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柳宗元說：我從文獻上看到武則天在位的時候，發(fā)生過一起徐元慶謀殺案，當時的諫官陳子昂提議判處徐元慶死刑，然后再在徐的家鄉(xiāng)給他搞什么表彰活動，陳子昂還建議把這個判例載入律令，永遠成為國家法典的一部分。我覺得這樣的做法是非常錯誤的。

柳宗元該展開議論了，他和陳子昂一樣，也是先從禮和法的不同功用來入手的。

柳宗元說：禮的意義在于防亂，禁止殺害無辜的人看，柳宗元把問題的重點放在"無辜"與否之上所以，如果父親有罪該殺，那么兒子就不應該為父報仇；兒子如果殺了人、報了仇，也應該被判處死刑。法的意義也在于防亂，也禁止殺害無辜的人，所以，如果官員濫殺無辜，就應該被判處死刑決不寬恕。這樣看來，禮和法雖然具體運用的對象不同、方法不同，但本質卻是一般無二的，可既然如此，又怎么可能對同一件事情既依禮表彰又依法處罰呢？這么一來，大家還不都給搞糊涂了，到底什么是對、什么是錯??？

柳宗元抓住了問題的要害：禮和法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其核心價值觀都是一樣的，決不是互不相關的兩套系統(tǒng)，像你陳子昂這么一搞，等于把禮和法對立起來了，搞出兩套核心價值觀了，大家伙分不清什么是對、什么是錯了。

柳宗元上邊是從法理原則上抓住了要害，緊接著又從徐元慶這個個案當中抓住了要害。柳宗元問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徐元慶的父親到底是因為什么才被趙師韞殺的？

這可是個要命的問題，如果解決了這個問題，下邊根本就不會有什么難題，根本就不會有什么禮和法的沖突，可陳子昂那幫人怎么就都沒想到呢？

柳宗元說：如果徐元慶的父親當真犯了法，論罪當死，趙師韞殺他只不過是執(zhí)行國法，那么殺他的就并不是趙師韞本人，而是國家大法。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徐元慶謀殺趙師韞就分明是仇恨國法，這性質可就變了，可就不是為父報仇了，而是犯上作亂了。那么，判處徐元慶的死刑自然是理所應當?shù)?，又憑什么還表彰他呢？

這話可謂再一次抓住了要害?！俄n非子·外儲說下》有句名言，說："以罪受誅，人不怨上"， 就是說一個人因為犯了罪而受誅殺，這個人是不會埋怨法官的。

柳宗元接著說：可是，如果徐元慶的父親沒犯法，趙師韞殺他只是出于個人恩怨，只是為了逞逞官威，這就是趙師韞的不對了，濫殺無辜嘛！徐元慶想為父親鳴冤，可是官場一片漆黑，官官相護，可憐徐元慶一介草民，上告無路，上訪無門，這時候，他還能怎么辦呢？

大家注意，柳宗元這里提出的觀點非常犀利，別以為儒家都是教人做老好人的，不一定的哦！柳宗元這時候堅決地站在弱勢的徐元慶的一方，話里的意思分明透著是：別說什么不能以暴易暴，別說什么要走正常的司法程序，別說什么要相信上級政府能把問題妥善解決，如果這些路全被堵死了，你讓一介草民還能怎么辦？

怎么辦？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既然所有正常途徑全被堵死了，草民只有一條賤命，那就以命搏命好了！

柳宗元夠狠吧？他接著說：如果情況真是這樣，那么，徐元慶謀殺趙師韞就是合乎禮、合乎義的，執(zhí)政者們向徐元慶道歉還來不及呢，又怎能判他死罪呢？

看，這也是儒家的"禮"，是有血性的、有情懷的"禮"。

柳宗元接著又搬出了一部儒家典籍：《周禮》上說："凡是殺人而符合道義的，死者的親屬便不許報仇，誰要報仇就處死誰。"（這段《周禮》在下文還會出現(xiàn)，屆時再來詳說。）接著再引"春秋三傳"之一的《公羊傳》："父親被冤殺，兒子可以報仇；父親有罪該死，兒子報仇就會引起接連不斷的仇殺，這樣報仇是不合道義的。"柳宗元歸納說：如果按照《公羊傳》的這個原則來審理刑事案件，這就符合禮的標準了。

我在正文會開講《春秋》"一經(jīng)三傳"，"一經(jīng)"就是《春秋》，"三傳"就是《左傳》、《公羊傳》和《榖梁傳》，所以，既然柳宗元現(xiàn)在搬出了《公羊傳》作為重要斷案依據(jù)，我們就先對這幾句話留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