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魯迅誰是誰非我們暫且不論，《春秋》獎善罰惡的效果雖然有爭議，但這種修史精神卻當(dāng)真?zhèn)鞒辛藘汕?，于是，徐元慶謀殺案就沒有像在《舊唐書》當(dāng)中那樣被收錄在陳子昂的傳記里，而是被收錄在題目叫做《孝友》的一組專題傳記當(dāng)中，而且傳主就是徐元慶本人。

這說明了什么呢？說明徐元慶在死后被翻案了，宋代的儒家大師由衷地贊了他一個"孝"字。

這案子其實倒不是宋祁和歐陽修它們第一個翻的，早在唐朝就已經(jīng)有人給翻了，來龍去脈，在《新唐書·孝友》里記得清楚。

我們重新在《新唐書》里看看這個案子。案子還是這個案子，但陳子昂的建議可不再是《舊唐書》里那三言兩語了，而是一篇長文，通常被稱作《復(fù)仇議》。（是不是有人覺得眼熟？）

陳子昂是唐朝大才子、詩文大家，這篇《復(fù)仇議》寫得文采飛揚(yáng)、氣勢恢弘：

先王立禮，所以進(jìn)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夫枕干讎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訓(xùn)人，亂綱不可以明法。故圣人修禮理內(nèi)，飭法防外，使夫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后暴亂不作，廉恥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

竊見同州下邽人徐元慶，先時，父為縣吏趙師蘊(yùn)所殺；遂鬻身庸保，為父報讎，手刃師蘊(yùn)，束身歸罪。雖古烈者，亦何以多。誠足以激清名教，立懦夫之志，振下士之靡者也。

然按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畫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慶宜伏辜。又按《禮》經(jīng)，父讎不同天，亦國家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茍，元慶不宜誅。

然臣聞在古，刑之所生，本以遏亂。仁之所利，蓋以崇德。今元慶報父之仇，意非亂也；行子之道，義能仁也。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xùn)。元慶之可宥，顯于此矣。然而邪由正生，理心亂作。昔禮防至密，其弊不勝；先王所以明刑，本實由此。

今儻義元慶之節(jié)，廢國之刑，將為后圖，政必多難；則元慶之罪，不可廢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故圣人作始，必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義，其政不行。"且夫以私義而害公法，仁者不為；以公法而徇私節(jié)，王道不設(shè)。元慶之所以仁高振古，義伏當(dāng)時，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德也。今若釋元慶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而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無生之節(jié)也。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閭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編之于令，永為國典。謹(jǐn)議。

陳子昂這里先是點(diǎn)明禮和法的不同功用：禮是用來使人進(jìn)步的，法是用來搞好國政的。那么，拿盾牌當(dāng)枕頭時刻準(zhǔn)備著為父報仇這是做兒子的大義所在，沒錯；而誅殺罪犯也是政府的一項基本功能。如果禮義有缺，就沒法教育百姓；如果國法不彰，就沒法制理國家。所以說，禮和法是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的。

徐元慶的做法慷慨激烈，即便是古代的烈士也不過如此了?！抖Y記》教導(dǎo)我們說：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這話可不是含糊其詞，咱們也不能說一套、做一套，所以徐元慶理所當(dāng)然應(yīng)該無罪釋放。但這么一來，從法律上又說不過去，難道治國只要有禮治就夠了，而可以不要刑罰嗎？當(dāng)然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依法把徐元慶殺了，從法律上倒說得過去了，可怎么跟人民群眾解釋呢？大家一看，孝子復(fù)仇卻落了這么個悲慘結(jié)局，榮辱觀還不就錯位了嗎？所以我陳子昂覺得，放也不對，殺也不對。

那該怎么做呢？道理是這樣的：徐元慶如今之所以能夠以孝義感動天下，都是因為他為了孝義而不惜犧牲生命的精神。如果咱們饒他不死，他也就不成其為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了，咱們這等于是在玷污人家的節(jié)操??！所以我陳子昂以為，最好的辦法莫過于依法判他死刑，然后再依禮給他在家鄉(xiāng)和墓地搞搞活動什么的，好好表彰一下。

按《新唐書》的版本，這篇文章到這里就結(jié)束了，而我上文引的是《全唐文》的版本，文字有些出入，關(guān)鍵在于，行文到這里還沒有結(jié)束，后面還有一句"請把我的這篇文章附在相關(guān)法律條文的后邊，永遠(yuǎn)作為國家法典的一部分"。這句話的意義何在，容后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