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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下半期，李陀的很重要作用是因1986年第六期起擔(dān)任了《北京文學(xué)》的副主編。1986年第五期前，《北京文學(xué)》主編是《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副主編是王蒙與蘇辛群，王蒙是兼任，主持工作是辛群。1986年林斤瀾上任當主編，辛群退休了，老林拉了李陀當副主編，另一位副主編陳世崇原是編輯部主任。林斤瀾與李陀、陳世崇搭檔，成就了《北京文學(xué)》的黃金時代。

林斤瀾當主編，是從1987年第一期使《北京文學(xué)》煥然一新的。這一期開始，《北京文學(xué)》一下子開了五個專欄，挑頭是汪曾祺的“草木閑篇”。汪老頭與林斤瀾是一唱一和的老哥們兒，自然要助陣的。小說方面，李陀負責(zé)布陣，將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放到了頭條。這一期老林寫的《新年告白》宣言，調(diào)子很低。他說：“融洽和諧，活潑寬松是春光，是百花齊放必需的氣氛。到哪里去討這氣氛去？原來這氣氛是要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薄啊侗本┪膶W(xué)》能有多大能耐？一共才吃幾碗干飯？不過是仰望春風(fēng)拂面，有一些飄忽如柳絲的想法?！?/p>

現(xiàn)在回頭看，李陀在小說推陳出新方面，比我們預(yù)想要謹慎得多。不僅是第一期的亮相，之后若干期都沒有重要作品的集束，記得我們當時很有出乎意料感，覺得李陀上臺也不過如此。但李陀就是在不慌不忙中，將余華、蘇童、劉恒，直至后來的曹乃謙、丁天，一個個把莫言、馬原之后的一批人推了出來。

余華其實1984年第一期就在《北京文學(xué)》發(fā)了一個頭條《星星》，寫得很稚嫩。星星原是孩子王，興趣于鄰居家孩子學(xué)琴。父母給他買了小提琴后，專致其中，如入了魔。大家都無法容忍他的琴聲騷擾，于是父母就把琴賣了。孩子失了琴想琴，后來偶遇他在電視上見到的拉琴的孩子，那孩子被他的故事感動，就邀他合拉一把琴。這樣的小說可以為頭條，可見當時《北京文學(xué)》的標準。那時余華還在他父親的牙科診所學(xué)牙醫(yī)。

《十八歲出門遠行》真屬脫胎換骨之作。1986年余華在《北京文學(xué)》發(fā)表《老師》，還是那種寫師生溫情，細節(jié)娓娓道來的小說，寫年齡拉遠的師生距離，僅結(jié)尾是他成熟后常用的句式：“老師死了，就如黃昏的風(fēng)琴聲一樣消逝了?！倍妒藲q出門遠行》敘述已變得非常老道。這個短篇的開頭令人感覺并不新奇：出門遠行，搭車，那時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已經(jīng)是人人傳誦了。但敘述過半，車壞了，坡上下來的騎車人開始搶蘋果，卸車，最后司機抱著“我”的背包坐上拖拉機遠去，出其不意，才醒悟他寫的是荒謬。而結(jié)尾與父親的對話，“你十八了，應(yīng)該去認識外面的世界了”，又是陽光燦爛的感覺。僅六千字，結(jié)構(gòu)上有這樣意外的跌宕，當初確實有耀亮感。

《十八歲出門遠行》一下奠定了位置，李陀的鼓蕩起了極大的作用，他逢人便推薦。同樣情況，還有1987年第二期推出的蘇童的《桑園留念》。蘇童的第一篇小說是發(fā)表在南京《青春》雜志上的，叫《第八個是銅像》，一部阿爾巴尼亞電影的片名。這篇《桑園留念》同樣是他成熟的開端。與余華在《十八歲出門遠行》中營造一個空間不同，蘇童的小說是敘述一個長度——從“我”第一次碰上肖第毛頭，到認識丹玉與辛辛；最后，丹玉與毛頭抱在一起死了，名字刻在了石橋上；辛辛變成了一個腆著大肚子的女人。蘇童的小說里有性，有感傷，那時他還是純情少年呢。余華卻對性情、感傷都無興趣。《十八歲出門遠行》中他已經(jīng)熱衷“鼻子軟塌塌地不是貼著而是掛在臉上了”。一年后他在1988年第一期《北京文學(xué)》發(fā)表中篇小說《現(xiàn)實一種》，還記得讀他這個中篇時的戰(zhàn)栗心理：他這么可以這么輕松地寫親人間連環(huán)的殺戮——從一個孩子對另一個孩子打耳光、卡喉嚨起，到逼孩子去舔血，一腳把孩子“像布一樣踢飛起來”；然后哥哥平靜地看著狗舔足底，將捆綁的弟弟活活舔死；再然后哥哥被槍斃，醫(yī)生們分解他的器官。結(jié)尾醫(yī)生說，“盡管你很結(jié)實，但我把你的骨骼放在我們教研室時，你就會顯得弱不禁風(fēng)”。莫言后來寫《檀香刑》，應(yīng)該由他啟發(fā)的。

《北京文學(xué)》的1988年上半年特別引文壇注目：第一期發(fā)了《現(xiàn)實一種》，第三期發(fā)了劉恒的《伏羲伏羲》，淋漓盡致寫年輕叔嬸的偷情故事，最后結(jié)尾是主角楊天青裸體扎在水缸里自殺，大家發(fā)覺他的“本兒本兒大”。張藝謀后來將它拍成了《菊豆》。第六期又推出山西曹乃謙的《到黑夜我想你沒辦法》，每篇都僅千把字，第一篇寫親家租女人，黑旦把自家女人送走，回來路上念叨是：“球，去吧去吧，人家少要一千塊，就頂是把個女兒白給了咱兒，橫豎一年才一個月?！钡诙獙憸睾⒌呐撕谝共唤o他脫褲，不下地，下地回來還不給做飯。老一輩就說：“樹得栝打栝打才直溜”，溫孩就把女人打了，壓在她身上說：“日你媽你當爺鬧你呢，爺是鬧爺那兩千塊錢兒?！币院喚氈翗O的“山藥蛋”式敘述，寫不動聲色的真實殘酷。

李陀在《北京文學(xué)》當副主編期間，更重要工作是為莫言、馬原之后的第二撥（他的排序是余華、葉兆言、格非、蘇童、孫甘露、北村等）作家正名。他于1988、1989發(fā)表了兩篇在當時很有影響的文章，一篇叫《昔日頑童今何在》，“頑童”指1985年在文學(xué)革命中成長起來的批評家們。李陀感嘆“與1985年的變革相比，這次改變不僅更為激烈，而且在文學(xué)與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作家與社會的關(guān)系、讀者與作品的關(guān)系等一系列問題上，變革得更為徹底?！庇纱怂麑δ切┍舜耸熘O的批評家的說法是刻薄的：“1985年剛才過去，他們似乎一下就從一群頑童躍進成為一群老頭兒?！?/p>

另一篇文章叫《雪崩何處》，更明確認為，余華為首的這批作家意味著“作者文學(xué)的出現(xiàn)”，所謂“雪崩”，是指“工農(nóng)文學(xué)時代的正式結(jié)束”，指“語言的解放”，“歸根結(jié)底意味著世界的更新”。他說，“五四”的白話文運動開創(chuàng)了現(xiàn)代漢語的新紀元”，“今天會不會再一次重演這樣的局面呢？我想有一定的可能?！?/p>

現(xiàn)在回頭，他顯然夸大了這批作家的作用。因為本是各式各樣、此起彼伏、參差不一在構(gòu)成著文壇。但他對這批作家的推動，無疑幫助了這批作家茁壯成長。記得在《雪崩何處》中，他坦誠記載了自己用1985年閱讀經(jīng)驗，初讀《十八歲出門遠行》時的惶惑。他說，因此惶惑，對余華“寫作的追蹤和關(guān)切，也成了我對自己在寫作閱讀上所持的習(xí)慣立場和態(tài)度進行不斷質(zhì)疑的過程”。

李陀因此是他那代人中，罕見不斷在甩開他人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