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怕我們吵著要文化

常言道香港是“文化沙漠”。我是個“旁觀者”，免不了有點兒“清”，所以我對香港的文化問題的看法很不一般，那就是：“難得沙漠?！?/p>

首先，我們得承認，文化，尤其是大家所要的嚴肅而崇高的文化，總是件很沉重的東西，它有一張痛苦而憂傷的臉。比如說，悲劇在詩學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喜劇即使有時候不幸很嚴肅，卻老是跟崇高沾不上邊。所以，從文化的角度來作價值評判，笑，不比哭好。

可是，一輪到對社會的看法，我們顯然又持了另一重標準。沒有人會否認，流汗的社會比流血、流淚的要進步，而流香汗的社會又比流臭汗的要進步。無論是對整個社會，還是對每個人，情形都倒轉(zhuǎn)過來，笑，總比哭好。

答案差不多就在這里了。魚與熊掌不可得兼，我們不能既舍不得魚一樣的輕浮，又要來一記沉重的熊掌。說一個地方的文化只是聲色犬馬，就文化而言固然是貶，就社會而言未嘗不褒。若是人人都聲色犬馬，便算得上是跑步進入了共產(chǎn)主義，干嘛還一定要放下那張苦臉來？

我這不是題材決定論，并非咬定香汗不能成為好的文藝作品。西門慶不就經(jīng)常“使得滿身香汗”么？可是，為香汗而香汗，不拿點血淚什么的墊底，就嚴肅崇高不起來。魯迅寫那篇《文學與出汗》，顯然是把臭汗的文學看得比香汗的高。道理其實很簡單：那些浸透了鮮血、熱淚與臭汗的文字，有不平要鳴，有憤懣要舒，有郁結(jié)的情懷要訴，有人要感動！

從來都說，“窮愁之辭易好，而歡愉之辭難工”，為什么？托爾斯泰說得好：“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毙腋Ｖ圆恢狄惶?，就是因為它千篇一律。有人杜撰過一些報喜不報憂的新聞，聽起來十分可笑：飛機起飛了，天氣正常；飛機降落了，乘客無恙。這樣的新聞還不如沒新聞。事實上，沒新聞就是好新聞（No news is good news），西方人正是這么說的。文化還不是一回事？東方人會說：至文無文，大化不化。

飛機不失事，我們的審美期待就落空，可憐人類過去的文本所構(gòu)成的閱讀視野，一至于此！“治世之音安以樂”好像不怎么吸引人，被感動的總是“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一個城市淪陷了，一個王朝崩潰了，一個破壞的時代來了，詩人就有寫的了，而且一寫就寫得嚴肅而崇高了，不然怎么會說國家不幸詩家幸呢？詩人若為其詩計，潛意識里是否會有點兒幸災樂禍？要是有，繆塞在他的《羅朗薩其奧》一劇里，罵得就真是痛快：小民百姓最好是血流不盡淚不干，好讓我們的詩人大顯手段，來點化成字字珠璣！

幸災樂禍是一種隱蔽的毒素，藏在很多人頭腦里而發(fā)為冠冕堂皇的高論。比如說有人反對搖滾樂，認為它太容易讓人進入“狂喜”（ecstasy）狀態(tài)，而一般人的一般經(jīng)驗卻得花心血花時間才能達到這樣的境地，就像多年為正義而戰(zhàn)終于獲勝，又像有情人好事多磨終成眷屬，云云。這叫人好生納悶。戰(zhàn)非多年，則勝之不武；事非多磨，則情亦廉價；便宜沒好貨，好貨不便宜，現(xiàn)實生活中要是認了這樣的死理，麻煩可就大了。如果視婚姻美滿的程度與婚前雙方折騰的程度成正比，就必須在結(jié)果能夠絕對保證的可控條件下才好進行這試驗，否則，只怕是血本無歸。

我承認，明明要進奧斯維辛集中營，卻被列入辛德勒的名單，那狂喜一定是無與倫比。但是我不要辛德勒，因為我不要奧斯維辛。沒有奧斯維辛的毀滅，辛德勒的拯救毫無意義。從這個角度上說，亂世出英雄。英雄不死，大亂不止；罪人信上帝。上帝不死，原罪不止。

由于我們不能指望地獄盡頭一定是天堂，我們也就不必非得通過地獄才到達天堂。情愿沒有《離騷》，屈原不要被趕走；情愿沒有《史記》，司馬遷不要給割掉。情愿沒有千古一帝萬里長城，沒有《三吏》《三別》《秋興八首》，不要孟姜女的哭聲動地，不要杜少陵的泣血迸空。

你問我要什么？我要周星馳。你說我淺薄，我說你不知道深刻的痛苦。你說我廉價，我問你懂不懂什么叫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管錐編》曾引西方一諺語，道是“國史無錄，百姓有?！保藗€字抵得上一部二十四史。但愿我們能夠活在這樣的時代，它在文化上差不多沒留下什么痕跡，但后人會說，那時候的人是有福的，他們不曾開口歌唱，因為他們在接吻。“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莊子的理想中人洋溢著一派幸福。莊子是當真的。莊子不開玩笑。莊子這么說，是怕我們吵著要文化，要嚴肅的、崇高的、偉大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