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也許并沒詛咒我們，只是我們自己在制造人禍方面，太大手筆了而已。

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國門被打開，基督教一步一步東傳，既與中國舊有的生活倫理沖突，還打破了現(xiàn)實的社會秩序。中國百姓不管是理智上還是情感上，皆不能接受，具體表現(xiàn)為民教沖突愈演愈烈。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籠統(tǒng)規(guī)定：耶穌、天主教原系為善之道，自后有傳教者來至中國，一體保護。美國在《中美望廈條約》中要求：除了傳教士能在五口傳教之外，還可以建立教堂。法國更是不含乎，在《中法黃埔條約》里進一步要求：法國可在五口建立教堂，倘有中國將其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

這三個條約被西方傳教士看作對華傳教事業(yè)劃時代的新標志。但是法國方面認為，僅準許西方人在五口給自己人傳教、建教堂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中國自雍正皇帝起就把天主教打作邪教，不準他的子民信了。于是他們通過當時的兩廣總督耆英向道光皇帝申請中國內(nèi)部馳禁天主教。道光批準了。法國再進一步，要求歸還雍正年間被查抄封閉的天主堂舊址，道光也批準了，但是他的諭旨明確規(guī)定，雖然天主教不再是邪教，中國人可以信了，但是西方傳教士還是只能在五口傳教，不得進入內(nèi)地。

雖然如此，西方教會還是很激動，紛紛派員來華，云集香港，討論進軍中國及劃分傳教區(qū)域等。于是出現(xiàn)了諸多問題：第一，歸還舊址引起了諸多風波。因為牽涉到時間的變遷、主人的變換、房屋的修補及百姓的拆遷等問題。比如北京東、西、北三處教堂的歸還。政府無能，在這方面當然偏袒洋人，導致百姓感覺吃虧受冤，敢怒不敢言，心里憋了一肚子火。當然了，傳教士也憋火。法國傳教士的墳地正福寺被周邊中國居民毀得一塌糊涂，遂要求中國政府捆綁幾位居民前往正福寺“叩首領罰”。中國老百姓給中國官員下跪，他們不認為是侮辱，給洋鬼子的墳下跪，天哪，那不傷自尊嗎？大清國子民雖然在自己政府底下混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但是他們卻沒把洋人當人看，認為洋人雞狗不如。所以雙方自然種下仇恨的種子。第二，西方傳教士很富有犧牲精神，雖然明文規(guī)定不得進入內(nèi)地，但他們就跟地下黨似的，讓中國政府防不勝防。按領事裁判權(quán)，抓起來也得好好地歸還對方。如若對方不是好好的，麻煩可能就大了。比如法國傳教士馬賴私自進入廣西西林傳教，被咱這邊的知縣抓住殺掉，成了法國與英國攜手發(fā)動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理由。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國依然失敗了，相繼簽訂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傳教自由進一步擴大，在領事與中國地方官給予驗照的前提下，外國傳教士可進入中國內(nèi)地。中法條約里更是被法國方面有意加上了“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字樣。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法之間進一步明確了傳教士置產(chǎn)辦法：賣業(yè)者毋庸先報明地方官請示準辦。更要命的是，傳教士出于職業(yè)的本能，還向中國傳統(tǒng)文化倫理發(fā)起了挑戰(zhàn)，不讓教民搞偶像崇拜、祭祖拜廟等。1862年（同治元年）政府在外國壓力下，頒布圣旨，規(guī)定凡基督教徒均可免除迎神賽會等費。這一來更壞了，迎神賽會求雨拜佛的費用歷來是中國百姓均攤的。有些人入了洋教，就豁免了這一切。其他百姓豈能容忍？總之，從1844年到1911年的60年間，共發(fā)生教案1639起，中國政府被搞得焦頭爛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