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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感覺中，1985年的文學革命是從“圈子”里開始的。李陀九十年代初在美國，寫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1985》，其中寫到《棋王》源于阿城與鄭萬隆、陳建功在他家吃涮羊肉講起的故事。因故事精彩，三人一起鼓動他寫成小說，小說是由鄭萬隆、陳建功推薦到《上海文學》的，他當初在西安，回來才知道小說結尾做了改動。原來的故事中，王一生到棋院當了專業(yè)棋手，一臉油光，每天吃飽飯，對下棋已經(jīng)沒熱望了。阿城下鄉(xiāng)從山西到內(nèi)蒙古再到云南，走過三個地方，算“老江湖”。他原是“星星畫會”成員，畫畫的，“星星畫會”的圈子與《今天》的圈子是重合的。李陀編《當代短篇小說43篇》，他是封面設計。

現(xiàn)在回頭看，有了1983、1984的“電影革命”，才有1984、1985年的“文學革命”?！暗谖宕鷮а荨钡摹靶码娪啊庇蓮堒娽摗埶囍\、何群的《一個與八個》始，在《一個與八個》創(chuàng)造的影像基調上，才有了陳凱歌的《黃土地》?！兑粋€與八個》之所以能誕生，是因張軍釗、張藝謀、何群在電影學院畢業(yè)后，一起被分配到廣西電影制片廠，恰逢郭寶昌在廣西電影制片廠當藝術總監(jiān)。沒有郭寶昌為他們保駕開路，出謀劃策，就難有《一個和八個》與《黃土地》的崛起。郭寶昌與李陀是哥們，所以，李陀對1985的貢獻是在“新電影”的背后——不僅在張暖忻《青春祭》的背后，也在郭寶昌與張軍釗、陳凱歌的背后。電影界的另一撥則是滕文驥與西安電影制片廠的吳天明，李陀與滕文驥是哥們，與吳天明也就成了哥們。這些電影當然都與他無關，但他確實在各個“圈子”里樂此不疲。

可惜是李陀留下的文字都是片段、碎屑式的，往往都只搭了一個大框架。在《1985》中，他寫到“圈子”里醞釀的“革命”：“我敢說在1980—1984年那段時間里，這種文學圈子遍布中國大陸，無所不在。它們像無數(shù)狂熱的風柱到處游走、互相激蕩，卷起一場空前的文學風暴?！彼J為，1985是“圈子”里醞釀的“狂熱的風柱”席卷文壇的結果，由此作為分界線，告別了“工農(nóng)兵文藝時代”。他意識到了一個個“圈子”意味著一個個“公眾空間”的形成，可惜他無暇再深入這種“公共空間”與當時的“電影革命”、“文學革命”的關系了。這就是李陀，他是一個不斷要急急忙忙往前趕的鼓動家、文化活動家。

以我自己的感覺，1985年“文學革命”的主調是“尋根”，而非“新潮小說”。莫言與馬原，這兩大主角的創(chuàng)作基礎其實也是“尋根”，只不過莫言將他老家高密鄉(xiāng)為根，本是沈陽人的馬原以神秘的西藏為根而已。表面看《你別無選擇》很現(xiàn)代，與“尋根”無關，但瞿小松1985年的作品，比如《Mongdong》就是尋找神秘的荒蠻感的，他是貴州人。瞿小松、劉索拉給《青春祭》作曲，也是劉索拉聊起音樂學院他們班“牛鬼蛇神”的故事，李陀覺得太有意思，她就寫成了《你別無選擇》?！皩じ痹?984就形成了一種動力，其實也與美國作家福克納的座標有關——?？思{是那時人人都不敢不崇拜的，他的小說的根，就是約克那帕塔法這個地方。

后人討論“尋根”，都將1984年底《上海文學》、《西湖》雜志與浙江文藝出版社組織的杭州會議作為重要起點。這個會的重要性是，一個新銳文藝批評家群體的形成。這個會議留下了一張合影，站在前排的除了當時《上海文學》兩位掌舵人主編茹志鵑與副主編、批評家李子云，還有韓少功、李杭育和批評家吳亮。李杭育1983年已經(jīng)寫他的葛川江系列了，這個會議，與李杭育的哥哥，浙江文藝出版社李慶西的張羅很有關系。李慶西寫文學評論，那時他與上海的吳亮、陳思和、蔡翔、程德培及北京的季紅真，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評論圈。這個評論圈形成的文學評論話語權，為1985文學革命的推進提供了保障，這些評論家當時對李陀都很尊敬。這張照片上，李陀、鄭萬隆與阿城都站在后排。

在我看，韓少功的《爸爸爸》發(fā)表前，賈平凹、李杭育、鄭萬隆是三個推動“尋根”的很重要人物。李杭育1983年就開始經(jīng)營他下鄉(xiāng)的“葛川江”，寫出了《最后一個漁佬兒》。賈平凹1983年就開始經(jīng)營他的家鄉(xiāng)商州，寫出了《商州初錄》。1984年馮驥在《小說界》發(fā)表了《神鞭》，鄭萬隆隨后就回了一趟他的老家黑龍江，開始講嚴寒、荒蠻的東北山林中的傳奇故事。八十年代是一個大家聚在一起，可以在喝酒閑聊中大把大把放肆消費時間的年代。鄭萬隆那時住在東四四條一個大雜院的一間小平房里，他那時似乎還在工廠當技術員，我等在小院里，他就是穿著工裝，推著自行車進院的模樣。他原來寫的都是青年題材，《當代青年三部曲》之類。我在《中國青年》工作時，他給我寫了一篇《啊，朋友》，很青春的小說。1984年從東北回來，他就換了調子，開始寫“異鄉(xiāng)異聞”，將東北荒原作為他的“根”。他在《上海文學》專門發(fā)表了一篇文章：《我的根》。他說：“黑龍江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小說的根。我追求一種極濃的山林色彩、粗獷旋律和寒冷的感覺。”我想，這與《商州初錄》在當時的影響關系很大。沒有《商州初錄》，賈平凹同樣不可能脫穎而出。

鄭萬隆與陳建功，是當時北京文學圈中與李陀走得最近的。李陀比鄭萬隆大五歲，鄭萬隆又比陳建功大五歲，他們“文革”后期在北京工人作家中就是朋友。八十年代的彼此交流真是不惜時間的。鄭萬隆住在北小街，陳建功住在南城劉家窯，需自行車來往。我和李陀、張承志、何志云則住得最近，何志云住我樓下，我們在白家莊，張承志在三里屯，李陀在東大橋。李陀不會騎車，常常是他到我家來，我送他回去，在路上繼續(xù)聊。李陀總是說，“再走一段，再走一段”。我們到鄭萬隆家聚，興致勃勃再一起從北小街走回家。那時都流行講構思，李陀是有眼光的，他贊賞鄭萬隆的《老棒子酒館》。這篇小說表面寫一個強悍兇蠻的獵戶與低聲下氣的小酒館“老棒子”店主的對話，關系就是欠賬。敘述視角的轉換有意思：“他”先是兇悍的獵人陳三腳，后又是被陳三腳震懾的老棒子。最后結尾，陳三腳進山就失蹤了，開春后老棒子按照他的吩咐去找劉三泰要酒錢，卻發(fā)現(xiàn)劉三泰是個擲地有聲的翩翩少年，陳三腳的兒子。可以說，“尋根”的開端是從荒僻塵封中獵奇?！独习糇泳起^》是“異鄉(xiāng)異聞之三”，之二是經(jīng)我手發(fā)在1984年《人民文學》上的《老馬》。

李陀那時牽連著四面八方，1985年“文學革命”中的眾多重要人物，比如馬原，那時是李陀家里?？停砸踩ミ^。各地來京的作家、評論家、找稿子的編輯，都會到李陀向一切人敞開的家里。李陀家因此成了一個川流不息的文學交流所，也難得張暖忻，每次一幫人海闊天空，她就一人靜靜在里屋。李陀真的成就了很多人，“陀爺”的稱謂，應該就是1985年開始叫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