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關(guān)于作家們指責民眾所具有的那種缺陷，單個考慮的話，所有人都可以受到這種指責，尤其是君主。因為，每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人都會犯下不受羈絆民眾所犯的那些相同的錯誤?？梢院苋菀椎卣J識到這一點，因為君主現(xiàn)在有、曾經(jīng)也有過許多，而善良和明智的君主卻很少。我所說的君主是指那些能夠打破那種可能糾正他們的約束的君主，但不包括埃及在遠古時代通過法律來統(tǒng)治那個地區(qū)時出生的那些王，[Diodorus Siculus, I 70-71.

]不包括在斯巴達出生的那些王，也不包括我們這個時代在法蘭西出生的那些王，因為法蘭西王國比起我們這個時代所知道的其他任何王國都更加受法律的約束。這些在這種制度結(jié)構(gòu)下出生的王不應(yīng)被納入到作為我們評價基礎(chǔ)的那一類王中，我們必須根據(jù)后一類王的單個個體的性質(zhì)進行評價，并將之與民眾的行為相對照，看它是否與民眾相似。因為，應(yīng)該拿來與那些權(quán)力受法律限制的王相比較的，是和那些王同樣受法律約束的民眾，可以發(fā)現(xiàn)在這群民眾身上具有我們在那些王身上看到的那種相同的善良，并且可以看到那群民眾既沒有飛揚跋扈發(fā)號施令也沒有卑躬屈膝甘當奴仆。羅馬人民就是如此，當共和國仍然保持未腐化時，他們從來不卑躬屈膝甘當奴仆也從來不飛揚跋扈發(fā)號施令；相反，借助他們的制度和官員，令人尊敬地恪守本分。當有必要采取行動奮起反抗某個有權(quán)勢者的時候，羅馬人民則毫不手軟；很清楚，他們就是這樣反對曼利烏斯、反對十人立法委員會，以及反對其他那些試圖壓制人民的人的。當為了國家的安全必須服從獨裁官和執(zhí)政官時，他們則服從之。如果羅馬人民在曼利烏斯·卡皮托利努斯去世后為之痛惜，那也不奇怪；因為人們痛惜的是他的才能，對這些才能的回憶足以使每個人都產(chǎn)生同情，并且它們可能在一個君主身上產(chǎn)生相同的效果。因為，所有的歷史學家都認為，能力就是在自己的敵人那里也會受到贊揚和欽佩。假如曼利烏斯在這種普遍的痛惜中復活過來了，羅馬的人民仍然會對他作出相同的評價，如同他們在把他從監(jiān)獄放出來后不久又判處他死刑所做的那樣。[Livy, VI 14-20.

]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被認為明智的君主將某個人處死后又追悔不已，如亞歷山大對克利圖斯[見Plutarch, Alexander, 16, 50-52。克利圖斯在作戰(zhàn)中救過亞歷山大的命，他在一次宴會上對亞歷山大出言不遜，被其所殺。后來亞歷山大懊悔不已，試圖自殺。參見Diodorus Siculus, XVII. 21. 57。

]以及其他朋友、希律對瑪麗安妮，就是如此。[見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 22.1-5; III 5-9; VII 2-7?，旣惏材菔仟q太國王亞里斯托布羅斯二世（Aristobulus II）的孫女，于公元前38年嫁給（大）希律。希律出于猜忌把她殺死，后為此悲痛欲絕。參見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V 7. 4-7。

]但是，我們的歷史學家關(guān)于民眾的本性所說的話，不是針對羅馬人那樣受到法律約束的民眾；而是針對敘拉古人那樣不受羈絆的民眾。后者犯下了那些被激怒的、不受約束的個人所犯下的錯誤，如同亞歷山大大帝和希律王在上述情況下所做的那樣。因此，民眾的本性并不比君主的本性更應(yīng)譴責，因為當所有的人都能夠犯錯而不懼怕法律時，所有的人都會犯同樣的錯誤。關(guān)于此，除了我已經(jīng)說過的以外，還有許多例子。在羅馬的皇帝中有，在其他專制者和君主中也有。在他們身上可以看到和在任何民眾身上可能找到的一樣的反復無常和行為的變化不定。

因此，我得出的結(jié)論與一般的看法相反（一般的看法認為，人民一旦掌握政權(quán)，就會變化無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