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母親

我始終認為，我母親倘若有文化，會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可惜她沒有念過一天書。除了善良、賢淑、堅韌和剛柔相濟的秉性，我發(fā)現我母親有相當細膩的記憶力，她同時擁有把所有記憶的往事非常真切地表述出來的能力。父親的許多經歷尤其是童年的故事都是母親講述給我聽的。她也經常向我講述她的童年。我不知道我日后的寫作是否與母親這些重重疊疊、情情切切的講述有關，但我相信，從童年起就被她的故事感染和震撼的我，是在她的講述中我長成了這樣的女人……

母親十三歲時被在城里做女傭人的我的奶奶領去做童養(yǎng)媳了。我奶奶做幫工的那座古城叫鄖陽府，鄖陽府傍臨漢水，漢水從三面圍攏鄖陽古城，鄖陽古城呈半島狀。古城也像一艘停泊在江岸的帆船，日夜飄搖在漢水的潤澤之中。這種飄搖是從明代開始的，因為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這里就建了府城，相當于現在的地級市。

母親是被小花轎抬到城里的，小花轎在鄂西北的山坳里走了四十里，吹手們的嗩吶嘹亮了四十里，母親在小花轎里抹眼淚抹了四十里。

鄖陽城開了七座城門，這和古代的城市多是開四座城門有區(qū)別。我奶奶在位于西城門附近的張家府上做女傭人。奶奶租用的鋪板門房子也在這座城市的西邊，但在城門外邊，叫小西關。母親來了之后，白天也和我奶奶一起到張府做幫工，晚上就在小西關的鋪板門房子里幫奶奶給別人磨面，磨面能掙些麥麩皮做糧食。母親的另一活計是和奶奶一起紡線，紡線的棉花是別人家的，母親和奶奶只是掙一點工錢。母親的紡車幾乎陪伴了母親一輩子，我懂事的時候，看見母親還在用她少女時代的那輛紡車紡線。我是蹲在母親的紡車邊看母親紡線時學會了她教我的第一支兒歌：“棉花白，白棉花，紡線的姑姑在想家；線兒長，線兒短，姑姑不知家在哪兒?！痹S多年我都頑固地認為，這首兒歌絕不是什么流傳，它是母親自己的創(chuàng)作。那是她在思念外公外婆和山坳里的家時的獨自低吟。今天成了作家的我依然不改初衷地想，倘若母親能念書，她很可能成為優(yōu)秀的詩人或作家。

母親十七歲時和二十二歲的父親“圓房”。所謂“圓房”，就是正式和父親結婚。母親的頭發(fā)很黑很濃，辮子很粗很長，圓房后盤起的發(fā)髻比許多女人都大得多。每當母親對我說她的頭發(fā)時，湖水般清澈的眼睛里總是充滿了一種對美的回味和向往。我小時候曾仔細觀看過母親的發(fā)髻，那真是如一朵碩大的盛開在母親頭上的黑牡丹。如果母親再在發(fā)髻上別一支紫紅色的小花，這時我會發(fā)現有著寬闊高貴的額和湖水般蕩漾的大眼睛的母親是這世界上最美的人兒。母親還有一頭天然的卷發(fā)，這是她晚年后把發(fā)髻剪成了短發(fā)時我發(fā)現的，在那個不允許燙發(fā)的年代，母親那波浪式的大花兒卷發(fā)，使包括我在內的多少女人羨慕不已啊！平心而言，我們兄妹四人，誰都沒能遺傳母親全部的麗質。

母親二十歲時生了我的哥哥，一年后我父親考上了大學。那時，我奶奶還在張府做女傭人，我母親一邊奶我哥哥，一邊給張府做奶母。母親的奶質非常好，奶水也多。用母親自己的話說叫“獎娃子”，吃母親奶的哥哥和張府的小少爺都長得又白又胖。母親和我奶奶掙的工錢大部分都寄給了上大學的我的父親。

母親不可能知道大學里有一位女學生愛上了我的父親，父親也愛上了這位女學生。父親把唯一的一只金戒指送給了女學生，母親不知道，母親照樣往父親的大學寄她和奶奶掙來的工錢。

后來，父親把這件事告訴了母親，母親只是哭著對父親說：“不怪你，只怨我沒有文化……”少女時代，我就聽母親向我說過這個傷心的故事，那時我只是似懂非懂地陪母親流幾滴眼淚，說不出一句像樣的話。記得在我為人妻后，母親又很鄭重地對我講述過這件往事。母親的講述仿佛已不是這件事情的本身，她是在說：“夫妻之間要想白頭到老，最重要的是學會寬容?；橐鲞@一輩子不知要遇到多少麻煩和傷心，有時候眼看著挺不過去，其實咬著牙挺過去就又是一重天地?！?/p>

應該說，母親的這個故事，連同她的教誨甚至她血脈中的寬容和本分，實在是影響了我整整一生……

母親的兒歌

兒歌對我童年生活的浸潤，至今想起來都使我心靈深處的溫暖感倍增，它每每喚醒我許多已經遠去的童真。而這些兒歌都是母親教給我的。

現在許多孩子依然都熟知那個關于“狼外婆”的故事，這個故事是母親以兒歌的形式最早唱給我們兄妹聽的。母親每次講這個故事時，總是這樣開頭：“小羊兒乖乖，快把門開開，外婆帶來了饃饃，來看親親的崽崽?！蔽抑两駴]有看到過這本有關“狼外婆”的書面文字，所以我不知道這個童話的開頭是否有這段兒歌，如果沒有，那肯定又是母親自己創(chuàng)作的。母親講這個童話時總是在夜晚我們躺進被窩里以后，因為母親知道，講到狼外婆騙進門以后我們很恐懼，我們恐懼時，都可以立即鉆到被窩深處，緊緊摟住母親。我比弟弟妹妹大，總是睡在母親的腳頭，我害怕時就緊緊摟住母親的腳。

夏天的夜晚，天氣悶熱，母親總是領著我們兄妹到離家不遠處的運動場上乘涼。那個有400米跑道的運動場，有許多年里父親的生命都在那里蓬勃馳騁。城里的人都把那個運動場叫體育場。夜晚，體育場里乘涼的人很多，體育場中心和跑道外邊長滿了一種草，人們叫這種草為“螞蟻草”，螞蟻草節(jié)節(jié)扎根，一根草能長到幾尺長甚至幾丈長，它們全部匍匐在地，盤根錯節(jié)、重重疊疊，嚴嚴實實覆蓋著所有裸露的地面。長大后我走了很多很遠的路，可再沒有看到過這種草。

我們的童年許多時候是在這種草灘上度過的。我們鋪一張大大的竹涼席，然后分別躺在母親的兩邊，母親和我們一起躺在地上望天上的星星，這時母親開始念：“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釘洋釘。”然后讓我們猜她說的是什么。我們猜對了是“夜空和星星”之后，母親接著又念：“蟲螢蟲螢飛飛，翅膀翅膀乍乍，快快飛回家去，家里有著媽媽?！边@首兒歌直到我做了母親之后，她還唱給她的外孫聽。母親這首兒歌是唱給螢火蟲的。童年的草場上空，飛舞著許多發(fā)著藍色亮光的小小的螢火蟲，孩子們常常以追逐螢火蟲為樂，抓住螢火蟲后就放在手中或包在紙里看稀奇。這時，母親總是告誡我們：“放掉它，它很小，家里有媽媽在等它?！币院笪覀冊俅∥灮鹣x，便一邊唱著母親教唱的兒歌，一邊放飛它。

我們的童年、少年時代，沒有電視，沒有電話，更沒有電子游戲機和兒童娛樂世界。男孩兒們不是玩“打玻璃珠子”、“泥巴手槍”，就是打木翹或用鞭子抽木陀螺；女孩子至多疊紙蛤蟆、“抓子兒”或拍皮球，再小一點，就是母親給縫個布娃娃。哄布娃娃是我童年愛干的事。我把布娃娃抱在懷里搖呀唱呀時，也是唱的母親教的兒歌：“娃娃乖呀抱上街呀，買個油饃揣回來呀，爹一口娘一口，剩給娃娃啃骨頭。啊——啊——”

我相信是母親這些美麗的兒歌，喚醒了我最早的生命意識和文學意識。

贖不回的愛

1958年新春伊始，父親被劃為右派時，我哥哥剛過十七歲，我剛過十二歲，弟弟十歲，小妹七歲。災難降臨的時候，全家人都哭作一團，恐懼成一團。那時，我們兄妹四人都在念書，父親被開除公職之后，不用說念書，就是全家人的生活都沒了著落。父親開始是到城里一家縫紉綜合社搞基建，每天用木板車拉磚搬瓦掙些工錢，后來又到西河灘拉沙，給新城基建工地拉石灰……那時，全國的“大煉鋼鐵”運動開始了，城里建起了無數煉鐵的土高爐，后來，各家各戶的鍋碗瓢盆刀鏟都被搜去煉鐵。煉鐵用的鐵礦石離城里三十多里遠，父親又去挑鐵礦石。父親早起晚歸，一天往返六十里，挑一百八十斤礦石！我被父親巨大的力量震撼著。

為養(yǎng)活我們，母親去煉鐵的高爐砸石頭，土高爐煉鐵時要配一種石灰石，石灰石從山里運來時，碩大無比，非常猙獰，母親要把這些碩大猙獰的大石頭砸成乒乓球大小的碎石。母親砸一噸石頭掙一元二角錢；再后來，母親又到新城基建工地挖土方，挖一方土掙八角錢。寒暑假和星期天我或陪母親去砸石頭，或同母親一起去挖土方，我還小，做不了太多，但母親總把我看作一個幫手……

少年時代，我們都為吃不飽飯而恐慌。我們兄弟姊妹根據年齡大小由糧庫每月按糧本上的定量賣給我們糧食，我記得我每月只有十七斤糧食，小妹只有十斤。母親每月二十斤，父親好像只供給二十七斤。在父親干重活我們正長身體的年代，這點糧食幾乎不夠我們吃半個月！俗話說“半大小子，吃窮老子”，就是說這個年齡是最能吃飯的年齡，可我們卻天天吃不飽，以至于后來我們兄妹四人全都沒能長高，更不用說長到父親1.76米的個子。那時市場上根本不允許賣糧食，也沒有糧食可賣，全國六億人都在挨餓。糧食不夠吃，唯一的辦法是去挖野菜。我和弟弟妹妹經常隨母親到離城四五里地外的鄉(xiāng)下挖牛舌菜、刺芥芽、灰灰菜、薺薺菜、馬齒菜、野莧菜……至今我依然都能認出十幾種可食用的野菜；槐花和榆樹葉也常是我們獵取的食物。除此，母親還到她娘家的山里“溜紅薯”。所謂“溜紅薯”，就是生產隊把紅薯從地里收走后，母親去揀一些邊邊角角被生產隊撂下的小紅薯。母親去十天半月，能揀幾十斤或上百斤這樣的小紅薯。四十多里山路母親搬不回這些重物，那時，山里又根本不通汽車，她只好就地把紅薯切成片曬干，再一袋一袋往回運。記得在一個夜晚，我們已睡下很久，朦朧中發(fā)現母親回來了，她背了一個布口袋，口袋里裝了十多斤紅薯干。母親的發(fā)髻已脫落散開，渾身上下布滿塵土，母親進屋的第一件事是抓起水瓢從缸里盛了半瓢涼水，“咕咚咕咚”一飲而盡，母親渴極了。接著母親坐下脫掉了鞋子，我發(fā)現母親的腳掌打了好幾個血泡，母親說：“這雙腳不爭氣呀！不然，我還可以多背一點……”母親說這話時顯得非常無奈非常遺憾。望著母親披頭散發(fā)和被汗水濕透了的臟衣服，那雙打滿了血泡、前腳掌還永遠趴著兩個腳趾的女人的腳(母親童年時被裹過腳)，我難過得哭了。許多年里，只要我一想起母親從鄉(xiāng)下背紅薯干歸來的深夜，我的心就止不住地顫抖：母親為養(yǎng)活我們，吃了多少苦??！

糧食少，家里做飯也必須定量下米。母親買來一桿小秤，每次做飯母親都按計劃稱米下鍋，其余全用野菜薯干墊鍋底。飯熟后母親也按年齡大小給我們分飯。父親活重，母親總是用一個大一點的飯盒先給父親把飯盛上，然后是我們兄妹，最后才是母親。最“絞窮”的是我的弟弟，每次分飯，他都死盯在鍋邊，明明他分到的飯都比我和妹妹多，可他還是賭氣不走，母親每每總是把自己碗里已經不多的一點飯撥給他一些，或多給他鏟一個鍋底他才罷休。那幾年，母親挨餓的次數要比我們多得多。

1959年夏天我小學畢業(yè)，以全鄖陽縣第二名的成績被鄖陽第一中學錄取，而許多父親、母親被劃為右派的同學卻紛紛落榜。許多同學包括他們的家長都為我的錄取而感嘆、為自己的孩子落榜而傷心流淚。我的父母也為我能被錄取而高興而感到是個奇跡，但我卻清楚地記著那一晚父母很晚才睡，他們在為拿不出5元報名費和一月7元的伙食費而犯愁。母親年輕時有一支別發(fā)髻的玉簪，這只玉簪陪伴了她整個的青春，但母親決定把這唯一的一件紀念物賣掉，為我湊學費和伙食費。那時人們生活都很艱難，玉簪賣得很便宜，聽說只賣了26元錢。

日后的許多年里，我一直在尋找這支玉簪。我不知母親把這支玉簪賣給了何人。我想倘若能找到，我寧愿花260元、2600元把母親的那支玉簪贖回來！

然而，即使我贖回了玉簪，我能贖回母親的青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