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人說,在兵變的第二天早上,正當唐紹儀向袁世凱匯報情況的時候,曹錕突然推門而入,向袁世凱報告說:“昨奉大總統(tǒng)密令,兵變之事已經(jīng)辦妥!”袁世凱見曹錕說漏了嘴,起身大罵道:“胡說八道,滾出去!”
目前的歷史書大多將這次兵變指為袁世凱的預(yù)謀,但又語焉不詳,缺乏直接的史料的證據(jù)證明,似有“因人定罪”之嫌疑。因此,也有部分史家反對這次兵變系“袁世凱策劃”之說,如臺灣學者吳相湘就曾在他的著作中說:“自來論北京兵變者大多以為袁氏所主使,甚至有指出此乃用楊度計者。然以今論之則均不免挾意氣成見之譏。以天下眾惡皆歸之袁,固非歷史真相也。”
蹊蹺的是,這次兵變雖說搶劫的規(guī)模很大,但似乎是專門沖著有錢的地方而去,特別是城中的銀號,更是一網(wǎng)打盡,遭災(zāi)最重,就連官府的存銀處也遭到搶劫。據(jù)后來的統(tǒng)計,亂兵們在當晚的騷亂中至少搶走300萬以上的銀兩。更令人奇怪的是,在當晚的兵變中,袁世凱那些主管北京治安的親信們毫無動作,譬如掌管警政的趙秉鈞在當晚傳令全城巡警一律撤崗,不得干涉,以至于不少巡警自己都參與了搶劫活動。
當時任京畿五路備補軍管帶并親歷此事的馮玉祥在回憶錄中說,“這天的兵變,最初是從東城鐵獅子胡同總統(tǒng)府爆發(fā),變兵是第三鎮(zhèn)全體。起事的時候,他們把總統(tǒng)府團團包圍,又撞進去放了一排亂槍,接著便大舉搶掠,府中比較珍重的東西,搜刮凈盡,連窗戶什物也都搗毀一空。袁世凱的臥房也被擊破了一角。這樣鬧了一陣,他們怒猶未息,又大舉縱火,接著南北兩城也陸續(xù)起火。”
馮玉祥認為,說這次北京兵變的主謀是袁世凱,顯然是高估了他的實力,因為袁世凱在回鄉(xiāng)數(shù)年后,已經(jīng)失去了控制第三鎮(zhèn)的能力,何況第三鎮(zhèn)的軍紀本就極壞。據(jù)馮所說,導(dǎo)致這次兵變的直接原因是“段芝貴減餉”一事,因為按之前的慣例,軍隊開拔前士兵每人加餉一兩,“現(xiàn)在段芝貴卻憑空把這一兩銀子減去。一兩銀子似乎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士兵的眼中,卻非同小可。因為他們天天盼望的就是關(guān)餉。餉下來,扣除了伙食費,還剩得多少,他們一切打算和指望就都放在這上面。如今平白少去一兩銀子,這實在比要他們的性命還要嚴重。減餉的消息一傳下來,士兵們無不憤激,口里不住地咒罵,算是袁世凱的八代遭殃,給他們罵爛了”。
但馮玉祥同時也認為,“這次的兵變,減餉的事實在是一個導(dǎo)火線”,根本的原因還在于以下幾點:“第一,滿清政府雖已推倒,中華民國的金字招牌雖已掛了出來,可是整個社會的實質(zhì)和政治方面機構(gòu),卻并沒有什么改變。一般人民的腦筋里,依舊牢固的存著一個皇帝的偶像。尤其是軍隊中,士兵們平素受的政治教育,只是忠于皇家,以革命為反叛。袁世凱以及他的左右,剛不久還是如此教育士兵,并且到處鎮(zhèn)壓革命,捕殺革命黨。忽然一天抖身一變,自己做起大總統(tǒng),成為革命國家的首領(lǐng)了?!@樣,如何維系軍心?當時老袁做了大總統(tǒng),我就常常親見親聞許多官長目兵在背后切齒咒罵他,說他是個篡位的奸賊,憤激達于極點。第二,第三鎮(zhèn)的隊伍自在長春駐扎,軍紀即極敗壞。開到北京以后,墮落更甚。官長目兵,公開聚賭,縱飲狂嫖,無所不為,訓(xùn)練教育的事,完全廢弛了?!谌?zhèn)這樣,其余京畿一帶的駐軍無不如此。帶兵的荒唐,目兵從而效尤,統(tǒng)帥者聽任不問。好像他們以為皇帝倒了,世界變了,一切都可以胡作非為,用不著受拘束的了?!?/p>
王朝更替而不亂者幾稀。無獨有偶的是,后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令部長的徐永昌(當時也在北京軍中)也在回憶錄中稱,“正月十二第三鎮(zhèn)在北京兵變,初非袁世凱所主使,有些人委稱系袁世凱指使,以抗議南方代表要求遷都南京者,實乃誣傳,不過袁適逢其會,利用兵變拒絕遷都,或者有之。因第三鎮(zhèn)在漢口與革命軍作戰(zhàn)之后,士兵回京,仍不忘在外作戰(zhàn)時期之不紀律生活習慣,而帶兵者戰(zhàn)時不知注意約束士兵的軌外行動,戰(zhàn)后又疏于整頓與防范,故至釀成兵變,若謂第三鎮(zhèn)兵變?yōu)樵魇?,然則毅軍兵變,亦將謂有人主使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