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還是有可能拒絕“現(xiàn)在有其決定性的條件”這種說法—方法就是拋棄因果關系的概念。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觀念論者與語言哲學家那里，存在一種普遍的趨向。路德維?！ぞS特根斯坦將“對因果關系的信仰”作為“迷信”排除了出去。伯特蘭·羅素對此表示贊同：“因果法則……是過去留傳至今的遺風，就像君主制一樣，被人們以為是無甚壞處的東西?！笨肆_齊也是如此，他認為“原因的概念”從根本上講是“外在于歷史”的。

乍看下這似乎是一個很深刻的反決定論問題。但正如站在觀念論立場上的奧克肖特明確表示的那樣，這個問題“和決定論一樣直截了當地排除了反事實主義”：

每當我們……從歷史中抽取一個時期，將其作為歷史整體或其他部分歷史的原因時，我們都舍棄了歷史經驗。因此，每個歷史事件都是必然事件，我們不可能去區(qū)分必然性的不同重要性。沒有歷史事件是純然負面的，任何事件都對歷史會產生促進作用。如果將單個事件不恰當地抽離出來（因為沒有歷史事件可以安然無憂地與其特定環(huán)境相脫離），稱其具有決定性意義，從促生與解釋的意義上來看，整個事件的過程……不是劣史或疑點不斷的歷史，而是根本不存在歷史了……歷史思考的前提是，杜絕這一點……我們沒有理由將整個事件過程歸結于先于它發(fā)生的某個特定事件……嚴格的因果概念似乎與歷史解釋不相干……原因的概念……被世界上層出不窮的事件所取代，它們天然地與彼此有所關聯(lián)，不允許任何缺漏的存在。

這或許秉承了某種哲學的邏輯，但其實際意義遠不盡如人意。在奧克肖特的闡述中，“歷史中的變化本身就已帶有相應的解釋”：

事件的過程完整而充實，并不探究或需要任何外在的原因……歷史的統(tǒng)一性或連續(xù)性……是……可與其他經驗性的歷史假說產生共鳴的唯一原則……事件之間的關系總是會表現(xiàn)為其他事件，并總是通過事件的全部關系得以確立其在歷史中的位置。

因此，歷史學家可以完善對事件的解釋的唯一方式，就是提供“更全面的細節(jié)”。如奧克肖特表明的，這不是一個可以用于“整體歷史”的秘方。我們還是必須在“重要的關系”和“偶然的關系”中作出某種選擇，因為就好比我們承諾了要構建出……一系列彼此有重要關聯(lián)的事件來回應某個歷史問題，“歷史探究沒有給無意義的事件關系留有空間”。但是，是什么讓一個事件變得“重要”？奧克肖特在這里只給出了一個隱晦的回答，大意是歷史學家對特定問題的答案必須有內在的邏輯，要達到這樣的目標：“以過去遺存至今的人工制品與言論為憑據，推導出與之相關卻未能發(fā)生的事件，形成一段歷史，為某個歷史問題提供答案?！边@似乎是在暗指科林伍德所設想的那種敘事結構，但事實上任何一種結構只要能被人們所理解，在邏輯上也就滿足這樣的要求。

觀念論者向19世紀決定論的挑戰(zhàn)對于時下的很多歷史學家有著重要影響，尤其是巴特菲爾德與內米爾。這兩位對外交史與政治“結構”的研究也都體現(xiàn)有一種針對決定論（特別是其唯物論變種）的深重敵意。莫里斯·考林也傳承發(fā)揚了同樣的觀念論傳統(tǒng)，他對高層政治與19、20世紀“公共學說”的準宗教性質的關注，實際上使他不同于同時代的牛津學者。我們在杰弗里·埃爾頓的著作中也能找到觀念論的反決定論痕跡，只是不那么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