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錚錚”革命者

1903年，章太炎從日本回到上海，被蔡元培聘為學社教員。不久之后，鄒容在日本無法立足，也投奔到蔡元培這里。蔡元培安排妥當，還為鄒容籌款，幫他出版《革命軍》。5月27日，章士釗被聘為《蘇報》主筆，陳范讓他大膽辦報，不要顧及太多。

學社的活動及《蘇報》的高論并非順利。清廷和督撫大員，對蔡元培等人的活動，極其妒恨，這從他們之間的信函和公文就可看出。清朝駐滬大臣呂海寰下令，緝拿以蔡元培、吳稚暉等人為首要對象。這次緝拿，對于清廷來說不算什么，他們早已圖謀糾纏革命志士，只是礙于租界法律，只得間接進行。

隨著鄒容《革命軍》以及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著作的發(fā)表，最終引起一場軒然大波。蔡元培后來回憶道：“戊戌政變之后，黃遵憲留在上海，北京政府想逮捕他，而租界議會以保護國事犯自任，不果逮。自是人人視上海為北京政府權力所不能及之地，演說會之所以成立，《革命軍》《駁康有為政見書》之所以能出版，皆由于此。”

在這樣的情境之下，上海和工部局多次交涉，而工部局并未同意，只是由租界巡捕房傳訊蔡、吳、章等人，傳訊內容基本相當：你們只是讀書人，說一些批評罷了，要是沒有軍火，他們要逮捕你們，我們會保護你們的。然而清政府壓力不斷增大，遂對這些“眼中釘”必須加以懲治。

就在此前，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卻似內部分裂。學社的名氣越來越大，原本經濟拮據(jù)，眼下資金狀況逐漸改觀，學生不甘心由教育會代管財務，欲謀獨立，他們之間的矛盾逐漸僵化。此外，在愛國學社和教育會主要領導人物中，也存有矛盾，如鄒容、吳稚暉、章太炎之間的矛盾，尤為激烈。

部分人認為，學社乃教育會一部分，遭到了學社學生的強烈反對。他們發(fā)表文章稱：“會社實為平行的兩團體，曾相互贊助，應互相幫助，學社主人不是教育會，應由自身掌管，與教育會非隸屬關系”。

蔡元培身為教育會副會長，見學生有如此做法，大失所望，鑒于梁啟超競辦《時務報》的前車之鑒，他便與會長黃宗仰商談，提出讓學社分立，這一提議得到了黃宗仰的同意。

可此時章太炎卻持反對態(tài)度，而吳稚暉則袒護學生。在學社的各項活動中，吳稚暉影響很大，從演說到辦機關報，在力主改選教育會會長、籌集經費等方面，他都有參與。吳、章間的思想文化分歧難以避免?？煽偟膩碚f，愛國學社影響甚大，從張園演說到創(chuàng)立機關報，甚至改選教育會長，學社的功勞不可無視。

會、社分立引發(fā)的章吳矛盾，讓蔡元培心灰意懶，加之官方彈壓之風日急，他接受兄長的建議，辭去當前職務前往青島，學習德文。不想僅十幾日的工夫，“《蘇報》案”發(fā)生，《蘇報》被封，章太炎等人被刑拘，其余人四處逃避，愛國學社就此終結。顯然，這場鎮(zhèn)壓行動，是清官方和租界同謀所為，目的是抑制革命派。

王朝的末世，人心渙散，清政府早已如軟泥一般，隨時可能垮臺。就連查案的俞明震，也求網(wǎng)開一面。同是學界中人，他對蔡元培仰慕已久，不愿傷及“士類”，這也等于給章、陳等人透露消息，令他們有早作準備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