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欲望手槍

衛(wèi)慧、棉棉們的橫空出世把女性主體書寫拖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女作家們在小說中充分展現(xiàn)女性自身的以及對男性的欲望追求、鄙薄婚姻、鄙視一切兩性的正統(tǒng)規(guī)則，她們以自我為中心，根據(jù)自己的需要“安排”男性在自己生活中的位置。她們大大方方地承認女性的“他者性”，突出女性的被看，在被看的同時，既獲得了自我精神價值的肯定，也滿足了物質(zhì)的需求，包括肉體?；蛘哒f，她們利用了自己的“他者性”，把女性的劣勢社會處境轉(zhuǎn)化為特殊的優(yōu)勢。因此，伍爾夫所要求的“一間自己的房子”對衛(wèi)慧們來說已經(jīng)實現(xiàn)，它們同樣是對抗男權社會的女性堡壘，但是，其目的和精神實質(zhì)卻完全不一樣了。“男性”在她們強大的欲望和精神面前變得蒼白、無能、被動，成為“精神上的嬰兒”，《上海寶貝》中的天天和《糖》中的賽寧都是典型的例子。衛(wèi)慧、棉棉、尹麗川們展現(xiàn)了男性在女性面前的迷茫、軟弱和失落，女性依據(jù)自己的選擇而生活，選擇情人，堅持自己離開和回來的自由。她們充滿張揚地描述男性的種種虛弱、萎縮和卑劣，嘲笑他們對女人的控制欲以及對家庭、婚姻的傳統(tǒng)態(tài)度，而很少進行道德的判斷。在某種意義上，這一批女性作品以她們驚世駭俗的輕蔑對現(xiàn)代文明中的婚姻、家庭倫理和夫妻關系模式提出了真正的質(zhì)疑和挑戰(zhàn)，從而獲得了某種內(nèi)在的“自由”和精神上的“獨立”。然而，這種“自由”和“獨立”是否真正意義上女性主體意識的實現(xiàn)？女性身體、欲望可以被正?；?、大膽地描述出來，這毫無疑問是一種進步，是女性身體意義的張揚，是對“象征秩序”的一種削弱和動搖，但是，事實上，卻又無形中滿足了男權社會對女性的窺視欲，她們在大膽展示女性自身的同時又給男性社會提供了可供欣賞的標本，這本身并沒有脫離男性心理和社會的消費心理，并且不可避免地遭受著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機制和商業(yè)機制的操作，女性身體又一次淪為整個社會操作機制的一部分，這不能不說是女性主體的悲哀。從另一層面來講，把“男性形象嬰兒化”又意味著女性對男性和女性所共同面對的“宏大敘事”的無知和冷漠，一味地貶低或嘲弄無助于理性分析“象征秩序”的深層含義，這使得她們的書寫方式本身很難滲透進去更為廣闊的命題。這并不是說她們的寫作因此就意義不大，而是它標明了女性書寫在此一點上的空白和匱乏。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當代女性書寫中“男性”角色的隱喻地位在不斷發(fā)生轉(zhuǎn)換，這顯示出女性主體意識的某種焦慮、異化和不確定。雖然當代女性已經(jīng)充分意識到自我的價值和主體存在的意義，女性的獨立性和容納性也在不斷拓展，但是，無論在家庭、情感鏈條，還是在國家、社會現(xiàn)實的鏈條上，女作家似乎始終無法心平氣和地面對男性，無法尋找到自己確定無疑的主體存在形象，當然，也無從構建一個理想、穩(wěn)定的男性形象和兩性關系模式，更無從建立女性自身所能接受的、具有更平等意味的“象征秩序”。實際上，從文本傳播和流通領域來看，女性書寫的每一次變化都不得不經(jīng)過以男性視點為中心的社會話語場的過濾，歪曲、遮蔽、利用、篡改使試圖進入公共價值空間的女性交流變得極為困難，這也使得她們很難對社會的“宏大敘事”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換句話說，女性仍然無法超越“男人”以及他們所建立的“象征秩序”，獨立地出現(xiàn)在社會、民族、國家的視野之中，她們必須首先解決與“男人”之間的歷史關系與現(xiàn)實關系，才能找到言說的方式。但是，女性書寫要想在“男權天空下另辟蒼穹”，尋找到真正屬于自己的“修辭”方式，并且這一“修辭”方式能夠傳達出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手足關系”，傳達出女性對自我、社會、政治和現(xiàn)實的真正理解，則幾乎是很難的事情。這也注定女性主體意識始終只能處在曖昧難定的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