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

三十一年2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雜志》以時屆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屬為紀念之文。余于蔡先生逝世之初，曾為一文發(fā)表于重慶《大公報》，大意申論中國近二三十年之新機運，蔡先生實開之，今不重述。今只述蔡先生的偉大兼及余個人知遇之感于此。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于后世。這當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運會來臨，許多人都參與其間的。然而數(shù)起來，卻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說運會，是指歷史演到那時，剛好是上次大戰(zhàn)將了，好多舊東西于此結束，而人類一新機運于此初步展開。在社會人生，在經(jīng)濟，在政治，種種上面都茁露新潮流，與十八九世紀所謂“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國呢，剛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發(fā)第一度革命之后，反動的（袁氏）帝制運動（民五年），清室復辟運動（民六年），此伏彼起，新舊勢力相搏之際。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繼，南北統(tǒng)一內(nèi)閣之下，應教育總長范靜生先生之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范先生原是蔡先生作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時引為次長的，兩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況蔡先生以清朝翰林為革命鉅子，新舊資望備于一身。此時欲從擴演近代潮流之中，更進而輸入最新潮流，使許多新意識在中國社會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舊勢力于無形，實在除蔡先生能肩負此任務外，更無他人具有這氣力的了。

這還不單是說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資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緊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識見，恰能勝任愉快。從世界大交通東西密接以來，國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實用的一面，而忽于其無形的超實用的地方。雖然關涉政治制度社會禮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類觀念，后來亦經(jīng)輸入，仍不夠深刻，仍沒有探到文化的根本處。唯獨蔡先生富于哲學興趣，恰是游心乎無形的超實用的所在。講到他的器局，他的識見，為人所不及，便從這里可見。因其器局大，識見遠，所以對于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的種種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極一時。后來其一種風氣的開出，一大潮流的釀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關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時下論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說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識到辦大學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緊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意識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為的（偽的）；天性上喜歡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地兼容并包是可學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學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愛好而后人家乃樂于為他所包容，而后盡復雜卻維系得住。——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