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有人仰望星空

也許中國歷史太悠長，人們便不愿意回憶，這有一次次搗毀文物和焚燒典籍的運動為證；也許美國歷史太短暫，人們便太愿意回憶，這有遍布美國的繁多紀念雕像為證——有的雕像甚至只是紀念中國人常?？床簧涎鄣哪炒涡?zhàn)斗或者某位小獸醫(yī)。

“文革”二十周年的紀念，在國內(nèi)一片關于物價和走后門的嗡嗡議論聲中，幾乎靜悄悄地過去了。在美國，卻有眾多的報告會、討論會、書展、電影周海報——有我們熟悉的《毛主席接見紅衛(wèi)兵》、《決裂》、《紅旗渠》等等。

紅衛(wèi)兵在美國鼎鼎有名。有幾次討論會中，我向洋人談起魯迅、巴金、沈從文，面對著一臉臉茫然，我不得不趕緊插人有關注解?！勂鸺t衛(wèi)兵，Red Guard這個詞他們都懂。我還察覺到，當我提到自己曾經(jīng)當過紅衛(wèi)兵，他們眼里都閃示驚訝，暗暗吞下某種疑懼。

五光十色的美國電視中常常出現(xiàn)一個串場的胖大家伙，箍一套窄小的草綠色軍服，臂佩紅袖章，腰束寬皮帶，動不動就傻乎乎地拳打腳踢或蛇行鼠竄，袖章上就有漢字“紅衛(wèi)兵”。我到達愛荷華那天，一位臺灣留學生開車來機場接我，當他聽說我曾經(jīng)是紅衛(wèi)兵，立刻眼露驚悸，停下車招呼他的同伴：“來來，我們把這個家伙丟下車去！”

我明白了，在很多海外人的眼中，中國紅衛(wèi)兵就是土匪，是納粹沖鋒隊。一代人在那個年代流逝的青春之血，在他們眼中不過是幾縷臟水。

而這種看法，已不可更改地載入了全人類的思維辭典將直至永遠。

我說還是不說呢？我得費很大的勁才能向他們說清楚，“文革”遠不是那么簡單，比如說不像一些“傷痕”影片反映得那么簡單。我得說明紅衛(wèi)兵復雜的組織成分和復雜的分化過程，說明了紅衛(wèi)兵在何處迷失和在何處覺醒，說到當時青年思潮中左翼格瓦拉和右翼吉拉斯的影響，再說到“四五”天安門運動以后的改革進程……但我發(fā)現(xiàn)，他們總是似懂非懂地點點頭，隨即去切牛排或開啤酒，看來沒有聽下去或問下去的興趣。燈紅酒綠，室溫融融，也許這個問題是不能在異國的餐桌上談清楚的。

談清楚了又如何？種種傷痛與他們沒有關系。我對洋人們在餐桌上是否有更多的談資和笑聲得那么負責嗎？

奇怪的是，在紅衛(wèi)兵千夫所指的美國，居然還有紅衛(wèi)兵公開活動。這是在舊金山，夜巳經(jīng)很深了，我與另一位朋友好容易找到一家偏僻的電影院，看一部正在獲得好評的電影《長城》。這部影片表現(xiàn)一個美籍華人帶著白人老婆及子女回北京探親的前前后后，展示中美文化的異和同。觀眾不時大笑。據(jù)說此片后來在國內(nèi)演過，卻沒有引起多少笑聲，自然因為觀眾對美國社會缺乏了解，不能會心于影片的幽默。

我們看完影片，在影院大門口碰到一位正在分發(fā)傳單的姑娘。傳單上不是通常那種食品廣告，而是毛澤東像和《白毛女》劇照：喜兒劈腿大跳把來復槍高高舉起。然后有黑體大字：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紀念委員會。

我發(fā)現(xiàn)這位姑娘金發(fā)碧眼，身體清瘦，薄裙下面兩條裸露的腿在深夜的寒風中微微哆嗦，手臂還攏著一大堆沉重的傳單。

“能知道你的名字嗎？”

“弗蘭姬?！?/p>

“你到過中國嗎？”

“沒有?！彼樕细〕錾n白的微笑。

“你為什么贊成‘文化大革命’呢？”

“‘文化大革命’是無產(chǎn)階級的希望。沒有革命，這個社會怎么能夠改造？”

“我是中國大陸來的，我可以告訴你，就是在這些照片拍下來的時候（我指了指傳單），在中國，成千上萬的人受到迫害，包括我的老師，包括我的父親。還有很多紅衛(wèi)兵，因為一封信或一篇文章，就被拉出來槍斃……”

“人民在那個時候有大字報，有管理社會的權利?！?/p>

“不，最重要的權利，是被利用的權利，是進人監(jiān)獄和效忠領袖的權利。你懂不懂‘效忠’？懂不懂‘牛棚’？……”

她認真傾聽著，沒有表示附和，只有怯怯的微笑。

我們友好地交換了地址，我答應寄一些有關“文革”的材料給她。到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她原是英國人，正在美國從事職業(yè)革命。她和一些紅衛(wèi)兵同志在舊金山合租了一處房子，靠打零工為生。

又有幾家商店熄燈了。天地倶寂，偶有一絲轎車的沙沙聲碾過大街，也劃不破舊金山的靜夜。弗蘭姬揚揚手，送來最后一朵蒼白的微笑，抱著傳單橫過大街——大街空闊得似乎永遠也走不過，永遠也走不完。

回到旅館，我細看了一些傳單的內(nèi)容：

今年是中國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紀念。從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中國億萬人民在毛澤東領導下投入了工人階級徹底改造社會的斗爭，特別是推翻了中國共產(chǎn)黨內(nèi)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工人、農(nóng)民、青年學生和其他勞動人民從下至上，創(chuàng)造了很多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還記得赤腳醫(yī)生嗎？造反學生首創(chuàng)性地走下農(nóng)村向農(nóng)民學習并同時傳播造反精神；工人農(nóng)民和科學家一起把科學研究從象牙塔中解放出來；小說、戲劇、繪畫、電影、芭蕾等等把工農(nóng)兵推上舞臺，成為主宰社會的英雄；工人舉行政治辯論并在工廠張貼大字報。這些地震般的事件激動了全球每個角落的億萬人民……

對于八十年代的中國人來說，這些久違的語言當然有一種滑稽味道。但我笑不起來。也許任何深夜寒風中哆嗦著的理想，都是不應該嘲笑的——即便它們太值得嘲笑。

我想起了另外一些洋人。一位住在芝加哥的股票經(jīng)紀商，有次為了紀念先父的誕辰，在某大學以他父親赫赫大名設置了一項獎學金，僅此一項就隨意花掉了八十多萬美金。他鶴發(fā)童顏，臉上滲出粉紅色的微笑和富足感，把我迎進了他綠林深處的別墅，自稱是共產(chǎn)黨要消滅的資本家。在幾乎是押著我細細觀賞了他的廚房、餐廳、客廳及燈光設備以后，他抓拿著懷中一只大白貓笑了在中國有多少幢這樣的住宅？……十幢？五幢？”然后用一陣哈哈大笑自己做了回答。

我還想起了另一對芝加哥夫婦。兩人早出晚歸出門掙錢，斗志昂揚地把一天天生命變換成分期付款單上的購物，以致周末妻子也常常在家接待生意人而無暇探望父母。妻子又懷孕了，那天小兒子猛踢媽媽的大肚皮。父親驚訝地問你踢媽媽干什么？”小崽子恨恨地說：“我不是踢媽媽，我是踢弟弟。我要讓他現(xiàn)在就知道，我是他的老板！”這些也是美國人。那么我能接受哪一種人的美國呢？是深夜街頭的弗蘭姬，是押著我羨慕他家客廳的股票商，還是立志要用腳尖來奴役弟弟的小老板？

后來，我才得知，像弗蘭姬這樣的極左派在美國還有一些。我收到另一張傳單，標題是《我們是俄國十月革命黨》。當時我正在加州柏克萊大學學生會大樓前的廣場中啃土豆條，肩頭扛著陽光的光熱。很多學生夾著書本，端著紙杯熱咖啡，熙熙攘攘在廣場中聽政治演講。更多的學生匆匆而過對勞什子演講無睱一顧。髙臺上有十來位男女舉著標語牌巴解組織加油！”“以色列殺人犯！”“我愛卡扎菲”——其中“愛”字照例以一顆紅心替代。有人在話筒前張合著嘴巴，聽不清楚。臺下鬧哄哄地發(fā)出咒罵和升起很多拳頭，噴散著酒氣和奶酪味，用以干擾演講和保衛(wèi)以色列。一位肥胖的大胡子沖著臺上怪叫了一聲，引起了哄然大笑。人更多了，散發(fā)傳單和推銷可口可樂的人也就更加有所作為。明信片銷售攤上有總統(tǒng)夫人南希的頭移植到電影演員史泰龍的身上，赤膊上陣，手持卡賓槍——唯胸前添加了一抹乳罩，雌雄難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