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的心態(tài)及其人生悲劇

嵇康是玄學思潮造就出來的典型人物。他有著高度的思辨能力，有著返歸自然的氣質(zhì)，有著玄學思潮所要造就的那種理想的心態(tài)，然而他卻是一個悲劇的典型。這其中包含有甚深的歷史意蘊，例如，玄學作為人生哲學的弱點，玄學與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不相容性，玄學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的歷史命運等等問題。本文不擬涉及如此廣泛的問題，只想就嵇康的心態(tài)和他的人生悲劇作一點探索，以祈為魏晉士人心態(tài)的研究做一點準備工作。

一

在竹林七賢中，嵇康不像阮籍那樣依違避就，領受臨深履薄的苦悶與孤獨；不像山濤、王戎那樣入世，領受現(xiàn)實人生的種種滿足；也不像向秀那樣視名教與自然為一體，終于舉郡計入洛；也不像劉伶、阮咸那樣放誕；在七賢中，甚至在整個玄學名士群體中，他都是非常獨特的。他始終以執(zhí)著的精神，追求一種恬靜寡欲、優(yōu)游適意、自足懷抱的人生境界。

他是一位非常認真地對待人生的人。對于如何處世，他作了認真的思考。在《卜疑》中，他一連提出了二十八種處世態(tài)度作為選擇，歸納起來，大抵是三類：一類是入世，入世有種種方式，或建立大功業(yè)，“將追伊摯而友尚父”；或安享富貴逸樂，“聚貨千億，擊鐘鼎食，枕藉芬芳，婉孌美色”；或“卑懦委隨，承旨倚靡”；或“進趨世利，茍容偷合”；或“愷悌弘覆，施而不德”；或為任俠，如市南宜僚之“神勇內(nèi)固，山淵其志”，“如毛公藺生之龍驤虎步，慕為壯士”，等等。另一類是游戲人間，“傲倪滑稽，挾智任術”。再一類便是出世，出世也有種種方式，或不食人間煙火，“苦身竭力，剪除荊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或隱于人間，“外化其形，內(nèi)隱其情，屈身隱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或逃政而隱，“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或修神仙之道，“與王喬赤松為侶”；或如老聃之清靜微妙，守玄抱一；或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等等。他列出的這二十八種處世態(tài)度，可以說幾乎包括了士人出處去就可能有的各種方式。最后，他通過太史貞父之口，說出一種選擇：“內(nèi)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這個選擇就是自潔、自足、返歸自然而不縱欲。他并不像任情縱欲的思潮起來之后多數(shù)士人那樣把返歸自然當作只是生之本能。從嵇康的詩文里，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返歸自然，是追求一個如詩如畫的人生境界。這個理想的人生境界，既來源于莊子，又不同于莊子，它返歸自然，但不進入虛無，而是歸之實有；它歸諸實有，而又超脫于世俗之外。它是獨立于世俗之中的一塊潔凈的人生之地。

嵇康是第一位把莊子的返歸自然的精神境界變?yōu)槿碎g境界的人。

莊子是主張返歸自然、泯滅自我的大師。他把物我一體、與道為一看作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以為至人是世事無所系念于心的，因之也就與宇宙并存。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游于形骸之內(nèi)，而不游于形骸之外。游于形骸之內(nèi)，就要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既要泯滅是非界線，無可無不可；又要泯滅物我界線，做到身如枯木、心如死灰，達到坐忘的境界。進入這個境界之后，便可以隨物化遷。我既不必執(zhí)著為我，任自然而委化，也就一切不入于心。莊子妻子死了鼓盆而歌；他處窮閭厄巷，槁項黃馘，而泰然自若。他完全地進入了一種內(nèi)心的境界中，舍棄人間一切的禮儀規(guī)范、欲望要求，而“樹之于無何有之鄉(xiāng)，廣漠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cè)，逍遙乎寢臥其下”。心與道合，我與自然泯一，這就是莊子的全部追求。這種追求，與其說是一種人生境界，不如說是一種純哲理的境界。這種境界，并不具備實踐的品格，在生活中是很難實現(xiàn)的。莊子多處提到生之如夢，夢亦如夢，都說明這種純哲理的境界之難以成為可捉摸的實在的人生。在莊子，是要以這樣的精神境界去擺脫人間的一切痛苦，是一種悲憤的情緒走向極端之后的產(chǎn)物，其實是對現(xiàn)實的一種回避。

但是對于后人，莊子這一基本思想的影響則要廣泛得多，各人從不同的角度，去領悟莊子的返歸自然：返歸自然而寡欲，返歸自然而縱欲，返歸自然而無欲，等等。但是，真正做到物我兩忘，身如枯木，心如死灰，雖枯項黃馘而仍然泛若不系之舟，于無何有之鄉(xiāng)遨游，則是很難的，可以說是不可能的。莊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并不是一個實有的人間境界。

嵇康的意義，就在于他把莊子的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間化了，把它從純哲學的境界，變?yōu)橐环N實有的境界，把它從道的境界，變成詩的境界。

莊子是枯項黃馘，而嵇康的返歸自然，卻是“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zhì)自然”⁽¹⁾。

《世說新語·容止》：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被蛟疲骸懊C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p>

他雖然不加修飾，完全是自然面目，但已是名士風姿，無半點枯槁困頓的形態(tài)了。

最重要的，是嵇康把坐忘的精神境界，變成了優(yōu)游容與的生活方式：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之十五）

琴詩自樂，遠游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于人？長寄靈岳，怡志養(yǎng)神。（同上詩之十八）

流詠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游心大象。傾昧修身，惠音遺響。鐘期不存，我志誰賞！（《酒會詩》七首之四）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泛泛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楫容裔。放棹投竿，優(yōu)游卒歲。（同上詩之二）

優(yōu)游，了無掛礙，怡然自得的生活，充滿著閑適情趣。他所追求的這些優(yōu)游閑適的生活，當然有莊子返歸自然的精神，不是富貴逸樂，不是任情縱欲，而是一種不受約束、隨情之所至的淡泊生活。這種生活與建安士人的及時行樂、詩酒歌吹，已經(jīng)完全不同了。建安士人是在感喟時光流逝、人生短促之后盡情地享受人生，縱樂中帶著一種悲涼情調(diào)。而嵇康則是在一種對于自然的體認中走向人生，閑適中透露出一種平靜心境。他的琴、歌、酒，都是在對于自然的體認中展開，他的游獵垂釣，他的鼓楫泛舟，也是為了游心于寂寞。這些當然也來源于莊子。他的垂綸長川，便使人想到莊子的避世，想到《莊子·秋水》中說的莊子釣于濮水的故事。他從優(yōu)游容與的生活中要體認的，正是莊子所要追求的道的境界，游心大象、游心太玄、含道獨往等等，都說明了這一點。他在許多地方提到主于內(nèi)，不主于外，更重精神的滿足，而輕榮華富貴，也說明了這一點。但是，他到底是改造莊子了。他的游心太玄，他的求之于形骸之內(nèi)，求意足，已經(jīng)不是空無，不是夢幻，不是不可捉摸的道，而是實實在在的人生，是一種淡泊樸野、閑適自得的生活。在這種可感可行的生活里，他才進入游心太玄的境界?！澳克蜌w鴻，手揮五弦”，是一種體驗，在無拘無束的悠閑自得的情景中，忽有所悟，心與道合，于是我與自然融為一體。這種心境是難以言狀的，言所不能傳的意蘊，正在“目送歸鴻”之中，前人稱其“妙在象外”⁽²⁾。所謂有悟于道，言語道斷者，大概就是這種境界。有悟于道，故俯仰自得。從其中得到一種心境的寧靜，得到一種享受，又回到現(xiàn)實中來。這不可言說，是現(xiàn)實體驗中的一種不可言說，不是進入莊子式的“太沖莫勝”抑或“未始出吾宗”的境界，并未歸于空無。它既是對于道的了悟，又是一種審美，一種對于寧靜的美的體驗。

嵇康從未進入一個坐忘的境界，他追求的只是一種心境的寧靜，一種不受約束的淡泊生活。這種生活是悠閑自得的，應該有起碼的物質(zhì)條件，起碼的生活必需，必要的親情慰藉，是在這一切基礎上的返歸自然。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他說他“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他向往的是擺脫世俗的羈縛，回到大自然中去。他還提到當他醉心于大自然中時，喜歡一個人自由自在地獨處。他說如果做了官，“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他是很喜歡自由自在的，信中把這種自由自在陳述得相當充分，說一做了官，這種生活方式受到干預，他便受不了：

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Ｗ粫r，痺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機，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喪，而人道以此為重……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

七不堪，不是說他什么生活享受都不需要，無欲無念，而只是說要自由自在，不受約束，在純樸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中，得到快樂，得到感情的滿足：

今但愿守陋巷，教養(yǎng)子孫，時與親故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愿畢矣。

嵇康的這種人生追求，雖超脫于世俗之外，而又不同于遁跡山林的隱士，他實處人間；他又不同于入世的士人，他事實上是要在政爭激烈、政局變幻莫測的環(huán)境里，完全擺脫政治的牽制，獨立人間。這種人生境界無疑有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的味道，但又不像小國寡民理想社會那樣復歸原始，它有濃厚的文化氛圍和審美意味，帶著一種審美的心境：

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游畋，其樂只且。（《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之十一）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儔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同上詩之十三）

臨川獻清酤，微歌發(fā)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酒會詩》七首之一）

這些景物的描寫，或設想對方將經(jīng)歷之境界，或為自身所親歷，但寫來都一往情深，其中蘊含著對于大自然的眷戀，對于自然美的體味。在嵇康的詩里，我們常?？梢愿惺艿揭环N清泠韻味，這種飄浮于清峻基調(diào)之外的淡淡的清泠韻味，正是他自由自在、閑適愉悅的生活中審美意味的反映。

事實上他生活中也處處表現(xiàn)出審美的情趣。他是一個很有藝術修養(yǎng)的人，精于音樂，能書能畫。他的音樂素養(yǎng)，可以從他的《琴賦》、《聲無哀樂論》中得到說明。他還善于彈琴。《琴賦》所反映的他對于琴聲的形象體驗，前無古人，其美感之細膩敏銳，亦屬空前。他能作曲，有琴曲“嵇氏四弄”?！堵暉o哀樂論》從韻的藝術特質(zhì)上立論，一掃儒家樂論之功利說，亦為前此所僅有。若非對音樂有精心之理解，絕難道出⁽³⁾。嵇康雖自己說不喜作書，而其實他是極善書的。唐人張懷瓘于《書斷》中列康草書為妙品。懷瓘《書議》謂：“嘗有其草寫《絕交書》一紙，非常寶惜，有人與吾兩紙王右軍書不易?！薄稌鴶唷酚种^：“叔夜善書，妙于草制。觀其體勢，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筆墨。若高逸之士，雖在布衣，有傲然之色?！表f續(xù)《墨藪》：“嵇康書，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眾鳥時翔，群鳥乍散。”唐人所見嵇康書，是否為真跡，前人已頗懷疑，然嵇康之善書，似為事實。又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嵇康工書畫，有《獅子擊象圖》、《巢由圖》傳于代。”了解了這些，就可以知道，他其實是一個很有藝術氣質(zhì)的人，是一個純情的人。他說的“濁酒一杯，彈琴一曲”的話，充滿著對于生活的藝術情趣的向往。

凡此種種，都說明嵇康追求一種自由自在、閑適愉悅的、與自然相親、心與道冥的理想人生。這種理想人生擺脫世俗的系累和禮法的約束，而又有最起碼的物質(zhì)生活必需，有樸素真誠的親情慰藉。在這種生活里，他才能得到精神的自由，才有他自己的真實存在。莊子的純哲理的人生境界，從此變成了具體的真實的人生。也從此，以其真實可感、如詩如畫的理想人生，正式進入了文學的領域?？梢哉f，嵇康第一個把莊子詩化了⁽⁴⁾。

說嵇康第一個把莊子詩化，可從歷史的考察中得到證實。隱士早有。然隱之為義，要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逗鬂h書·逸民列傳序》論逸民，謂“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shù)匪一?；螂[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zhèn)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大抵說來，或在逃政，或在全己，與其說是一種感情的選擇，不如說是一種道德的選擇。未若嵇康之把一種任自然的生活作為理想人生的境界去自覺追求，更沒有把這種任自然的生活引向如詩如畫的現(xiàn)實人生。

二

嵇康追求的這樣一個理想的人生境界，與當時處于激烈政爭中的士人生活的現(xiàn)實，無疑有著甚大距離。而對于這種距離，他不僅絲毫沒有要縮短的想法，而且取一種對立的態(tài)度，主要的便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并且對于仕途帶著一種近于本能的厭惡情緒。

嵇康厭惡仕途，后世有種種解釋。其中一種很流行的解釋認為，他是曹魏的姻親，心存魏室，不愿為司馬氏所用。這種觀點的更為極端的說法，是說嵇康在毌丘儉起兵反司馬氏中起了作用。這條材料來自《三國志·王粲傳》注引《世語》。這是唯一的一條材料。其實，這條材料的可靠性是大可懷疑的。唐人修《晉書》，已經(jīng)注意到了這一點?！稌x書·嵇康傳》說：“（鐘會）言于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蜃P：‘康欲助毌丘儉，賴山濤不聽?！庇靡弧白P”字，以明本無其事，實為鐘會之誣詞。嵇康之不可能參預毌丘儉起兵，可從毌丘儉起兵的經(jīng)過推斷。據(jù)《三國志·毌丘儉傳》記載，可知毌丘儉之起兵，雖先有謀慮，厚結(jié)文欽，然決定起兵之時日實甚為倉促?！稌x書·天文志》云，正元二年（255）正月因彗星見，旋即起兵。在這樣短的時間內(nèi)，要與洛陽方面聯(lián)絡，是極不可能的。且《世語》所說，是“毌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瘍€亦已敗”。不僅指毌丘儉之起兵與嵇康有關，康曾為出力，且謂康欲起兵應之。此更為無稽。當時從任何角度說，嵇康都沒有在洛陽起兵的條件。他當時的官職是中散大夫，是一個備議論的閑散位置，并沒有什么實際的權力。在當時的軍隊中，他也沒有任何力量。有的學者認為，嵇康可能會發(fā)動太學生，占領洛陽城⁽⁵⁾。這純?nèi)皇且环N想象之詞。這些觀點的產(chǎn)生，建立在嵇康為曹魏政權效力這樣一種認識上，并不了解嵇康的為人?！杜c山巨源絕交書》作于景元二年（261），一開始就說：“足下昔稱吾于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jīng)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擬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边@里說明，山濤初嘗稱道嵇康之不愿出仕于山嵚，嵇康以為這是深知他的為人；后來又舉他自代，說明其實還是不了解他。這里所說的前年，即甘露四年（259），距毌丘儉起兵已過四年，就是說，在甘露四年以前，嵇康還認為山濤是了解他的，甘露四年以后，才知山濤對他其實并不了解。了解他什么呢？就是了解他不愿入仕，不愿參預政事，不愿忍受七不堪。這就說明，甘露四年以前，嵇康以其不愿參預政事之心態(tài)，絕不可能參預毌丘儉起兵，更不可能有在洛陽起兵的愿望。以嵇康忠于魏而反晉者，僅因其為魏之姻親。其實，無論從史料還是從嵇康自己的詩文中，都找不到明確的忠于曹魏的證據(jù)。嵇康少年時代，魏明帝倡名教，并不支持玄論派，以嵇康之氣質(zhì)，不可能對曹魏產(chǎn)生好感；正始中，嵇康與阮籍、向秀、山濤等游，與其時掌握大權的何晏、夏侯玄等也沒有什么關系；在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娶了曹操的兒子曹林的女兒長樂亭主為妻（一說是曹林的孫女，然亦無確證）。但曹林這一系在正始年間似未進入權力中心，所以嵇康娶長樂亭主之后，只補了個郎中的小官，不久拜中散大夫，也只是個七品的閑職，而且這個閑職他似乎也未認真做過，因為他生兒育女之后，還依然鍛鐵洛邑，灌園山陽，依然優(yōu)游山林。直到景元四年（263）他被殺，都找不出他心存魏室的言行。當然，能夠最有力證明嵇康并未直接卷入反對司馬氏的政治斗爭的事實，是他對于榮華名利的基本態(tài)度。就是說，嵇康并不是因為反對司馬氏才不愿做官的。實實在在是因為他有一種厭惡榮華名利的強烈情緒。他在詩文中多次表現(xiàn)了這種情緒：“澤雉雖饑，不愿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保ā缎中悴殴氯胲娰浽姟分牛岸嗄钍篱g人，夙駕咸驅(qū)馳。沖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為？”（《述志詩》之一）“哀哉世俗殉榮，馳騖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擾驚，自是勤苦不寧。”（《六言》之四）“三為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恥。不以爵祿為已，靜恭古惟二子?！保ㄍ显娭耍肚锖小分?、《答二郭》等詩，也都表現(xiàn)了類似的厭仕的情緒。這些詩作于不同時期，而厭仕的思想?yún)s始終一致。在文中，他也多處表達了類似的思想?！洞痣y養(yǎng)生論》說：“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并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源蠛蜑橹翗?，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淡為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边@些都說明，他從內(nèi)心深處不愿追求仕祿，不愿參預政爭。因為他把這些看作是對自己的自由的束縛。他之與山濤絕交，最基本的原因正是這一點。如果把嵇康拒絕山濤的推薦歸之于政治的原因，那就把玄風對于士人從生活態(tài)度到生活方式的影響低估了。有的學者把山濤薦嵇康看作是整個名士集團或者說站在曹魏一邊的政治勢力與司馬氏的較量⁽⁶⁾。這不僅把竹林名士的政治色彩看得太濃重，而且把他們的政治一致性看得過于絕對。事實上，他們在醉心玄風上的一致性比他們政治上的一致性更為鮮明。山濤更加靠近司馬氏，阮咸與劉伶，都并未顯示其傾向曹魏的態(tài)度。其時政局中曹魏與司馬氏兩種勢力的斗爭固甚激烈，但并非士人的一切行為都可以歸入這種斗爭中。山濤薦嵇康，并非為了“表明他自己在面對著一個重要的邀請時沒有離開自己的一群”⁽⁷⁾，而是因為他覺得嵇康較自己才致更佳，他更多的是出于對嵇康的贊賞（《世說新語·賢媛》有關于山濤引嵇、阮家中留宿，山濤與其妻論嵇、阮才佳的話）。山濤后來任選曹，以正直處事為其準則。他之所以推薦嵇康，正是因為嵇康剛直不阿，符合他心目中吏部郎的理想標準。山濤從積極入世的態(tài)度要求嵇康，而嵇康卻以一種厭惡仕祿的心態(tài)拒絕山濤的推薦?！杜c山巨源絕交書》可以說是嵇康厭惡仕祿的心態(tài)的很典型的反映。

出于與不愿追求仕祿，不愿參預政爭的同樣的原因，嵇康強烈地反對名教。在《絕交書》中說，他自己“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他如何非湯、武而薄周、孔，沒有留下來多少材料。錢鍾書先生謂：

按其“非薄”之言，不可得而詳；卷五○《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謂“六經(jīng)未必其為太陽”，“何求于六經(jīng)”，又《管蔡論》謂管蔡蒙“頑兇”之誣，周公誅二人，乃行“權事”，無當“實理”，亦足示一斑。⁽⁸⁾

除了錢先生指出的以外，在《答難養(yǎng)生論》中，他對孔子頗多非議：

或修身以明污，顯智以驚愚，藉名高于一世，取準的于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倦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求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于利害之端，心騖于榮辱之涂，俯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于內(nèi)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zhí)無為；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

他所寫的這個孔子，是莊子眼中的孔子⁽⁹⁾，是一個為名利奔忙的孔子，所以他說是“神馳于利害之端，心騖于榮辱之涂”。這對于名教中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是對孔子的大不敬。

“非湯、武而薄周、孔”，可以看出來他對于名教的厭惡心態(tài)。這就可以了解他為什么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任自然，就是任心之自然，只有超越名教的約束，才能達到任心之自然。他是在《釋私論》中論述這一思想的：

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系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

無矜尚，是非不存于心，氣靜神虛，體亮心達，通萬物之情，一事之來，不人為地考慮得失，任心而行，則自然是是而非非，心中無私，就能越名教而任自然。不能做到越名教而任自然，便有偽飾。他在這篇文章的后面說道：“抱私而匿情不改者，誠神以喪于所惑，而體以溺于常名，心以制于所慴，而情有系于所欲，咸自以為有是而莫賢乎己。未有攻肌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反，棄名以任實?！比螌?，就是任情實，即任心。有偽飾就不能任情實，要任情實就要反偽飾。這也可以看出來，他之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實帶著強烈的反對名教虛偽的性質(zhì)。

從他厭惡仕途，反對名教看，他有著一種傲視世俗、以己為高潔、以世俗為污濁的心態(tài)。他要獨立于世俗之外，保持自己的高潔，不為世俗所沾染、所迷惑。他對于當時充滿偽飾的名教中人，對于以名教為偽飾的司馬氏政治勢力，確實存在一種對立的情緒，不過不是從維護曹魏勢力出發(fā)，而是出于自己的人生操守。

三

嵇康這樣一種人生理想，這樣一種心態(tài)，不幸卻伴有一個過于執(zhí)著、過于切直的性格?！妒勒f新語·德行》注引《嵇康別傳》，《三國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晉書·嵇康傳》，都說嵇康喜慍不形于色，這顯然是他的玄學思想修養(yǎng)、他所追求的和平寧靜的人生境界對于自己情性的一種自我制約的結(jié)果，而其實并不是他的性格的表現(xiàn)。他的性格，是剛直峻急。他在《絕交書》中就說，降心順俗，就感到那是“詭故不情”。又說自己“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他其實是個是非之心十分分明的人，對于他認為非的，便加以憤激的駁斥，例如，他對于呂巽的行為，便極其憤慨，以至與之絕交。《與呂長悌絕交書》說明，他原來與呂巽是至交，但是因為呂巽誣陷呂安⁽¹⁰⁾，他便慨然與之決裂。與山濤絕交，是因為他的行為與己之人生理想、與己之情趣操守大相背離。他對于與他情趣不同的人，采取一種傲視輕蔑的態(tài)度，如對鐘會。嵇康的這些性格特點，孫登早就指出來，以為這正是他的致命弱點。《三國志·王粲傳》注引《嵇康別傳》：“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性烈，而且感情也極為濃烈，他不是莊子式的那種死生無所動心、是非不系于懷的人。他一旦感情激蕩起來，便難以自已?？此摹队膽嵲姟?，看他的《思親詩》，便可以明白感受到這一點。這樣一位感情如此濃烈，性格又剛直峻急的人，感情性格與人生理想之間，與在這個人生理想指引下的心態(tài)之間，便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了矛盾。

“越名教而任自然”，可以有許多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例如，可以放縱，不受名教的約束，任情而行，而對于人間的是非，也不管不問，置之不理，例如阮咸與劉伶。他們的行為，當然是違背名教的。但是他們雖“越名教而任自然”，卻與世無爭。他們只求自己的放縱任情，而于社會并無妨礙，特別是于當政者并無妨礙。他們的行為雖有悖于名教，卻并無反名教的言論，不像嵇康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從他們的心態(tài)看，他們其實只是求自適而已。他們處世，是極不認真的，無可無不可。兩人后來也都并不拒絕做官。所以他們也就都以壽終。

“越名教而任自然”還可以有另一種生活方式，如孫登，巖居穴處，當然亦于世無礙。

但是嵇康與他們都不同，他太認真。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認認真真執(zhí)行了的，分毫不爽。這樣認真，這樣執(zhí)著，就使自己在整個思想感情上與世俗、特別是與當政者對立起來，就使自己在思想感情上處于社會批判者的立場上。劉伶、阮咸、孫登他們，都不存在“非湯、武而薄周、孔”的問題，也不存在羨慕阮籍“口不論人過”的問題，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想到要論人過，沒有想到要是是而非非。

嵇康的本意，是要在世俗之中尋一塊獨立的人生之地，超然于世俗之外。但是當他在思想感情上把自己和世俗對立起來，特別是把這種對立落腳到“非湯、武而薄周、孔”之后，他便把自己從超越名教、返歸自然的愿望中拉回到世俗的敵對者的位置上，而這正是他完全預料不到的，與他的初衷完全相反。出現(xiàn)了以己為高潔、以世俗為污濁這樣一種局面之后，世俗、特別是當政者也便把他視為對立面，他所要求的閑適愉悅、與自然相親、自由自在的獨立人生便也不可能實現(xiàn)了。

以己為高潔是可以的，以世俗為污濁則不可。與嵇康處于完全相同的環(huán)境中的皇甫謐，正是在這一點上掌握得恰到好處。因此，他高潔之名甚大，而世俗與當政者亦始終對其備加崇敬?；矢χk當然不完全是玄學思潮造就的人物，他既熟習老、莊，且著《玄守論》，謂“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埬荏w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但他也博通儒家經(jīng)典，而且既作《高士傳》，又作《列女傳》，并未非議名教。他雖隱居不仕，屢辟不就，但他申述不應聘的理由，并不像嵇康那樣提出“七不堪”、“二不可”一類內(nèi)容，而只是說自己有病。晉武帝也知道他“與流俗異趣”⁽¹¹⁾，但這異趣并不是非薄名教，而是說他立身高潔：他上疏說，“久嬰篤疾”，“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情詞懇切，絲毫也沒有超塵出俗、不與世俗為偶的氣味。不僅如此，他后來還上表，向皇帝借書，皇帝便送了他一車書?；矢χk這樣做，既無損于己之高潔，又給皇帝增加了禮賢下士的美名。于己，是讓朝野都知道自己無心仕祿，趣在讀書；于皇帝，是奉獻他一點風流儒雅，讓他感到舒服，兩相無礙而又兩相獲益?；矢χk后來當然也得以善終。不惟得以善終，且在朝在野，在當時在后世，都獲得了甚高評價?；矢χk成了中國古代士人如何處理與皇帝的關系的一種最佳模式。當然，這個模式的劣化，便是在中國歷史上出現(xiàn)了一批雖有甚高才氣而品行極差、卻始終能取得皇帝歡心的文人。

嵇康卻是處處以己之執(zhí)著高潔，顯名教之偽飾。而偽飾，正是當時圍繞在司馬氏周圍的名教之士的一大要害。

當時反對“越名教而任自然”最激烈的人，就是維護名教最出力的人，如何曾等。而這些人，同時又是最虛偽的人。何曾是一位窮極奢侈的人，衣食之奢華，過于王者。以儒家之道德觀衡量，此種行為，實有悖于修身之準則，且亦有僭越之嫌。但他一方面窮奢極欲，一方面卻以道德家自居，視玄學名士之行為為大逆不道。他數(shù)次在司馬昭面前責問阮籍，說阮籍縱情背禮敗俗，勸司馬昭殺阮籍。他指責阮籍不孝，其實阮籍是個真正的孝子，只不過他的孝表現(xiàn)在真感情而不是表現(xiàn)在禮的形式上而已。何曾卻是個極端偽飾的人。他是司馬氏政權的臺柱，但其實對司馬氏卻三心二意。有一次他對子孫說，晉室是長久不了的，孫子輩可能趕得上晉室的敗亡。但是在司馬氏面前，他卻沒有為晉室的長治進過謀議。都官從事劉享曾彈劾過何曾的奢華行為，何曾便辟劉享為掾，人們以為他寬宏大度，其實卻是為了借小故對劉享橫加杖罰。權臣賈充，人品極壞，何曾心鄙之而身附之。何曾詐偽，大抵如是。他死的時候，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議謚以“繆丑”?？梢姰敃r士人對他的一些看法。

何曾當然與嵇康無直接關系，但是作為當時名教勢力之一種代表，卻是與嵇康的操守完全對立的。與嵇康有直接關系的是鐘會與呂巽，他們在行為上的偽飾也和何曾一樣。當然，更重要的是司馬氏。司馬氏殺戮異黨，極其殘忍，從司馬懿殺王凌而夷其三族，到司馬炎的殺張弘而夷其三族，二十二年間夷三族的就有六起，而司馬氏是以孝治天下的。很顯然，當時朝廷之上其實充滿著一種虛偽風氣，雖講名教而其實不忠不孝。這樣一種政治氣氛，可以容忍阮咸、劉伶輩的狂放，可以容忍孫登、皇甫謐輩的隱逸，而決不能容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的執(zhí)著的存在，對于偽飾的名教中人實在是一種太大的刺激。他之為司馬氏所不容，乃是必然的事。

歷代論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這一點?！额伿霞矣枴ゐB(yǎng)生篇》說：“嵇康著養(yǎng)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薄睹銓W篇》說：“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竹林七賢論》說：“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迕世?！保ā短接[》卷一三七引）《世說新語·雅量》注引張騭《文士傳》，有鐘會廷論嵇康的一段話：

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于今，有敗于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

《文士傳》這段話是否為鐘會所說，頗可懷疑。而其反映的一種心緒，卻頗為符合其時之歷史真實?？抵粴ⅲ阝杷?、亂群惑眾。特別是這“亂群惑眾”，于行名教實大有妨礙，是非殺不可的了。

這就是嵇康的人生悲劇所在。他要尋找一個如詩如畫的人生。這個人生本是可行的，他已經(jīng)完全把莊子的純哲理的人生境界變?yōu)槿碎g的境界，把道的境界變?yōu)樵姷木辰缌?。但是他在把這個理想人生付諸實施的時候，卻把自己獨立于世俗之外。他既無力改變世俗，又不肯依違避就，他要以己之高潔，去顯世俗之虛偽，以己之真情，去顯名教之偽飾，而當時政權中的顯貴，正賴偽飾的名教以生存。他之為當政者所不容，也就在所難免。

后來的士人，在這一點上比嵇康要聰明得多。他們不少人，以高潔自持，卻不忤俗，不過于認真，而是采取一種無可無不可的態(tài)度。王維論嵇康，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話：

降及嵇康，亦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俯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遍，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邪。（《與魏居士書》，《王右丞集箋注》卷十八）

果真泯滅有無是非之界線，則歸臥自然，自持高潔，不惟不違俗忤世，且可獲閑適怡悅于生前，留高士美名于身后。所以王維就做得比嵇康要高明得多，既歸臥山林，又不離軒冕。

四

嵇康的人生悲劇，其實也是玄學理論的悲劇。

毫無疑問，嵇康以其高潔之品格，贏得了廣泛的同情與崇敬，試想他入獄之時，名士爭相入獄以求替其贖罪，太學生上書請以其為師；臨刑時顧視日影，從容彈一曲《廣陵散》，這是一種怎樣的瀟灑風流！他的悲劇，確令千載之下無數(shù)士人為之感慨哀傷。但是這個悲劇的歷史含蘊卻未曾為人所注目。

兩漢之后，儒家的處世哲學一直成為中國士人人生觀的基本構(gòu)架，或出或處，都以之為基本準則。玄學思潮出現(xiàn)之后，士人的生活情趣、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正始玄學家如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都并沒有尋找到一個反映玄學思潮的新的人生觀。就是說，玄學理論本身是在現(xiàn)實需要中產(chǎn)生的，它是個性解放之后的產(chǎn)物，它的特質(zhì)是返歸自然。但是這些玄學家還沒能把這個返歸自然的理論變?yōu)橐环N人生觀；而把這變?yōu)橐环N人生觀的，是嵇康。

這個人生觀的本質(zhì)，是把人性從禮法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是追求個性的自由。但是，任何個性的自由都存在如何處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的問題，如何處理感情欲望與理智的關系的問題。人是社會的人，他既是自我，也是社會群體中的一員，不可能不受任何約束而獨立于社會群體之外。兩漢以后，禮法已經(jīng)成為維系社會的基本準則，深入到政治生活、倫理道德的一切領域。要擺脫它的約束，必須提出新的道德準則，新的人際關系的構(gòu)架，而嵇康的玄學人生觀卻并未能解決這些問題。他只提出了以自制的辦法來約束個人欲望的無限膨脹，如他在《養(yǎng)生論》、《答難養(yǎng)生論》中所論述的。這樣一種玄學人生觀，不可能維系社會的存在，不會為社會所接受，因為它沒有外在的必要約束。

這樣一個玄學人生觀，對維護個性的自由來說，它是意義重大的；但是由于它沒有解決個人對社會承擔的責任，它之注定為社會所擯棄，也就勢在必然。高尚的并不都是現(xiàn)實的。因其高尚，而感動人心；因其遠離現(xiàn)實，卻必然要以悲劇而告終。

嵇康的人生悲劇，也可以說是玄學理論自身的悲?。簭默F(xiàn)實需要中產(chǎn)生而脫離現(xiàn)實，最后終于為現(xiàn)實所拋棄。玄學有著極高的理論思維的成就，卻沒有能在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中占據(jù)重要的地位，最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作為一種人生哲學所存在的無法克服的弱點，它無法解決社會關系中的種種問題，無法取代儒家已經(jīng)建構(gòu)起來的倫理道德關系的構(gòu)架。雖然玄學理論在此后的一百八十余年間還影響深遠，但是它的悲劇結(jié)局卻是一開始便注定了的。

嵇康的人生悲劇，還糾結(jié)著當時士人與政權的關系的種種復雜因素。嵇康的強烈的反名教的言行，作為玄學人生觀的典型代表，它顯然代表著當時崇尚玄風的激進的士人的情緒傾向。而這個情緒傾向，本來就與立于朝廷的何曾輩的勢力、與以名教為偽飾的司馬氏的勢力相抵觸，由于也是名士的何晏、夏侯玄等的被殺而變得與司馬氏政權處于更加對立的狀態(tài)。這只要從三千太學生上書這一行動中，就可以體味到這種情緒的存在。嵇康自身，并非以反司馬氏之行動而被殺，但司馬氏之殺嵇康，卻實在包含有打擊名士們的對立情緒、給予警告的意味。從思想上說，嵇康的被殺是因為“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言行為名教所不容；從政治上說，他卻是不知不覺代表著當時名士們對于司馬氏勢力的不滿情緒，他的被殺是司馬氏在權力爭奪中的需要，借一個有甚大聲望的名士的生命，以彈壓名士們的不臣服的桀傲。這當然也是嵇康所始料不及的。

（本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2期）

(1)　見《世說新語·容止》注引《嵇康別傳》。

(2)　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卷二論及“手揮五弦，目送歸鴻”時，說：“嵇語妙在象外?！?/p>

(3)　錢鍾書先生論嵇康《聲無哀樂論》謂：“蓋嵇體物研幾，衡珠剖粒，思之慎而辨之明，前載得未曾有。”見《管錐編》第3冊頁1087，中華書局1986年版。

(4)　嵇康把老莊思想詩化的提法，首見于王韜同志的碩士學位論文《嵇康的詩歌美學思想》（待刊，原作存南開大學圖書館）。王文謂：“嵇康不同于哲學思辨派和放浪派的關鍵之處，就在于嵇康使老莊思想詩化、藝術化了：老莊第一次步入了文學藝術的殿堂，使中國的文學藝術放射出奪目的光輝?！惫P者從中受到啟發(fā)，更引而論之，而稍有不同。

(5)　莊萬壽《嵇康年譜》，頁167，臺灣三民書局1981年版。

(6)　徐高阮《山濤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一本第一分）對山濤所處政局之種種矛盾有甚為精細之分析，但其中亦頗多推測之詞，如對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的分析即一例。他認為：“吏部郎的任命，加上山濤的提議以嵇康自代，大概可以推想是兩派政治力量之間的一種協(xié)商。山濤用行動使人明白，沒有個人的就范或交易。”而嵇康的《絕交書》，則是“假借了一個沒有實在意義的謝絕推行的題目針對眼前時勢而發(fā)的一份反抗宣言”。

(7)　徐高阮《山濤論》。

(8)　錢鍾書《管錐編》第3冊，頁1088。

(9)　《莊子·漁父》：“子路傍車而問曰：‘……今漁父杖挐逆立，而夫子曲腰磬折，言拜而應，無得太甚乎？’”《外物》：“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后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這就是莊子眼中的孔子。

(10)　《三國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p>

(11)　參閱劉道薈《晉起居注》，《黃氏逸書考》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