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杭州會議”的前后

蔡翔

有關八十年代的文學論述，我們已所見多多，但相關史料的征集、挖掘、披露乃至據(jù)此對當時文學的重新分析，卻鮮有人做。這也是當代文學研究作為一門學科的缺憾之處。

比如說，論者大都忽略了文學雜志其時對文學和批評的介入與推動作用。這不僅包括雜志對稿件的取舍標準和有意編排，同時在八十年代，文學雜志極為活躍，一些重要的文學會議通常由這些雜志組織召開，而這些會議對當時的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運動乃至文學思潮，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整個的八十年代中，《上海文學》無疑占據(jù)著一個非常搶眼的重要位置，不僅因為這本雜志編發(fā)了許多重要的作品，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了許多優(yōu)秀的作家和批評家，在刊物上組織了許多已被文學史證明非常重要的文學討論，同時還組織召開了許多文學會議，這些都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了八十年代文學的進展。

我將就我的個人記憶所及，盡可能完整地描述《上海文學》1984年12月召開的“杭州會議”，而這次會議與而后興起的“尋根文學”有著種種直接和間接的關系。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當時的特殊情況（“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這次會議沒有邀請任何記者，事后亦沒有消息見報，最遺憾的是沒有留下完整的會議記錄，許多年后，似乎只有李慶西在自己的文章中略有提及，另外周介人先生曾根據(jù)自己當時的個人記錄寫過一篇短文[1]。十六年后，我再次回憶當時的種種細節(jié)，一些具體的日期，實在難以準確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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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83年的春天被調(diào)入《上海文學》雜志社從事理論編輯工作。當時在《上海文學》主持的是李子云老師，而周介人先生則負責整個理論組的工作。當時《上海文學》的理論版面非?；钴S，經(jīng)常組織重要的文學討論，同時文學交流活動亦很多。

我記得是1984年的秋天，應該是十月，秋意已很明顯。《上海文學》的編輯人員到浙江湖州參加一個筆會。在那次筆會上，我第一次見到李杭育。杭育那時還非常年輕，只有二十多歲，很有浙江才子的模樣。那時也正是李杭育風頭正勁的時候，《最后一個漁佬兒》等“葛川江系列”作品正在陸續(xù)發(fā)表，而且極得好評。說起李杭育，又得談到李杭育的哥哥李慶西，這也是八十年代的一個重要人物。慶西當時在浙江文藝出版社工作，不僅是一個非常優(yōu)秀的評論家，同時也是個很優(yōu)秀的編輯，后來由他策劃和組織出版的“新人文論”對八十年代的文學批評作用極大。當然，這是題外話了。在見到李杭育之前，我同慶西已經(jīng)相識，是由吳亮介紹的，那一次慶西途經(jīng)上海，和吳亮一起到我們雜志社。我清楚地記得李慶西當時穿了一件藍的卡的中山裝，行為舉止仍不脫當年知青的習慣，見了非常親切。那時我們對文學都非常癡迷，而且“書生意氣”也都很重，寒暄幾句，就迅速進入正題。我和慶西的煙癮都很大，那一次聊得非常投機，煙也抽得極多。

言歸正傳，和李杭育見面由于彼此早已神交，且有這種種瓜葛，就少了許多客套，多了幾分親切，聊得也很熱鬧。湖州文聯(lián)當時還組織我們外出參觀，好像是到了陳英士的墓地。我和杭育一路聊得興起，在西風中邊抽煙邊談論當時的文學狀況。杭育正在寫作“葛川江系列”小說，有許多想法，且對韓少功、張承志、阿城等人極為贊賞。杭育當時就提出，能否由《上海文學》出面召開一次南北青年作家和評論家的會議，交流一下各自的想法。周介人先生聽了，極為贊同。當時，我和介人先生已接到杭州方面的邀請，將于十一月中旬到杭州參加浙江作家徐孝魚的作品討論會，杭育說他屆時也會去。周介人先生和他當即商定在杭州再就具體事宜討論。

從湖州回來后，周介人先生即將此事向李子云老師匯報，李子云老師亦非常支持。當時《上海文學》剛發(fā)表了阿城的處女作《棋王》，反響極為強烈。我們編輯部在討論這部作品時，覺得就題材來說，其時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說已很多，因此《棋王》的成功決不在題材上，而是其獨特的敘事方式和深蘊其中的文化內(nèi)涵（我們那時已對“文化”產(chǎn)生興趣）?？墒?，《棋王》究竟以什么樣的敘事方式和文化內(nèi)涵引起震動，我們一時尚說不清楚，然而，已由此感覺到（還有其他的種種寫作和言論跡象）文學創(chuàng)作可能正在醞釀著一種變化?！渡虾Ｎ膶W》于1978年發(fā)表《為文藝正名》的評論員文章，明確反對“工具論”，而后又發(fā)表李陀、劉心武等三封著名的關于“現(xiàn)代派”的通信，再到展開韓少功等人有關“二律背反”的討論，當代文學經(jīng)過數(shù)年的演變，確實也到了應該重新反思和總結的時候。

得到李子云老師的支持，我和周介人先生于十一月中旬到杭州開會，會議上見到慶西和杭育，以及杭州《西湖》雜志的高松年先生。另外，上海的評論家吳亮和程德培也參加了這次會議。當時徐孝魚的作品討論會在杭州陸軍療養(yǎng)院召開，這里景色宜人，非常安靜，且價格適中。介人先生當即決定就在這里舉行會議，并商定由《上海文學》、浙江文藝出版社和《西湖》雜志聯(lián)合召開此次會議。由《上海文學》出面邀請作家和評論家，而浙江文藝出版社和《西湖》雜志則以地主身份負責招待和相關的會務。介人先生在電話上就具體事宜向李子云老師作了匯報，并得到批準。事后，我們即和陸軍療養(yǎng)院聯(lián)系，并訂了協(xi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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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介人先生回到上海后，就開始會議的籌備。記得當時邀請的作家有：北京的李陀、陳建功、鄭萬隆和阿城（張承志因事未來），湖南的韓少功，杭州的李慶西、李杭育，上海的陳村、曹冠龍等，評論家則有北京的黃子平、季紅真，河南的魯樞元，上海的徐俊西、吳亮、程德培、陳思和、許子東，還有南帆、宋耀良等（具體人名一時已記不全了）。

因為當時決定由我和浙江文藝出版社的理論編輯黃育海（現(xiàn)為浙江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負責會務工作，所以我在十二月下旬就提前一天趕赴杭州，和黃育海一起操辦起住宿、伙食和活動安排的種種具體工作。

到杭州的第二天，會議代表就從上海集體到了杭州，因為經(jīng)費問題，會議的伙食以客飯為主，非常簡單，包了二幢小樓（俗稱“將軍樓”），說是“將軍樓”條件亦非常簡陋，二人一間，亦有三人一間。令我感動的是，那時的作家和評論家都非常本色，沒有任何人抱怨，還都搶著住三人間。當時這座療養(yǎng)院還沒有任何的取暖設備，而十二月的杭州已非常陰冷。我們和院方商量，在樓下的客廳（權充會議室）生了一個煤爐，二十多人擠在一起，倒也驅(qū)逐了一些寒氣。

會議代表是在下午到的，晚上由《西湖》雜志在知味觀做東，餐后，又組織了舞會，但我記得當時的作家和評論家中，只有曹冠龍一人會跳，其余人都已在座位中討論起問題，所以在當晚的舞會中已拉開此次會議的序幕。

第二天上午，會議開始，由介人先生具體主持。這一開，就開了六天，而且從早到晚，再沒外出。以至于第一次來杭州的黃子平臨離開前買了幾樣紀念品，以表示曾經(jīng)到此一游?，F(xiàn)在回想起來，那時人們對文學的熱愛確已到了一種癡迷的地步。

當時會議并沒有一個明確的規(guī)范，只是要求大家就自己關心的文學問題作一交流，并對文學現(xiàn)狀和未來的寫作發(fā)表意見。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神仙會”。這和后來九十年代有著濃厚西方學院色彩的學術會議有著明顯不同。我覺得八十年代的會議，開好了是一種思想的自由交流和碰撞，是一種個人智慧的流露。它的效果常在會議之后，常能啟發(fā)新的思考。當然，開得不好就是廢話連篇或者信口開河天上地上瞎扯一通。

我想杭州會議的成功，首先在于與會的作家和評論家的思考，常常有著驚人的默契，交流起來障礙極少，這可能也是造成八十年代作家和評論家的黃金蜜月期的原因之一。

這次會議不約而同的話題之一，即是“文化”。我記得北京作家談得最興起的是京城文化乃至北方文化，韓少功則談楚文化，看得出他對文化和文學的思考由來已久并胸有成竹，李杭育則談他的吳越文化。而由地域文化則引申至文化和文學的關系。其時，拉美文學“爆炸”，尤其是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對中國當代文學刺激極深，由此則談到當時文學對西方的模仿并因此造成的“主題橫移”現(xiàn)象。有意思的是，這些作家和評論家都曾受西方現(xiàn)代主義影響，像李陀，曾是“現(xiàn)代派”的積極鼓吹者和倡導者，而此時亦是他們對盲目模仿西方的現(xiàn)象作出有力批評。我事后曾想，或許正是這一代人，身上有著極強的獨立思想和懷疑精神，這種對主流的挑戰(zhàn)性一直延續(xù)到九十年代。

李陀當時非?；钴S，時有精彩觀點出現(xiàn)。阿城那時極瘦，在會上說了好幾個故事，每個故事都極具寓言性，把大家聽得一愣一愣的。而李陀每聽阿城講畢，即興奮地說：這是一篇好小說，快寫。以至阿城戲稱李陀為小說挖掘者。不過，后來阿城還真把這些故事寫成小說，總題為“遍地風流”，并交《上海文學》發(fā)表。

由于當時會議沒有完整的會議記錄留下，我已無法回憶具體的個人發(fā)言內(nèi)容，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把“文化”引進文學的關心范疇，并拒絕對西方的簡單模仿，正是這次會議的主題之一。面對“文化”的關注，則開始把人的存在更加具體化和深刻化，同時更加關注“中國問題”。當然，當時會議并沒有明確提出“尋根”的口號。會議結束以后，次年四月，韓少功在《作家》雜志發(fā)表《文學的根》一文，方明確有了“尋根”一詞。稍后，阿城、鄭義等人在《文藝報》撰文展開文化討論，標志著“尋根”文學真正開始興起。而《上海文學》則連續(xù)發(fā)表了韓少功《歸去來》、鄭萬隆《老棒子酒館》等作品，推動著“尋根文學”的進一步發(fā)展。而這些應該說與“杭州會議”有著種種內(nèi)在瓜葛。

饒有意味的是，“杭州會議”對中國文化的重視，卻并未引出任何民族狹隘觀念或者復古主義，沒有任何這方面思想的蛛絲馬跡。相反在這次會議上，現(xiàn)代主義乃至西方的現(xiàn)代思想和現(xiàn)代學術仍是主要的話題之一。我記得陳思和在會上有過一個專題發(fā)言，是討論現(xiàn)代主義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關系的（這次發(fā)言后來被陳思和整理成《中國文學中的現(xiàn)代主義》，并交由《上海文學》發(fā)表），引起與會者的極大重視，并引發(fā)出相關討論。我想，當時與會者的潛意識中，可能一直存有如何讓現(xiàn)代主義有機地融入中國語境之中的心念。而且，我在近年的有關論述中，也一直認為，所謂“尋根文學”實際上仍是在現(xiàn)代性的召喚之下的寫作，當然，這是一個學術問題，需要專門的討論。

有一個插曲，當時在會議中，還曾傳看一篇小說，這就是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這篇小說在我們編輯部曾引起爭論，李子云老師在會議中間審稿時，順便給李陀等人看了一下，李陀等作家都非?？隙ā＿@篇小說后來得以順利發(fā)表，與此也有一定關系。這個插曲是頗有意味的，一方面說明藝術是相適的，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八十年代的文學，很少門戶之見，但更重要的，也可說明“尋根文學”在其敘事觀念上的復雜性，而決非一種保守主義的回歸，后來，李陀又肯定了一系列的先鋒作家和作品，比如孫甘露的《信使之函》，余華和格非等人的小說，當可說明這一點。同時，在尋根作家中，敘事方式也不一樣，像韓少功的小說（比如《爸爸爸》《歸去來》）就更“現(xiàn)代”一些。

“杭州會議”表現(xiàn)出的是中國作家和評論家當時非常復雜的思想狀態(tài)，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影響，同時又試圖對抗“西方中心論”；一方面強調(diào)文化乃至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同時又拒絕任何的復古主義和保守主義，作為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義。

3

這次會議連頭帶尾開了一個星期，其中沒有任何的外出游玩，亦沒有山珍海味的招待。但是所有的與會代表都非常興奮，直到會議結束，都保持著一種亢奮狀態(tài)。盡管大家都開玩笑說這種累死人的會以后不能再開了，但許多年后，我遇見當年的作家和評論家，他們?nèi)匀粚@次會議保留著一種美好記憶。

“杭州會議”的另一重要之處，即是溝通并加深了作家和評論家之間的交流和理解，應該說整個的八十年代，作家和評論家的關系都處于一種良好狀態(tài)。當時，全國出現(xiàn)了一批“青年評論家”，其中以上海和北京人數(shù)最多。這次會議由于名額有限，北京只請了黃子平和季紅真二人。黃子平我此前已在大連見過，與季紅真則是第一次見面。那次會議，大家對這二人的印象極深。魯樞元尤其欣賞黃子平，曾預言說，此人日后必成大家。正是經(jīng)由這次會議，評論家之間亦加深了相互之間的理解，并有了更多的共識。后來，也就是1985年，當批評界刮起“科學主義”旋風，試圖用信息論、控制論等理論來解讀文學時，這批批評家?guī)缀豕餐磳δ欠N機械理解文學的傾向。而在這次會議之后，由李慶西、黃育海等人策劃出版了“新人文論”，有力推動了八十年代的文學批評。

會議結束后，許多人都還非常興奮，亦有一絲茫然。新的挑戰(zhàn)即將開始，新的問題亦已擺在面前。八十年代的文學就是在這樣的挑戰(zhàn)與問題中走過的。

（本文應靳大成兄之約，為其所編當代文學期刊編輯出版一書而寫。按理這篇文章應由當時會議的發(fā)起者和組織者周介人先生來寫更為合適，然而介人先生已于兩年前離我們而去，我只能勉強按記憶寫出。而因為記憶不全，有許多當時情況現(xiàn)在已無法完整復述，深以為憾。同時以這篇文字紀念周介人先生。）

原載《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6期

注釋：

[1]《文學探討的當代意識背景》，見《新尺度》，周介人著，浙江文藝出版社，198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