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注意這里的前提假設。計量經(jīng)濟學家多將目光集中于可計量事物，并認為凡不能計量的事物，多半與他們的旨意不符。再者，他們原意在于削除歷史的復雜性，并假定他們確知走這條危險的捷徑的方法。公正地說，沒有歷史學家可以涵蓋一切事物，故歷史學家莫不承認捷徑實有必要。引起質(zhì)問的，乃是這些方法應否交由其他學科的理論來確定。第三個假設，亦即“新”經(jīng)濟歷史學家能夠鑒別出可提供最佳解釋的現(xiàn)象，最讓人懷疑。再者，尋求解釋因素，歷史學家亦以為是常見的做法。許多人不以為然的，乃是可否在事前預知哪些解釋因素是可計量的--這就是第一個假設。

歷史計量學

另一位“新”經(jīng)濟歷史學家特明（Peter Temin），曾將“新”經(jīng)濟史形容為“應用新古典經(jīng)濟學的一種形式”，至于其方法則是“先選取經(jīng)濟行為某一方面的正式模式，據(jù)此模式搜集資料，將資料與模式結合，從中得出結論”。See Temin（1973），p.8.同樣，這個程序?qū)儆诳茖W而不屬于歷史。在此，我們再次注意到這是將預設的模式加諸材料，而只有適合該模式使用的材料才會入選的做法。不能在經(jīng)濟模式中適用的資料（例如宗教或政治見解）又該如何？是否該予以忽視或排斥？

另一位美國經(jīng)濟歷史學家福格爾（R.W.Fogel）形容計量歷史學為“‘科學歷史’的新派別”。他還說：“計量歷史學家的共同特征，就是采用社會科學中的計量方法與行為模式來研究歷史。計量歷史學家執(zhí)意以明顯的人類行為模式和基礎來研究歷史?！盨ee Fogel and Elton（1983），pp.24-25.他更明確地表示，計量歷史學不僅能應用于經(jīng)濟史，也可以應用于“人口及家庭史”。Ibid.

這里存在的問題，則是可否在典型歷史學方法或認知不遭扭曲的情況下，引進社會科學中曾使用的計量方法與行為模式。同時，還必須提醒一點，誠如稍前所述，即使是社會科學家，也并非一致肯定行為模式與計量方法的價值。意大利經(jīng)濟歷史學家奇波拉就排斥這種“新”經(jīng)濟史。他認為這種“新”經(jīng)濟史的缺點在于過分簡化、主觀，并且是后見之明（ex post reasoning），至于它所依據(jù)的“哲學及認識論的基礎又非常粗淺”。并且，它將陷入下述危機，例如為遷就方法而限制結果，以及依據(jù)方法為結果定位。Cipolla（1991），p.59，69.總之，即使歷史學家亦無權排斥任何能助其了解真相的方法?？墒牵瑲v史學家絕不容許方法為他開處方，指使他預先選定材料，更不容許任何外來理論為他的解釋塑形。在這些方面，歷史學家期望享有自由抉擇權，且對以理論為基石進行的探究深表懷疑。多少個世代的經(jīng)驗，乃使歷史學家意識到，若在研究過程期間，就運用原先期望在收尾時方能發(fā)現(xiàn)的東西，可能導致危機?；\統(tǒng)地說，此乃本國國王、將領大多英勇，他國則不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