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以為，相對于物質力量對于我們的壓迫，人類心靈上巨大的困境，更為強烈地作用在我們的生命中。肉體的病痛，物質的匱乏，乃至種種的天災與人禍，這些似乎都是外力，有時候幾乎是不可辯駁與無法回旋的；而心靈專屬于我們，我永遠在意的是，是什么，讓我們的心靈都無法自已？如果說，空巢，衰老，對于我們還是未來之事，那么，孤獨，此刻便潛藏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它柔韌地蟄伏著，伺機荼毒我們的靈魂。

我想知道，隨著我們年華老去，當肉體漸趨衰敗的時刻，我們肉體中內心里的那種孤獨感，是因何反而逆向生長，越來越蓬勃，越來越龐大，直至茁壯到先于肉體的衰亡來熄滅我們生命的殘燭？

我想了解這位暮年赴死的九十五歲高齡的老人（們），想了解他的子孫（們）——作為生命的個體。并且想深入了解產生如此傷痛的我們這個老齡化時代的構成方式，了解事實真相——就像走進霧霾里，去化驗糟糕空氣中真實的化學分子，而不再僅僅是無動于衷地將之呼吸進肺里。

當然，網絡上的這則新聞不是讓我走進這個寫作計劃的唯一理由。孤獨這一命題，早就是驅動我個人寫作的基本動力。但它的確是一個導火索。那位老人安詳?shù)拿嫒葜?，就是驚心動魄的酷烈。他孱弱的軀體里，藏有駭人的力量，是這個力量，能讓他舉起那看似輕如鴻毛、實則重若千鈞的薄薄的刀片。

以后不久，我就具體展開了訪問空巢老人的行動。同時，我還做出了一個決定，那就是——我要利用假期，利用一切可能的時間段，帶著自己的兒子一同來完成這樣的任務。兒子只有十三歲，正是顢頇無憂的年紀，但我知道，作為他的父親，我自己終將會有那個概念意義上的九十五歲，關鍵的是，兒子他也終將會迎來自己的九十五歲。這算不得是未雨綢繆，令生命更加完整地呈現(xiàn)在兒子的眼前，卻是我愿意嘗試著賦予他的教育。

于是，這些對于老人的訪問，基本上是在 2013年的暑假期間和大多數(shù)周末完成的。我們父子倆在這一年，走街串巷，深入鄉(xiāng)間，頻繁地共同聆聽著一個個垂暮的故事。直接面對同意“聊聊”的空巢老人，傾聽大約兩個小時左右，把對話錄在錄音筆里。兩個小時左右，當然這只是平均數(shù)，也有用時一個上午或者更長的時候——因為孤獨，老人們的訴說欲往往超乎我的想象。他們的訴說，大多數(shù)似乎與我們的采訪目的沒有太多直接的關聯(lián)，但對于老人整體的生命存在狀態(tài)而言，卻都是彌足珍貴的呈現(xiàn)。

不用說，對話大多相當冗長。而且，一如我們的日常交談，大部分話題的跳躍性太大，老人們幾乎不約而同地熱衷于回憶自己的過去，相反，對于自己如今的境遇，他們反而有種近乎羞澀的矜重。這種落差，卻讓我對此番寫作有了某種更進一步的著迷。人性的復雜與深邃，鮮活與生動，在一次次與老人們的“聊聊”中，一次次地被我感受著。

采訪當然也有被拒絕的。這本來就在我的估計之內，我將之視為這項工作有機的組成部分。老人們奇特的、有時幾乎可被稱為“乖僻”的性情，本身就是我要做的這項工作的基本內容之一。事實上，被拒絕的某些場景，如果記錄下來，也很能夠生動地反映出空巢老人的日常狀態(tài)——對于這個世界果斷地拒絕和粗暴地否定。但由于和整個計劃的寫作體例不相符合，這種情景大多只好忍痛割愛了。

如何向老人們介紹自己，起初頗令我為難。我很難跟老人們說明我是一個作家，在我看來，這似乎不是一個最利于我與老人們閑聊的身份。好在老人們往往有自己先入為主的判斷，他們幾乎大多數(shù)不由分說地將我視為“政府的人”，其中最接近的判斷，是將我當作了媒體的記者。對此，我基本上不予澄清，只要老人們愿意對我開口，我未嘗不可以來扮演一位“政府的人”，或者是一位“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