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說：

數(shù)年之間，每于學課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來于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zhàn)〇|而已。若其他之交游，聞吾言者，不以為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為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shù)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為“四大寇”。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

孫中山后來多次強調(diào)，他的革命思想完全得之于香港。但是，一個人的思想常常不是直線發(fā)展的，需要經(jīng)過某些曲折和迂回。孫中山在香港求學的這段時間，其思想傾向主要還是改良的?！八拇罂堋彼劦摹案锩?，實際上還是一種改良政府的主張，不過，這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里，已經(jīng)可以說是非常超前的了。

陳少白在《興中會革命史別錄》中指出，時人以“四大寇”稱呼他們，“實則縱談之四大寇，固非盡從事于真正之革命也”。孫中山此時所講的“革命”，其實只是造反的同義詞，還不是后來那種自覺地推翻現(xiàn)存社會制度并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的革命。事實上，“革命”一詞直到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后，孫中山流亡日本時，從當?shù)爻霭娴膱蠹埳系玫絾l(fā)，才為革命黨人所采用。

在香港求學期間，孫中山將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學習上的。事實上，這也是在為實現(xiàn)他的“改良祖國”的愿望做著準備。

據(jù)孫中山的老師康德黎博士說，孫中山在香港學醫(yī)期間，除了研習醫(yī)科之外，還熱心研究國際法、軍事學、海軍建設、各種財政學、國政、各種派別的政治學。

可見，此時的孫中山，是在致力尋求一條強國富民的道路，他的“改良祖國”的理想藍圖已經(jīng)越來越清晰了。

1890年，孫中山上書鄭藻如，第一次提出了自己“改良祖國”的明確主張。

鄭藻如，廣東香山縣濠頭鄉(xiāng)人，曾任清朝津海關道和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三國大臣，了解西方事務，1886年后病休居鄉(xiā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