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接著又問："那么，對殺害親兄弟的仇人又該怎么辦？"

孔子回答說："不和仇人同朝為官。如果自己奉國君之命出使外國，在外國遇見了仇人，不能跟他動手，要以公事第一。"

子夏又問："那么，對殺害叔伯兄弟的仇人又該怎么辦？"

孔子回答說："自己不帶頭報仇，如果死者的親兒子或者親兄弟找仇人動手，那就拿著家伙在后邊助威。"

這是儒家經(jīng)典里的經(jīng)典語錄，是孔圣人的話，把殺父母之仇、殺兄弟之仇、殺叔伯兄弟之仇的報仇方法講得清清楚楚。圣人的話是不會錯的，而且是治國之大綱，這樣看來，徐元慶謀殺趙師韞，一點兒都沒錯啊！

關(guān)于父母之仇，《禮記》里還有一段話，見于《禮記·曲禮》，說得很簡潔：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

意思和前邊那段稍有出入，是說：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殺害兄弟的仇人一旦遇到，不管手里有沒有家伙，應該立馬就上；至于殺害朋友的仇人，不能跟他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

《禮記》里的這兩段雖然內(nèi)容略有出入，但在"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這一點上還是完全統(tǒng)一的。

《禮記》在唐朝的科舉教科書中屬于"大經(jīng)"，地位很高，又因為語言內(nèi)容相對淺近，所以學的人也多，所以用現(xiàn)代的話說，《禮記》思想在當時有著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和滲透力。這樣看來，徐元慶一案的兩難之處就在于：如果依"法"，殺人者應當償命；可如果依"禮"，殺死殺父仇人天經(jīng)地義。

依"法"，還是依"禮"，這是個問題。

徐元慶案件以一種極端化的形式讓"禮"和"法"的矛盾暴露出來了這事如果發(fā)生在秦朝就非常好辦了，秦朝是嚴刑峻法制國，立法是本著法家思想，遇上徐元慶這樣的，沒什么廢話，三下五除二就給殺了；而唐朝雖然也不乏嚴刑峻法，但立法思想似乎卻是儒家的禮治精神，也就是說，講等級、講貴賤、講所謂的"君臣父子"。知道了這些，我們就容易理解徐元慶案件的審判難點了：這一件小小的謀殺案竟然挑戰(zhàn)著最高治國綱領(lǐng)，挑戰(zhàn)著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讓法律的"體"和"用"凸現(xiàn)出了尷尬的矛盾，這案子可怎么判？難煞人也！

于是，這塊燙手的熱山芋最后就交到了武則天的手上。 武女士思前想后，最后終于下了個結(jié)論："要不，就放了這小子吧。"

這是一個非常人性化的最高指示，即便徐元慶依法當殺，但皇帝法外開恩，給予特赦。那么，既然民心思放，皇帝也愿意放，看來徐元慶是可以撿回一命了，這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墒?，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傳來一個不和諧的聲音："放不得！"

說這話的人大家恐怕都不陌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陳子昂，但凡讀過幾首唐詩的應該都那首慷慨悲涼的《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就是這位大詩人、大才子陳子昂，此刻莊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放不得！"

陳子昂的說法是："徐元慶蓄意謀殺，案情清楚，按照國法應該被判處死刑，國法不可不依。但是，念在這小子是為父報仇，情有可原，孝義感人，所以建議在殺了他之后再大張旗鼓地表彰他一番。"

陳子昂的這個建議乍一聽好像滿不著調(diào)，可仔細再一捉摸，卻還真是個高招：這一來，"法"和"禮"的矛盾被輕松化解了，兩頭都照顧到了，嗯，高，果然是高！

朝中大臣們議論紛紛，越議論就越覺得陳子昂的這招可行。

這確實是一個高招，也正是因為這個高招，徐元慶謀殺案才得以被史官記錄在案，并成為陳子昂履歷表上光彩的一筆在《舊唐書》里，徐元慶謀殺案是被記載在陳子昂的傳記里的。

好啦，大家別看我羅羅嗦嗦了這么半天，其實《舊唐書》對這件事的記載非常簡略，不過才寥寥幾句話而已：

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后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于驛家傭力，候師韞，手刃殺之。議者以元慶孝烈，欲舍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后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