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清談這個標準在魏晉時期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可以說得通，魏晉時期玄學(xué)盛行，可是由于統(tǒng)治高壓，士人們極少敢在著作中敘述自己的大膽想法，因為這是犯罪證據(jù)，清談?wù)媒鉀Q了這個難題，或者說是尷尬吧，清談之時不但可以暢所欲言地表達想法，而且即使有人舉報了，你能奈我何？說過的話就像放過的屁，風(fēng)一吹就散沒了。魏晉時期沒有錄音機，可以把言論刻錄下來作為證據(jù)，索性魏晉士人們便習(xí)慣以清談的方式來互相討論探究玄學(xué)。這樣說來，那滿足會喝酒和能清談這兩個標準便能成名士的說法的確可以成立。

魏晉時期士人們清談之時，只談玄學(xué)，不談其他。他們把討論國家大事視為趨炎附勢之徒，不屑為之；他們把談?wù)撚望}醬醋視為娘兒們行為，不恥為之；他們把官爵俸祿視為極盡庸俗之物，不愿為之。在他們的眼里只有玄學(xué)才是高尚的，其他都是俗物、敗物，只有談?wù)撔W(xué)才能心情舒暢、激情四射，若是談?wù)撈渌挛?，便覺得極其敗興。

魏晉人這種清談的態(tài)度，后代的許多中國人都無法理解，不要說現(xiàn)代社會，即使是緊接魏晉的唐宋，也不斷有人對此做出批評，比如編修《資治通鑒》的北宋大儒司馬光，在抨擊王安石變法的奏折里，就曾把當(dāng)時王安石改革過程中出現(xiàn)的北宋趨炎附勢之徒“言必稱新法”的情景，諷刺為像魏晉清談那樣的無用之學(xué)。司馬光對宋神宗說，如果大臣們只是滿足于高談闊論，而不研究具體的問題，那么這樣的朝局，又和當(dāng)年的魏晉清談有什么區(qū)別？唐朝著名宰相姚崇，有一次宴會上看到兒子和別人辯論，將對方說得理屈詞窮，好是風(fēng)光，姚崇不但不高興，相反眉頭緊皺，回家后，抬手就給了兒子一個耳光，說你就知道耍嘴皮子，難道是想學(xué)魏晉時代的人搞清談嗎？可見在中國封建社會，魏晉清談在許多能臣的眼里，確實是一個負面形象。這種印象的產(chǎn)生也不奇怪，畢竟魏晉是一個國家衰弱的時代，中原王朝一而再再而三地積貧積弱，淪落到被動挨打的局面，這是以天朝自居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不能接受的，在反思失敗原因的時候，封建皇權(quán)的高高在上，使他們不能也不敢去思考更深的東西，所以魏晉玄學(xué)、清談就成了被攻擊的標靶。

即使到了千年后的明朝中后期，當(dāng)明朝資本主義萌芽大興，新思想不斷涌現(xiàn)，對傳統(tǒng)的儒家理學(xué)思想帶來劇烈沖擊的時候，守舊的儒家理學(xué)學(xué)究們，也曾經(jīng)把當(dāng)時新興的陽明心學(xué)，諷刺為魏晉清談的變種，由此可見，雖然魏晉玄學(xué)、清談在中國文化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很多時候在后人眼里，卻是作為反面角色出現(xià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