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中采用詮釋方法的翹楚，可能是偉大的德國學者韋伯（Max Weber，1864-1920年）。他把社會學定義為“一門試圖說明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由此而對這一行為的過程和作用作出因果解釋的科學?！袨椤谶@里表示人的行動，只要這一行動帶有行為者賦加的主觀意向”。See Weber（1947），p.88.請留意“主觀意向”和“說明性”等詞。記住，詮釋學通常被定義為“詮釋的科學”。此外，韋伯還是歷史學家，這并不令人驚異，他就曾以為社會科學就是歷史科學（historical sciences）。對他而言，“所有社會事實，均可在時間范疇內借助歷史學家的方法予以理解”。See MacRae（1974），p.63.For further reading，see Bottomore（1971），pp.31ff；Bock（1979），pp.39-79；Coser and Rosenberg（1969），pp.243ff；Ryan（1973），pp.7ff；for a more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ee Winch（1958） and Ryan（1970），pp.127ff.Gadamer（1979），is a thorough study of hermeneutics，and Schutz（1972） takes further Weber*餾 notion of subjective meaning in social actions.然而，在人文科學中，爭議仍繼續(xù)存在。

不過，在此，我們矚目的乃是歷史。我們詰問的乃是歷史與社會科學之間是否存有明顯的區(qū)別。乍看之下，行為主義學派與詮釋學派之間的區(qū)別就是這種區(qū)別，但是正如柯林伍德提出的，歷史與科學之間并無分界線，上述區(qū)別不過是社會科學中兩派思想間的區(qū)別。然而，令人訝異的則是歷史內部也有類似的爭辯。是否應對歷史采取科學解釋的方法，史學界存在很大爭議，下一章會談論這個問題。至于該爭議的分界線（解釋時應采取科學方法抑或本身特有的方法），我們應將它視為歷史學的內部分歧，而非歷史學與科學間的分野。See Skinner（1990），p.6.

量化解釋

爭議非僅限于歷史哲學家之間， 它也出現在計量史學（quantitative history，或cliometrics）是否應采取統(tǒng)計方法方面。由于經濟史本身業(yè)已接納這種方法，計量經濟史（又稱“新”經濟史或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乃是出于經濟學而非歷史。它被定義為“探索并檢驗關于歷史事件的假說，該假說乃是依循既定經濟理論的基礎框架而成”。Floud（1974），p.2.上述工作通常被視為科學家的領域，如弗拉德（Floud）認識到，檢驗基于既有理論而成立的假說，不是歷史學家工作的通常方法。他繼續(xù)說：“所謂‘新’經濟歷史學家目光集中在可計量的經濟現象，并運用經濟理論和這種現象相聯(lián)系，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們有意減少歷史的復雜性，并聚焦于最足以解說他們研究的事件的各種現象?！盜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