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多薩著作的權(quán)威性是如此之高，它可以作為18世紀(jì)以前所有有關(guān)中國著作可供比較的起點和基礎(chǔ)。 拉克：《亞洲對歐洲發(fā)展的促進》，第1卷，第2冊，第744頁。法國專事研究基督教教史的裴化行指出：甚至《利瑪竇中國札記》， 在研究中國內(nèi)情及其學(xué)術(shù)的團體中，都不能和它爭勝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jì)在華傳教志》，第148頁。

（二）門多薩所著《中華大帝國史》的資料來源

如上所述，門多薩并沒有踏上中國大地。他之所以能寫出一部影響如此廣泛的史著，主要是由于他充分利用了他同時代人有關(guān)中國的資料和研究成果，尤其是他還曾利用了一些中文著作（由在菲律賓的中國人為他譯成西班牙文）。

在對中國的認(rèn)識上，門多薩頗受葡萄牙傳教士加斯帕爾·達·克魯斯（GaspardaCruz）的《中國志》（TractadoemquesecotammuitopolestécoascoususdaChina）一書的影響。

克魯斯于1556年曾造訪過中國。雖然在廣州一帶他只盤桓了月余，但他對中國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不僅搜集到西方殖民者寫下的有關(guān)中國的記述，而且他還請人將部分中國地方志以及其他中文著作譯成葡文，這些資料使門多薩充分認(rèn)識到該書的價值，因此，他在《中華大帝國史》中，不僅利用了該書的部分資料，而且在對待中國文化，特別是對待中國的科技發(fā)展水平的評價上，也頗受克魯斯的啟發(fā)和影響。

然而，對門多薩幫助最大的，則是西班牙奧古斯丁會修士馬丁·德·拉達的名著《中國紀(jì)行》。

馬丁·德·拉達曾于1574年出訪福建，并將他購買的百余種中國圖書典籍帶回菲島，交由寓居在當(dāng)?shù)氐娜A人將這些典籍或整部或部分地譯成西班牙文。拉達在寫作《中國紀(jì)行》時，便曾利用過這些資料。拉達故世后，上述資料輾轉(zhuǎn)運至墨西哥，并成為門多薩的資料寶庫。

門多薩對中國的認(rèn)識還得助于赫羅尼莫·馬林與米格爾·奧爾加。他們二人都曾陪同拉達前往福建。1580年費利佩二世向中國派出使團時，馬林作為使團的成員曾與門多薩同船前往墨西哥，并在那里滯留了十個月。由于他們朝夕相處，因此使門多薩又有機會向馬林請教中國問題。奧爾加后來把他的在華見聞寫入《信史》（VerdaderaRelación）一書中，這又給門多薩提供了一些新的資料。

再有，西班牙方濟各會會士佩德羅·德·阿爾法羅和其他三名同一教會的修道士在1579年游歷廣東省之后，曾寫有游記。1581年至1584年方濟各會會士馬丁·伊格納西奧·羅耀拉（MartinIgnacioRoyola）從塞維利亞出發(fā)，途經(jīng)中國，做了一次環(huán)球旅行之后，也曾寫有札記。此兩書中有關(guān)中國的記載給門多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綜上所述，由于門多薩廣泛閱讀和接觸到16世紀(jì)有關(guān)中國的各類記載，因而他的《中華大帝國史》與其他同時代的同類著作相比較，內(nèi)容更豐富、更充實、也更全面。特別是他利用了一些中國典籍的譯文，使他的著作更具有真實性和可靠性，在相當(dāng)程度上彌補了他沒有親自造訪過中國的遺憾。為了表明這部分中國資料對于他完成《中華大帝國史》寫作所具有重要意義，門多薩如實地將他的這部著作命名為《據(jù)中國史書記載以及走訪過中國的教士和其他人士記述編撰的中華大帝國奇聞要事、禮儀和習(xí)俗史》，現(xiàn)在為世人所熟知的《中華大帝國史》是這一書名的簡稱。

再有，門多薩所著《中華大帝國史》所以具有廣泛而持久的影響，是與他本人的素質(zhì)與教養(yǎng)分不開的。門多薩其人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傳教士，事實上他更是一位政治家和學(xué)者。作為一位政治家，他與西班牙政界上層人士直至國王，甚至教皇，都有過直接接觸和交往。因此，他較之一般的傳教士和探險家觀察問題時有更高的審視能力和更開闊的視野。作為一個學(xué)者，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