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女性文學”漫談

吳黛英

不管人們承認與否，近幾年來在中國的文壇上，一個前所未有、人數(shù)眾多的女作家群已經(jīng)形成，它恰如異軍突起，大有與男作家并駕齊驅的勢頭。從女作家的創(chuàng)作情況來看，比較復雜。因為出身、經(jīng)歷、年齡、職業(yè)、性格、情趣等主客觀條件的差異，她們的作品也是千姿百態(tài)、各有千秋。但由于共同的女性生活經(jīng)驗，又使她們的作品在觀察和反映生活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顯示出與男性作家不同的特點。這些女作家的作品，盡管稱不上流派，也很難歸入一個文學品種，但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實體，在當代文學領域，仍然具有獨特的價值。所以有的評論家稱之為“女性文學”（或“婦女文學”）。這種提法，在國外實際上早已有之，但含義卻不盡相同。有廣義的，泛指一切女作家的作品；也有狹義的，專指那些從婦女的切身體驗去描寫婦女生活的作品。這說明了，女性作家的共同特點已幾乎消除了國家的界限，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學現(xiàn)象。

我國的女性文學出現(xiàn)較晚，與之相聯(lián)系的文學批評也剛剛在初創(chuàng)階段，有許多問題還有待于在發(fā)展中研究。

一

我國新時期“女性文學”的崛起，是一個復雜的歷史現(xiàn)象和文學現(xiàn)象，它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它的興起，固然可以用新中國婦女地位的改善、文化程度的提高得到某種解釋，但這一說法并不能成為以往二十多年女作家寥若晨星這一現(xiàn)象的注腳。顯然，真正的決定因素在生活的深層而不在表面。

有的評論者把目光轉向了十年“文革”，指出，正是深重的民族苦難，把許多人“推向了社會底層，推向了社會斗爭的漩渦”，而這些苦難“在柔弱敏感的女性心靈中，也許會發(fā)生更強烈的反響”。[1]這一說法顯然已經(jīng)開始接觸問題的實質，找到了新時期文學繁榮的社會原因，但它仍然沒有區(qū)分出“女性文學”興起的特殊條件。

如果不是對婦女抱有偏見，如果對于婦女的命運還表示關心和同情的話，那么，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否認這樣一個事實：正是婦女身受的苦難和婦女的新覺醒，直接促成了新時期“女性文學”的繁榮。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曾一度猛烈沖擊了封建的傳統(tǒng)觀念，為中國婦女的解放帶來了福音。然而當時覺醒者太少，要以她們的微薄之力去解放那還在苦難的深淵里掙扎的不覺悟的姐妹，也只能是幻想。后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引下，廣大婦女雖也跟隨男子走上了解放的道路，但多半也是出于自發(fā)的反抗，對于婦女自身的命運沒有明確的自覺意識。正如青年女作家航鷹在小說《前妻》中感慨的那樣：“幾千年封建文明的堆積層實在是太厚太厚了，‘五四’以來幾十年的開墾，實在是太短太短了……”建國以來，雖然在我們的憲法上明文規(guī)定著男女公民在政治、經(jīng)濟等方面的平等權利，但這種法律上的平等，由于我國長期以來法制的不健全，在許多方面實際上是名存實亡、形同虛設的。在我國，男子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仍未根本改變。這是因為，任何一個時代婦女地位的高低，都受著社會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制約。應當看到，比起舊中國的婦女來，當代中國婦女至少已在勞動上贏得了與男子基本平等的權利，這顯然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但是，由于我國現(xiàn)階段生產力水平還相當?shù)拖?，大部分勞動還是主要靠笨重的體力支出，這樣，身單力薄的女子在社會生產中不能不處于次要地位。另外，目前我國家務勞動社會化的程度很低，大部分仍需家庭承擔，這樣，歷來主“治內”的婦女，不得不把許多精力耗費在煩瑣沉重的家務勞動上。因此，婦女無論在社會上還是在家庭中，都面臨著比男子更多的困難和障礙，有時甚至受到歧視。不過，中國婦女歷來有賢惠順從、吃苦耐勞的傳統(tǒng)美德。所以，這一切事實上的不平等往往都被婦女默認和忍受了。然而，也正是婦女的這種順從和不覺醒，給十年“文革”期間回潮的封建勢力鉆了空子，從社會上的歧視婦女到家庭中的典妻賣女，一時之間，中國婦女真有回到中世紀的牢籠里去的恐怖。直到近幾年，農村中的買賣婚姻，城市中的溺殺女嬰，還時有發(fā)生。中國婦女解放的步履蹣跚沉重，仍在徘徊不前。

但是，歷史畢竟不能倒退，隨著“四人幫”的垮臺和思想解放運動洪流的沖擊，中國婦女也表現(xiàn)了新的覺醒。從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涌現(xiàn)了一批自覺爭取和維護婦女權利的積極活動者。其中，最先覺醒的是女知識分子，而最積極最活躍的是女文學家。女性文學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又是新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和喉舌。

凡新時期涌現(xiàn)的女作家，幾乎都以各種方式，從不同的方面表現(xiàn)了中國婦女的這種新覺醒。有趣的是，這種新覺醒，在不同的女作家筆下，呈現(xiàn)出不同的色彩，甚至體現(xiàn)出不同發(fā)展階段的特點。這是因為，我國尚處在新舊交替時代，婦女解放運動也呈現(xiàn)出比較復雜而多層次的特點。起點較低的恐怕要數(shù)描寫男子對女子始亂終棄這一類題材的作品，這幾乎是幾千年的傳統(tǒng)題材了，基本上沒超出反封建的范疇。值得注意的是當代女作家寫這一類題材的作品較少（大多出自男作家之手）。這一現(xiàn)象說明，女作家已不希望她們筆下的女主人公只是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乞求同情和哀憐的形象（盡管生活中仍不乏這一類現(xiàn)象），而有了較之于舊時代的婦女更高的生活追求，并希望在精神上獲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中國婦女長期以來由于處于屈辱地位，形成了思想性格的兩重性：一方面是對一切外來壓追的強烈的反抗性；另一方面則是抗爭中的軟弱性和對男子的依賴性。從相當一部分女作家的作品看，在貌似提倡婦女解放的主題之中，往往隱藏著某種對男性的依賴心理。最典型的是遇羅錦的《一個冬天的童話》和《春天的童話》。這兩篇東西盡管內容不盡相同，格調也有高下，但兩者都表現(xiàn)出作者內心的深刻矛盾。她筆下的女主人公往往既想反抗男子的粗暴占有，同時又渴望男子的強有力的保護，于是對于男性表現(xiàn)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或是病態(tài)的反抗與報復，或是無條件地順從。社會輿論往往看不到她筆下女主人公性格上的矛盾和分裂，往往只對其性格的某一方面下判斷，或是寄予深切的同情，或是憤怒地斥責，這顯然都是不夠全面的，而且沒有觸及事物的本質。

“女性文學”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中國當代婦女這種雙重性格和復雜心理，往往連青年作家也不能免。張抗抗的《北極光》描寫了女主人公芩芩對生活伴侶前后三次嚴格的選擇，這種對理想的愛情的執(zhí)著追求，原也無可非議，但我們仍可以從芩芩希望找到一個“能在她最需要的時候支持她的愛人”這一目標本身，隱約感覺到潛藏其中的軟弱性和依賴性的因素。

倒是比她年長得多的張潔，顯得比較清醒和剛強。這位已過了“不惑之年”的女作家，雖然也偶有激情來襲，但更多的是對女性本身力量的挖掘和探求。她的中篇小說《方舟》，可以看作是當代中國文學中女性的自我意識體現(xiàn)得最強烈、突出的代表作品。作者以飽蘸淚水的筆，寫下了三個不同職業(yè)和性格的離婚婦女的辛酸和悲哀，對于社會舊勢力加給婦女（特別是離婚獨身婦女）的不公正待遇，提出了憤怒的抗議。作品的題詞是這樣一句話：“你將格外地不幸，因為你是女人?！边@句話，提綱挈領、籠罩全篇。但作者并沒有停留在這消極的呻吟和悲嘆之中，而是通過形象本身，向廣大婦女展示了一條自我解放的道路。作者在作品的后半部發(fā)出了這樣的議論：“女人，這依舊懦弱的姐妹，要爭得婦女的解放，決不僅僅是政治地位和經(jīng)濟地位的解放，它要靠婦女的自強不息，靠對自身存在價值的自信和實現(xiàn)?！边@是針對婦女本身的弱點提出的奮斗方向。與此同時，張潔還塑造了另一類女性形象（如千嬌百媚的女翻譯錢秀瑛之流），對她們以媚態(tài)取悅于男性的奴性進行了無情的嘲諷，表示了極大的鄙視?！斗街邸愤@部中篇小說可以說高度集中地反映了當代婦女的命運，也是當代文學中第一次最鮮明地提出了婦女必須通過自強奮斗爭得自身解放這一思想的作品。筆者認為，把《方舟》列為當代女性文學的開山力作，一點不為過?？上驳氖?，社會畢竟前進了，發(fā)生在老一輩婦女身上的悲劇，到了年輕一代，已較少重演的可能了。如果說，在以張潔為代表的中年一代婦女的心上，還較多舊傳統(tǒng)的陰影，那么，在今天二三十歲的青年身上，已較少這種舊的因襲。一方面，她們較少老一輩婦女逆來順受的“美德”，而更多地具有反抗性和獨立性，另一方面，她們也有足夠強大的精神力量來抵御舊的習慣勢力。張潔理想中的新的境界和新的生活，已開始在年輕的女作家筆下相繼出現(xiàn)，如王安憶的《金燦燦的落葉》、陸星兒的《啊！青鳥》等。其中，以張辛欣的中篇小說《在同一地平線上》最典型，也最富于現(xiàn)代色彩，它描寫的是一對青年夫婦因為各自要求在事業(yè)上有所發(fā)展而離異的故事。反映家庭與事業(yè)的矛盾，這在當代女作家筆下也屢見不鮮，但像張辛欣這樣的處理方法似乎還絕無僅有。小說中的女主人公不僅不安于當助手、做后勤，為了事業(yè)，她甚至不惜與不支持自己的丈夫離異（盡管對他仍深深愛戀）。這一形象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她已完全是一個現(xiàn)代社會的女性，一個具有很強的獨立性和進取精神、然而又多少被現(xiàn)代社會的生活異化了的、帶有一定男性特征的女性。盡管這一形象由于在某些方面違背女子的天性，顯得不合情理，未必會征服多少讀者（特別是男讀者），但她所顯示的那種前代女性少有的戰(zhàn)勝自己、沖向社會的勇氣和力量（前代女性只有在爭取愛情和保護兒女時才有極大的勇氣），對于熱心社會工作，有志于大眾事業(yè)的青年女性，具有一定的鼓舞和激勵作用。

由此看來，新時期女性文學表現(xiàn)出來的女性自覺意識程度并不一致，作者的認識水平和作品格調也不很平衡，從總的發(fā)展狀況看，還不很令人樂觀。盡管如此，新時期女性文學仍然不愧是當代中國婦女的一面光輝的旗幟。我們可以注意到，新時期的許多女作家都曾大膽地觸及某些神圣的禁區(qū)，進行過多方面的探索，這些曾引起過部分讀者的非議甚至攻擊（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女讀者）。但是，這些女作家并無退縮之意，正像舒婷在她的詩作《獻給我的同代人》中所寫的那樣：

為開拓心靈的處女地

走入禁區(qū)，也許——

就在那里犧牲

留下歪歪斜斜的腳印

給后來者

簽署通行證

作為婦女中先知先覺者的女作家們，為今天婦女的進一步解放，不僅付出了辛勤勞動的心血與汗水，而且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包括對女性最為珍視的名譽的犧牲，這種勇氣和犧牲精神，往往只有開拓者才具有。

二

新時期女性文學的興起，除了社會條件之外，還有文學本身發(fā)展的因素。

從世界范圍來看，女作家的創(chuàng)作歷史并不很短，如果從古希臘的女詩人薩福算起，也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但因為古代女作家及其作品數(shù)量太少，一直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只是到了現(xiàn)代，隨著婦女地位的日益提高，女作家在文學中的影響越來越大，才逐漸引起人們的注目和研究。第一個總結出女作家創(chuàng)作特點的是英國現(xiàn)代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她在著名的演說《自己的一間屋》中指出，婦女的特殊生活條件決定了她在觀察世界和分析性格方面的特點以及這種特點決定了她在創(chuàng)作中最適合采用的體裁。此后，歐美各國對于女性文學的批評和研究風行一時，而各國的女性文學也在評論界的促進下日益走向成熟。

我國女性文學的形成，如果追根溯源，當推到“五四”時期。當時，由于新思潮的影響，一批勇敢無畏的女青年首先沖出封建家庭，爭取受教育的權利，其中不少人后來執(zhí)筆為文，為中國女性文學寫下了光輝的第一頁。其中有冰心、廬隱、丁玲、馮沅君、蕭紅、馮鏗、李伯釗、陳學昭、鳳子、草明等等，她們都曾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留下過自己的足跡。但是，因為人數(shù)尚少，且女作家命運多蹇，不少人在與舊社會的抗爭中或早夭，或回到家庭。因此，“五四”時的女性文學的盛況也只是像流星一般轉瞬即逝。

建國以后，雖然女作家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數(shù)量，但由于“左”的干擾，較少能夠顯示女性的特點，其成就反不如“五四”時代。

新時期的到來，給文藝提供了繁榮的契機，正在走向成熟的中國當代文學，也結束了十年的停頓和非正常發(fā)展，按著本身發(fā)展的規(guī)律，開拓著自己前進的道路。這時候，文學界出現(xiàn)了一個奇特的現(xiàn)象：許多不同時令的花朵同時開放，老、中、青三代作家同堂，出現(xiàn)了作家與作品高度集中的局面。而新時期的女性文學也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迅速地積聚了自己的力量，擴大了自己的陣營，作為一支獨立的力量崛起于文藝新潮之中。

不過，應當指出的是，新時期的女性文學之所以逐漸為人們承認與首肯，并不僅僅在于女作家及其作品數(shù)量越來越多，主要原因是，隨著創(chuàng)作實踐的日益豐富，這些新崛起的女作家們已基本擺脫文學中男子傳統(tǒng)的束縛，在創(chuàng)作中日益顯示出獨特的女性風格。這種獨特風格并不與當代文學主流相違背，它恰恰與當代中國的文藝主潮息息相通，與民族文學的傳統(tǒng)血肉相連，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應當看到，在現(xiàn)代科技飛速發(fā)展的今天，文學正朝著兩極發(fā)展：一是在宏觀上反映更加廣闊的外部世界；二是在微觀上要把握更加細微的內部世界。由于男女在生活視野、心理素質與思維方式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區(qū)別，因此，對社會生活的宏觀把握和反映往往是男性作家的特長，而對人的內心世界的微觀把握和反映，則更加適合于女性作家。

新時期女性文學對內心的開拓，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表現(xiàn)人的內在感情變化的細微程度日益提高。女性較之于男性，本來在感受外界信息方面，更加敏銳而且細膩。往往是一縷輕風，一點細雨，都可能掀起她們內心的軒然大波。而且，她們常常能憑直覺感受到發(fā)生在其他人心靈深處隱隱顫動的神秘變化。這種心理特點常使女作家們醉心于表現(xiàn)人物（特別是女主人公）的內心情緒變化，而不是像男作家那樣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引起情緒變化的外部原因上。青年女作家王安憶就曾明確地表示，她所要極力表現(xiàn)和傳達的是主人公心里的“微微一顫，輕輕一動”，而不在乎她的睫毛是長是短，臉形是圓是尖。她的短篇小說《雨，沙沙沙》，就十分準確地捕捉和表現(xiàn)了女主人公雯雯在感情上產生的一種微妙變化和對愛情的朦朧追求。作者十分巧妙地把淅淅瀝瀝、迷迷蒙蒙、若有若無的細細雨絲和主人公內心飄忽不定、難以言傳的心理變化和諧地交織在一起，使無形的內心變化找到了某種外在的表現(xiàn)形式。

其次，女性文學對內心的開拓還表現(xiàn)為向更深的層次進軍。隨著社會生活的日益復雜多變，人的內心世界也日趨復雜，而人類在探索外部世界的同時，對自身的探索也日漸深入。到了當代，人們已不滿足于僅僅觸及心靈的表層，而是努力探究深層的奧秘，這在當代文學作品中已司空見慣。而女性文學的獨特貢獻在于對女性心理的深入剖析。因為女性在精神活動方面的特點是多被動、靜態(tài)的活動，較少能動、動態(tài)的活動，正如羅丹所說的：“婦女多半是靜靜地忍受痛苦?！?span >[2]因此，女性的心理活動往往潛藏在心靈深處，難以覺察。以往雖也有男作家描寫女性心理成功的例子（如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的心理活動），但畢竟不如女性作家描寫得那般細致、深入、真切。近幾年來這方面影響較大的作品像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心理描寫就很成功。它向讀者揭示了一位中年婦女的特殊的愛情生活，挖掘了她那在內心深層被壓抑了的激情和難以表達的痛苦。作品以其真誠和大膽坦露人物內心而震動了文學界，并波及社會，引起了一場大爭論。這場爭論，盡管至今未曾平息，但作品將以其對內心的新開拓而被載入當代文學史冊。

隨著筆觸的日益深入，新時期的女性文學也開始光顧無意識（潛意識）領域。戴厚英的《人啊，人！》，諶容的《人到中年》《玫瑰色的晚餐》，宗璞的《我是誰？》《蝸居》等都寫了人的夢境或幻覺，接觸到了人的潛意識領域。潛意識是人的精神的冰山埋藏在水下的部分，它是個人一生的精神積累和某種集團、社會意識的復合體。對于人類這一意識深層的科學研究目前尚待深入，而作家們的探究無疑是有益的。從近幾年小說創(chuàng)作情況看，被評論界認為運用過“意識流”手法的，女作家數(shù)量多于男作家。茹志鵑、諶容、宗璞、張潔、戴厚英、王安憶、張抗抗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作過這方面的嘗試。有的評論者把這種有益的嘗試看作是對西方“意識流”小說的簡單模仿，恐怕這結論下得過于武斷。女作家在這一領域的探索與成就，大約與女性較強的直覺能力和半封閉式的精神視野有關。難怪西方的意識流小說剛剛出現(xiàn)時，有人就把它與女性聯(lián)系起來，稱之為“女性現(xiàn)實主義”。這種聯(lián)系，恐怕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見，當代中國文學向內心的深入開拓，使女性文學得以揚長避短，內外契合，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生長條件。這是新時期女性文學初步繁榮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

近年來，根據(jù)有關部門調查，占人數(shù)比例不大的女作家，卻擁有人數(shù)眾多的讀者群（包括一大部分男性讀者），而且這些讀者往往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yǎng)和審美趣味。這一現(xiàn)象的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條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女作家的作品往往具有與男作家的作品不同的美學價值。

關于女性的心靈之美和女性文學之美，早已有人注意到了。李大釗就曾認為，“男子的氣質包含著專制的成分很多，全賴那半數(shù)的婦女的平和、優(yōu)美、慈愛的氣質相與調劑，才能保住人類氣質的自然均等”[3]。魯迅也曾在給許廣平的一封信里指出過女性文學的特點，他說：“我所謂‘女性’的文章，倒不專在‘唉，呀，喲……’之多，就是在抒情文，則多用好看字樣，多講風景，多懷家庭，見秋花而心傷，對明月而淚下之類?！?/p>

新時期的女性文學，可以說是充分地體現(xiàn)了女性的心靈之美和文學之美的。它一方面以豐富的情感、溫柔的筆調，打動人的心靈，另一方面又以其空靈、超脫的韻味和魅力，深深地吸引著廣大讀者，給當代文壇帶來了一股清新、優(yōu)美的氣息。

女性文學之美，在內容方面多表現(xiàn)為歌頌崇高的思想、美好的心靈和高尚的行為。因為女性的形象思維能力較之于男性更強，因此更富于想象力，她們常常超脫現(xiàn)實，生活在理想的精神王國之中。同時，女性的氣質又使她們對于美特別敏感。所以，有人說，女性的心靈就像一座熔爐，生活在這里得到了過濾和凈化，淘汰雜質，留下來的是美的結晶。這一類純凈的作品在女性文學中比比皆是。航鷹的短篇小說《明姑娘》，寫的是一位盲姑娘的故事，在寫作中，作者略去了殘廢者生理上的痛苦、缺陷和丑陋，通過想象和夸張，把內在美和外在美集于明姑娘一身，使之成為美的化身。即使是反映愛情生活的作品，女作家也極少有低級趣味的描寫。這不僅與民族傳統(tǒng)有關，而且與男女兩性間在愛情上的不同境界有關。英國現(xiàn)代美學家李斯托威爾曾對此有如下論述：“深陷在愛情之中的女人，非常美妙地把生理上的欲望與她所愛慕的男人那種熾熱的感情糅合在一起，從而達到了一種和諧。這種和諧，是那種具有更為粗野、更為狂暴的本性的男人很少能夠企及的?！?span >[4]這一論斷雖然難以為一般男子所接受，但已為現(xiàn)代生理學和心理學所證實。這兩種不同的愛情心理反映在文學中，就形成了重感官和重精神的兩種不同趣味和格調。一般說來，女性作家追求的是兩者的和諧統(tǒng)一或是更加偏重于精神。譬如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鼓吹的就是一種柏拉圖式的、超凡脫俗的精神戀愛。張抗抗《北極光》中女主人公芩芩理想中的愛情，也是建立在互相理解基礎上的，并不低俗。而陸星兒的描寫婚外愛情的《美的結構》，追求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精神相知、心靈相通的美好的關系和結構，而且女主人公的行為很高尚，在發(fā)現(xiàn)所愛者已有妻室時悄然離去。以上作品盡管遭到了部分讀者的非議，但因格調較高，較少世俗的銅臭和濁氣，因而獲得了更多讀者的贊賞。

女性文學之美，往往還表現(xiàn)在意境的優(yōu)美上。中國藝術歷來十分講究意境，但意境之高低、濃淡、深淺卻因人而異，若從審美角度看，按我國傳統(tǒng)美學分法，又有“陽剛”與“陰柔”之區(qū)分。女作家的作品一般來說更具“陰柔”之美。其審美特征正如清代著名散文家姚鼐所總結的那樣，“其得于陰與柔之美者，則其為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云、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5]這種陰柔之美，在西方一般被稱作“優(yōu)美”，但對于優(yōu)美的理解卻不盡相同。有的認為，優(yōu)美是在有生命的物體身上精力消耗的節(jié)?。挥械陌阉醋魇窃谟谕饨绲倪\動中感知到了某種輕巧；也有的把它歸之于人的感性方面與精神方面所取得的和諧，等等。如果仔細分析，這些看起來并不一致的理解卻與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點有某種內在的一致，嬌小、輕巧、柔弱、圓潤、溫和、和諧……諸如此類的特點，往往在女性身上體現(xiàn)得最為充分。

縱觀新時期女作家以及她們的作品，除了極少數(shù)表現(xiàn)出男性的氣質（如青年散文作者王英琦、話劇《秦王李世民》的作者顏海平）以外，絕大多數(shù)都或多或少地體現(xiàn)了陰柔的審美特征。那些“多講風景”、多寫“秋花”“明月”的小夜曲一般的作品，它們往往在女性作家的筆下顯得更加柔和溫雅，令人心醉神迷。

即使是那些出自女性手筆的鴻篇巨制，也與男作家的大不相同。譬如同是描寫新時期經(jīng)濟改革的重大題材的作品，張潔的《沉重的翅膀》與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等作品就顯示了由于性別不同帶來的明顯區(qū)別。蔣子龍的作品對人物多作粗淺條的大筆勾勒，顯得剛健、粗獷、氣勢宏大。而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在人物刻畫上則多細膩的心理描寫和內心感受的抒發(fā)。因此，在她的筆下，這部描寫廣闊社會生活的交響樂，卻始終回響著一支柔和優(yōu)美的心靈的主旋律，別具一番韻味。

此外，女作家的作品，又如魯迅指出的那樣，“多用好看字樣”，換句話說，也即指女性文學比較注意語言的美。我們知道，女作家在反映社會生活時，多喜歡擷取美的部分，在創(chuàng)作中，生活又經(jīng)過進一步的凈化，變得美而又純。因此，在反映美的生活時，女作家們必然要努力尋找比較能反映事物美的特征，同時又能喚起讀者美的聯(lián)想的字、詞、句。這一類例子真是不勝枚舉。而且，不同的作家還往往顯示出不同的語言色彩和風格，所謂“語言的美”也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老作家冰心曾經(jīng)對自己早年的創(chuàng)作作過如下的總結，她認為自己的作品在去國之前是文字多于情緒，而去國之后則情緒多于文字。因此，同是美的語言，因作者的生活感受的不同，側重點不同。生活積累較少、感受并不很豐富的年輕作家，往往多在語言文字本身下功夫，因此作品顯得氣象崢嶸、色彩絢麗；而閱歷豐富、文字功夫也漸入爐火純青程度的中、老年作家，語言文字大多比較平淡，注重內在的神韻和言外之“意”。

綜上所述，正是美的內容、美的意境、美的語言，構成了美的“女性文學”，而女性文學的獨特的美學價值，將引起越來越多的人的注意。

新時期的女性文學，已經(jīng)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當代女作家的人數(shù)與男作家相比，還是很不平衡的。而且，從反映的社會生活面來看，還比較狹窄，即使是描寫婦女生活的作品，也多局限在知識婦女的圈子里。這當然與整個民族的文化水準和婦女解放的程度有直接關系，是不必苛求于作者的。從發(fā)展的勢頭看，可以預見，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物質和精神文明水平的不斷提高，當代女性文學的陣營將越來越壯大，祖國的文藝星空必將出現(xiàn)女作家群星燦爛的美好景象。與此同時，我們也期待著有關女性文學的文藝批評的形成和發(fā)展。

1982年12月初稿

1983年1月二稿

注釋：

[1]見《當代文藝思潮》1982年第3期，張維安文。

[2]［德］海倫·娜稱蒂茲著《羅丹在談話和信札中》，轉引自《文藝論叢》第10期。

[3]李大釗《婦女解放與Democracy》。

[4]［英］李斯托威爾《近代美學史評述》（蔣孔陽譯）。

[5]姚鼐《復魯絜非書》。

原載《當代文藝思潮》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