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君主也不能完全脫離教會。那時政教分離還在很遙遠的將來，而且時至今日也尚未完全實現(xiàn)。在17世紀，君主不能沒有新教或天主教教會的支持。教會有錢有人，神職人員永遠是公眾輿論的領袖。虔誠的和一般的信徒都是堅定的基督徒；基督教最明白地顯示了道德和實際的現(xiàn)實。所以治下人民的順從也就是對上帝和國王的雙重忠誠。詹姆士一世得登寶座時深信不疑地說：“沒有主教就沒有國王?！?/p>

難道一位代表上帝的威嚴，為天命所簡選而治理萬世，受圣恩的膏沐而頂戴王冠，已經(jīng)秉持多年國政的赫赫君王，卻可以由他的臣下們任意判斷他的是非，而不讓他自己有當場辯白的機會嗎？

——莎士比亞《理查二世》（1594年）

放了他，喬特魯?shù)?，不要擔心他會傷害我的身體，一個君王是有神靈呵護的，叛逆只能在一邊蓄意窺伺，做不出什么事情來。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1602年）

另一方面，國家教會感到支持合法政府既是它的責任也符合它的自身利益。我們現(xiàn)已忘記教會是如何為人民和國家服務的。卑微的堂區(qū)教士、神父或牧師是最好的通訊工具。在沒有報刊，也沒有多少人識字的時候，每天的布道就等于帶有社論的新聞報道。作為主要的宣傳手法，布道的反復宣講約束著人們，使他們不僅謹守道德，而且在政治上也不致越軌。此外，教會還提供我們所謂的社會服務，如教導，照顧窮人、病人和其他遭到不幸的人。通過定期召集聚會，它還維持著人們的社區(qū)感。

君主還在另一方面利用了宗教：他們重新提出了國王的神權。后來幾世紀中由于受到誤解而備受嘲笑的這個信條是當時制度理論上和實踐中的一大支柱。在1614年的三級會議上，資產(chǎn)階級階層把它作為請愿的第一條；他們想把國王反對教皇干涉，壓制諸侯的權力明確規(guī)定下來。在此10年前，又是詹姆士一世這位學者國王發(fā)表了關于這個題目的兩部重要的著述：《自由君主之真正法律》和《神權》。這兩部著作觸怒了一些人，但其闡述的教理頂住了他們的批評。請注意自由君主這個詞。至于人民，他們從前保護自己不受暴政統(tǒng)治的種種手段——地方大會、約定俗成的權利等——在君主制下遭到抵消或鏟除，只有用神權來取代，他們才會感到放心。君主的絕對權力是上帝所賜，君主行使職權的一舉一動均在上帝眼中，此等有《圣經(jīng)》經(jīng)文為證之說現(xiàn)在被重新提起，使人們由此而感到心安。圣保羅就是這樣說的：上帝對被選擇的統(tǒng)治者給予認可。自古以來，國王就自稱有神賜的權威以使治下更加馴服。羅馬的皇帝也如法炮制，中世紀的人都知道這個或那個統(tǒng)治者做的事是上帝允許或促成的。君主革命把一項傳統(tǒng)的假設制度化、公開化。有了上帝的準許，君主就有理可依，不是以勢壓人，他的權力就完全合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