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1930年代中國現(xiàn)代作家群落研究的對象和內容

1930年代中國現(xiàn)代文壇社團林立、流派紛呈，作家群落紛繁復雜，形成特定時段的一種令人矚目的作家群落現(xiàn)象。此處1930年代指的是通常意義文學史上所說的20世紀30年代，即從1928年至1937年。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文學發(fā)展的延續(xù)性，加上考慮到文學群落論述整體性的需要，本書中涉及極少部分內容的上限可能延伸至1926年前后。與1920年代和1940年代相比，這個階段作家群落的活動十分頻繁活躍，不僅作家群落外部形態(tài)方面呈現(xiàn)出解體、轉型、重構等轉換，而且在內部形態(tài)方面乃至群體的心態(tài)方面都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這種作家群落現(xiàn)象決定了1930年代文學的基本面貌，對此階段文學理論和創(chuàng)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1930年代中國現(xiàn)代作家群落研究的對象

對照上文中作家群落的三個基本要素，本書認為1930年代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群落主要有以下六個：

1.新月派作家群落

由于群體成員的復雜，加之這個群體涉及政治、思想、學術、文藝等多個領域，所有以往對于這個群體的概括比較混亂，《中國現(xiàn)代文學社團流派辭典》把這個群體分為新月社、新月派和新月詩派三個條目來解釋。在作家群落的視野中，它其實就是一個整體，因此劉群把它定性為“一個松散的帶有社交性質和情感因素的組織”“一個開放的組織”。

新月派作家群落始于1923年徐志摩、胡適、陳西瀅等人在北京發(fā)起成立的新月社，最初為北京一批政界、商界、學術界的人士為聯(lián)絡感情和培植勢力，逐漸興起的一種類似西方“沙龍”的聚餐會，成員有梁啟超、徐申如、張嘉森（張君勱）、張嘉璈、林徽因等。1924年在松樹胡同七號成立新月俱樂部，從事戲劇活動，聞一多、梁實秋、熊佛西、余上沅回國后先后加入。1925年10月，徐志摩應陳博生之邀主編《晨報副刊》，1926年4月1日創(chuàng)辦欄目《詩鐫》，共出版11期，與聞一多共同進行了新格律詩的探討，集中了饒孟侃、劉夢葦、于賡虞、朱湘、孫大雨、楊世恩、朱大枬等一批年輕的詩人。其后，于1926年6月17日—9月23日《晨報副刊》欄目《詩鐫》改為《劇刊》，發(fā)表了徐志摩、余上沅、聞一多、趙太侔、丁西林、梁實秋、熊佛西等人的文章，倡導“國劇運動”。1927年北洋政府面臨崩潰，北平陷入混亂之中，新月社成員重新匯聚到上海。時年春，徐志摩、聞一多、胡適、余上沅、梁實秋、張禹九、邵洵美、潘光旦等在上海開辦新月書店，主要出版新月社成員的作品。1928年3月，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在上海創(chuàng)辦《新月》月刊，另有胡適、梁實秋、邵洵美、潘光旦、余上沅、張禹九、葉公超、羅隆基、劉英士等參加。1931年1月，新月書店創(chuàng)辦《詩刊》季刊，先后由徐志摩、邵洵美擔任主編，主要詩人有徐志摩、邵洵美、陳夢家、方瑋德、饒孟侃、方令孺、卞之琳、儲安平等?！缎略隆吩驴瘡牡?卷第2號開始，梁實秋、潘光旦、葉公超參加編輯，政治論文逐漸增多。第3卷第2號開始，羅隆基主編，政治論文逐漸占據(jù)多數(shù)。新月群落內部分歧愈發(fā)明顯。1930年秋，聞一多離開上海，受聘于國立青島大學，逐漸放棄詩歌創(chuàng)作，疏遠了新月群體，轉向學術研究。1931年春，胡適回北平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徐志摩也到北平任教。新月作家群落分化更為嚴重。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飛機失事罹難，新月群體失去了“黏合劑”，由此走向衰敗。1933年6月，《新月》月刊在葉公超獨立苦苦支撐下出版了第43期后，最終停刊。1933年12月，新月書店關閉。新月文學群落由此畫上了句號。

新月派作家群落人員構成復雜，主要是以胡適、徐志摩為中心聚集的有著歐美留學經(jīng)歷的作家。他們的政治主張、文藝觀點、文學創(chuàng)作并不完全一致，主要貢獻在于兩個方面，一是以梁實秋為代表的文藝批評，認為“偉大的文學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文學發(fā)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測量文學的唯一標準。”堅持文學要受到理性的制約，倡導文學的健康與尊嚴，反對文學的階級論和浪漫主義。二是新詩格律化的探索與創(chuàng)作。主要代表為聞一多、徐志摩，他們反對“五四”時期詩歌的情感泛濫和散文化傾向，主張“理性節(jié)制情感”的原則，提出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的“三美”主張，從理論到實踐上對新詩的格律化進行了深入的探索，有效糾正了早期新詩創(chuàng)作情感散漫、過于散文化的弱點，使新詩進入了自覺創(chuàng)造的時期。

2.京派作家群落

作為流派的“京派”的概念有很多的爭議，在此不想贅述。本書所指的京派作家群落是指1920年代后期、1930年代以北平為中心結成的自由知識分子文人作家群體。這批自由知識分子文人作家群體主要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師生，其中有1920年代文學研究會的成員，有語絲社的作家，也有從新月社分化出來的部分人員，“京派作家群的出現(xiàn)是諸多流派、社團在新的歷史時期以和而不同、審美本位的自由主義為標準的重組”。

從歷史生態(tài)的角度來說，京派作家群落的活動方式主要是沙龍、朗誦會、茶會或聚餐會等，其中活動地點主要是“太太的客廳”、“慈慧殿三號”的讀詩會、苦雨齋駱駝同人、《大公報·文藝副刊》的聚餐會等?！疤目蛷d”指的是位于北平北總布胡同三號林徽因家的客廳。林徽因由于多年留學歐美，深受歐風美雨的熏陶，1931年回到北平后，組織了每天下午的“茶會”，聚集了一大批北京文人學者參與聊天討論，使“太太的客廳”成為一些精英名流名噪一時的風雅去處?！疤目蛷d”的座上客大多是留學歐美的文人學者，主要有金岳霖、葉公超、沈從文、徐志摩、梁宗岱、張奚若、錢端升、陳岱孫、陶孟和、卞之琳、蕭乾等人。這些參與者一邊淺斟慢飲享用著“午茶”，一邊高談闊論，由此聚集了部分京派的成員。與之接近的還有與梁思成家毗鄰而居的金岳霖家，每逢星期六，梁思成、林徽因、張奚若、周培源、陶孟和、陳岱蓀、鄧以蟄等人聚集到金岳霖家，由此形成星期六聚會。“讀詩會”是京派文學群落的另外一種聚會方式，由朱光潛發(fā)起。1933年朱光潛回國在北大任教，租住在慈慧殿三號，京派文人經(jīng)常聚會于此探討文藝，“主題還是討論詩的聲韻節(jié)奏的問題，通過各種形式的‘讀詩’實踐來尋找建立現(xiàn)代新詩聲韻節(jié)奏理論的途徑”?！斑@個集會在北平后門慈慧殿三號朱光潛先生家中按時舉行，參加的人實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馮至、孫大雨、羅念生、周作人、葉公超、廢名、卞之琳、何其芳諸先生，清華有朱自清、俞平伯、李健吾、林庚、曹靖華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sup>關于“太太的客廳”和“慈慧殿三號”的讀詩會這兩個文學群落的具體活動，“在具體聚合形態(tài)上，師生因緣和文學沙龍是其鮮明特色所在。在講壇上，京派的作家以知識傳遞的學院派方式近乎自覺地形成了一個觀念相近的寫作圈，而在圈子形成之后，他們又以讀詩會和‘太太的客廳’兩種形式不斷豐富自我的存在”。李蕾在《京派作家的聚合形態(tài)考究——以沙龍為論述中心》一文中作了較為詳盡的描述，在此不作贅言。京派文學群落還有一個以周作人為核心的苦雨齋文人群體，這個群體往往又被稱為“駱駝同人”。駱駝同人的聚集始于1924年周作人和徐祖正擬辦純文藝雜志《駱駝》，早期駱駝同人多為朋友同事，經(jīng)常聚會，周作人日記中多有記載，如1924年6月18日，“五時至公園水榭，由駱駝社會宴，共25人，7時返”。1925年11月3日，“上午駝群同人來聚會共12人”。《駱駝》于1926年正式面世，但僅出版了一期。駱駝社解體后，周作人、張鳳舉、徐祖正諸人及朋友圈里的人仍戲稱“駝群同人”，時有聚會。在此期間劉半農還寫過《駱駝頌》一詩刊登在《語絲》118期上，詩云：“祝頌你保持著你雍容的氣度，忍受一切人們的侮辱與詛咒；祝頌你永遠的慢拖慢拖的向前走，背上永遠擔負很重的擔子。”1930年周作人又和徐祖正、廢名等人在此基礎上，創(chuàng)辦了《駱駝草》，名義上廢名和馮至任主編，實際由周作人策劃指導。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俞平伯、廢名、馮至、梁遇春、徐玉諾、程鶴西等。這些撰稿者之間多為師友，私人關系尤為密切，通過尺牘、唱和、聚餐、聽曲、喝茶等方式建立一種日常性的聯(lián)系，這種師友雅集的形式更多表現(xiàn)出傳統(tǒng)文人志趣相投、同聲相求的意味，形式上也更接近于傳統(tǒng)文人的聚會結社方式。此外，1933年9月沈從文、楊振聲接手《大公報·文藝副刊》之后，大致每月一次以《大公報》名義，在北平來今雨軒和豐澤園等地舉辦茶話會和聚餐會，邀請一些在京的知名作家、學者共商“文藝副刊”事，開展文藝討論和策劃，同時帶有約稿的性質，由此形成了較大范圍的文人群體。參加的成員基本上是北平高校文科院系的教授，如胡適、周作人、聞一多、林徽因、凌叔華、朱自清、俞平伯、葉公超、余上沅、鄭振鐸、楊振聲、卞之琳、李健吾、梁實秋、馮至等，此外還有一些嶄露頭角的文藝青年，如孫大雨、吳組緗、劉白羽、師陀等。組成京派文學群落的這幾個聚會團體，既相對獨立，又時常交往，“他們聚集或分散在北平的各大院校和科研院所，以院系、社團、機構為單位形成一個個亞群體，討論文學，閱讀詩歌，主要的關懷旨趣在于中國的純文學事業(yè)的建設，并進一步通過公共媒介、公共空間的紐帶聯(lián)系到一起，形成了作者群體、編輯群體與閱讀群體的靈活互動”。

京派作家群落雖人員眾多，關系復雜，文學觀念也不盡相同，但總體而言具有兩個鮮明的特征：一是追求文學的獨立性與純粹性，主張文學遠離政治，具有超功利的文化自覺。二是堅持文學的審美本位主義，注重情趣與審美，追求人生藝術化。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京派作家群落的成績主要表現(xiàn)在鄉(xiāng)土小說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實踐方面。其鄉(xiāng)土小說往往以濃郁的鄉(xiāng)土色彩為背景，表現(xiàn)質樸和諧的人性之常。而京派文學群落的文學批評則接受了東西方文化的影響，視野開闊，客觀公允，功力精深，對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動作用。

3.《現(xiàn)代》作家群落

《現(xiàn)代》作家群落是指以施蟄存《現(xiàn)代》雜志為中心的現(xiàn)代主義作家群落，主要包括以往文學史上所說的現(xiàn)代詩派和新感覺派。由于以往文學史注重體裁的分類，所以把這個文學群落人為地劃分為一個詩歌派別（現(xiàn)代詩派）和一個小說派別（新感覺派），但是從文學群落的角度來看，這兩個派別背后其實是一個完整的創(chuàng)作群體，所以金理把這個文學群落概括成“從蘭社到《現(xiàn)代》——以施蟄存、戴望舒、杜衡及劉吶鷗為核心的社團”，表面看這樣的命名很煩瑣，其實正反映了作者試圖全面把握這個文學群落整體特征的努力。

本書把這個文學群落定名為《現(xiàn)代》作家群落，主要是認為這個作家群落的一切活動與施蟄存主編的《現(xiàn)代》雜志關系密切，換言之，這個文學群落是建立在《現(xiàn)代》雜志的基礎上的（當然，這個文學群落的其他刊物如《無軌列車》《新文藝》等也曾在群落的凝聚方面發(fā)揮了一些作用，但最重要的、影響最大還是《現(xiàn)代》），依靠這個雜志而結成的一個具有交往密切的文學群體。具體而言，這個文學群落主要有這樣幾點特征：

首先，文學群落成員交往頻繁，集中在施蟄存與《現(xiàn)代》周圍。一般認為這個文學群落的核心成員為施蟄存、戴望舒、穆時英、劉吶鷗、杜衡等人。早在1922年，施蟄存在杭州之江大學讀書期間，就結識了當時浙江宗文中學的戴望舒、杜衡等人。在共同的文學愛好和興趣的指引下，他們組成了一個文學社團《蘭社》，創(chuàng)辦了旬刊《蘭友》，開始了最初的文學嘗試。1925年戴望舒又結識了劉燦波（吶鷗），很快成為好友。1926年戴望舒、施蟄存、杜衡創(chuàng)辦了《瓔珞》，組成了瓔珞社，后劉吶鷗加入。1927年“四一二”事變后戴望舒、杜衡藏匿在施蟄存家中，籌辦《文學工場》。1928年戴望舒、施蟄存、劉吶鷗開辦“第一線書店”。1929年劉吶鷗開辦“水沫書店”，施蟄存、戴望舒創(chuàng)辦《新文藝》，又結識了穆時英。1932年，因為“一·二八”淞滬戰(zhàn)爭爆發(fā)，水沫社同人星散。1932年3月，施蟄存編輯主持《現(xiàn)代》，又寫信邀請戴望舒選編新詩來稿，杜衡審閱雜文評論與部分小說。劉吶鷗也對《現(xiàn)代》的出版予以了很多的關心。群落成員由此聚集在《現(xiàn)代》周圍，借助《現(xiàn)代》這個陣地來發(fā)表文章，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文學群落。

其次，《現(xiàn)代》作家群落表現(xiàn)出相近的文藝旨趣，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實驗。其中現(xiàn)代詩派是在自由主義文學思潮激蕩下，自覺追求“純詩”藝術美的一個詩歌流派，主要成員有戴望舒、金克木、卞之琳、施蟄存、徐遲、路易士、李金發(fā)、陳江帆、玲君、于賡虞、林庚等。從詩歌內容來說，“它們是現(xiàn)代人在現(xiàn)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現(xiàn)代的情緒……”“所謂現(xiàn)代生活，這里面包含著各式各樣的獨特形態(tài)：匯聚著大船舶的港灣，轟響著噪音的工廠，深入地下的礦坑，奏著爵士樂的舞場，摩天樓的百貨店，飛機的空中戰(zhàn)，廣大的競馬場……甚至連自然景物也與前代的不同了”。而“現(xiàn)代的情緒”則指的是這批生活在都市的詩人所產生的“感傷、抑郁、迷亂、哀怨、神經(jīng)過敏、幻滅、虛無、纖細、柔弱”等。從藝術手法來看，現(xiàn)代詩派更多接受了法國象征詩“純粹詩歌”觀念和西方象征詩派理論的影響，注重對人內心深沉體驗的挖掘，強調“意象的繁復”與“觀念聯(lián)絡的奇特”，詩意朦朧甚至晦澀，正如施蟄存所說：“《現(xiàn)代》中的詩，大多是沒有韻的，句子也很不整齊，但它們都是有相當完美的‘肌理’，它們是現(xiàn)代的詩形，是詩！”新感覺派是中國最完整的現(xiàn)代主義小說流派，主要成員有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徐霞村、黑嬰等。新感覺派小說大多取材于半殖民地上海大都市的病態(tài)生活，描寫了大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日?，F(xiàn)象和世相世態(tài)，暴露出現(xiàn)代都市男女的墮落與荒淫的生活和寂寞空虛心態(tài)，尤其反映了人物在特定環(huán)境中由某種客觀事物引起的微妙心理和變態(tài)心理。從藝術表現(xiàn)方面來說，他們主要吸取了日本新感覺派小說的語言表達方法，借鑒了西方意識流小說的小說結構和人物塑造的方法，注重心理分析，刻意移植和實驗現(xiàn)代派的“新興”技巧，有意識地把各種非現(xiàn)實主義的技巧運用到自己的創(chuàng)作之中。

因此從文學群落的角度來看，《現(xiàn)代》作家群落的主體是我們后來所說的現(xiàn)代詩派和新感覺派。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楊之華才在《文壇史料》評價現(xiàn)代社時說：“作為這一個文藝社團的干部人物，除施蟄存與杜衡之外，尚有戴望舒、穆時英、劉吶鷗、葉靈鳳、徐霞村、路易士、高明、林希雋等人，他們雖沒有什么形式上的組織，但對于文藝的見解及旨趣，則大抵是共同的?！?sup>

4.左聯(lián)作家群落

關于左聯(lián)的性質，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有很多不同表述，概而言之主要有三種。一種把左聯(lián)稱為“組織”，是“黨領導支持下的推動革命文學運動的作家組織”，“在黨領導下為了克服宗派情緒、廣泛開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而成立的革命作家的統(tǒng)一組織”。一種把左聯(lián)稱為“文學與政治兼有的社團”，“成立于1930年的‘左翼作家聯(lián)盟’（簡稱左聯(lián)）并不是一個純文學流派。它是文學與政治兼有的社團”。還有一種說法是“群眾性團體”，“左聯(lián)是黨與非黨作家聯(lián)合組織的群眾性團體，但實質上還是一個‘沒有掩護的’‘第二黨式的所謂赤色群眾團體’”。本書采用左聯(lián)作家群落的概念，主要關注的是活動在左聯(lián)這個群體內的作家人際關系與交往活動，認為左聯(lián)作家群落是以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為中心的文學群落，這樣避免了概念的爭論。

左聯(lián)作家群落的成員構成相對復雜，據(jù)王宏志考證參加成立大會的有50余人，姚辛考證前后參加左聯(lián)的盟員一共有400余人。參加左聯(lián)的人員身份亦比較復雜，既有黨員，又有普通工人、教師、學生等。其中比較有影響的作家有魯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馮乃超、馮雪峰、錢杏邨、華漢（陽翰笙）、丁玲、郁達夫、應修人、洪靈菲、柔石、殷夫、胡也頻、林伯修、洪深、白薇、鄭伯奇、田漢、蔣光慈、沈端先（夏衍）、陶晶孫、彭家煌、王任叔、穆木天、胡風、孟超、戴平萬、王一榴、沙汀、艾蕪、張?zhí)煲?、林淡秋、周文、葛琴、于伶、徐懋庸、李輝英、葉紫、舒群、周而復等。雖然蕭軍、蕭紅并未加入左聯(lián)，但由于與魯迅等左翼作家的密切關系，且創(chuàng)作方面深受左翼文學的影響，所以本書把“二蕭”也歸為左聯(lián)作家群落成員。

按照茅盾的觀點，一般認為以1931年11月為界左聯(lián)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左聯(lián)受“左傾”思想影響較重，號召左聯(lián)成員上街游行、參加飛行集會、散發(fā)傳單、辦工人夜校，因而忽視了文學創(chuàng)作。后期左聯(lián)更多采取合法斗爭的方式，把精力更多放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這其中尤其以社會剖析派作家群落更具有代表性。社會剖析派作家群落是左聯(lián)作家群落的子群落，它以茅盾為中心，包括沙汀、艾蕪、吳組緗、葉紫等一批作家。這個群落的成員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把小說藝術和社會科學結合起來，采取截取橫斷面的方法和客觀化的敘述，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從各個角度再現(xiàn)中國社會，剖析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其代表作有茅盾的《子夜》《林家鋪子》《春蠶》、吳組緗的《一千八百擔》《黃昏》、沙汀的《代理縣長》《淘金記》、艾蕪的《南行記》等，社會剖析派作家群落以鮮明的個性化創(chuàng)作特征為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發(fā)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1935年11月，受共產國際指示：解散左聯(lián)及其他各左翼文化團體，另組文學界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新團體。1936年2月，左聯(lián)正式解散，左聯(lián)作家群落也不復存在。

5.論語派作家群落

1932年9月《論語》在上海創(chuàng)刊，論語派因此而得名。林語堂主編《論語》期間倡導幽默的智慧，1934年他又創(chuàng)辦《人間世》《宇宙風》，主張“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追求閑適的格調和自然的生活情趣。論語派作家群落指的是1930年代圍繞《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物以林語堂為理論指導和創(chuàng)作核心而形成的一個作家群落。

論語派作家群落是一個與政治保持距離的自由主義文學群落，其成員組成較為復雜。第一種說法是根據(jù)1937年上?！兑萁?jīng)》文史半月刊第28期《瑤齋漫筆》中的《新舊八仙考》，大致勾勒了一幅“論語八仙”圖：呂洞賓——林語堂、張果老——周作人、藍采和——俞平伯、鐵拐李——老舍、曹國舅——大華烈士、漢鐘離——豐子愷、韓湘子——郁達夫、何仙姑——姚穎。其中周作人是林語堂在語絲社時的朋友，林語堂對其倍加推崇，周作人在《論語》上發(fā)表了大量文章，與論語派結下了不解之緣，不僅被稱為“論語八仙”之一，甚至被認為是論語派精神上的領袖。俞平伯亦為林語堂語絲社舊友，前期《論語》的主要撰稿人。老舍是《論語》《宇宙風》的重要作者，發(fā)表過大量文章。大華烈士（簡又文）是《逸經(jīng)》的主編，與林語堂的刊物與思想相呼應。豐子愷除了為論語派刊物撰稿外，還為《論語》《人間世》《宇宙風》創(chuàng)作了很多漫畫。郁達夫則一度擔任《論語》的編輯（第85~105期），在《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發(fā)表了很多文章，據(jù)此陳學勇在《老舍、郁達夫與論語派》中就認為兩者毫無疑問是論語圈中人。而姚穎是《論語》培養(yǎng)出來的一個有影響的作家，自第6期發(fā)表“南京通信”《居然中委出恩科》起，姚穎很快成為《論語》主要作者，前后在《論語》發(fā)表了41篇“京話”。林語堂十分欣賞姚穎，在為姚穎散文雜文集《京話》寫的序言中，高度評價了其創(chuàng)作“涉筆成趣，散淡自然，猶如嶺上煙霞。謂其有意，則云本無心；謂其無意，又何其燕婉多姿耶！”除了大華烈士和姚穎外，《論語》還培養(yǎng)了很多新的年輕作家，如徐訏、何容、老向等，他們在創(chuàng)作風格上擅長幽默文字，成為《論語》的重要支柱，是論語作家群落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種說法是楊之華主編的《文壇史料》：“參加這個集團（論語社，編者按）的文士，大部分為前語絲社同人。”的確如此，《論語》第一期創(chuàng)刊號上列了一份24個“長期撰稿人”的名單，其中就有原來語絲社的章衣萍、劉半農、俞平伯、章川島、孫伏園、孫福熙等人。雖然這些作家可以算是論語派作家群落的成員，但真正這份名單中“動手者寥寥無幾”。第三種說法是1933年11月林語堂在《與陶亢德書》中所說：“論語地盤向來完全公開。所謂‘初’者，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標）諸先生共同發(fā)起贊助之謂也……論語向來所刊外稿多而社稿少，論語早已公之天下矣。論語之成功，即國人共同之成功也?！?sup>認為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標為發(fā)起人。因此從這三種說法來看，論語派作家群落的主要成員大致就是這些。

《論語》1932年創(chuàng)刊，1949年?？?，主編先后有林語堂、陶亢德、郁達夫、邵洵美、林達祖、李青崖、明耀五等；《宇宙風》1935年創(chuàng)刊，1947年終刊；《西風》1936年創(chuàng)刊，1949年終刊。因此論語派作家群落存在的時間一直延續(xù)到1949年，本書主要關注的重點是1930年代的論語派作家群落，1937年以后論語派作家群落的活動不在本書討論范圍之內。

6.開明派作家群落

開明派作家群落是1930年代以開明書店為中心聚集而形成的一個編輯作家群落。由于這個文學群落與白馬湖作家群落關系密切，所以在《從湖畔到海上——白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變》一書中作者直接把它作為白馬湖作家群落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有的地方則稱之為“開明書店派”。本書認為從文學群落的發(fā)展角度來看，開明派作家群落是白馬湖作家群落和立達學園作家群落的發(fā)展與延續(xù)。1925年秋，一批原來是白馬湖作家群落成員的夏丏尊、豐子愷、朱自清、朱光潛等在匡互生的帶領下離開浙江春暉中學，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立達學園，成立了立達學會，其后隨著葉圣陶、陳望道、趙景深、章克標等人的加入，隊伍不斷壯大。1926年8月在立達學會同人的支持下，章錫琛創(chuàng)辦了開明書店，立達學會同人紛紛加入開明書店。在葉圣陶加入開明書店后，其很多朋友和同事如王伯祥、金仲華、郭紹虞、周予同先后投奔到開明書店，由此形成開明派作家群落。

雖然開明派作家群落沒有統(tǒng)一的組織與同盟，但“他們在無形里，曾形成了個共同的傾向，一個向前努力的共同目的”。葉圣陶也曾回憶說：“開明書店是一些同志的結合體。這所謂同志，并不是信奉什么主義，在主義方面的同志，也不是參加什么黨派，在黨派方面的同志。只是我們這些人在意趣上互相理解，在感情上彼此融洽，大家愿意認認真真做點兒事，不求名，不圖利，卻不敢忽略對于社會的貢獻：是這么樣的同志。這些同志都能夠讀些書，寫些文字，又懂得些校對印刷等技術方面的事，于是相約開起書店來，于是開明書店成立了。”開明派作家群落是一個編輯群體與作家群體的結合體，在編輯刊物的過程中他們創(chuàng)作了很多作品，并且有的結集出版。其中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葉圣陶的《倪煥之》《稻草人》《古代英雄石像》、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等都成為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名篇名作，產生深遠的影響。

7.其他說明

1930年代還有一些影響較大的文學社團流派未列入本書論述范圍。

（1）鴛鴦蝴蝶派。

鴛鴦蝴蝶派是20世紀初葉的上海出現(xiàn)的一個承襲中國古代小說傳統(tǒng)的通俗文學流派，因寫才子佳人成雙成對有如鴛鴦蝴蝶而得名，一直延續(xù)到1949年。這個流派創(chuàng)作內容駁雜，有言情、哀情、社會、黑幕、娼門、家庭、武俠、神怪、軍事、偵探、滑稽、歷史、宮闈、民間、公案等類別。作家眾多，其中代表作家有徐枕亞、包天笑、周瘦鵑、張恨水等。鴛鴦蝴蝶派具有較強的群體意識，在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個較大的作家群落，1920年代他們成立了星社與青社，來廣集同志，聯(lián)絡情誼，擴大自身影響，顯示了區(qū)別于新文學界的自身存在。但是由于這個作家群落文學觀念陳舊，追求文學的趣味性與休閑娛樂功能，由此被視為舊文學的代表而遭到新文學界的指責與批判。盡管新時期以來，在蘇州大學文學院以范伯群先生為首的通俗文學研究群體的共同努力下，鴛鴦蝴蝶派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改變了長期以來對鴛鴦蝴蝶派批判的思維定式，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寫作提出了一系列發(fā)人深思的問題，然而鴛鴦蝴蝶派文學能否進入文學史仍存在較多爭議，所以本書未將其列入論述范圍。

（2）民族主義文學群落。

民族主義文學群落是1930年代出現(xiàn)的一個打著“三民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旗幟發(fā)動文學運動、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右翼作家群落，這個群落在理論上宣揚“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強調“武器的文學”功能，反對左翼文學的階級意識。在創(chuàng)作方面上表現(xiàn)御外的民族主義思想，以積極反映中國民眾、義勇軍抵御外來文化“侵略”、經(jīng)濟“侵略”和軍事侵略為重要內容，并且出現(xiàn)了一批思想上比較健康和進步的民族主義文學作品。民族主義文學群落有很多子群落，如影響較大的潘公展、朱應鵬、黃震遐、王平陵、傅彥長、范爭波等組成的前鋒社（六一社），王平陵、鐘天心、左恭等人在南京成立的中國文藝社，潘孑農、曹劍萍、趙光濤在南京組織的開展文藝社，馮白樺、陳大慈在杭州成立的黃鐘文學社，劉百川在江西主辦的《汗血》雜志，何勇仁主編的《民族文藝月刊》，等等。雖然民族主義文學群落的子群落眾多，但其內部組織渙散，成員之間聯(lián)系不夠緊密。由于國民黨官方色彩和成員身份連帶的黨派性，民族主義文學群落自產生即遭到左翼文學的嚴厲抨擊，文學史上亦將之作為批判的對象。其重視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真正在創(chuàng)作上除了王平陵、李贊華等人外，其余的乏善可陳。此外對于民族主義文學相關的研究資料亦不夠充分，基于以上幾個原因，本書也未將其列入論述范圍。

（3）東北作家群。

東北作家群是指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以蕭軍、蕭紅、舒群、端木蕻良、羅烽、白朗等為代表的從東北流亡到關內的文學青年形成的作家群體。他們的作品反映了處于日寇鐵蹄下的東北人民的悲慘遭遇，表達了對侵略者的仇恨、對父老鄉(xiāng)親的懷念及早日收回國土的強烈愿望。從藝術表現(xiàn)上看，這些作品具有粗獷宏大的風格，反映了東北的風俗民情，顯示了濃郁的地方色彩。盡管東北作家群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是一個影響較大的文學流派，但是“他們并不是自覺聯(lián)合起來的，沒有統(tǒng)一的藝術準則和創(chuàng)作綱領可供遵循，相互間缺乏緊密的組織聯(lián)系，缺少在思想、藝術方面的彼此切磋和共同追求，也沒有公認的代表性作家的創(chuàng)作或理論作為群體的藝術楷模與美學規(guī)范……”更主要的是從構成作家群落的三個基本要素來看，東北作家群成員之間缺少某種協(xié)議和群體的意識，同時也很少參與集體的文學活動，缺少互動的文學交往行為。因此筆者認為其不能算是一個作家群落，本書未將其列入論述的范圍。

二、1930年代中國現(xiàn)代作家群落研究的內容

把握一段歷史進程，學術研究不外乎在兩個方向上用力：一是還原，一是闡釋。本選題在研究目標上兼顧兩者：一是首先從文獻史料出發(fā)，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對1930年代期間作家群落生態(tài)的消長起伏作如實的描述。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延伸，探討1930年代間中國現(xiàn)代作家群落現(xiàn)象的生成原因，分析這種群落現(xiàn)象內在和外在的具體表現(xiàn)，立體展現(xiàn)還原此階段作家群落的生存面貌。二是把作家群落現(xiàn)象放置在文化背景下進行觀照，力圖對中國現(xiàn)代作家群落的作家心態(tài)特征進行學理性的闡釋。在此基礎上，從作家群落現(xiàn)象這個獨特的角度出發(fā)，探討作家群落對1930年代文學理論與創(chuàng)作帶來的深遠影響，尋求1930年代文學的多元共生形態(tài)形成的深刻原因。鑒于此，本書主要思路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緒論。在以往研究總結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作家群落現(xiàn)象”概念，并以此作為立論的基礎。結合1930年代中國現(xiàn)代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社群發(fā)展的特點，闡釋“作家群落現(xiàn)象”這個概念的意義。

第一部分：歷史傳統(tǒng)與時代語境的韻動。1930年代中國現(xiàn)代作家群落因襲了古代詩文結社的傳統(tǒng)，同時又是濃郁政治氛圍的產物，此外還和1930年代現(xiàn)代出版業(yè)的繁榮昌盛存在著密切關系。這一部分主要從傳統(tǒng)文化因素、時代政治因素、現(xiàn)代出版業(yè)等三方面分析1930年代現(xiàn)代作家群落的生成文化語境。

第二部分：文學話語背后的動態(tài)流變。在話語博弈、生存競爭的壓迫下，1930年代作家群落時刻發(fā)生著動態(tài)的流變，呈現(xiàn)出解體、轉型、重構、交叉、對峙等多種外部形態(tài)。解體主要表現(xiàn)為老的文學群落的消亡，成員星散。轉型指作家群落在保持原有群落名稱、基本框架或文學精神的基礎上，人員、組織方式、文學觀念創(chuàng)作、群落整體形態(tài)上發(fā)生了變化。重構則指的是原有的作家群落衰落了，其主要成員延續(xù)倡導原有的文學主張，重新組合或建立新的文學群落。如果從作家群落之間的外部形態(tài)來看，交叉和對峙是不同群落之間最為常見的形態(tài)。

第三部分：自覺的群體意識與群落凝聚。1930年代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家群落內部表現(xiàn)出自覺的群體意識，他們在一致對外，努力維護群體面貌的同時，對內同樣也采取多種方法與措施，來保持和維護群落的整體性。首先往往依靠并圍繞知識權威，各自組織群落。其次創(chuàng)辦刊物，建立自己的話語陣地。再次通過書評和評獎等方式對群體成員的創(chuàng)作大肆宣傳，大加褒獎贊譽，壯大群落的聲勢。此外他們還黨同伐異，打擊排斥異己，維護自己群落的利益，加強自身群落的凝聚力。

第四部分：豐富、錯雜、多變的文化心態(tài)。1930年代現(xiàn)代作家群落的文化心態(tài)和外在的形態(tài)一樣變化萬千，非常復雜。概而言之主要有三個特點：一是整體態(tài)勢豐富多樣，每一個作家群落都有著自身獨特鮮明的文化心態(tài)，個性鮮明，清晰可辨。其中以左聯(lián)的激進文化心態(tài)、新月紳士文化心態(tài)和京派超然文化心態(tài)這三種最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二是文化心態(tài)復雜悖立，很多群落的心態(tài)充滿了尷尬與矛盾。三是文化心態(tài)因時而異，發(fā)展變化，某些文學群落在與其他群落的對峙中有意或者無意調整自身的文化心態(tài)，或者隨著成員的變換而接受其他群落的文學觀念，文化心態(tài)上呈現(xiàn)出開放性、動態(tài)性的特征。1930年代中國現(xiàn)代作家群落的文化心態(tài)對群落的運作以及創(chuàng)作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群落文化心態(tài)的研究進一步深入到文化心理的層面，探討了現(xiàn)代作家群體精神和心靈的特殊演變軌跡，反映出作家群落的內在發(fā)展軌跡。

第五部分：多元化理論與眾異文本視閾。1930年代文學理論成熟，創(chuàng)作多樣，作品豐富，這主要得益于作家群落的努力，可以說1930年代文學的創(chuàng)作實踐是在作家群落的背景下完成的，如果離開了作家群落，一切創(chuàng)作也就無從談起；如果沒有作家群落的積極參與，就不可能有1930年代文學的繁榮。1930年代作家群落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產生的重要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促成了多元化的理論建構，二是作家群落堅守各自的創(chuàng)作視閾，不同群落形成了多樣化的文本。

書后“附錄”現(xiàn)代文學社群視角觀照下的九葉詩派，是針對當下九葉詩派是否存在的爭議而作。筆者認為，從現(xiàn)代文學社群的視角來闡述九葉詩派不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也只有從作家群落角度來解讀九葉詩派，我們才能獲得更為寬闊的文化視野，并在此背景中真正理清這個流派的深厚內涵和發(fā)展脈絡，最終對有關九葉詩派的質疑做出有效的回答，這一實踐本身，同時也為“作家群落”觀點的提出增添了有力的佐證。

如果要說明各部分之間的邏輯關系，那么筆者的基本思路是：緒論提出問題，闡述研究的價值。第一部分背景分析，從1930年代特殊的文化語境出發(fā)探尋作家群落形成的原因。第二部分分析了作家群落的外部形態(tài)。第三部分則由外及內，探討作家群落的內部凝聚。第四部分由前面的客觀描述過渡到主體心態(tài)的分析。最后一部分論述作家群落對于理論與創(chuàng)作產生的深遠影響。

1. 參見范泉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社團流派辭典》，508~511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
2. 劉群：《飯局·書局·時局——新月社研究》，43頁，武漢，武漢出版社，2011。
3. 周泉根、梁偉：《京派文學群落研究》，8頁，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2。
4. 高恒文：《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74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5. 沈從文：《談朗誦詩》，見《沈從文全集》，第17卷，247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6. 李蕾：《京派作家的聚合形態(tài)考究——以沙龍為論述中心》，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9（4）。
7. 許紀霖：《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33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 金理：《從蘭社到〈現(xiàn)代〉——以施蟄存、戴望舒、杜衡及劉吶鷗為核心的社團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
9. 施蟄存：《又關于本刊的詩》，載《現(xiàn)代》，1933（4—1）。
10. 施蟄存：《又關于本刊的詩》，載《現(xiàn)代》，1933（4—1）。
11. 楊之華編：《文壇史料》，393頁，上海，中華日報社，1944。
12. 王瑤：《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249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13. 唐弢：《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第二冊，1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14. 錢理群：《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294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5. 夏衍：《“左聯(lián)”成立前后》，見《左聯(lián)回憶錄》，39頁，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16. 參見姚辛：《左聯(lián)史》，415頁，上海，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
17. 參見汪紀明：《文學與政治之間：文學社團視野中的左聯(lián)及其成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其中對部分左聯(lián)成員的身份進行了考證。
18. 參見五知：《瑤齋漫筆·新舊八仙考》，載《逸經(jīng)》，1937（28）。
19. 對此亦有不同的觀點，參見徐型：《貌合神離：豐子愷與“論語派”》，載《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3）。
20. 關于姚穎的身份與性別問題目前仍是疑問：陳學勇認為姚穎是女作家（《論語派女雜文家姚穎》，載《書屋》1997年第6期）。楊劍龍認為姚穎是王漱芳，男，曾任南京市政府秘書長（《論語派的文化情致與小品文創(chuàng)作》，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出版）。陳子善則認為姚穎是王漱芳的夫人（《林語堂說姚穎》，載《文匯報》2013年4月27日）。
21. 林語堂：《京話·序》，見姚穎：《京話》，1頁，上海，人間書屋，1936。
22. 楊之華：《論語社》，見《文壇史料》，399頁，上海，中華日報社，1944。
23. 魯迅：《“論語一年”》，載《論語》，1933（25）。
24. 林語堂：《與陶亢德書》，載《論語》，1933（28）。
25. 參見陳星、朱曉江：《從湖畔到海上——白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變》，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9。
26. 許紀霖：《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24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7. 鄭振鐸：《紳士與流氓》，載《文學評論》，1934（1）。
28. 葉圣陶：《開明書店二十周年》，見《葉圣陶集》，第6卷，224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
29. 參見胡安定：《鴛鴦蝴蝶如何成“派”——論鴛鴦蝴蝶派群體意識的形成》，載《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2）。
30. 王培元：《論東北作家群》，載《學術月刊》，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