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孑民先生近年來,以年紀高,精力不似從前,不多問事,所以這次在香港逝世,其直接影響于國家大局者不甚大。然而觀于香港以至各地追悼紀念之熱烈與普遍,則先生向所影響于社會者之深且巨,卻從可知矣。實在說,二十多年來社會風氣的轉變,人才學術的盛衰,殆系于先生一身,真不是什么輕易的事!
蔡先生所給社會的影響,本不僅二十多年。譬如六十多歲的黃炎培先生都述說他如何身受先生的啟發(fā)陶鑄(見16日本報《奉悼我?guī)煵替菝裣壬芳?2日本報《敬悼吾師蔡孑民先生》),就是一個例證。然而我卻從二十多年來說的,則是為了先生自民國五年后長北京大學,那深且巨的影響實發(fā)生在此的緣故。“飲水思源”,我愿將二十多年間的事,倒溯著想一想。
今日國民黨領導全國抗戰(zhàn)的局面,不是繼承著十七年北伐完成的統(tǒng)一局面而來的么?而那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呢?不是由于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容共,而后開出的新局面么?至于國民黨改組呢,就世界潮流說,是受蘇聯(lián)革命成功的影響;就國內說,則很密切地為民八九以來“新思潮”、“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所謂民八九以來的“新思潮”、“新文化運動”,則正是蔡先生長北大后所發(fā)生的東西?,F(xiàn)在年年還紀念的“五四運動”,不過是新文化運動中間的一回事?!拔逅摹蹦且惶斓氖拢饬x并不大,我們是用它來紀念新文化運動的。
新文化運動影響的深巨,大概今日年在三四十以至五六十的人都曾親切嘗受的。那是歷史上不可磨滅的事。譬如說我們今日正在創(chuàng)造新中國,將來要有個新中國出現(xiàn);那么,后來作史的,一定要從那時敘起。新文化運動表見于文字上的,是那時起風行到今的白話文。其實并不只是“文學革命”而已,而實有一種新人生新政治新經(jīng)濟的要求。從這種要求,就不到創(chuàng)造出新中國不止,像是今天領導抗戰(zhàn)建國的國民黨,實在是從這時以后,受到這影響,才有一新生命,以一新姿態(tài)而出現(xiàn)。至于今天的共產黨呢,那真是從這里才有的產物。
現(xiàn)在的人,假使不是年紀太小或太老,都能回想民八九以后那一段新風氣。那新風氣,就是喜歡談思想,談學術。報紙競出副刊(如《學燈》之類),人們競著結學社,出叢書,競著辦大學,請外國學者來中國講學等等。始于文學、哲學,而歸于社會問題、政治、經(jīng)濟。這新風氣,怕無人能否認是自北大發(fā)動;而北大之所以如此,則民五以后蔡先生來主持的結果也。風氣的創(chuàng)發(fā),自然不是蔡先生一人所能為,例如陳獨秀、胡適之諸先生都是些先鋒。然而他們都是由于蔡先生的引進與護持,其功還在蔡先生。像梁任公先生原是距今四十年前開新風氣的人物,然而在這一段,他卻是跟隨著加功盡力的人而已。其余的人更不必說。
講到學問上的成就,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敢隨便說蔡先生如何如何;講到社會他給的影響,則二三十年來的思想界教育界學術界明明因他老先生而變化遷進,并且從這變化遷進影響到社會的一切,影響到政治以至國家前途,卻又是人所共見,而不待我贅言的。
近處看,政治的力量極大,像是能支配一切;而其實政治還為學術思想所左右,視一時人才為隆污,人才不盡出于學術,卻每隨一時風會思潮以俱來。試看今日無論在那一方,好多人物幾乎都是二十年前那時孕育茁長的,其中不少還是直接出于北大。我不能說民八九年在學術上可稱為“盛時”,然而那時教育界學術界思想界氣象活潑,總是真的。我更不敢說今日人才如何盛,然而那時眼前的幾個人總是自那里來的。假如說開風氣,育人才,為貢獻于國家之最大者,則二三十年來總要數(shù)蔡先生為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