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對象、范圍和意義

元代有兩個都城，一個是大都，一個是上都。從元世祖忽必烈中統(tǒng)年間開始，直到元順帝后期上都被紅巾軍燒毀為止，元代一直都實行“兩都巡幸制”。

兩都巡幸中，每年陰歷三四月間，皇帝都要帶領(lǐng)諸王、嬪妃、公主、駙馬和文武百官，到上都住半年，照常處理政事，叫作“清暑”，到九、十月間再回到大都。每年一次，從未中斷過。兩都巡幸的道路，據(jù)元人周伯琦說有四條路：“大抵兩都相望，不滿千里，往來者有四道焉：曰驛路，曰東路二，曰西路。東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sup>在從大都到上都的“四道”中，驛路是最重要的交通干線，元代一般人去上都大多是走這條路。而周伯琦所謂的黑谷東路，俗稱“輦路”，是一條禁路，為皇帝赴上都的專用道路，在兩都巡幸期間，只有皇族及其近侍和一些有特殊身份的官員才可以行走。元代皇帝每年巡幸上都，大多“東出西還”，即由東道輦路赴上都，然后從西道返回大都。

兩都巡幸是元代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同時也給當(dāng)時的文壇帶來了相當(dāng)大的影響。巡幸期間，皇帝在上都待半年左右，路途單程所用時間在20～25天，也就是說，皇帝的整個巡幸一般都需要六七個月，時間相當(dāng)長。而巡幸的隨同人員，除了后妃、太子和蒙古諸王，上至宰執(zhí)大臣，下至百司庶府，都要根據(jù)自己的官職，分官扈從。在各級官吏，尤其是文職官吏中，相當(dāng)一部分是詩文家。他們扈從皇帝北行，在親身經(jīng)歷巡幸的整個過程中，目睹了巡幸規(guī)模之宏大，儀式之隆重，上都及沿途的山川風(fēng)物之奇特迥異。所見所聞，使敏感的詩人們情思涌發(fā)，他們揮翰染墨，傾注自己獨特的感受，而這正是上京紀行詩的一個重要來源。

本書研究的上京紀行詩主要包括兩部分內(nèi)容：一是歌詠上都城及其周圍地區(qū)山川景物、社會生活的詩作；一是描述從大都到上都沿途地理景觀、風(fēng)土人情的詩作。

研究上京紀行詩的意義主要有：

(一)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元代上京紀行詩描寫內(nèi)容非常豐富，首先涉及兩都巡幸的各個方面，如行期、路程、隨行人員、巡幸儀式等，這些內(nèi)容可以豐富、補充史書中關(guān)于兩都巡幸的記載，真正起到“以詩證史”的作用。

補史之闕，以詩證史，這是上京紀行詩最重要的文獻價值。元代上京紀行詩中，保存了大量的史料，這些史料往往不見于史書，或者雖見于史書但記載較簡略，在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關(guān)于兩都巡幸的史料。元代兩都巡幸是中國歷史上富有時代和民族特征的重大社會活動，其歷時之長，規(guī)模之大，涉及人數(shù)之多，社會影響之廣，真可謂是空前絕后。這樣重大的社會活動，史書中有記載，但普遍記載不詳，如元文宗至順二年(1331)的兩都巡幸，《元史》卷三十五中這樣記載：“(五月)丙申，大駕幸上都?！?sup>記載得非常簡略。而黃溍的上京紀行詩，記載要翔實得多。至順二年，黃溍扈從大駕至上都，期間創(chuàng)作了一組組詩，命名為《上京道中雜詩》。該組詩用十二首詩歌記錄了他沿途路過劉蕡祠堂、居庸關(guān)、榆林、槍桿嶺、李老谷、赤城、龍門、獨石、檐子洼和李陵臺的情形，紀實性很強，可以裨補《元史》中記載的不足。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1352)的兩都巡幸，據(jù)《元史》卷四十二載：“是月(四月)，大駕時巡上都?！?sup>而上京紀行詩，對兩都巡幸的各個方面，都做了詳細的描寫，涉及兩都巡幸的行期、路程、巡幸儀式、隨行人員等。比較典型的是江西鄱陽人周伯琦的《扈從集》，用詩歌的形式把此次巡幸的整個過程完完整整、詳詳細細地描寫了出來。

其次，上京紀行詩中有大量詩篇描寫上都及沿途的山川風(fēng)物、習(xí)俗人情。兩都巡幸四條道路中的各個驛站和納缽，在上京紀行詩中基本上都有描寫。這些對研究我國古代北方民族的歷史、地理、文化、宗教、風(fēng)俗等，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龍門是從大都到上都路途中的一個重要驛站。關(guān)于龍門的地理環(huán)境，元代上京紀行詩中多有描寫，如胡助的《龍門行》：“龍門山險馬難越，龍門水深馬難涉。矧當(dāng)六月雷雨盛，洪流浩蕩漂車轍。我行不敢過其下，引睇雄奇心悸懾?！?sup>再如周伯琦的《龍門》：“踰險夢頻悸，循夷氣始愉。千巖奇互獻，萬壑勢爭趨。峭壁劍門壯，重梁星渚紆。凡鱗期變化，雷雨在斯須?！?sup>這兩首詩具體而真實地描繪了龍門的山險、水深、雷雨多、路難行。

北方草原民族有自己獨特的風(fēng)俗習(xí)慣。許多元人的上京紀行詩，對此都有描述，比較典型的是后期詩人楊允孚的詩集《灤京雜詠》，該詩集介紹了塞外灤京的獨特風(fēng)俗以及元廷避暑行幸的典故史實。通過該詩集，留存了元代時期灤京及其周圍地區(qū)的大量史料。

上京紀行詩還可以裨補我國的動植物學(xué)史。對上京及沿途動物、植物的描寫，是上京紀行詩的又一重要內(nèi)容，如楊允孚的《灤京雜詠》，用詩加注的方式，介紹了大量的北方物產(chǎn)，“紫菊花開香滿衣，地椒生處乳羊肥。氈房納石茶添火，有女褰裳拾糞歸。(按，下面為注)紫菊花，惟灤京有之，名公多見題品；地椒草，牛羊食之，其肉香肥。”“海紅不似花紅好，杏子何如巴欖良。更說高麗生菜美，總輸山后蘑菇香。(按，下面為注)海紅、花紅、巴欖仁，皆果名，高麗人以生菜裹飯食之。尖山產(chǎn)蘑菇?！?sup>其中許多動植物，只生長在北方草原地帶，極為珍貴?！敖鹛m花葉綠如黛；紫菊花大如盂，色深紫，嬌潤可愛，俱產(chǎn)上都。”還有一些動物，也是草原所特產(chǎn)的珍貴品種，如黃羊、白翎雀等，“北陲異品是黃羊”，自注曰：“黃羊，北方所產(chǎn)，御膳用?！?sup>黃羊肉味精美，特產(chǎn)于朔方山野中；“白翎雀生于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世皇因命伶人碩德閭制曲以名之?！?sup>

上京紀行詩中關(guān)于古代北方草原地帶所特有動植物的記載，可以充實、彌補動植物學(xué)的記載，在動植物學(xué)領(lǐng)域同樣具有重要的借鑒參考價值。

(二)在我國古代詩歌發(fā)展史上，上京紀行詩是元詩特有的現(xiàn)象，也是元詩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

在我國歷史上，兩都制并非元代所特有，但是在元代，兩都巡幸卻成為定制。元代兩都巡幸的時間是最長的，規(guī)模是最大的，所涉及人數(shù)也是最多的。在文壇上，突出特點是眾多的詩文作家扈從巡幸，流傳下來大量的上京紀行詩，成為元詩中特有的“景觀”。筆者對《元詩選》《元詩選癸集》《元詩選補遺》進行了文獻檢索，共檢索到上京紀行詩詩人50人，詩作489首，其中《元詩選》初集共20人384首詩；《元詩選》二集共7人42首詩；《元詩選》三集共7人20首詩；《元詩選癸集》共12人19首詩；《元詩選補遺》共4人24首詩。當(dāng)然，《元詩選》只是元詩的一個選本，并不是元詩的全部，也就是說，我們檢索出來的上京紀行詩，并非是全部，還有相當(dāng)數(shù)量的上京紀行詩存在，如楊允孚的《灤京雜詠》共有108首詩，而《元詩選》只選了100首；袁桷的《開平四集》共有228首詩，而《元詩選》只選了73首；柳貫的《上京紀行詩》有32首詩，而《元詩選》只選了12首，等等。但《元詩選》卻給出了一個上京紀行詩為人所知的基礎(chǔ)數(shù)字，即流傳下來的元代上京紀行詩至少有近500首，無論是詩人還是詩作，都有很大的增補余地。通過對部分詩人別集的梳理，以下詩人的詩作還有較大的增補余地，梳理結(jié)果列表如下：

通過對元人別集和《御選元詩》《皇元風(fēng)雅》《元風(fēng)雅》《草堂雅集》等元詩總集的檢索，筆者目前共檢索到有上京紀行詩作品的詩人75人，詩作1528首(詳見附錄二《元代上京紀行詩人及詩作表》)。

除數(shù)目多之外，元代上京紀行詩人的面也非常廣。在元朝寫作上京紀行詩的詩人中，除了漢人，還有數(shù)量相當(dāng)?shù)拿晒?、色目和南人。廼賢(葛邏祿氏)、薩都剌(西域答失蠻氏)、馬祖常(西域雍古族人)等知名色目作家的加盟，使上京紀行詩顯得豐富而多彩。另外，許多世代居住在南方的作家，他們的足跡第一次踏上山高峰峻的北方。北方山川之勝、風(fēng)土之異，使他們心中充滿了新奇和詫異，在他們的筆下，上京紀行之作多了幾分神秘和詭異。寫過上京紀行詩的，還有許多宗教人士，如馬臻、薛玄曦和張雨等。寫作群體的廣泛是元代上京紀行詩的特點，也使上京紀行詩別具風(fēng)味。

(三)具有較強的人文應(yīng)用前景

上京紀行詩主要描寫了上都及沿途的山川風(fēng)物、人情風(fēng)俗等，涉及現(xiàn)在的北京市、河北的張家口地區(qū)和內(nèi)蒙古的錫林郭勒盟地區(qū)，這些地區(qū)現(xiàn)在都在大力宣傳地方文化，宣傳自己的特色產(chǎn)品和歷史文化，同時也在積極發(fā)展旅游業(yè)。從這個角度來看，元代上京紀行詩的研究成果，既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又可以為當(dāng)?shù)氐牡胤浇?jīng)濟打造文化背景，具有很強的人文應(yīng)用前景。

二、上京紀行詩研究的歷史和現(xiàn)狀

參加兩都巡幸、寫作上京紀行詩是元代詩人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內(nèi)容。他們寫作上京紀行詩的本意，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立意要保存一代文獻史料。元代的兩都巡幸，歷時之長，規(guī)模之大，是其他朝代所無法比肩的。參與兩都巡幸，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所歷一切的一切，詩人都想把它們保存下來，“鄙近雖不足以上繼風(fēng)雅，然一代之典禮存焉。”“若睹夫巨麗，雖不能形容其萬一，而羈旅之思，鞍馬之勞，山川之勝，風(fēng)土之異，亦略見焉。”二是抒懷言情?！霸娧灾尽?，上京紀行詩同樣也有它“言志”的功能。來自四面八方的文人都加入到了寫作上京紀行詩的行列，他們抒發(fā)著自己不同的感受，發(fā)表著自己獨特的看法，“竊為詩一二，以賦物寫景，然抒吾懷之耿耿，而閔吾生之孑孑，情在其中矣。”“其關(guān)途覽歷之雄，宮籞物儀之盛，凡接之于前者，皆足以使人心洞神竦，而吾情之所觸，或亦肆口成詠，第而錄之，總?cè)?。噫，置窶家之子于通都萬貨之區(qū)，珍怪溢目，收攬一二而遺其千百，雖欲多取悉致，力何可得哉?！?sup>

元代文人也注意到了上京紀行詩的價值，他們從這兩個方面對上京紀行詩進行評價。對楊允孚的《灤京百詠》，元人郭鈺說：“茫茫天壤名長在，賴有灤京百詠詩。”充分肯定了它的文獻史料價值。揭傒斯對許有壬的上京紀行詩，曾這樣評價：“而扈從上京，凡志有所不得施，言有所不得行，憂愁感憤，一寓之于酬倡?！?sup>薛漢為朋友柳貫的《上京紀行詩》這樣做跋：“旦夕南還，墮影萬山，回視朝紳，浮沉異勢，寧不重為耿耿？”

明清時期，學(xué)者們雖然不大看好上京紀行詩，認為它的藝術(shù)價值不高，但卻眾口一詞地肯定了它的史料價值，“江山人物之形狀，殊產(chǎn)異俗之瑰怪，朝廷禮樂之偉麗，與凡奇節(jié)詭行之可警世厲俗者，尤喜以詠歌記之，使人誦之，雖不出井里，恍然不自知。其道齊魯、歷燕趙，以出于陰山之陰、蹛林之北，身履而目擊，真予所謂能言者乎”?！胺采酱ǖ缆分U夷，風(fēng)云氣候之變化，鑾輿早晚之次舍，車服儀衛(wèi)之嚴整，甲兵旗旄之雄壯，軍旅號令之宣布，祃師振武之儀容，破敵納降之威烈，隨其所見，輒記而錄之，且又時時作為歌詩，以述其所懷。雖音韻鄙陋，不足以擬諸古作，然因其言以即其事，亦足以見當(dāng)時儒臣遭遇之盛者矣?！?sup>“海內(nèi)分裂而灤京不守，遂為煨燼。數(shù)十年來，元之故老殆盡，無有能道其事者。獨予幸得親至灤河之上，竊從畸人遷客諮訪當(dāng)日之遺事，猶獲聞其一二。登高懷古，覽故宮之消歇，睇河山之悠邈，以追憶一代之興廢，因以著之篇什，固有不勝其感嘆者矣。因觀先生所著而征以予之所見，敢略述其概以冠諸篇端，然則后之君子欲求有元兩京之故實，與夫一代興亡盛衰之故尚，于先生之言有征乎?！?sup>明代楊士奇的《東里續(xù)集》卷十九《楊和吉詩集附蕭德輿故宮遺錄》里提到楊允孚的《灤京百詠》時，也說：“皆勝國遺事，可以資覽閱、備鑒戒?！?sup>《四庫全書》館臣在為陳孚的《陳剛中詩集》作提要時，提到他的上京紀行詩，也要讀者注意它的史料價值：“其上都紀行之作，與前二稿工力相敵，蓋摹繪土風(fēng)，最所留意矣。”同樣，在為《可閑老人集》作提要時，說：“《輦下曲》、《宮中詞》諸作，不獨詠古之工，且足備史乘所未載。”指出上京紀行詩可以裨補史書記載的不足。吳師道在《題黃晉卿應(yīng)奉上京紀行詩后》詩中，同樣強調(diào)了上京紀行詩的這種紀實性：“居庸北上一千里，供奉南歸十二詩。紀實全依太史法，懷親仍寫使臣悲?！?sup>

20世紀80年代以前，元詩研究不受重視。在中國詩歌史上，人們認為元詩不僅無法與唐詩相比肩，甚至不如宋詩和明清詩。在元代文學(xué)中，元曲的光環(huán)也掩蓋了元詩。在這種心理背景下，元詩研究一直很“蕭條”，基本上沒有元詩研究的專門著作。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臺灣才出現(xiàn)了包根弟的《元詩研究》。在這部元詩研究的專門著作中，第二章為《元詩之特色》，其中第四個特色為“多塞外景色及風(fēng)物之描寫”。書中寫道：“每當(dāng)元帝北巡上都之時，大批文人學(xué)士皆扈從而往，是以沿途的塞外風(fēng)光，上都的風(fēng)土人情，遂盡入吟詠。如袁桷《清容居士集》中開平一至四集之詩、黃溍《金華黃先生集》‘上京道中雜詩’、柳貫《柳待制文集》‘上京紀行詩’、胡助《純白齋類稿》‘上京紀行’、周伯琦《扈從詩》、楊允孚《灤京雜詠》皆屬于此類詩篇。此外，如柯九思、馬祖常、虞集、廼賢、張養(yǎng)浩、張昱、楊瑀、陳剛中等人皆有上京紀行之作。諸詩描寫塞外風(fēng)土景物，或自然真切，或氣勢雄偉，不但在詩壇上特立一格，更兼有文獻史料上的價值。”

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元詩研究逐漸引起學(xué)者們的關(guān)注，越來越多的學(xué)人開始改變對元詩的看法。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下，上京紀行詩作為元詩中一個重要的部分，也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關(guān)注。葉新民的《元上都研究》在《元人詠上都詩概述》中認為：“在元詩中，詠上都詩占有一定的比例。近年來，研究上都歷史的論著大量引用詠上都詩作，它的史料價值越來越受到重視。但如何全面評價元人詠上都詩作，這些詩作的概貌，它的史料價值和藝術(shù)價值等問題，還沒有專文進行討論。筆者認為，詠上都詩獨具特色，它不僅是研究上都歷史的珍貴資料，同時對研究我國古代北方民族的歷史、地理、政治、經(jīng)濟、文化、宗教、風(fēng)俗等，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sup>這部書還分前、后兩期，對重要的上京紀行詩人及其紀行詩進行了簡單的介紹。21世紀初，楊鐮先生出版了兩部和元詩研究有關(guān)的專著，一部是《元詩史》，一部是《元代文學(xué)編年史》。在《元詩史》中，楊先生把上京紀行詩作為元詩“同題集詠”的一個部分，認為它之所以在元代備受關(guān)注，是因為“它的不同于唐宋等朝的異族文化因素”，并進而指出：“在元代，前往上京觀禮、巡游，是‘北方士人’也是全國人士的一大興奮點，因為可以前往上京時，南北詩人對于大都以北的蒙古草原感到神秘陌生已經(jīng)有三四個世紀之久。從五代時期契丹興起，那就是中原人士的秘境絕域。元代開國，前往上京的古道就往返著一批又一批的官員，一幫又一幫的商隊，一群又一群的游客，人們興奮、疲倦、好奇，他們一次次、一輪輪，將感受寫在詩冊上。根據(jù)元詩文獻，當(dāng)年到上都觀禮，也是江南士人的心向往之的一件大事?！?sup>《元代文學(xué)編年史》則介紹、論述了一些有上京紀行詩集子的重要詩人及其上京紀行詩的集子，包括柳貫和他的《上京紀行詩》，胡助和他的《上京紀行詩》，黃溍和他的《上京道中雜詩》，廼賢和他的《上京紀行》，楊允孚和他的《灤京百詠》及許有壬的《上京十詠》等。楊先生從整個元詩發(fā)展的高度，對這些詩人及上京紀行詩作進行了評述，其中許多論點都屬首次，例如：“胡助《上京紀行詩》50首與黃溍《上京道中雜詩》12首是中期上京紀行的典范之作。當(dāng)時名流為胡助上京紀行之作題跋盡卷，使‘上京紀行詩’這一題目，重新成為翰苑文人的關(guān)注點。《純白齋類稿》(卷二十)有《上京紀行詩序》，這是上京紀行之作成熟定型、并對社會產(chǎn)生比較廣泛影響的標志。”21世紀初，出現(xiàn)了專門論述上京紀行詩的論文，《民族文學(xué)研究》2005年第2期發(fā)表了李軍老師的《論元代的上京紀行詩》，該文從上京紀行詩的產(chǎn)生、上京紀行詩的內(nèi)容及文獻價值、上京紀行詩的審美特征三個方面展開論述，充分肯定了上京紀行詩的獨特價值：“這些作品不僅因其可裨補史實而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而且在藝術(shù)上風(fēng)格鮮明，氣象雄渾，充分顯示出元詩特有的異質(zhì)因素，是元詩研究中一個尚待開發(fā)的領(lǐng)域?！?sup>

三、本書要解決的問題及研究重點

上京紀行詩是元詩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但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從文獻角度還是從文學(xué)角度，這方面的研究仍有許多領(lǐng)域尚待開發(fā)。本書擬在以下兩個方面爭取有所拓展：

一方面是對元代所有的上京紀行詩進行全面、細致地文獻檢索和整理。文獻檢索是研究的基礎(chǔ)，也是本書研究的起點，所以本書首先盡可能全面地收集元代的上京紀行詩，以及所有參加兩都巡幸并寫作過上京紀行詩的文人。然后對詩人和詩作進行分類整理，其中組詩和結(jié)集的上京紀行詩及詩人是研究的重點，如柳貫、袁桷、胡助、黃溍、廼賢、周伯琦、楊允孚等。通過文獻檢索，對元代上京紀行詩有個全面的了解和認識。

另一方面通過上京紀行詩的研究，掌握它在兩都文壇以及元代文壇的獨特地位，以期對元詩特質(zhì)有更全面的認識。上京紀行詩是元詩中一個非常獨特的部分，具有強烈的時代意義和民族特點。把握好了上京紀行詩，就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元詩的獨特性。所以本書重點是把上京紀行詩置于時代大背景中，從元詩的整個高度來研究，爭取做到既有具體的上京紀行詩研究，又能夠把握上京紀行詩在元詩中獨特的地位。

1. 《扈從集》前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14冊，第543頁。
2. 宋濂，《元史》，中華書局，1976年第1版，1997年7月第6次印刷，第3冊，第785頁。
3. 宋濂，《元史》，中華書局，1976年第1版，1997年7月第6次印刷，第3冊，第899頁。
4. 詳見第四章第三節(jié)。
5. “‘納缽’是‘捺缽’的轉(zhuǎn)譯?！嗬彙瞧醯ふZ的漢文音寫，意為‘行營’、‘行帳’，指皇帝出行時居住的帳幕，即所謂皇帝的牙帳?！币娪谑沸l(wèi)民的《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長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215頁。
6. 胡助，《龍門行》，《純白齋類稿》卷五，《叢書集成初編》本，第42頁。
7. 周伯琦，《龍門》，《扈從集》，《四庫全書》本，第1214冊，第543頁。
8. 楊允孚，《灤京雜詠》，《叢書集成初編》本，第3180冊，第8頁。
9. 楊允孚，《灤京雜詠》，《叢書集成初編》本，第3180冊，第9頁。
10. 伍良臣，《上京》詩注，《永樂大典》卷七七〇二，中華書局精裝本，第4冊，第3579頁。
11. 楊允孚，《灤京雜詠》，《叢書集成初編》本，第3180冊，第4頁。
12.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中華書局，1959年第1版，1980年3月第2次印刷，第248頁。
13. 主要是昌平縣和延慶縣。
14. 張昱《輦下曲》序，《張光弼詩集》卷三，《四部叢刊續(xù)編》本。
15. 《上京紀行詩序》，胡助，《純白齋類稿》卷二十，《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89頁。
16. 《題北還諸詩卷后》，柳貫，《柳待制文集》卷十八，《四部叢刊初編》本。
17. 《上京紀行詩序》，柳貫，《柳待制文集》卷十六，《四部叢刊初編》本。
18. 《哀楊和吉》，郭鈺，《靜思集》卷九，《四庫全書》本，第1219冊，第237頁。
19. 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丙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1版，2002年11月第3次印刷，第790頁。
20. 柳貫，《上京紀行詩》后附錄永嘉薛漢的跋。
21. 《灤京雜詠》羅大巳跋。
22. 《灤京百詠集序》，明·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四庫全書》本，第1240頁，第721頁。
23. 《灤京百詠集序》，明·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四庫全書》本，第1240頁，第722頁。
24. 楊士奇，《東里續(xù)集》卷十九，《四庫全書》本，第1238冊，第621頁。
25.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陳剛中詩集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6月第1版，1987年7月第4次印刷，第1434頁。
26.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可閑老人集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6月第1版，1987年7月第4次印刷，第1463頁。
27. 《題黃晉卿應(yīng)奉上京紀行詩后》，吳師道，《禮部集》卷七，《四庫全書》本，第1212冊，第68頁。
28. 包根弟，《元詩研究》，臺灣：幼獅文化事業(yè)公司，1978年版，第61頁。
29. 《元上都研究》，內(nèi)蒙古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頁。
30. 《元詩史》，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645頁。
31. 《元代文學(xué)編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頁。
32. 《論元代的上京紀行詩》，《民族文學(xué)研究》，2005年第2期，第9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