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上書中首先說明了自己的用意。他說：

某留心經濟之學十有余年矣，遠至歐洲時局之變遷，上至歷朝制度之沿革，大則兩間之天道人事，小則泰西之格致語言，多有旁及。方今國家風氣大開，此材當不淪落，某之翹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書總署，以陳時勢之得失。

某今年二十有四矣，生而貧，既不能學八股以博科名，又無力納粟以登仕版，而得之于賦畀者；又不敢自棄于盛世。今欲以平時所學，小以試之一邑，以驗其無謬。

接著，孫中山就振興農桑、戒絕鴉片及普及教育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解決辦法，認為倘能舉而行之，則是中國的一大幸事。

從這封上書可以看出，此時的孫中山特別注重農業(yè)問題，有明顯的重農傾向。他的關于振興農桑的設想在后來一篇題為《農功》的文章中，作了進一步的發(fā)揮。在他看來，“以農為經，以商為緯，本末備具，巨細畢賅，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也”。

1892年7月，孫中山從香港西醫(yī)書院畢業(yè)。畢業(yè)后在澳門、廣州兩地行醫(yī)。雖然他的醫(yī)術精明，求治者頗眾，“尤擅長外科和治療肺病”。但是，此時孫中山的思想已經發(fā)生了新的變化，他認為“改良祖國”還是要從政治入手，“我因此于大學畢業(yè)之后，即決計拋棄其醫(yī)人生涯，而從事于醫(yī)國事業(yè)”。但是，怎樣“醫(yī)國”呢？孫中山一時也覺茫然。恰在此時，康有為在廣州長興里開設講堂，與諸學生日夕講業(yè)，大發(fā)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孫中山知道康有為講求西法，有志改良國家，因此，很想與康有為結交，但由于康有為看不起孫中山而未果。

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說：

康初講學于長興里，號長興學舍，好瀏覽西學譯本，凡上海廣學會出版之書報，莫不盡量購取，長興學舍旋移于廣府學宮，改名萬木草堂，與雙門底圣教書樓相距甚邇。時總理假圣教書樓懸牌行醫(yī)，因康常在該書樓購書，知其有志西學，欲與結交，爰托友人轉達?？抵^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總理以康有為妄自尊大，卒不往見。

另據陳少白在《興中會革命史要》中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