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1954年寫道：“我個人已經確信，如果我們不以某種方式加倍努力地趕超共產黨提高生產水平的巨大努力，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共產主義將變得難以抑制?！睙o論是國內動向還是國際挑戰(zhàn)，都趨向于在美國對外政策中重新肯定市場的意義--但是，更大程度上是作為意識形態(tài)，而不是作為剝削性的做法。

在冷戰(zhàn)的第一階段，美國逐漸地承擔了一種對世界經濟的體系性的（systemic）責任，無論是就歐洲而言還是就第三世界而言，美國都力圖發(fā)揮塑造世界經濟的作用。在這一使命當中，意識形態(tài)和具體策略密切契合：第三世界必須選擇市場，這部分地是因為必須通過貿易來維系前帝國中心（西歐和日本）的生存，并由此既遏制共產主義，又降低第三世界國家對進入美國市場的需要。對第三世界的援助成了應對所有這些挑戰(zhàn)的辦法。1956-1960年間，雖然存在對蘇聯(lián)入侵的擔心，但是對第三世界的所有官方援助中有將近90%來自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其中又有60%-70%來自美國。隨著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取得獨立，是否接受這些援助成了擺在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面前一個關于原則和優(yōu)先選擇的嚴峻問題。

在美國方面，支撐著這種策略和聯(lián)盟的是這樣一種信念，即曾經對美國起作用的東西一定也會對全世界起作用。美國人絲毫沒有想到他們曾經的關稅和貿易禁運的做法與現(xiàn)今對照會構成一種莫大的諷刺，而只是一味地通過“全球發(fā)展教育”（global development education）教導全世界要開放市場和鼓勵當地私人資本的增長。發(fā)展被簡化成一個選擇問題，而發(fā)展的典范即是美國及其自由企業(yè)。在美國在海外舉辦的展覽上，美國的產品就是美國成功的證據；用一位記者的話說，這展示了“洗衣機、洗碗機、真空吸塵器、汽車和電冰箱所提供的自由”。對美國人來說顯而易見的是：正如貿易必然引進產品一樣，產品也會引進思想。

五、現(xiàn)代化、技術和美國全球主義

隨著戰(zhàn)后美國高等教育的擴張，以及前來美國求學的外國人的迅速增加，此時出現(xiàn)了眾多旨在建立一種美國精神相關理論模式--以對抗共產主義的理論模式--的著述就毫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