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懷念弟弟

在消失了的生活場面中，我很懷念的，還有一些關(guān)于抬水的記憶。

我住的村子有井水，所以叫井水地。距我們稍遠(yuǎn)些的沒井的地方，叫山水地，靠天吃飯。他們吃的水，是從山上流下的雨水——下雨的時候，山水就一直流下來，匯在一個低矮的洼處，我們叫澇壩。我在《大漠祭》中寫過它：

土嶺這邊，是一個澇壩，幾十丈方圓，蓄一池水，夠人呀畜呀用一兩個月的。日光照久了，水就沒了淋漓，入口，綿綿的，多了黏度和那種被稱為日腥氣的味兒。

四下里奇異地旱。青蛙之類喜水的動物便索性把家安到澇壩中了。一入夜，咯哇聲此起彼伏，驚天動地——花球說這是娃們在向戀蛙表白愛情呢——沒了計劃生育的管束，蛙們盡興炫耀自己的生殖能力。澇壩水面便布滿了被村里人稱為“裔”的東西，黑黑的，絲一樣，隨水波游迤顛蕩。不幾日，便蕩出一種叫蛤蟆蛄蚪兒的玩意兒，狀若鯨魚，縮小萬倍，晃個長尾巴，在水中游呀游的，鬧嚷嚷，黑。村里來挑水的人只好帶個篩子，放在桶上，用以濾盡那睜個賊眼瞅空就要往舀水的馬勺里鉆的蛤蟆蝌蚪兒。

小時候，我去親戚家時，常喝那澇壩水，至今我仍記得，那水里，有一股濃濃的土腥氣。相對來說，我們那兒的吃水要好一些。

我和弟弟小時候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到附近的井里抬水。那口井，我記得它很深，我跟弟弟費上吃奶的力，才能將桶子抬上通往井口的大坡。有時，水桶也會滑下來，就會砸倒后面的我，將我弄得一身泥水。夏天倒沒啥，冬天要是來這么一下，就得待在炕上許久，因為我只有那一套棉衣棉褲。那時是沒有內(nèi)衣的，雖然穿了棉衣，但寒風(fēng)總是會灌進(jìn)衣服，當(dāng)?shù)厝撕靡恍┑模蜁獋€系腰，將棉衣一扎，就會暖和很多，但我們小孩子是沒這種待遇的。

那時節(jié)，我們兄弟兩人抬著一個大鐵桶，那鐵桶老是漏著，地面上總是淋漓著一線長長的水跡。兩個瘦小的孩子搖搖晃晃，抬著我們眼中山一樣重的水桶，走幾步，緩一陣，肩膀總是叫扁擔(dān)壓得死疼。我老跟弟弟因抬水的事爭吵，因為我希望水桶放到那杠子——一截很重的青杠木扁擔(dān)——中間，而弟弟，總是要求那水桶盡量靠近我這邊，于是，我總是騙他：剛開始，我會讓水桶往后些——我高些，總在后面——待他抬起時，我就把水桶悄悄移到了中間。

其實，我也不想騙他，可我也力不從心。從小，弟弟干活就比我強(qiáng)，他跟所有的村里人一樣，老是罵我“白肋巴”，意思是不常在太陽下干活的懶漢，肋巴都沒有曬黑——涼州人管肋條叫肋巴——我懶倒是不懶，但我的干不動活兒，是村里有名的。從小，我就怕曬太陽，不喜歡在外面干活，只喜歡讀書。這一喜好，讓我跟父輩和弟妹們的人生有了一道明顯的分水嶺。

至今，不愛讀書的弟妹們還在鄉(xiāng)下生活著。除了那個叫陳開祿的弟弟，成了我的小說《大漠祭》中憨頭的原型外，其他弟妹，都沒有進(jìn)入我的作品。陳開祿能走進(jìn)我的作品，不僅僅是因為我們感情很好，他又過早地去世了，也是因為他的心。

我死去的二弟陳開祿也愛讀書，在原武威金屬廠上班時，他的床頭總有一些破書，沒皮兒了，多是雜志，像《花城》之類，早叫弟弟翻爛了。一天，弟弟忽然說，哥，我也想寫小說。我說，好。他就興奮地談了他的構(gòu)思，只是他讀書不多，那構(gòu)思只是《三言二拍》的翻版。我聽了，心里雖疼，卻笑著說，不要緊，想寫就寫，寫久了，就會寫了。但弟弟直到死前，也沒寫出什么小說來。倒是他去新疆前寫的那幾篇日記，一直打動著我。那日記的內(nèi)容是，他在山丹小城里，百無聊賴地等待新疆的消息。那時，他結(jié)婚剛一年，剛生下女兒，卻為了生活，要到新疆去打工了。他在日記中說：“太陽照著山丹小城，城里人都各忙各的，我卻要離開生下不足一個月的女兒，到新疆去謀生計了?！蹦侨沼浝餄B出一種無奈和蒼涼。我發(fā)現(xiàn)，他要是有時間訓(xùn)練，是能寫出好東西的，但他每天要干很苦的活兒。

當(dāng)時，他在原武威金屬廠當(dāng)合同工，干鑄工，鑄爐子。他一般是早上做模具，下午就端了鐵水，往那模具里澆，很是辛苦，每次下班，衣服都叫汗水浸透了。但是，我初到教委時，他中午和下午下班后，還是會給我做飯。

那時，陳亦新和他媽媽魯新云都在鄉(xiāng)下，就我一個人在城里，弟弟怕我在飲食上為難自己，也知道我不會做飯，就說，哥，你還是到我這兒來吃飯吧。我答應(yīng)了。每天中午和下午，一下班，我就去金屬廠。有時，我會忘了時間，遲個把小時，弟弟就把煤油爐的火苗兒擰上很小，一直等著我。見我一到，他就擰大火苗，給我下面條。

至今，跟弟弟相處的許多畫面，我還是會經(jīng)常想起，每次想起，都會覺得溫暖，也會覺得心酸——我會想，要是他活著，能看到我成功，該有多好。

記得，弟弟一直很羨慕我，他也想像我那樣，憑借文學(xué)改變命運。他本名開綠，我開紅，三弟開青，兄弟三人都是顏色?？珊髞?，有人叫弟弟改名，將“綠”改成“祿”，希望他能像我一樣，吃到祿糧，月月有個麥兒黃，但后來才發(fā)現(xiàn)，那改名，也沒讓他改了命。他不得不牛一樣苦，每天苦下來，他連翻書的力氣也沒了。后來，他離開了金屬廠，想找個輕一些的工作，但這時，病魔已找到了他。他告訴我自己的身體好像出了問題時，我曾安慰他，說我看了他的手相，命長得很——這倒是真的，弟弟的生命線又粗又長，沒有一點不祥的信息。記得那時，弟弟笑了，他說，就是要緊也沒啥，三歲也是死，八十也是死，誰也躲不過去的。

他說這話時，距他的死，只有三個多月時間。

其實，二弟也有一種智慧。要是他能像我那樣讀書和寫作，是很有可能會改變命運的。因為，改變命運，最主要的，就是一顆想要改變命運、也肯付出行動的心，而不是別的。但是，命運沒有給他這個機(jī)會。有作家理想的弟弟，還沒寫成一篇小說，就死了。

弟弟臨死前，叫我陪著走了一趟文廟，那時的細(xì)節(jié)，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后來，我把它寫進(jìn)了《大漠祭》。

這世上，或許有過很多陳開祿，他們都有過夢想，都有過追求，但生活把一切都撞碎了。有個學(xué)生說，面對這些人時，他心里總有愧疚，他覺得自己太幸運了，他得到的一切，都跟他付出的東西不成正比，這讓他有了一種負(fù)罪感。他覺得，自己如果不成功，如果不進(jìn)步，就對不起他的幸運，也對不起那些不幸的人。

他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不過，幸和不幸，其實是他自己的標(biāo)準(zhǔn)，別人在自己的標(biāo)準(zhǔn)中，或許也覺得自己挺幸福的。很多人雖然放棄了夢想，但生活過得很滋潤，他們可能有幸福的家庭，可能有可愛的孩子。在他們的眼里，可能我那學(xué)生自己，才是一個不幸的人呢。

十多年前，《大漠祭》出版了，引起了一陣轟動，好多記者都來采訪我，都對我童年的生活抱以同情，但他們的同情，讓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我覺得自己的童年很幸福，反而覺得現(xiàn)在的很多孩子很不幸。他們在應(yīng)該玩耍、應(yīng)該在大自然里奔跑的年紀(jì)，卻被父母關(guān)在家里學(xué)習(xí)，為父母口中的未來和父母自己的某些概念，失去了孩子該有的天真和爛漫，多的是過早出現(xiàn)在他們生命中的功利。這讓我很心疼。如果一個孩子沒有溫暖和自由的童年，他長大后，心靈就肯定會出現(xiàn)某種缺憾的。這一點，卻被父母們忽略了。

比起有些人，開祿也許是相對幸運的，因為他的生命雖然很短暫，只有二十六年，卻有一個會寫書的哥哥，把他留在了作品里。好些人的一生，就像陽光下的露水，早在別人發(fā)現(xiàn)他之前，就消失得一干二凈了。

在死亡的那一刻，覺得自己沒留下一點遺憾，覺得自己活好了的人，其實很少。

有多少人希望自己死后，人們能像尊重君子那樣尊重他，能像悼念君子那樣悼念他，能真心地說上一句：“你來過，真好。”但他不一定做得到，因為他不一定有君子那樣的心，也不一定有君子那樣的行為，所以，他就不一定會有君子的命運。心和行為，決定了他的命運。

世界就是這樣。日月兩盞燈，天地一臺戲。你我演千年，誰解其中意？

后來，我就對弟弟留下的兒子陳建新說，你一定要當(dāng)個作家，你爹爹想當(dāng)，沒當(dāng)成，你要當(dāng)成，完成他的心愿。從他很小的時候起，我就開始培養(yǎng)他的想象力，教他讀書，教他寫作，因為我一直會想起弟弟的夢想。不過，雖然我盡了很大的心力，但我明白，我僅僅是個指路人，愿不愿意走路，還要靠他自己。我能改變的，是我自己，和那些愿意實踐我的指點的人。

這次請東客，我請了開祿的朋友陸泰昌，他和開祿是同學(xué)。開祿生病住院時，陸泰昌借給他五百元錢，這種情分，也很難得。要知道，那時節(jié)，為了湊弟弟的住院錢，舅舅暢國喜召集了一些親戚開會，其艱難程度，大家可以從《大漠祭》中憨頭患病后看出一點。很多人都不愿借錢，因為弟弟得的是癌癥——那時他又分家了，債務(wù)要獨自承擔(dān)——在很多人眼里，這是人財兩空的事，他們怕借出去，要不回來。這個時代，遇到事能張開口借錢，并能借到錢的人越來越少了，所以，我一直很感激陸泰昌。弟弟死后，我就替他還了那五百元的借款。

許多次，媽一見陸泰昌，就會流淚。這次請他時，我也想起了弟弟。我想，要是弟弟活著，他見侄兒結(jié)婚，該是多么高興呀！因為他活著時，比我還關(guān)心陳亦新，老給他買小玩具，老是把他扛在肩膀上，逗他玩。侄兒大了，要結(jié)婚，他當(dāng)然很開心的。當(dāng)然，他更開心的，是他的兒子也大了。他死時，兒子只有一個月，現(xiàn)在，陳建新也能當(dāng)東家了，而且承擔(dān)了很多主要的活。開祿若是在天有靈，定然很開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