活動。將使大老板無法公然反對，同時預備著，更預備著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這里的“大老板”，就是暗指蔣介石?！皭邸酢薄ⅰ翱埂酢?，就是“愛國”、“抗日”。這些都意味著張學良已經動心起念，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破釜沉舟，堅持抗日。
4月28日，鑒于東征在山西境內受到閻錫山部隊和中央軍湯恩伯部隊的步步緊逼，紅軍不得不班師回陜。5月初，紅軍全部撤回陜北，進入東北軍防地，還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驚恐：湯恩伯所率中央軍也有渡過黃河，追剿紅軍，擠壓東北軍的可能。在這種危急情況下，張學良通過劉鼎向中共高層提出再次面談的請求。
1936年5月12日至13日，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城外的川口舉行第二次秘密會談。這次會談的核心問題，是關于“西北大聯合”計劃，即紅軍與東北軍聯合行動，抗日反蔣，以蘭州為大本營，奪取寧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組成西北抗日聯軍，成立西北國防政府，與蘇聯結成聯盟，以走向全國國防政府，徹底戰(zhàn)勝日本帝國主義。
6月初，廣東國民黨將領陳濟棠與廣西國民黨將領李宗仁發(fā)動“兩廣事變”，中共中央決定聯系張學良，加快“西北大聯合”行動步伐，策應西南事變形勢發(fā)展?！盀榱瞬邞獌蓮V及華北的局面，西北的發(fā)動決定提早。發(fā)動的時機擬在兩個月內。發(fā)動的部署以接近蘇聯與解決西北蔣介石力量為原則，大體以紅軍一方面軍經于甘北，二、四方面軍經于甘南，以東北軍一部入蘭州，解決朱紹良，并控制蘭州到哈密要道。因黃河的障礙，在結冰以前紅軍沒有辦法出至黃河以西或以北，因此只能使用東北軍。西北國防政府應以蘭州為中心，此政府主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推張學良，我們則任其副?！?sup>
但是，張學良沒有馬上回應，而是更加關注中共與蘇聯方面的聯系。作為東北軍的最高統帥，是幾十萬大軍的當家人，他必須認真考慮一旦與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攤牌，脫離南京政府，如何解決軍餉、武器、彈藥問題。在焦急的等待中，張學良通過劉鼎提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意愿，并希望派專人加以訓練。此間，中共中央派紅軍參謀長葉劍英作為紅軍正式代表，常駐西安，從事聯絡、協調、幫扶工作。
對于張學良的入黨要求，中共中央給予高度重視，準備同意發(fā)展其加入中國共產黨，及時向共產國際電報請示。出乎意料的是，共產國際回復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明確指出，不能同意中共中央根據張學良要求準備發(fā)展其入黨的提議?！澳銈兊膱蟾嬷猩踔吝€說要接納張學良加入共產黨?，F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維護黨的隊伍的純潔性與黨的團結?！?sup>中共中央接到共產國際的指令后，沒有如實告知張學良，所以張學良仍然積極努力，并利用自己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的機會，先后在南京會見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武官、大使，在上海拜訪蘇聯領事館總領事，謀求蘇聯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合作和援助。與此同時，中共方面仍然保持與張學良的密切聯系，回避入黨問題，堅持推動“西北國防政府計劃”。對此，有研究者認為，“平心而論，張學良的要求入黨，其實未必真的帶有多少意識形態(tài)上的理由和理想政治目的，它更多地恐怕只是出于他對于中共的某種信服，特別是服從于他爭取蘇聯同情與支持的現實目的罷了”。申請加入共產黨，在張學良來說，不一定是出于真正的人生信仰，更多的可能性是某種政治手段。
此間，張學良給予經濟困難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諸多物資援助和武器彈藥支持，包括1936年6月資助安排毛澤東之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從香港出國，經巴黎到莫斯科學習。
中共中央及時修正并逐步調整了自己的方針策略，放棄“抗日反蔣”口號，提出“逼蔣抗日”口號。共產黨致信國民黨中央說：“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贊助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我們宣布：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維埃區(qū)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蘇區(qū)人民的代表，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并在蘇區(qū)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制度?！?sup>這是共產黨向國民黨提出的公開挑戰(zhàn)，也是共產黨向全國人民提出的公開承諾。在民族危機面前，政黨與政黨之間競爭的是話語權，是民心向背。共產黨對黨內同志說：“在全國人民面前，我們應表現出我們是‘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堅決主張者，是全國各黨、各派（蔣介石國民黨也在內）抗日統一戰(zhàn)線的組織者與領導者。這種態(tài)度最能爭取廣大抗日人民的同情與擁護，在國民黨區(qū)域中也便利于我們的活動?！?sup>這有斗爭策略考慮，更有立場原則選擇。
隨著中共統一戰(zhàn)線工作全面展開，形勢一片向好。在陜北，1936年8月19日，中共中央主持召開全國哥老會代表大會，到會各山堂會員千余人，會期七天，通過《中華江湖抗日救國簡章》，宣布成立“中華江湖抗日救國會”和“中華江湖抗日救國軍”，確立行動宗旨為“中華英雄大聚會，團結一致救中國，民主共和求解放，聯合戰(zhàn)線爭獨立”。在山西，中共代表彭雪楓、朱蘊山、張友漁、楊秀峰等人分別游說閻錫山，大獲成功，1936年9月18日成立“犧牲救國同盟會”，以守土抗戰(zhàn)為號召，閻錫山表示贊同中共提出的抗日主張，愿意推動南京政府抗日。在北平，中共代表南漢宸、謝晉生等成功接近傅作義，促使傅作義同意歡迎紅軍入綏抗戰(zhàn)。在西南，中共代表李允生（馮雪峰）等人與劉湘取得聯系，并讓其表態(tài)，只要蘇聯之路可走，就決定加入西北大聯盟。在廣西，中共代表云廣英、宣俠父、胡鄂公等人，與兩廣實力派李濟深、李宗仁等簽署合作協議。在南京，中共代表已經把抗日統一戰(zhàn)線工作做到南京政府內部，取得宋子文、孔祥熙、李石曾、張靜江等一批國民黨元老的基本認同。
1936年12月3日，蔣介石再次來西安督戰(zhàn)。12月9日，西安學生舉行紀念“一二·九”運動周年大游行，向省政府和住在臨潼的蔣介石請愿，要求軍隊開赴前線實行抗日。張學良面對群情激奮的學生，想到抗日的艱難曲折，百感交集，聲淚俱下，明確表示自己決不做走狗或漢奸，誓死收復東北。當晚，張學良再赴臨潼，向蔣介石陳詞抗日，卻遭到責罵。后來他回憶說，“學生走向臨潼后，我不顧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學生勸回來，而蔣委員長卻怪我沒有武力彈壓，而且竟公開明說是他叫警察開槍，假如學生再向前進，他便下令用機關槍打！我們的機關槍是打中國人的嗎？我們的機關槍是打學生的嗎？蔣委員長有了以上兩種表示，楊主任，其他西北將領和我本人，就都斷定了他的主張是絕不能輕易改變了”。在多次苦苦進諫蔣介石毫無效果的情況下，張學良聯合楊虎城及其十七路軍，在臨潼華清池蔣介石住處，發(fā)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一舉扣留了前來督戰(zhàn)“剿共”的蔣介石及其全部隨行人員。
西安事變，中共走上前臺協調各方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fā)生當天，張學良、楊虎城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zhàn)、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立即召開救國會議等八項主張。同時，張學良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蔣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wèi)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并望紅軍全部集中于環(huán)縣一帶，以便共同行動，以防胡（宗南）敵北進。”這時已經從瓦窯堡遷移到保安的中共中央，立即活躍起來，緊急商討對策。
盡管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精神，積極主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但是對于近十年來革命斗爭的直接敵人蔣介石被友軍扣留，共產黨方面領導人，特別是在軍事斗爭一線的領導者，還是喜不自禁?！?936年12月12日，張、楊活捉蔣介石的消息通過無線電波傳到保安的時候，不用說，是人心大快，大快人心。”黎明時收到電報，上午保安城就出現不尋常的活躍情景?！斑@個消息像閃電一般傳遍了整個地區(qū)，人們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蔣介石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最痛恨的人，他指使人嚴刑拷打和屠殺了數萬工農革命群眾，國內戰(zhàn)爭中有數十萬人喪失了生命，而他又是內戰(zhàn)的主犯和罪魁禍首?！?sup>大家聚集在毛澤東的窯洞里，議論紛紛：“蔣介石也有今日！”“張學良確實干得不錯！”“現在還有甚么別的話好說，先將那些家伙殺了再說?！?sup>在組織原則與個體情感、理性決策與感性經驗之間，革命隊伍首先表現出的是一次巨大的情緒釋放。
中共中央在確認事變真相后，以毛澤東、周恩來的名義回電張學良，提醒加強軍事部署，建議緊急調集東北軍主力至西安、平涼一線，調集第十七路軍至西安、臨潼一線，紅軍擔任鉗制陜甘中央軍任務。安排周恩來擬赴張學良處協商大計。并且，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書記處，通報事變情報，報告處理意見，希望借此組織抗日聯軍、成立國防政府，請求國際輿論支持和蘇聯軍事經濟援助。
當天晚上，在保安的干部戰(zhàn)士和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舉行大型集會。毛澤東首先發(fā)表演講，認為清算和公審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的叛徒蔣介石的時候到了，只有對他進行清算，才能為全國一致抗日開辟道路；必須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內戰(zhàn)，特別是反對紅軍的內戰(zhàn)，以及立即停止對共產黨員的迫害；必須舉行關于建立有東北軍總指揮張學良將軍，陜西省主席、國民黨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將軍，共產黨代表和國民黨地區(qū)抗日組織代表參加的聯合政府的會談；必須動員整個民族和全國一切武裝力量，反對日本及其在國民黨中的幫兇。朱德、周恩來等也在集會上發(fā)表講話。
12月13日上午，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討論對西安事變的對策問題。毛澤東做主題發(fā)言，充分肯定該事變具有抗日反賣國賊的革命意義，它把我們從牢獄的情況下解放出來，有歷史功績，應該擁護。其實蔣介石最近的立場嚴格說來還是中間性的，并非投降的或親日的，可惜的是他在“剿共”這一點上還是站在日本方面的。既然事變已經發(fā)生，“在我們的觀點，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因此，目前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是否在西安成立全國政府問題，需要考慮，但設法使東北軍、十七路軍不僅在政治上與我們一致，而且使他們在組織上與我們一致，這是要下大力去做的工作。
由于國民黨中央軍已逼近潼關，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周恩來提議：“在軍事上我們要準備打，但在政治上不與南京政府對立。”要在實際工作中起領導作用，深入發(fā)動群眾，以群眾團體名義歡迎各方代表去西安參加救國會議。中共要公開走上政治舞臺，同時不放棄地下黨的艱苦工作。
張聞天態(tài)度更加溫和，觀點也更加明確：“我們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緊，發(fā)動群眾威逼南京。改組南京政府口號并不壞。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在軍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進攻?！?sup>關鍵是要盡量爭取時間，鞏固自己的部隊，把西安、蘭州控制在我們手里，打通與蘇聯的通道，努力實現共產黨登上合法政治舞臺的目標。
朱德、張國燾、博古等也在會上發(fā)言。會議最后沒有形成明確一致的方針決定，在隨后發(fā)出的不同電訊和指令中，可以明顯感覺到出自張聞天或毛澤東之手筆的不同態(tài)度和語氣。
“元兇被逮，溥海同快。……宜即逮捕或驅逐部隊中法西［斯］分子，對全軍舉行廣大深入的政治動員，向全體官兵宣布蔣氏賣國殘民罪狀，政治上團結全軍。此著是最緊急任務之一?！?sup>這是12月13日，毛澤東擬稿，以毛澤東、周恩來名義發(fā)給張學良的電文，態(tài)度傾向一目了然。與此同時，在保安油印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用顯著的位置、巨大的篇幅、欣喜的語言，聲援張學良的愛國義舉，揭露蔣介石“十年反革命，五年賣國賊”的罪惡，宣傳把蔣介石交給人民公審、裁決，雖百死也不足以贖其罪惡于萬一的主張。
12月15日（或16日），張聞天在紅軍大學做政治報告，講西安事變發(fā)生原因和我們應采取的方針對策。據聽過報告的趙發(fā)生回憶：在報告之前，大家的心情是要把蔣介石抓到陜北來處決，而張聞天的報告則是在分析形勢的基礎上，向大家講為什么不能殺蔣介石的道理。
在南京方面對西安事變做出強烈反應之后，何應欽出任“討逆軍”總司令指揮大軍由潼關向西安迅速推進，中央軍飛機輪番轟炸潼關至西安沿線地區(qū)，中共方面希望出現的局面難以成真。毛澤東致電張學良，建議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以守為攻，紅軍主力迂回敵后直取鄭州，威逼南京，只有給蔣系中央軍嚴厲打擊后，國內各派才好脅迫南京方面抗日。這種超乎常人想象力的戰(zhàn)略思維，充分顯示了毛澤東驚人的軍事才能和政治謀略。但是，張學良沒有接受這個建議，中共黨內軍事指揮將領們也不十分贊成這個計劃。
促使中共中央對于西安事變處置態(tài)度和主張趨于一致的重要因素，是來自共產國際的指令。12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產國際書記處電報，但因譯碼技術問題，未能全部譯出。該電主要內容是：“張學良的行動不論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只能損害把中國人民的力量團結在抗日統一戰(zhàn)線中，并會鼓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這無異于給“審蔣”、“除蔣”主張者迎面潑來一盆冷水。共產國際書記處來電沒有及時翻譯出來，次日中央又收到潘漢年發(fā)來的介紹蘇聯新聞媒體觀點的電文，對西安事變持基本否定態(tài)度。盡管他們相信這可能是蘇聯政府對外公開宣傳的一種外交手段，但是莫斯科的這種態(tài)度主張對中共的方針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
12月18日，中共中央就西安事變處置問題再次致電國民黨中央，放棄了15日通電中要求“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公審蔣介石的主張，而是在堅持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承認紅軍與東北軍及十七路軍的抗日要求、停止一切內戰(zhàn)、釋放一切政治犯、實現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等五項原則基礎上，同意保證蔣介石的安全和自由?！氨军h相信，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當亦不成問題，否則糜爛橫政，民族生存與貴黨生命均將為貴黨錯誤的政策而斷送干凈也?！?sup>中共在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影響下，態(tài)度和主張已經發(fā)生改變，趨向一致于張聞天所持觀點。
12月19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西安事變發(fā)生后的形勢與任務的指示中，對于此次事變意義的認識有了改變。在堅持認為“這次發(fā)動是為了要抗日救國而產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統一戰(zhàn)線去推動全國抗日統一戰(zhàn)線的開始”基礎上，增加了第二點內容，“但是因為這一發(fā)動采取了多少軍事陰謀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負責人蔣介石及其主要將領，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敵對地位，而造成了對于中國民族極端危險的新的大規(guī)模內戰(zhàn)的可能。因此，這一發(fā)動又妨害了全國反日力量的團結”。這種既肯定又否定的觀點認識，是黨內不同意見的整合，也是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不同意見的整合。從文本形態(tài)分析，顯然是出于張聞天的手筆，是以張聞天等人的觀點為基礎，融合了毛澤東等人的意見，顯示了黨在矛盾中求統一、在斗爭中謀發(fā)展的精神。
根據這樣的方針和口徑，事變后即前往西安的周恩來全力配合張學良、楊虎城，展開了與蔣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和宋美齡的談判。最終，在雙方相互妥協的基礎上，這場危機得以妥善化解，中共放棄“西北大聯合”計劃，蔣介石答應停止“剿共”，國共兩黨在團結抗日的旗幟下再度走上合作之路。中國共產黨以公開合法的身份，逐步活躍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中國政治舞臺上。
西安事變發(fā)生后，東北軍從陜北撤防，將膚施城讓給紅軍。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從保安遷移至此，沿用中共地下黨組織此前對其的稱謂“延安”。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抗戰(zhàn)時期對國民黨的“五條政策建議”和共產黨的“四項保證”，即停止一切內戰(zhàn)，保障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召集各黨各派各軍代表會議，迅速完成對日抗戰(zhàn)準備工作，改善民生；保證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政府特區(qū)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的指導，在特區(qū)政府區(qū)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執(zhí)行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共同綱領。這是借會議之機，督促國民黨方面執(zhí)行西安事變后所達成的協議精神。
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的此次會議上，也表示了停止武力“剿共”，正式重開國共合作談判的態(tài)度，標志著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初步形成。
此后，周恩來在南京、杭州、西安等地同國民黨代表以及蔣介石本人多次談判，一直到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國民政府國防會議上才算完全達成合作協議。
三 關于抗日持久戰(zhàn)的科學論述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強勢入侵，中國共產黨人高舉抗日救亡的旗幟，高倡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主張，號召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妥善解決西安事變，給危難中的民族國運點燃了一盞希望的明燈。但是，面對強敵壓境，敵強我弱的軍事形勢，中國抗日的前途是什么，中國抗日救亡的勝利路徑是什么，仍然是時代社會普遍關心而不得其解的問題。對此，中國共產黨人智慧地提出抗日持久戰(zhàn)的軍事戰(zhàn)略方針，再一次以自己的理想信念主張及時回應時代社會之關切。
最初的論證
持久戰(zhàn)，是對戰(zhàn)爭長期性的一種認識。關于抗日持久戰(zhàn)的論述，就目前所能掌握的文獻資料來看，最初是瓦窯堡會議上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精神，決定建立抗日統一戰(zhàn)線，認真考慮在新的民族戰(zhàn)爭中，選擇什么路徑，經歷什么階段，達到戰(zhàn)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勝利目標，黨內分管軍事工作的毛澤東提出持久戰(zhàn)觀點。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分析討論華北事變后國內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zhàn)略等一系列問題。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張浩傳達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精神，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新政策。12月23日，毛澤東在會上做關于抗日軍事戰(zhàn)略問題報告，認為“在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的形勢下，在中國紅軍及其他革命武裝力量的現狀之下，黨的軍事策略即戰(zhàn)略方針”，應該是在以堅決的民族戰(zhàn)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總任務之下，“把國內戰(zhàn)爭同民族戰(zhàn)爭結合起來”，要正確估計敵我力量，積極準備直接對日作戰(zhàn)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在作戰(zhàn)指揮原則上，強調堅持游擊戰(zhàn)，“反對只‘打’不‘走’的拼命主義，又要打，又要走，自然走是為了打的。戰(zhàn)爭方式的游擊性，即沒有固定戰(zhàn)線，這是由于技術條件落后而決定的中國紅軍作戰(zhàn)的特點，也正是過去軍事指導的長處”；堅持運動戰(zhàn)，“反對‘不讓寸土’的保守主義的陣地戰(zhàn)，主力紅軍大踏步進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堅持持久戰(zhàn)，“戰(zhàn)略的持久戰(zhàn)，戰(zhàn)役的速決戰(zhàn)，反對戰(zhàn)役持久戰(zhàn)，反對‘拼消耗’”。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拿戰(zhàn)略方針去指導戰(zhàn)役戰(zhàn)術方針，把今天聯結到明天，把小的聯結到大的，把局部聯結到全體”。游擊戰(zhàn)、運動戰(zhàn)、持久戰(zhàn)，具有高度的軍事辯證法。這是胸懷大志、腳踏實地、清醒務實的革命樂觀主義態(tài)度和實踐理性精神，是一種在黑暗微芒中發(fā)現一點亮光，并頑強不屈地把光芒變成光明的意志品質。
主持會議的張聞天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報告中所闡述的紅軍作戰(zhàn)指揮上的基本原則，促使會議根據毛澤東發(fā)言精神，通過《中央關于軍事戰(zhàn)略問題的決議》。
中國古代兵家一般多忌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主張速戰(zhàn)速決。只有很少的案例，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持久戰(zhàn)來疲憊、消耗對方，爾后擊敗之。毛澤東在思考中國抗日戰(zhàn)爭發(fā)展問題時，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持久戰(zhàn)觀念，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堅持正義立場，戰(zhàn)略上采用持久戰(zhàn)的方針，通過長期的作戰(zhàn)，逐步削弱敵人，轉劣勢為優(yōu)勢，變被動為主動，最后贏得戰(zhàn)爭的勝利。這是他對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開展革命工作長期性的認識，也是對工農紅軍斗爭經驗的精辟總結，更是對抗日戰(zhàn)爭新形勢新問題的具體分析和睿智見識。
中共中央從瓦窯堡搬遷到保安，1936年7月，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時，再次闡述了中國抗日戰(zhàn)爭要經過較長時期的戰(zhàn)略觀念?！皯?zhàn)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zhàn)，要先用運動戰(zhàn)逐漸地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zhàn)斗力?！闭麄€戰(zhàn)爭時期，要充分發(fā)揮游擊戰(zhàn)優(yōu)勢，“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于奔命”。到戰(zhàn)爭后期，才發(fā)起“對于日本的占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斑@樣，日本在中國抗戰(zhàn)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zhàn)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zhàn)的潛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zhàn)爭。”這里因為語言翻譯的關系，雖然沒有使用“持久戰(zhàn)”概念，但是其對于抗日戰(zhàn)爭發(fā)展階段和戰(zhàn)略思想的論述，放在中日兩國軍事、政治、經濟對比，以及國際國內環(huán)境下進行全面考慮，顯得更加周到成熟。
進入延安后，朱德用自己直接指揮紅軍戰(zhàn)斗的經驗，進一步思考著抗日持久戰(zhàn)的戰(zhàn)略思想。1937年4月12日，朱德在延安舉行的西北青年救國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式上講話，指出：“據我們的經驗與估計來看，抗日戰(zhàn)爭不是一年半載與一兩次戰(zhàn)爭就能解決的。戰(zhàn)爭的時間必會長久，戰(zhàn)線必定會很寬。那么，我們戰(zhàn)爭勝利的決定因素，就是預備軍的動員如何，預備軍的組織如何。”所謂“預備軍”，就是后來的邊區(qū)“自衛(wèi)軍”，全民皆兵。為了做長期戰(zhàn)爭的勝利準備，他強調“首先應爭取民主制度的實現”，同時，“必須改善群眾的生活，才能增強抗日的力量”。這不是一個單獨的“持久戰(zhàn)”概念問題，而是堅持抗日戰(zhàn)爭的政治經濟方針路線問題。
為了總結國內戰(zhàn)爭經驗，迎接即將到來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1937年6月12日，中央軍委特設軍事研究委員會，“其重要任務在于研究對日抗戰(zhàn)、目前軍事教育、國內戰(zhàn)爭經驗教訓各項問題，并擬具體意見提交執(zhí)行機關”。該委員會由朱德、毛澤東、林彪、蕭勁光、李德五人組成，朱德為主任?！爱斘覀冇蓛葢?zhàn)進入抗戰(zhàn)時，面對著的敵人是日本軍隊，我們便不固執(zhí)內戰(zhàn)的經驗，而是加以必要的改變和提高，充分研究敵情來下決心，來決定戰(zhàn)法?！?sup>抗日持久戰(zhàn)，就是這個軍事研究委員會的主要研究題目和重要研究成果。
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后，戰(zhàn)爭形勢更加危急，國共合作步伐加快，中共方面加緊對日軍事戰(zhàn)略研究。7月26日，朱德撰文《實行對日抗戰(zhàn)》，比較系統地闡述了日本經濟、軍事上的各種弱點，指出“日本并不是可怕的魔鬼”，“恐日病”是嚴重的錯誤，讓步、妥協與退避是亡國滅種的自殺政策；團結抗戰(zhàn)是中國唯一的出路，“最后的勝利是我們中國的”。“擺在我們面前的唯一問題是抗戰(zhàn)，抗戰(zhàn)到最后的勝利！但是抗戰(zhàn)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件，也許有著超過我們想象之外的困難，它將是一個持久的艱苦的抗戰(zhàn)。這需要我們動員與集中全中國一切人力、智力、財力與物力以赴之！”8月11日，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在南京出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談話會，明確指出：“抗日戰(zhàn)爭在戰(zhàn)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戰(zhàn)，在戰(zhàn)術上則應采取攻勢。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損失，必須到敵人的側翼活動。敵人作戰(zhàn)離不開交通線，我們則應離開交通線，進行運動戰(zhàn)，在運動中殺傷敵人。在抗戰(zhàn)中發(fā)動民眾甚為重要，在戰(zhàn)區(qū)應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眾組織起來。游擊戰(zhàn)是抗戰(zhàn)中的重要因素，游擊隊在敵后積極活動，敵人就不得不派兵守衛(wèi)其后方，這就牽制了它的大量兵力?！蓖瑫r強調，“抗戰(zhàn)開始以后，應當根絕各種和平妥協言行，堅持持久抗戰(zhàn)”。由此可知，中共方面對于抗日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已經有了比較全面系統的認識。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洛川會議，研究新形勢下黨的政治、軍事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集中研究抗日戰(zhàn)爭的軍事問題。會議首先由毛澤東做軍事問題和國共關系問題的報告，全面分析抗戰(zhàn)中的形勢、任務和戰(zhàn)略方針，指出抗日戰(zhàn)爭的持久性?！拔覀兊娜蝿帐莿訂T一切力量爭取抗戰(zhàn)勝利，最基本的方針是持久戰(zhàn)。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chuàng)造根據地；鉗制和相機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zhàn)（戰(zhàn)略支援任務）；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民族革命戰(zhàn)爭領導權。”毛澤東在發(fā)言中突出強調，紅軍參加抗戰(zhàn)的戰(zhàn)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zhàn)，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對此，會議上爭議較大。張聞天發(fā)言中極力支持毛澤東抗日持久戰(zhàn)觀點，提出“我們總的方針是使政府的抗戰(zhàn)發(fā)展為全民族的抗戰(zhàn)，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zhàn)的勝利。但這是一個艱苦、持久、變化很多的斗爭過程”。在全民動員，發(fā)動組織民眾抗戰(zhàn)中，爭取抗戰(zhàn)領導權?！翱谷帐浅志脩?zhàn)，即使部分妥協發(fā)生也仍是持久戰(zhàn)，所以要盡量擴大我們的力量，至少要保存我們的力量?！痹诿恳粋€具體戰(zhàn)斗中，正如做買賣，“賺錢則來，不賺錢不干”。會議決定重新調整中央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浩、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等11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實際上稱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書記（即副主席）。毛澤東關于抗日持久戰(zhàn)的論述，成為會議通過的決議內容。
洛川會議召開當天，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副總指揮，表明國共合作進入實質性階段。8月25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fā)出關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的命令。9月11日，八路軍按戰(zhàn)斗序列改稱第十八集團軍。
紅軍改編八路軍后，將直接開赴抗日前線，參加對日作戰(zhàn)。洛川會議上，關于抗日持久戰(zhàn)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問題，雖然形成決議，但在黨內和八路軍高層認識上仍然存在著疑惑。張聞天、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等相繼發(fā)表文章，論述抗日持久戰(zhàn)和爭取抗戰(zhàn)勝利的條件、方針等問題。其中，張聞天為紀念“九一八”事變六周年所寫的文章最為突出。他認為這次中日戰(zhàn)爭是一次決定兩國未來命運的“決死戰(zhàn)爭”，“因此中日戰(zhàn)爭誰勝誰負的問題，是不能在短時期內最后解決的。中日兩國的戰(zhàn)爭，將帶有持久的性質”。從中日兩國國情分析入手，他得出的結論是：“日本帝國主義從速戰(zhàn)速決轉變到持久戰(zhàn)將是不得已的與被逼的。而中國，則必須用持久戰(zhàn)以戰(zhàn)勝日本。因為這種持久戰(zhàn)對于日本非常不利，而對于中國卻是有利的。中日戰(zhàn)爭愈持久，則日本國內的矛盾愈益尖銳化，日本方面的困難愈益增加。這就是造成了中國戰(zhàn)勝日本的有利條件?！?sup>中日戰(zhàn)爭不是一城一地的爭奪，而是兩個國家之間的生死較量。論述戰(zhàn)爭發(fā)展的趨勢，需要對宏觀社會歷史的準確把握，對民族未來的堅定信心。
1936年初，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級顧問的蔣百里，負責制訂中日戰(zhàn)爭國防計劃，也提出抗日戰(zhàn)爭持久戰(zhàn)觀點，并影響了蔣介石。他認為中日戰(zhàn)爭不可避免，戰(zhàn)爭的最后結局如何？“感謝我們的祖先，中國有地大、人眾的兩個優(yōu)越條件，不打則已，打起來就得運用拖的哲學，拖到東西戰(zhàn)爭合流，我們轉弱為強，把敵人拖垮而后已?！?sup>1936年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部秉承蔣介石的意圖，在主持擬訂《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zhàn)計劃》（甲案）中，第一次正式將持久戰(zhàn)寫入國防作戰(zhàn)計劃，并將作戰(zhàn)指導要領表述為：抗日戰(zhàn)爭“雖守勢作戰(zhàn)，而隨時應發(fā)揮攻擊精神，挫折敵之企圖，以達成國軍之目的；于不得已，實行持久戰(zhàn)，逐次消耗敵軍戰(zhàn)斗力，乘機轉移攻勢”。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夕，蔣百里公開出版發(fā)行軍事論集《國防論》，扉頁上題寫著：“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其中詳細闡述對日持久戰(zhàn)的全部過程和預期計劃?？箲?zhàn)爆發(fā)后，1937年8月，他在上海接待到訪的梁漱溟時說：“打不了，也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五年、八年、十年總堅持打下去；不論打到什么天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向他（指日寇）妥協，最后勝利定規(guī)是我們的。”他認為，抗日戰(zhàn)爭在整體戰(zhàn)略上，是先退卻，后相持，最后反攻的三階段。只有打持久戰(zhàn)，中國才有辦法，這樣可以切斷日本人的供應線，日本人沒辦法再打下去了。他堅信，最后中國一定會勝利的。同年8月20日，國民政府以軍事大本營名義頒發(fā)《國軍作戰(zhàn)指導計劃》，再次明確提出：全國抗戰(zhàn)以達成“持久戰(zhàn)”為作戰(zhàn)指導之基礎主旨。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旗幟下，國共雙方將領們在思考抗戰(zhàn)的方向、路徑和戰(zhàn)略問題時，很多人都提到過戰(zhàn)爭長期性、抗日持久戰(zhàn)等觀點，關心戰(zhàn)爭勝敗，關注民族命運。
毛澤東的擘畫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zhàn)爭研究會上做長篇演講《論持久戰(zhàn)》，最后的結論是：抗日戰(zhàn)爭是持久戰(zhàn)，最后勝利是中國的。
這是抗戰(zhàn)一周年到來之際，毛澤東在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進行10個月以來經驗教訓總結的基礎上，全面闡述對于這場戰(zhàn)爭性質與影響的思想認識、對于其過程與結果的分析判斷，代表中國共產黨對全國人民普遍關心的抗日戰(zhàn)爭發(fā)展前途問題做出明確的表態(tài)。它給予人們的是清醒理性的判斷、嚴肅縝密的邏輯、通俗易懂的語言，以及不畏艱險、勇于承擔、敢于勝利的堅定信心。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尤其是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zhàn)之后，日本侵略軍在華北長驅直入，在華東的上海、南京步步進逼，國民黨將領總體上表現出的軟弱和不抵抗消極行為，以及淞滬抗戰(zhàn)中雖然殊死抵抗但終究國土淪喪的悲慘結局，帶來國內民心不振，“亡國論”情緒一度甚囂塵上。可是，1937年9月，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在平型關成功伏擊日軍最精銳的部隊板垣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輜重大隊和第六兵站汽車隊，殲敵近千人，取得自抗戰(zhàn)爆發(fā)以來中國軍隊第一場完全勝利的戰(zhàn)役。1938年3月至4月，第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李宗仁調集64個師約60萬人，在徐州地區(qū)成功阻擊侵入華北和華東的日軍企圖南北會合的戰(zhàn)略陰謀，以犧牲一倍于敵人的代價，殲敵1萬多人，粉碎了日本新式陸軍建立以來戰(zhàn)無不勝的神話。半年不到，捷報時傳，國內輿論一反過去的悲觀情緒，戰(zhàn)爭“速勝論”情緒頓然高亢起來。在延安，在中共黨內，也有對戰(zhàn)爭持兩種極端觀點者。對抗日戰(zhàn)爭持不同的認識觀點，直接影響到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以及對于抗日根據地各種制度政策的執(zhí)行態(tài)度。為了徹底批駁“亡國論”和“速勝論”的錯誤認識，擺脫消極情緒和急躁情緒對于革命工作的干擾，把全軍全黨的思想認識統一到“持久抗戰(zhàn)”“奪取抗戰(zhàn)最后勝利”的軌道上來，并為持久抗戰(zhàn)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毛澤東決定寫一篇論持久抗戰(zhàn)的大文章。
毛澤東在查閱大量資料的基礎上，擬訂了一個詳細的寫作提綱，然后就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進入集中寫作階段。最后，終于在9天的時間里，完成了這部近5萬字的理論著述。
據當時擔任毛澤東警衛(wèi)員的翟作軍回憶，毛澤東坐在鳳凰山麓窯洞里的書桌邊，白天映著窯洞窗戶透過的陽光，夜晚借助微弱的燭光，潛心寫作。最初兩天兩夜沒有睡覺，還一個勁地伏案疾書。實在寫得太累太困的時候，才叫警衛(wèi)員進來給他打盆水洗洗臉，清醒清醒，或者到院子里轉一轉，要不就躺在躺椅上閉上眼養(yǎng)一會兒神，又繼續(xù)寫。飯吃得很少，臉色也不好看。大家生怕主席累病了，便在值班時加倍注意，見縫插針地勸主席多休息，但實際上不起任何作用。
這時，賀子珍已離開延安去了蘇聯，江青還沒有進入中央軍委辦公室工作，毛澤東的日常生活完全由警衛(wèi)員照顧。
大約第三天，又輪到翟作軍值班。正是夜幕降臨時分，他照例走進毛澤東的窯洞里，點燃兩支蠟燭，分別置于寫字桌兩端。他故意把點蠟的動作放慢一些，打算趁機勸說主席休息。可是跟往常許多時候一樣，毛澤東的眼睛一下都沒有離開過紙和筆。他只好一聲不響地退了出來。半夜光景，到了毛澤東該吃飯的時間，他把熱氣騰騰的飯菜端到桌邊，提醒主席趁熱吃下，然后睡會兒覺。毛澤東答應著，手中的筆仍不停地寫著。見此情景，翟作軍進一步懇求主席吃完飯早點休息。毛澤東抬起頭看了翟作軍一眼，微笑著說：“好，等一會兒就睡?！?/p>
翟作軍考慮到不便多打攪主席，便走了出來。大約過了一頓飯的工夫，他估計主席該吃完飯了，想去把碗筷收拾一下，好讓主席睡覺。誰知他推開門一看，主席還在聚精會神地寫著，放在桌子邊上的飯菜一動沒動，只是不冒熱氣了。
翟作軍覺得自己很失敗，工作沒有做好。他悄悄地把飯菜端出來放在火上熱了熱，又給主席送過去，“主席，您吃飯吧，天冷，一會兒就涼了。”
“啊，我還沒有吃飯？”毛澤東抬起頭，看看眼前的飯菜，好像想起什么，應和道：“好，就吃就吃?！?/p>
翟作軍走了出來，有意多等一會兒，心想這一回主席總該把飯吃了。哪知道進去一看，飯菜還是沒動，主席還在埋頭寫作?！澳菍Ｐ膭艃海秃孟癜颜麄€身心都投到那支筆上去了。我過去看他，他根本就沒發(fā)覺。我一陣心酸難受，說不清是啥滋味。眼前這種情況，進去打攪主席顯然是不合適的，我只好又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碧炜炝恋臅r分，警衛(wèi)員再次來到主席屋里看，見主席還在寫，飯仍然一動沒動。
毛澤東就這樣連著五六天茶飯不思地寫著稿子，睡覺時間短到不能再短。慢慢地，“兩只眼睛布滿了紅絲，寬闊的面頰明顯地消瘦下來，顴骨凸了出來，臉上浮起一層淡淡的黑釉；飯吃得更少了”。天天看著主席廢寢忘食艱苦寫作而致使身體日漸衰弱下去的狀況，警衛(wèi)班幾個人的心里都火燒火燎的，為毛主席的身體健康十分擔心和焦急，可又沒有什么好的法子能讓毛主席注意適當休息。
到了第七天，又輪到翟作軍值班。他發(fā)現主席還是不肯休息，繼續(xù)在寫。當時雖然已是春天，陜北的天氣還是比較冷的，夜間坐久了，窯洞里的寒氣會從腳底一點點地爬上膝蓋，爬上身子。警衛(wèi)員們?yōu)榱俗屩飨?，弄了盆炭火擱在他的腳邊，又想起硬板凳坐著累，就到飼養(yǎng)員那里找了條當馬墊子用的毛巾毯給主席墊在椅子上。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翟作軍忽然聽到主席在叫：“警衛(wèi)員，你來一下！”
翟作軍趕緊向主席窯洞里走去，忽然聞到一股破布爛棉花的焦煳味兒，估計是什么東西燒著了。快步走進去一看，只見主席正微彎著身子在脫棉鞋，兩只腳上還微微地冒青煙呢。原來是主席的棉鞋烤著了。警衛(wèi)員趕快過去伸手幫主席把腳上的鞋脫下來，隨手用暖壺的水往鞋上一澆，火滅了，焦煳味兒直沖鼻子。主席的一雙棉鞋燒破了好幾處，棉花都露了出來。棉鞋是沒法穿了，當晚只好把主席的單鞋找來讓他換上。
“怎么搞的，我一點也沒有覺得就燒著了?！泵珴蓶|兩眼看著那雙燒壞了的棉鞋，一邊說，一邊哈哈大笑起來。
警衛(wèi)戰(zhàn)士們也跟著笑了起來，心想，要不是火燒痛了主席的腳，主席怕還不知道鞋燒了呢?！爸飨?，您該睡睡了。您不休息，把大家都急壞了?！睓C靈的翟作軍趁勢抓住這個機會，勸主席休息。
“好，好，你們先睡，我等一會兒就睡?！泵珴蓶|還是那句搪塞的老話，說完，又埋頭寫起來，就像剛才什么事情都沒發(fā)生一樣。
過了不多久，警衛(wèi)員們發(fā)現主席屋里的燈果然滅了，知道主席已經躺下，心里不由得一陣輕松。又過了一會兒，翟作軍還是有點放心不下，想看看主席是不是真的已經睡著了，便輕輕走了過去。只見主席正側身躺著，用手在不停地捶自己的腰。見到小翟進來，問道：“你們晚上睡得著嗎？”
“睡得著，還睡不夠呢！”
“唉，還是年輕人好啊，沒心事。我就不如你們，我時常睡不著。”
接下來的一天，毛澤東就病倒了。癥狀主要為頭疼、吃不下飯、睡不著覺。醫(yī)生過來仔細檢查一番后，說沒有別的病，主要是勞累過度和精神一直處于高度緊張狀態(tài)所導致的。醫(yī)生給毛澤東開了些藥，一再勸說毛澤東要注意好好休息。毛澤東吃了藥，休息了一天。但是心里總是惦念著文章的事，還沒有等病全好，就又坐到寫字桌前，全神貫注地繼續(xù)寫起來。
大概寫到第八九天的半夜，毛澤東把翟作軍叫去，交給他一卷用報紙卷好的文稿，讓他過延河送到清涼山下解放社去。翟作軍拿好紙卷，反身回屋子帶上槍，就直奔清涼山跑去。一路上，他高興地想著：這回好了，主席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
過了兩三天，解放社送來校樣。毛澤東拿到手以后，就手不釋卷，不舍晝夜，反反復復地修改起來。
不久，解放社給毛澤東送來一疊小冊子，封面上寫著《論持久戰(zhàn)》。毛澤東拿到后，瘦削的臉上露出了微笑。他吩咐翟作軍立即把這些書分送給中央幾位首長看，請大家提提意見，準備再做進一步的修改。
解放社油印的《論持久戰(zhàn)》數量有限，盡管大家爭相傳看，仍然有許多干部看不到，特別是在前線的干部。于是，毛澤東同意在1938年7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刊——抗戰(zhàn)周年暨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七周年紀念?？习l(fā)表。同時，在該期套紅印刷的雜志封面上，刊載毛澤東題詞手跡：“堅持抗戰(zhàn)，堅持統一戰(zhàn)線，堅持持久戰(zhàn)，最后勝利必然是中國的?！痹谑灼恢冒l(fā)表的毛澤東《論持久戰(zhàn)》標題下，有一個很長的副標題：“論抗日戰(zhàn)爭為什么是持久戰(zhàn)與最后勝利為什么是中國的及怎樣進行持久戰(zhàn)與怎樣爭取最后勝利。”文章初次發(fā)表時，每個段落前標有序號，共計120個自然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是為了回應時代社會關切，給予或悲觀或急躁的時代情緒一份理性思考的答卷。既當仁不讓，道義擔當，又循循善誘，娓娓道來，鞭辟入里，以理服人。其中，對于抗日戰(zhàn)爭經歷三個階段的論述，即敵之戰(zhàn)略進攻與我之戰(zhàn)略防御、敵之戰(zhàn)略保守與我之準備反攻、我之戰(zhàn)略反攻與敵之戰(zhàn)略退卻，成為戰(zhàn)爭發(fā)展進程的科學預言。他明確提出人民戰(zhàn)爭思想，“武器是戰(zhàn)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與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與人心的對比”，“戰(zhàn)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只要中國結成抗日統一戰(zhàn)線，讓國內和國際上更多的人站在中國人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立場上，就一定能夠促使戰(zhàn)爭力量對比發(fā)生根本改變。鑒于在整個抗日陣營中的力量和地位，他再次強調八路軍的戰(zhàn)略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zhàn)，但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zhàn)”。在敵后抗日根據地，放手發(fā)動群眾，武裝群眾，融兵于民，亦民亦兵，“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些閃耀著智慧光芒的軍事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斗爭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升華，是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形勢和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分析和理性認識。在黨內高層充分肯定和鼓勵下，毛澤東同意解放社正式出版小冊子，不僅在抗日根據地公開發(fā)行，而且也在國民黨統治區(qū)發(fā)行。
抗日戰(zhàn)爭是一場持久戰(zhàn)，走抗日統一戰(zhàn)線的道路，最后的勝利一定是中國的！
這個影響了一個時代的精神信念，隨著毛澤東的集大成之作《論持久戰(zhàn)》的廣泛發(fā)行傳播，在全國愛國民眾和一切關心支持中國人民抗日的國際友人當中，逐漸深入人心，得到普遍的認同，并獲得高度評價。
鼓舞人心的傳播
毛澤東《論持久戰(zhàn)》的出版發(fā)行傳播，是一個鼓舞人心的過程。
首先，在延安革命隊伍里和國統區(qū)廣大愛國青年中產生了熱烈的反響和廣泛認同。陳云聽過毛澤東演講后，極力鼓勵毛澤東寫成文章。《論持久戰(zhàn)》寫成后送到解放社印刷廠印制成征求意見稿，陳云又建議向革命隊伍和國統區(qū)廣泛傳播。1938年底從山東流亡到武漢的愛國青年趙儷生，正趕上日本侵略者的飛機開始轟炸武漢。“我們坐在輪渡的甲板上從報童手里買過《新華日報》，一個字一個字細讀上面三版連載的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了?！?sup>文章廓清了籠罩在國人心頭對于這場戰(zhàn)爭的種種疑惑和猜想，放棄幻想，拿起武器，投筆從戎，才是民族解放的正路。
其次，在國民黨高層領導人中也產生了很大震動，其抗日持久戰(zhàn)的基本觀點得到廣泛的認同。時任國民黨最高統帥部副總參謀長的白崇禧，從周恩來那里得知《論持久戰(zhàn)》的內容，他贊同毛澤東的觀點，佩服毛澤東的分析，認為這是一部抗戰(zhàn)軍事巨著，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zhàn)略方針。因而，他積極向國民黨最高統帥蔣介石推薦。在蔣介石的認可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zhàn)》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sup>同時，在征得周恩來的同意后，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名義通令全國，把《論持久戰(zhàn)》列入全國抗戰(zhàn)的指導思想。隨后，白崇禧命令從廣西選拔干部赴衡陽參加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學員，認真學習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直到晚年，白崇禧在回顧歷史時，對于抗日戰(zhàn)爭的描述，依然沿用抗日持久戰(zhàn)的分析框架，認為戰(zhàn)爭經歷過消耗戰(zhàn)、持久戰(zhàn)、反攻戰(zhàn)三個時期，經過八年之艱苦奮斗，終于獲得最后勝利。
據曾經以中共地下黨身份擔任蔣經國贛南時期“私人秘書”的余致?；貞洠?940年初的一個傍晚，在蔣經國辦公室里，大家一邊喝著咖啡一邊談論著新近從抗日前線傳來的信息，“蔣經國突然把談鋒轉到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了。平時我們談話從來不涉及有關中共領導方面的問題，而蔣現在卻主動提出來，我們自然是仔細聆聽。他對《論持久戰(zhàn)》十分佩服。他說，文章對于抗日戰(zhàn)爭的形勢、戰(zhàn)爭發(fā)展的幾個階段、戰(zhàn)爭形式的運用，以及戰(zhàn)爭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困難和問題，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預見性和說服力，讀了叫人萬分信服”。蔣經國還說，他已閱讀過七八遍了，有時間還要下功夫去鉆研。
也有開始不屑一顧，但是事實面前改變觀點，誠懇接受持久戰(zhàn)觀點的。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的陳誠，當周恩來向他介紹《論持久戰(zhàn)》的基本思想，并送給他一本《論持久戰(zhàn)》單行本時，他認為這是毛澤東在故意炒作，很不以為然。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長沙淪陷，抗戰(zhàn)形勢的發(fā)展確如毛澤東所預見的那樣，陳誠才意識到抗戰(zhàn)的艱巨性、復雜性和持久性，于是重新拿起《論持久戰(zhàn)》仔細研讀。他被毛澤東的精辟分析和科學預見折服，并結合戰(zhàn)例在該書頁眉上寫了許多批注，并特地邀請周恩來到湖南衡山為軍官訓練班學員講授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和《抗日游擊戰(zhàn)爭的戰(zhàn)備問題》。這本寫有批注的《論持久戰(zhàn)》單行本，至今還存放在臺北的陳誠私人圖書館。
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的諸多西方軍事將領，都高度贊賞毛澤東《論持久戰(zhàn)》中的觀點?！墩摮志脩?zhàn)》公開出版后，中共中央決定盡快翻譯成英文傳播到國外去，讓世界上更多的國家和人民了解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長期性。經過中共地下黨組織慎重考慮，先是安排時任《大公報》駐美記者楊剛在上海翻譯成英文。楊剛取得美國作家項美麗（EmilyHahn，1905～1997）的支持，順利翻譯成英文，并在邵洵美主編的雜志《自由譚》英文版上連續(xù)刊載。邵洵美在為之所寫的編者按中推薦《論持久戰(zhàn)》一書，說此書是“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賞，萬人傳頌，中外欣賞”的作品。文章連載后，立即引起廣泛關注。地下黨組織又通過宋慶齡聯系到愛潑斯坦，請他對英文譯本進行審定。毛澤東得知后，特意為英文本寫了序言《抗戰(zhàn)與外援的關系》，“上海的朋友在將我的《論持久戰(zhàn)》翻成英文本，我聽了當然是高興的，因為偉大的中國抗戰(zhàn)，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他希望通過這個英譯本的發(fā)行，“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的利益，也為了世界的利益”。邵洵美趕緊把這篇序言翻譯成英文（一說是楊剛翻譯的），列在單行本前邊，在上海印制《論持久戰(zhàn)》32開英文單行本500冊，然后通過秘密途徑，迅速分送到在上海的外國領事館、新聞機構和知名外籍人士。
《論持久戰(zhàn)》英文本在海外發(fā)行后，得到了國際上的積極響應和高度評價。據說，丘吉爾、羅斯福的案頭，都放著《論持久戰(zhàn)》英文本，斯大林的案頭則放著他專門請人翻譯成俄文的《論持久戰(zhàn)》文稿。一位外國記者讀了《論持久戰(zhàn)》后評論說：“《論持久戰(zhàn)》發(fā)表后，不管中國人對共產主義的看法怎樣，不管他們所代表的是誰，大部分中國人現在都承認毛澤東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因素，并且無誤地描述了未來的一般輪廓?！?sup>
作為美國派駐中國擔任中國戰(zhàn)區(qū)司令員的史迪威將軍，只看了一遍《論持久戰(zhàn)》，就認定這是一部“絕妙的教科書”，他更清楚地認識到八路軍、新四軍與日軍浴血奮戰(zhàn)，在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認定抗戰(zhàn)的最后勝利一定屬于中國。他建議美國政府加快對華援助，向中共提供有限數量的武器裝備，一定會加快勝利的到來。
此外，在共產國際領導層，《論持久戰(zhàn)》思想受到高度關注，并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經驗把握。1938年6月，毛澤東希望武漢《新華日報》轉載《論持久戰(zhàn)》，曾一度遭到王明的拒絕。王明認為毛澤東《論持久戰(zhàn)》的觀點存在原則性錯誤，轉交共產國際書記處。時任共產國際總書記兼管中國事務的季米特洛夫，在收到王明的信函后，仔細閱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認為毛澤東對戰(zhàn)爭形勢和策略分析得很精辟。同時，季米特洛夫從中共代表團團長任弼時那里了解到，毛澤東正逐漸成為中共事實上的意見領袖，中國共產黨認真執(zhí)行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政策，并系統提出抗日持久戰(zhàn)理論，領導抗日根據地人民進行頑強的斗爭。1938年6月11日，季米特洛夫主持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主席團會議，討論通過了《關于中共代表報告決議案》，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他們在復雜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靈活地轉到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政策上，建立起國共兩黨新的合作，團結其民族的力量，去反對日本的侵略。季米特洛夫還把任弼時匯報的中國情況轉告斯大林，引起斯大林對毛澤東的重視。同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同王稼祥、任弼時談話時，明確指出：“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sup>季米特洛夫還親自撰文，給予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以高度評價，稱：“有史以來，還沒有人把軍事問題、戰(zhàn)爭問題說得這樣透徹過，《論持久戰(zhàn)》是一本劃時代的著作?！?sup>
1938年7月6日，在中國抗戰(zhàn)一周年前夕，蘇共中央《真理報》在頭版位置刊登毛澤東和朱德的照片，表明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支持，使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得到確認。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軍政學界，《論持久戰(zhàn)》還為戰(zhàn)爭對手所折服。原日軍大本營參謀、陸軍中佐山崎重三郎說：“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zhàn)，堪稱世界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質量最高的游擊戰(zhàn)。它是一種全民總動員的攻勢戰(zhàn)略，把百萬帝國陸軍弄得團團轉……在中國打敗了日本人?！睎|京大學教授近藤邦康通過研究中日戰(zhàn)爭策略，公開宣稱：“我很佩服《論持久戰(zhàn)》。日本被中國打敗是當然的，這樣非常好的戰(zhàn)略著作在日本是沒有的。日本物資方面和科學技術方面都優(yōu)于中國，武器優(yōu)越于中國，但沒有這樣的以哲學為基礎的宏遠戰(zhàn)略眼光，日本沒有。日本的軍隊是速決戰(zhàn)，中國的戰(zhàn)略是持久戰(zhàn)，結果，日本被中國的持久戰(zhàn)打敗了?！?sup>
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都是一部經典。它既是毛澤東個人智慧的創(chuàng)造發(fā)現，又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總結提升。其公開發(fā)表傳播的過程，是引起廣泛價值認同，激發(fā)抗戰(zhàn)勝利信心的光明歷程。
- 《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第427、428、429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 《中央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1931年9月22日），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第446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 《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第二次宣言》（1931年9月30日），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第451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zhàn)爭宣言》（1932年4月15日），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第178～179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 《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愿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1933年1月17日），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第446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冊，第325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3月版。
-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1935年8月1日），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冊，第483～485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3月版。
- 1930年11月，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蔣介石希望通過《訓政時期約法》，設置總統，置五院院長于總統之下，遭到國民黨元老、行政院院長胡漢民的堅決反對。會后，兩人圍繞制定約法問題繼續(xù)爭吵并展開爭奪國民會議代表席位的斗爭。1931年2月，蔣介石悍然武力扣押胡漢民，激起國民黨內反蔣派的強烈反彈。在反對獨裁的口號下，以兩廣（廣東、廣西）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的武力為依托，于1931年5月28日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的南京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史稱“寧粵對立”。
- 《蔣介石日記》（1931年9月19日），見曾景忠編注《蔣介石家書日記文墨選錄》，第206～207頁，北京：團結出版社，2010年1月版。
- 1928年4月，蔣介石率領第二次北伐節(jié)節(jié)勝利，很快就攻入山東省。日本以保護僑民為名，派兵進駐濟南、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5月1日，國民革命軍克復濟南，日軍卻于5月3日派兵侵入中國政府所設的山東交涉署，將交涉員蔡公時割去耳鼻，然后槍殺，將交涉署職員全部殺害，并肆意焚掠屠殺，釀成“濟南慘案”。其中中國官民被焚殺死亡者達1.7萬余人，受傷者2000余人，被俘者5000余人。
- http://baike．baidu．com/view/35713．htm
- 《蔣介石日記》（1931年9月20日），見曾景忠編注《蔣介石家書日記文墨選錄》，第207頁，北京：團結出版社，2010年1月版。
- 《蔣介石日記》（1931年9月21日），見曾景忠編注《蔣介石家書日記文墨選錄》，第207頁，北京：團結出版社，2010年1月版。
- 《蔣介石日記》（1931年9月22日），見曾景忠編注《蔣介石家書日記文墨選錄》，第208頁，北京：團結出版社，2010年1月版。
- 《蔣介石日記》（1931年9月28日），見曾景忠編注《蔣介石家書日記文墨選錄》，第210頁，北京：團結出版社，2010年1月版。
- 參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上冊，第211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
- 車耀先：《政府何以自解？！》，《圖存》周刊（蓉），第3期（1937年7月），轉引自胡績偉《青春歲月——胡績偉自述》，第76～77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 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上卷，第39～40頁，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9月版。
- ③ 韋君宜：《思痛錄》，第2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5月版。
- 韋君宜：《思痛錄》，第5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版。
- 參見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第114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2版。
- ［保］季米特洛夫：《法西斯主義底進攻與共產國際為工人階級底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斗爭的任務》（1935年8月2日），《季米特洛夫文集》，第136頁，解放社，1950年8月東北版。
- 劉英：《劉英自述》，第10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 1935年7月30日，康生作為中共派駐共產國際代表之一，在討論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工作報告的發(fā)言中表態(tài)：“我們向第七次代表大會保證，中國共產黨將繼續(xù)頑強地、不屈不撓地進行斗爭，以便不愧為布爾什維克國際的一個支部。”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31～1937）第17卷，第155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
-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1935年11月28日），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冊，第588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3月版。
- 張聞天：《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策略》（1935年11月29日），《張聞天文集》第2卷，第21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7月版。
- 洛甫（張聞天）：《擁護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抗日救國宣言》（1935年12月1日），《斗爭》（中共西北中央局），第76期（1935年12月5日出版）。
- 《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1935年12月25日），《斗爭》（中共西北中央局），第81期（1936年1月14日出版）。
- ② 周祖堯：《甘泉被困記》，見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第25、27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第20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 周祖堯：《高福源在榆林橋被俘以后》，見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第17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 周祖堯：《高福源在榆林橋被俘以后》，見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第17、18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第20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 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6年1月15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0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 李克農致毛澤東、周恩來電（1936年1月21日），轉引自王海晨、胡玉?！妒兰o情懷——張學良全傳》上卷，第554～555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 《紅軍為愿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1936年1月25日），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6～7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 郭維城回憶材料，1985年4月。轉引自張德良、周毅主編《東北軍史》，第322～323頁，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 毛澤東、彭德懷回復王以哲、張學良電（1936年2月6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3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1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版。
- 據劉鼎晚年回憶，這次延安會談中，張學良提出“聯蔣抗日”主張?！笆Y有民族情緒，在國民黨中領導力量最強，據他回國后兩年觀察，蔣可能抗日……蔣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錯在‘攘外必先安內’，把這錯誤政策扭過來，就可以實現‘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做到這些不容易，要做艱苦工作。共產黨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勸，內外夾攻，定能扭轉過來。”見張魁堂《劉鼎在張學良那里工作的時候》（二），《黨的文獻》（京），1988年第3期。楊奎松研究認為，這個回憶缺乏歷史文獻依據。此次談判中，中共方面是故意回避蔣介石這個敏感問題；證以談判后的來往電文，中共在此后相當長時間里仍然堅持“抗日反蔣”。見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第79～80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2版。
- 周恩來致張學良信（1936年4月22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87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1月版。
- 轉引自張友坤、錢進等編著《張學良年譜》（修訂版），第685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2月版。
- 中央書記處致王明、康生電（1936年6月16日）。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第113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2版。
- 《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處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的電報》（1936年8月15日），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31～1937）第17卷，第466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
-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第121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2版。
- 參見張友坤《張學良在物資、財政上對陜北紅軍的援助》，《炎黃春秋》（京），2011年第6期。
-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1936年8月25日），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78～79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 《中央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1936年9月1日），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85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 《志丹縣志》，第444頁，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 張學良：《對總部全體職員的訓詞》（1936年12月13日），畢萬聞主編《張學良文集》第2卷，第1066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年2月版。
- 張友坤、錢進等編著：《張學良年譜》（修訂版），第798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2月版。
- 劉英：《劉英自述》，第1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 ［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第230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9月版。
-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330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
- ［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第230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9月版。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3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版。
- 張聞天：《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1936年12月13日），《張聞天文集》第2卷，第198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7月版。
- 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電（1936年12月13日），《文獻與研究》（京），1986年第6期。
- 趙發(fā)生接受張聞天選集傳記組同志談話記錄，1983年9月29日。見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96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版。
- ［保］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1936年12月16日），第50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 1936年12月14日蘇聯《真理報》社論《中國發(fā)生事變》中指出：“南京政府當務之急是要努力謀求中國的統一，使處于分裂狀態(tài)的各個地區(qū)聯合起來，團結全中國人民同外國侵略者作斗爭。可是，反動勢力在中國人民的敵人的代理人唆使下，竭力破壞這種努力。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yè)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衛(wèi)的名字同陜西省發(fā)生的張學良兵變緊密相連，這也絕非偶然?！卑褟垖W良與汪精衛(wèi)相提并論，這是從蘇聯國家利益立場來看問題，也透露出共產國際書記處觀點的復雜性。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31～1937）第17卷，第406～407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
- 《紅軍將領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1936年12月15日），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109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 《中共中央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1936年12月18日），《文獻與研究》（京），1986年第6期。
- 《中央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110～111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 《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1937年2月10日），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135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 毛澤東：《關于戰(zhàn)略方針和作戰(zhàn)指揮的基本原則》（1936年12月23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381、3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 就作者鄙聞陋見所及，“持久”二字，最早見之于戰(zhàn)國時期《吳起兵法·料敵》：“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這里的“持久”，是指將領厚愛有特殊才能的兵士，和他們一起長期作戰(zhàn)，還沒有用于戰(zhàn)略戰(zhàn)術概念。
- 《朱德將軍講演》（1937年4月），見《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國代表大會文獻》（油印件），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1937年4月編印。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傳》，第3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8月版。
- 朱德：《論解放區(qū)戰(zhàn)場》，《朱德選集》，第16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 朱德：《實行對日抗戰(zhàn)》，《解放》周刊（延安）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6日）。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第16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88、489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版。
- 洛甫（張聞天）：《論抗日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持久性》，《解放》周刊（延安）第1卷，第17期（1937年9月25日）。
- 陶菊隱：《蔣百里傳》，第13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2月版。
- 梁漱溟：《憶蔣百里先生》，《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600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
- 據平型關戰(zhàn)役親歷者，時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工兵連戰(zhàn)士陳紹清回憶，這是一場沒有俘虜的戰(zhàn)斗，“想抓個活的，抓不到。抓到了，他就用腳踢，用嘴咬你的脖子，最后只能是一個一個都殺掉，砍掉了”。參見《我的抗戰(zhàn)：300位親歷者口述歷史》，第31頁，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年11月版。
- 翟作軍：《毛主席寫〈論持久戰(zhàn)〉的時候》，《在毛主席身邊》，第11～12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6月版。
- 翟作軍：《毛主席寫〈論持久戰(zhàn)〉的時候》，《在毛主席身邊》，第14～16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6月版。
- 毛澤東：《論持久戰(zhàn)》（1938年6月），《解放》周刊（延安）第43、44期合刊（1938年7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收入《毛澤東選集》第2卷時，文字略有出入。
- 趙儷生：《籬槿堂自敘》，第5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 程思遠：《政壇回憶》，第119頁，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 參見《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冊，第131～132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6月第3版。
- 葛嫻：《蔣經國的共產黨員秘書余致?！罚堆S春秋》（京），2005年第12期。
- 王嵐：《毛澤東稱他們：上海的朋友——〈論持久戰(zhàn)〉英譯始末》，《檔案春秋》（滬），2008年第6期。
- 毛澤東：《抗戰(zhàn)與外援的關系——〈論持久戰(zhàn)〉英譯本序言》（1939年1月），《八路軍軍政雜志》（延安）第1卷，第2期（1939年2月）。
- 王嵐：《毛澤東稱他們：上海的朋友——〈論持久戰(zhàn)〉英譯始末》，《檔案春秋》（滬），2008年第6期。
- 參見《抗日游擊戰(zhàn)：戰(zhàn)爭史上的奇觀》，《解放軍報》（京），2007年7月7日。
- 參見郭德宏編：《王明年譜》，第412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3月版。
- 力硯：《家宴——任弼時與季米特洛夫》，見薛但丁、魏丹編《任弼時》，第289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
- 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第19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 轉引自李克勤《〈論持久戰(zhàn)〉：抗戰(zhàn)的最高戰(zhàn)略方針》，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AED1C037DA5．html。
- 外國人評價毛澤東，http://bbs．news.163．com/bbs/shishi/104180411．html。又見劉繼興《〈論持久戰(zhàn)〉背后鮮為人知的故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1c5ff0100fsn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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