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英語經(jīng)典文學的生態(tài)解讀
評英國詩人約翰·克萊爾的動物詩歌
論安妮·布拉茲特里特的生態(tài)女性觀
解讀《好人難尋》中的暴力主題
回歸與重生——評《呼嘯山莊》與《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從《廢毀的農(nóng)舍》看華茲華斯的現(xiàn)代牧歌體
人類·自然·對話——《大草原之旅》的生態(tài)意識解讀
論簡·奧斯汀《曼斯菲爾德莊園》中范妮的地方依附
人的回鄉(xiāng)——《月亮谷》中的家園意識探析
評英國詩人約翰·克萊爾的動物詩歌
陳浩然
（首都師范大學英語教研部）摘 要：
英國浪漫主義時期的生態(tài)詩人約翰·克萊爾是生態(tài)運動的先驅(qū)者?？巳R爾的動物詩歌分為“鳥”和“蟲”兩種類別。運用獨特的感知力和微觀創(chuàng)作視角，克萊爾在“蟲類”的詩歌中從生態(tài)角度展示了獨特的意義；在描寫“鳥類”的詩歌中，克萊爾也展示出移情能力。本文旨在論證克萊爾在消解觀賞主體地位、記錄生態(tài)家園過程中做出的貢獻。
關(guān)鍵詞：克萊爾；動物詩歌；感知力；移情
1．克萊爾研究現(xiàn)狀
約翰·克萊爾（John Clare）是當代英國生態(tài)文學中最受關(guān)注的自然詩人之一，被人盛贊為“北安普敦郡的詩人”，同時他也是英國浪漫主義時期最多產(chǎn)的詩人，主要作品集中于四部詩集中。其中第一部《鄉(xiāng)村風景的描寫》（Poems Descriptive of Rural Life and Scenery）的巨大成功帶給這位農(nóng)民出身的詩人豐厚的經(jīng)濟來源。但是由于工業(yè)革命和圈地運動的侵襲，克萊爾隨后的三部創(chuàng)作反響不大，《鄉(xiāng)村吟游詩人》（The Village Minstrel）、《牧羊人日歷》（The Shepherd's Calendar）和《鄉(xiāng)村繆斯》（The Rural Muse）銷量遠遠沒有達到第一部的規(guī)模。
從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興起一直到20世紀中后期，對約翰·克萊爾的研究一直保持萎靡的態(tài)勢。直到20世紀，埃瑞克·羅賓遜（Eric Robinson）等學者才從地方圖書館、私人收藏和市鎮(zhèn)檔案中挖掘出大量作品手稿，并加以精心編輯。20世紀中后期開始，伴隨著日益惡化的生態(tài)危機和生存危機，生態(tài)批評逐漸成為被普遍采納的思維方式。書寫自然詩歌的克萊爾逐漸引起了希曼·科瓦西（Simon Kov?si）、詹姆斯·邁克西庫（James McKusick）、海倫·文德勒（Helen Vendler）以及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等批評家的重視。生態(tài)批評學家格雷格·加勒德（Garrard 2004：44）提出，“與華茲華斯相比，克萊爾更應(yīng)該被稱為自然詩人”的論斷。更值得提及的是，他的傳記作家喬納森·貝特（Bate 2000：164）在《大地之歌》中稱贊“克萊爾是英國有史以來勞動階層最偉大的詩人。他對于自然、鄉(xiāng)村童年以及疏遠的自我的寫作，沒有人可以超過。”
我國學者也逐漸關(guān)注克萊爾。章燕（2003：142）強調(diào)：“在20世紀的傳統(tǒng)浪漫主義詩評中受到冷落的，被認為是弱勢群體的詩人在目前的研究中都相應(yīng)地得到認可和重視。在第七版的《諾頓英國文學選讀》中，這些詩人被置于六大詩人中間，與六大詩人一道被確認為浪漫主義詩人，如蘭登、莫爾、克萊爾等?！睆垊Γ?012：132）將浪漫主義時期的生態(tài)批評與克萊爾結(jié)合起來，在《英國浪漫主義詩歌與生態(tài)批評》一文中指出：“在生態(tài)批評的關(guān)照下，以前并不被人們看好的克萊爾重新受到重視?！眳^(qū)鉷（2013：14）在《約翰·克萊爾詩歌中自然對理想的重建》一文中論證了克萊爾細致摹寫自然是為了重建“阿卡狄亞”的詩歌傳統(tǒng)?？v然如此，我們?nèi)云诖龑W界對克萊爾詩歌有更深刻的探討：傳統(tǒng)上評論家對克萊爾的論著多關(guān)注其作品的田園元素，但對動物詩歌的探討則缺乏系統(tǒng)的梳理和鉆研。
2．克萊爾動物詩歌研究現(xiàn)狀
動物是最能體現(xiàn)生態(tài)環(huán)境中生物生存狀態(tài)的對象。浪漫主義詩人對動物世界的偏愛體現(xiàn)在眾多不朽的動物詩歌中：華茲華斯的《寵物小羊》《老鷹和鴿子》《致蝴蝶》，雪萊的《致云雀》以及濟慈的《蟈蟈與蛐蛐》，讀者早已耳熟能詳。相比之下，克萊爾的動物詩歌卻亟待發(fā)掘。
克萊爾的動物詩歌得到了學者不同程度的關(guān)注。貝特（Bate 2003：57）非常熟悉克萊爾的生活經(jīng)歷，在《克萊爾傳》中指出：“他為平民的權(quán)利代言，也包括吉普賽人，甚至也擁護極為普通的存在，包括樹木、動物、鳥禽等?！贝骶S·珀金斯（David Perkins）從動物權(quán)利角度探討了克萊爾動物詩歌，他將克萊爾詩歌與英格蘭民間的“斗獸”現(xiàn)象聯(lián)系起來，指出克萊爾對待動物和村民之間的矛盾心情。然而珀金斯只分析了動物詩歌中的“獾”，未免稍顯片面。事實上，克萊爾的動物詩歌絕不局限于諸如《狐貍》和《刺猬》等獸類動物的描寫，鳥類和昆蟲也是克萊爾詩歌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具有重要的生態(tài)意義。
3．感知力與主體的消解
華裔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Tuan 1974：4）在著作《戀地情結(jié)》（Topophilia）中指出：“‘感知力’是對外界刺激物所做出的感官上的回應(yīng)，當其他現(xiàn)象或被消隱至陰影中，或被阻擋到感官外時，感知力就成為精確地記錄選定現(xiàn)象的有目的的活動?！笨巳R爾詩歌中的“外界刺激物”可以是自然界中的鳥和蟲。在觀察的過程中詩人憑借敏銳的感官能力，記錄了鳥類和昆蟲的活動細節(jié)。
艾瑞克·羅賓遜（Eric Robinson）在編纂克萊爾（Clare 1967：98）鳥獸詩歌時介紹道：“在鳥類和動物的詩歌中最能體現(xiàn)出克萊爾的敏感性。這一點都不意外，因為他在自己的詩歌與鳥類之間發(fā)現(xiàn)了極為相似的親切感?！蹦敲?，羅賓遜所指的親切感具體指代什么？詩人自己就給出了答案：在《灰沙燕》（“Sand Martin”）一詩中，克萊爾將其稱為“Hermit Haunter of the lonely glen”（Summerfield 1990：99），即經(jīng)常出沒于幽谷的隱士。這種比喻準確地體現(xiàn)出克萊爾眼中鳥的形象，即神秘自由地存在著。無獨有偶，在《田蟋蟀》這首詩中，克萊爾稱蟋蟀為“sweet little minstrel”（Summerfield 1990：116），即甜美且精致的吟游詩人。詩人在敬畏著大自然的同時，也傳達著自然之聲?？梢哉f，克萊爾的“鳥蟲”組詩不僅展示了詩人精密的感知力，還代表了詩人向往自由的情愫，以及對家園的記錄。
在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中，如果說鳥和蟲是詩人在歌頌自然中偏愛選取的主題的話，那么在克萊爾這里似乎并沒有什么獨特的風格：英國浪漫主義時期濟慈的夜鶯、華茲華斯的云雀以及柯爾律治的信天翁等都是抒發(fā)情感的媒介。我們也無法否認此種情況下鳥類與詩人的“親切感”。然而，克萊爾詩歌中鳥與蟲卻具有獨特之處。這類組詩展示出克萊爾獨一無二的感知力?！翱巳R爾厭惡采集標本的行當，更喜歡觀賞帶翅膀飛翔的鳥，甚至是蝴蝶。他對每種生物的棲息地、分布地域、生物行為以及遷徙規(guī)律都了如指掌。”（McKusick 1991：235）濟慈在《蟈蟈與蛐蛐》中記錄了夏日郊外的蟈蟈和冬夜爐邊的蟋蟀交替歌唱的情景，它們是天使一般的存在，卻空聞其聲，不見其身：“它休憩在某株愉悅的小草下”，或者“藏在涼爽的樹下”。然而，克萊爾在他的昆蟲系列詩歌中不僅包括了吟游詩人般的歌聲，也以細膩的感知力刻畫了昆蟲本身，撥開神秘面紗，結(jié)束了只聞其聲、不見其形的創(chuàng)作模式。
昆蟲的世界
陽光下水珠間昆蟲的世界蘇醒了
蟲兒們哼唱著自己全新的小歌謠，
攀爬上那些搖曳的綠草和花蕾上
花草如此宏偉如人觀察橡樹一般
爬滿燈芯草的地榆挺拔在草地上
在昆蟲的眼中就如城堡一般恢宏；
每片樹葉是一座城，草地是宏偉的世界
它們怎么也逾越不了這世界的邊界。
（Clare 1978：21）
這種逼真的呈現(xiàn)方式與克萊爾的創(chuàng)作習慣密不可分。貝特在傳記中形象地描述了克萊爾的創(chuàng)作習慣：“他（克萊爾）喜愛田野、花朵、空氣和太陽，為此而創(chuàng)作。在自然的懷抱中時，他比在任何地方都快樂……他不相信自己的記憶，因此他就在現(xiàn)場以帽為桌子，用鉛筆將這景致記錄下來?！保˙ate 2003：148）由此得知，克萊爾非常重視創(chuàng)作的即時性。扎根于現(xiàn)場的克萊爾靈活運用自己敏銳的感知能力，采取一種參與式的姿態(tài)融入自然萬物的交互之中，這種視角在昆蟲組詩中縮小到顯微鏡似的微觀世界。
在“即時性”創(chuàng)作中，克萊爾通過“顯微鏡式的視角”（microscopic perspective）展示昆蟲世界：“爬滿燈芯草的地榆挺拔在草地上／在昆蟲的眼中就如城堡一般恢宏；每片樹葉是一座城，草地是宏偉的世界／它們怎么也逾越不了這世界的邊界?！痹诰毜囊暯窍拢巳R爾記錄了普通人類所無法觀察到的奇妙的世界。昆蟲在清晨的陽光和露珠中蘇醒，本詩中克萊爾隱沒并消解了人類的觀察視角，讀者從一個通道觀看到了詩人所看到的世界。詩人不再是擁有話語權(quán)的至高無上的主體，而是鏈接讀者和自然世界的“時空隧道”。隱沒了個人情感的宣泄，詩中留存的是詩意的存在。渺小的昆蟲世界在克萊爾“顯微鏡”的視野中準確臨摹，并合理對比昆蟲的世界和人類的世界，將“每片樹葉是一座城”與布萊克的“從一粒沙子看到整個世界”遙相呼應(yīng)。與詩人在創(chuàng)作中構(gòu)思保護脆弱的昆蟲世界一樣，他的語言也保護了詩人所在的家園。具有家鄉(xiāng)海珀斯通風格的“燈芯草”“地榆”“橡樹”以及“陽光下露珠間蘇醒的昆蟲”等意象不僅將方言發(fā)揮得淋漓盡致，也保留了家園的畫面。
這種微觀視角屬于克萊爾感知自然世界的途徑，然而除了這種類似動物式的觀察視角，克萊爾的感知力也具有消解主體的特征。也就是說，這種特殊的感知力是在消解主體思考的基礎(chǔ)上確立起來的。通過細致入微的觀察，克萊爾能夠立即將所見記錄在詩中，在此過程中不摻雜絲毫人類思想中泛濫的情感，迅速消解了所見（seeing）和存在（being）之間可能存在的聯(lián)系。因此，在克萊爾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所見”迅速轉(zhuǎn)化為“存在”。在某種程度上，克萊爾在沒有想法（thought）干涉下，成功地關(guān)閉了感知能力和存在之間的縫隙，消彌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距離。因此，在主客體距離都消失的情況下，也就終結(jié)了人類中心主義可以營造的主客體對立格局。
克萊爾的動物詩歌保存在自然中，是整個和諧生態(tài)的縮影。通過運用獨特的觀察力，克萊爾將自己的詩人地位轉(zhuǎn)化為詳細記錄自然世界的載體和媒介，消除了主體觀看客體之間的框架，這也顯示出克萊爾詩歌中蘊含的生態(tài)觀。他的文字記錄的不是轉(zhuǎn)瞬即逝的奢侈，而是直觀地將人類容易忽視的另一種生態(tài)環(huán)境展現(xiàn)給讀者。這種對動物世界獨特的感知力以及“顯微鏡似的”觀察視角在克萊爾的作品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4．移情與消解主體
前文中所言的感受力具有消解主體的特性?？巳R爾在他的詩歌世界中營造出純粹的反主體性的現(xiàn)代詩學特征，也是對生態(tài)批評中對人類中心主義的一種修正。除了具有這種感受力特征，克萊爾的動物詩歌中也蘊含著移情效果?！耙魄椤痹醋韵ＥD語詞根“εμπα＇θεια”，即“empatheia”，意味著感覺的投注，它是與被感知人或者物的一種認同。感知者參與到感知對象的動作和行動中，從文學角度講，具有移情感覺的文章可以從讀者那里喚起一種參與感。亞布拉姆斯曾將鷹飛翔作為例子闡釋這種情感。
克萊爾就是享受這類移情，用以抵制現(xiàn)實生活中的殘酷。在克萊爾看來，觀鳥意味著自由和解脫。鳥類組詩為了自然而寫自然，為了感知而記錄感知。與其他浪漫主義詩人不同的是，克萊爾的鳥類組詩中并沒有刻畫詩人存在的痕跡。這也許會讓讀者誤以為他的詩歌僅僅是平鋪直白的流水賬。事實上，正如段義孚所言：“我們感知的事物大多對我們有價值，從生物界中的物種延存，到植根于文化間的精神滿足?！保═uan：4）他的鳥類組詩絕不是愚鈍的記錄，除了超常的感知力特點，克萊爾的鳥類詩歌也在文化和生物領(lǐng)域具有重要意義。
“鳥與詩人之間產(chǎn)生一種身份的共鳴。孤獨的詩人深感被世俗之人排斥，期待著能過著隱士一般的隔離生活?！保∕cKusick 2000：92）從少年開始，克萊爾就經(jīng)受著圈地運動對自己生活空間的蠶食。從最初在大自然中的隨意徜徉到最終被囚禁在瘋?cè)嗽褐?，克萊爾無時無刻不懷念著最初的田園時光?？梢哉f，圈地運動徹底終結(jié)了傳統(tǒng)意義上農(nóng)民在開放土地上自由放牧、自由割草以及閑游的權(quán)利。對于依賴在家鄉(xiāng)海珀斯頓綠草地上自由徜徉獲取靈感的克萊爾，圈地運動絕對是一場剝奪自由、侵犯權(quán)利的災(zāi)難。因此，當無法享受昔日的自由時，克萊爾從觀鳥中尋找到了同等的自由。
致云雀
1．
草地上隴田中云雀在歌唱
傳遍休耕的草地和幽谷間
還有潮濕的沼澤地、荊豆地和干燥的公園
它哼唱著小曲渴望春天再次來臨
2．
它消失在云朵中接著在陽光下閃現(xiàn)
一只翅膀金光閃閃而另一只湛藍
它坐在自己巢穴上，在月光下安謐地睡去
騎在用筆標注的卵上，上面落滿了露珠
3．
我愛桀驁的云雀，封冕的云雀
在飛過的每一寸飛過和歌頌過的地方
他在日出之前飛出卻在日落之后歸來
仿佛天空中一朵蝴蝶。
4．
他如天空中的斑點
看到母云雀在田地里奔跑
他如擲石一般飛快俯沖而下
瞬間就達到地面上
（Clare 1985：950）
在專著《約翰·克萊爾與地方詩歌》中分析鳥巢組詩時，米娜·高爾基指出“鳥巢的詩歌描寫的是與鳥類真實的碰面，但同時也代表著詩意的靈感”。（Gorji 2009：9）這種靈感就包括移情作用所帶來的興奮。在移情作用下，詩人的情感投射于鳥的飛翔和俯沖。他將感受到的鳥的自由和灑脫轉(zhuǎn)移到自己身上，將自己從現(xiàn)實的桎梏中解救出來。在這首《致云雀》中，克萊爾細致地描述了云雀的飛翔特點，除了在地面上與人類分享居住空間，還可以快速攀升到天空中在云中歌唱?！盎覊m大小的標記”形象生動，而“俯沖”這個動詞的選用體現(xiàn)出云雀無拘無束享受自由的特點?？v向坐標來講，從晴日的高空到碧綠的大地是云雀自由徜徉的空間；然而，從橫向坐標來看，我們卻見證了同樣憧憬自由的克萊爾被圈地運動局限在海珀斯頓，甚至是瘋?cè)嗽簝?nèi)。因此，觀鳥的過程就是借用鳥的自由飛翔來實現(xiàn)詩人自身的釋放。
“與圈地運動中樹木詩不同的是，這些鳥沒有觀眾侵擾，我們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順從的姿態(tài)，也沒有絲毫挑釁式的介入。慶祝替代反抗成為主旋律。慶祝的主體不僅僅是生長在自然中的鳥類，還是從社會退隱到自然的詩人本人?！保–lare 1987：165）克萊爾在詩中逃離體制內(nèi)的責任和殘酷的現(xiàn)實。這種想象中的釋放無疑讓讀者想到克萊爾找到一個主體、視角以及形式，這讓他放棄憂慮，完美地逃脫出來。同樣需要肯定的是，克萊爾仰慕?jīng)]有地位之分的鳥。在記錄自然界中的鳥時，克萊爾沒有區(qū)分占據(jù)中心地位的鳥和“臣屬”的鳥。在他看來，鳥類都是平等的。“它們（鳥）擁有在自然中巧妙繁殖的能力，但是與克萊爾蔑視的人類不同，鳥類的需求如此簡單：它們對領(lǐng)地的需求通常不會剝奪其他生物的空間。此外，鳥類是民主的生物：在這個群體之間不存在貴族、農(nóng)民等級之分。”（Clare 1987：174）作為“農(nóng)民詩人”的克萊爾生活并不風光，因為圈地運動的迫害，克萊爾在經(jīng)濟地位上仍舊受農(nóng)場主以及出版商的壓榨。與鳥類世界相比，克萊爾清楚自己在人類社會中受壓榨的地位。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從農(nóng)民詩人的階級地位準確地指出了克萊爾面對的難題：“不管是當詩人還是農(nóng)民，兩種生活方式都不安穩(wěn)可靠。這不僅僅是他自己的生活，而是整個歷史問題。無論得到資助商什么樣的幫助，詩人都處在文學市場中；他的生計以及作品出版都決定于版本的銷售量。同時，農(nóng)民也沒有真正的營生，他們依靠的那一小片自由田不再存在?！保–lare 2013：6）
如前文所述，從生物領(lǐng)域來講，鳥類組詩也具有生態(tài)意義?？巳R爾雖創(chuàng)作的是種類繁多的鳥，但實則是盡最大范圍記錄自然?？巳R爾詩歌中的鳥不是某一種類的特寫，而是對自然界中詩人所能觀賞到的所有鳥類的記錄。據(jù)統(tǒng)計，在杰弗里·薩莫菲爾德編撰的克萊爾詩集中，有將近14首都是圍繞鳥以及鳥巢主題的詩歌，其中包括《灰沙燕》（Sand Martin）、《歐夜鷹》（Fern Owl）、《歪脖》（Wryneck）、《籬雀》（Hedge sparrow）以及《斑尾林鴿》（Woodpigeon）等諸多種類。批評家克萊爾帶有調(diào)侃的口氣稱：“一位詩人遇到不同的鳥，這次是知更鳥，然后是秧雞，下次又是獵鳥。喜愛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以及華萊士·斯蒂文斯，并被其所擅長的感知理論中的自由元素觸動的讀者們一定會喜歡這些描述鳥類多樣性的詩歌。這不是‘十三種看烏鴉的方式’，而是用多種方法去看紛繁復(fù)雜的鳥?！保–lare 1987：186）事實正是如此，克萊爾沒有專注于描寫某種特點的鳥類，而是最大可能地在詩中記錄家鄉(xiāng)的鳥類。
希尼在《地方的意義》這篇文章文中指出：“可以用兩類既相輔相成又互相排斥的方法獲知地方的概念，其一屬于活著的、沒文化且無意識的人；另一類是博學的、有文化底蘊且有意識的人?！保℉eaney 2014：131）貝特認為“第一類人群與自然的關(guān)系可以用‘懂得’（Knowing）來形容，可以用‘記錄’（Recording）來定義第二類人；‘命名’（Naming）在‘懂得’和‘記錄’之間斡旋，消解二者產(chǎn)生的矛盾?！保˙ate 1991：88）從這個角度看，克萊爾不僅“懂得”家園的一草一木，一鳥一獸，而且能夠用最準確且地道的文字將鳥類的名字以及習性“記錄”下來，并敢在詩歌中利用海珀斯頓方言為描述對象命名，這正體現(xiàn)了克萊爾為家園的完整性所做出的努力。
克萊爾從“感受力”和“移覺”角度消解了主體性的優(yōu)勢地位，嘗試賦予觀賞者與被觀賞者平等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因為克萊爾獨特的感受力和移覺效應(yīng)，才使他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更加堅決：首先，克萊爾的“感受力”消解了主體，從生態(tài)角度就是消除了主客體之間的界限，因此是反人類中心主義的基調(diào)；同理，“移覺”的情感行為本身就是消解作為人類的自我，像鳥一樣飛翔，像魚一樣潛游，像昆蟲一樣暢游微觀視野中的歡樂谷。
5．結(jié) 語
在鳥與蟲的詩歌中，在避免人類思想的干擾下，克萊爾利用純粹的感知力去描述自然世界中人類話語權(quán)所忽視的動物世界，使人類在近乎動物的陌生化視角下觀察和審視這個世界，給人類的認知帶來全新的感受。但克萊爾并不沉溺于直白的敘述，在詩歌流于平淡的緊要關(guān)頭，他又可以自如地穿梭于觀察、批判以及歌頌自然的多個側(cè)面進行創(chuàng)作。
克萊爾對動物的關(guān)照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正如麥庫西克所言：“一位真正的生態(tài)作家必須扎根于地方，并與大地和居民的變化步調(diào)一致?！保∕cKusick 1991：232）雖然克萊爾所營造的地方是狹義的家鄉(xiāng)海珀斯通，他書寫的詩歌卻是基于對廣義上家園的觀察和感知。他所關(guān)注的“居民”不僅僅包括流離失所的佃農(nóng)，更包括人類中心主義籠罩下被忽視、獵殺和摒棄的生物們。詩歌中這些“特殊的居民”擁有同人類一樣的權(quán)利和地位?？巳R爾對詩人主體地位的消解正是為了實現(xiàn)在自然整體觀下給予生物物種的平等關(guān)照，這種關(guān)照是民主的宣言，不存在剝削和壓榨。讀者不僅應(yīng)該從詩歌中的人與動物之間的沖突中覺醒，而且更應(yīng)該喚醒自己尊重個體生命、保護綠色家園的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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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安妮·布拉茲特里特的生態(tài)女性觀
胡雪苗
（貴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摘 要：
安妮·布拉茲特里特是美國第一位著名的女詩人，其詩歌常表現(xiàn)出生態(tài)女性意識。安妮以敏銳的眼光窺視到女性與自然緊密相連的關(guān)系，并揭示了被壓迫的女性和受破壞的自然的共同命運問題，體現(xiàn)了作者的生態(tài)女性觀，反映了她對女性與自然的雙重關(guān)注。本文通過對其代表作《悼愛孫——伊麗莎白·布拉茲特里特》《沉思》《序言》等進行分析，旨在說明詩人的自然觀、女性觀及其作品中生態(tài)女性觀的表現(xiàn)形式。聚焦詩歌文本重新考察北美殖民地時期的女性與自然，窺見女詩人渴望解放女性、拯救自然的訴求，建造一個男女平等、人類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關(guān)鍵詞：安妮·布拉茲特里特；生態(tài)女性觀；女性；自然；共同命運
1．引 言
生態(tài)女性觀建立于生態(tài)批評的基礎(chǔ)上，其基本思想是，對女性的統(tǒng)治和對自然的統(tǒng)治有歷史的、體驗的、象征的、理論的重要聯(lián)系。生態(tài)女性主義者堅信，這種統(tǒng)治的邏輯既被用來為人類的性別、人種、族群或階級統(tǒng)治辯護，又被用來為統(tǒng)治自然辯護。而這些觀點恰恰在安妮·布拉茲特里特的諸多作品中都得到了極力表現(xiàn)。女性與自然歷來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弗朗索瓦斯·德奧博納曾指出：“婦女已經(jīng)被男性統(tǒng)治的社會降至少數(shù)民族的地位，盡管她們在人數(shù)，特別是在生育中的重要角色應(yīng)該使她們有著重要的發(fā)言權(quán)，但她們長期以來得不到控制自己生育功能的權(quán)力。同樣，地球遭受了與婦女同樣的待遇，受男性統(tǒng)治的城市化技術(shù)已經(jīng)削減了地球的繁殖力，而同樣也受男性統(tǒng)治的人類正在不斷增加人口?！保ㄚw一凡2006：475）面對如此處境，德奧博納則在其作品中大聲疾呼：“人類將最終被視為人，而不是首先是男人或女人。一個更接近于女性的地球?qū)⒆兊脤τ谒腥硕几佑粲羰[蔥。”（同上）
在17世紀北美濃重的清教主義宗教與社會文化背景下，早期新英格蘭清教徒篤信上帝，嚴格遵照宗教原則。安妮·布拉茲特里特也不例外，堅定地信仰上帝和《圣經(jīng)》。她生前雖只發(fā)表過一部詩集，卻因其倡導男女平等而聞名于世。殖民地時期的女性與自然面臨男性與人類的壓迫，一直處于被動狀態(tài)。因此安妮渴望拯救女性的同時也拯救自然。其作品《致親愛的丈夫》《序言》等透露出詩人的女性意識，《沉思》《悼愛孫——伊麗莎白·布拉茲特里特》等詩歌中同樣揭示了詩人的生態(tài)意識。本文擬從生態(tài)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視角出發(fā)解讀安妮的詩歌，探索詩人的自然觀、女性觀，以及作品中女性的命運與自然復(fù)雜而緊密的聯(lián)系，從而解讀詩人的生態(tài)女性觀。
2．安妮·布拉茲特里特的自然觀
2.1 熱愛自然
安妮·布拉茲特里特對大自然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在她的眼中，自然是具有生命力的，自然中的花草樹木、日月星辰、河流山川等都是生機盎然的精靈。這一自然觀來源于詩人對上帝和《圣經(jīng)》堅定的信仰。作為西方文學主要源頭的《圣經(jīng)》也包含不少生態(tài)思想。生態(tài)神學家莫爾特曼認為《圣經(jīng)》最主要的生態(tài)思想是“上帝存在于世界之中和世界存在于上帝之中”（王諾2011：136）。自然與上帝相依相存，安妮對自然的熱愛如同她對上帝的信仰一樣堅定而熱忱。《圣經(jīng)》中的自然是充滿活力的伊甸園，正如詩人詩歌中描述的美好樂園。在《沉思》一詩中，詩人對自然和太陽贊不絕口。詩人寫道，“More heaven than earth was here，no winter and no night”（Murphy 1979：102）。這里，自然是天堂般的樂園，陽光普照，沒有嚴寒的冬日，也沒有漆黑的夜晚。一草一木，一花一果，生機勃勃，五彩斑斕。蟈蟈、蛐蛐在草地上歡快地歌唱，魚兒穿梭于河流之中，鳥兒無憂無慮地翱翔于天空，整個自然充滿生機與活力。在詩人的眼里，大自然的萬物與太陽的光芒一樣美妙，詩人借助詩歌這一媒介，表達其對自然的喜愛之情。
2.2 呼吁保護自然
安妮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反對各種形式的統(tǒng)治和壓迫，呼吁按照生態(tài)學原則重新建立人類社會，從而使大自然免受人類剝削，建造一個自然與人類平等的和諧社會。這一自然觀也恰恰印證了詩人對《圣經(jīng)》的信仰，《圣經(jīng)》中同樣包含了保護瀕臨滅絕物種的思想（王諾2011：134）。洪水來臨前，“潔凈的畜類和不潔凈的畜類，飛鳥并地上一切的昆蟲，都是一對一對的，有公有母，到諾亞那里進入方舟”（創(chuàng)：七9）。由此可看出，《圣經(jīng)》中透露的生態(tài)女性意識，強調(diào)人類與自然，男性與女性的共同存在，也正是詩人呼吁保護自然的原因。安妮視一切生物都是同等重要的，人并不優(yōu)于動物或自然界其他生物，也并不比山川、大海等更有價值。在其詩歌《悼愛孫——伊麗莎白·布拉茲特里特》中，字里行間都表達了詩人保護自然的深切渴望。
《悼愛孫——伊麗莎白·布拉茲特里特》一詩，一方面講述了愛孫去世后，詩人悲喜交加的心情：悲傷于愛孫的永遠離去，歡喜于她相信是上帝將他帶去了天堂。另一方面詩中透露出詩人的生態(tài)意識。詩人意識到，人類正在一步步地摧毀自然。人類在侵略自然時，一方面滿足了自己，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導致了自然界的惡性循環(huán)。自然默默地承受著壓迫，經(jīng)受著災(zāi)難。在詩歌的第一節(jié)，詩人描述道，“Farewell fair flower that for a space was lent”（Murphy 1979：112），上帝將愛孫帶去了永恒之地，表達了詩人對一個年輕生命的離去的惋惜。同樣也暗指，含苞待放的鮮花被人類隨意地采去，揭示了詩人對生態(tài)的關(guān)注，對被傷害的花朵的疼惜。也許，采摘花朵只是人類的無心之舉，卻殊不知已對自然造成了偌大的傷害。第二詩節(jié)中，詩人寫道，“By nature trees do rot when they are grown”（Murphy 1979：113），樹木在衰老后理應(yīng)會腐爛；“And plums and apples thoroughly ripe do fall”（Murphy 1979：113），果實在熟透后理應(yīng)掉落，揭示了世間萬物的自然生長規(guī)律。同樣，“And corn and grass are in the season mown”（Murphy 1979：113），在合適的季節(jié)應(yīng)該收割稻谷。然而，人類破壞了這一萬物所遵循的自然規(guī)律?！皃lants new set to be eradicate，and buds new blown to have a so short a date”（Murphy 1979：113），初長的樹木被砍伐，新鮮的嫩芽被拔去，所有欣欣向榮的生命都轉(zhuǎn)瞬即逝?！癆nd time brings down what is both strong and tall”（Murphy 1979：113），正值繁茂時期的生命瞬間被摧毀，失去生命力。一切的源頭都歸結(jié)于人類無情的傷害。
自然界中，繁茂的花草樹木、新鮮的果實，一切生物都理應(yīng)按照自然的生命規(guī)律發(fā)展。一切都在不斷的新陳代謝中，樹木枯萎了又會有新的枝芽，果熟落地后還會長出新的果實。然而，在它們正枝繁葉茂、生機勃勃時，人類卻自私殘酷地結(jié)束了它們的生命。人類侵占整片森林，砍伐樹木，作為己用。出于喜愛或其他目的，人類隨意采摘花朵。新生的植物被連根拔去，人類只顧自己之利，卻忽視了對自然造成的極大破壞。然而人類依賴于自然，自然對于人類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人類沒有自然無法生存，但自然沒有人類卻可以生存。自然不是為人存在的，不是為了向人類生活提供支持而存在的，不是為了人類的歡娛而存在的（Bishop Jr.1994：228）。人類理應(yīng)尊重自然，不能肆無忌憚的剝削。構(gòu)造和諧社會的關(guān)鍵則是抑制人類的欲望。詩人在這一詩中極力表達渴望保護自然與建立和諧平等社會的訴求。
3．安妮·布拉茲特里特的女性觀
安妮倡導男女平等，敢于挑戰(zhàn)社會對女性的偏見，尋找自己的話語權(quán)，她絕不甘為男性的附庸品。但這并不意味著她要將女性與男性對立起來，她的主旨是協(xié)調(diào)男女間的平等關(guān)系，為女性爭取社會的尊重與平等對待，消除二元對立，在兩性關(guān)系中尋找一個平衡的支點。
在殖民主義時期的新英格蘭，男性作為社會的統(tǒng)治群體，掌控著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權(quán)利，女性的地位普遍較低，著名的薩勒姆審巫案便是女性處于社會邊緣且受傳統(tǒng)習俗和男權(quán)勢力壓制的明證，17世紀后期的馬薩諸塞清教主義文化甚至把女性看作撒旦在塵世的同謀（Peter 1989：53）。法律規(guī)定了女性在家庭中必須服從丈夫，而且丈夫?qū)φ麄€家庭有絕對的控制權(quán)。在清教徒的眼里，丈夫和父親在家庭里就是上帝的代表，他們的話語就是上帝的道，是不容置疑的。女性被排斥在外，沒有發(fā)言的權(quán)利，更沒有寫作權(quán)。不過在這樣一個充滿對女性的偏見與限制的背景下，安妮·布拉茲特里特堅持創(chuàng)作詩歌，借助詩歌這一媒介表達自我，反對偏見與歧視。在《序言》一詩中，安妮寫道，“I am obnoxious to each carping tongue who says my hand a needle better fits”（Murphy 1979：100）。世人認為女性的手適合縫紉而不是寫作，安妮對此表示反對：作為一名詩人，她認為家庭婦女并不是這一時代的女性的最終歸屬。雖然她的內(nèi)心有疑問和掙扎，對新英格蘭清教主義的清規(guī)戒律以及不可動搖的父權(quán)權(quán)威表示懷疑和不滿，但作為一名虔誠的清教徒她仍然遵守宗教原則，重視婚姻與家庭。在《致我親愛的丈夫》一詩中，詩人勇于表達對丈夫的愛。詩人毫不掩飾地謳歌道，“I prize thy love more than whole mines of gold，or all the riches that the east doth hold”（Murphy 1979：112）。詩人對丈夫的愛勝過金山、銀山以及所有東方人的財富，可看出其對丈夫無與倫比的深愛。在《一封給丈夫的信》一詩中，詩人表達道，在沒有丈夫的陪伴時，她感到特別沮喪；丈夫在身邊時，一切的生活都會變得美好。由此可見，安妮珍視婚姻，是一位賢妻良母。
不同于其他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安妮力爭在父權(quán)社會中為女性奪得尊重，并不是為女性爭取絕對的勝利，而是相對的公平。在《序言》第七詩節(jié)，詩人寫道：“Men have precedency and still excel，It is but vain unjustly to wage war；Men can do best，and women know it well．”（Murphy，1979：100）安妮認為男性始終是比女性優(yōu)先而超群的，他們的事業(yè)杰出，這一切女性深知，因此沒有必要挑起兩性之爭，應(yīng)當平和處理兩性關(guān)系。詩人呼吁道，“Preeminence in all and each is yours；Yet grant some small acknowledgement of yours”（Murphy，1979：100），所有的出色都可歸于男性，但應(yīng)給予女性一點點的承認。由此可看出，詩人在倡導男女平等的同時，對男性表達肯定，通過逐步消除二元對立的方法為女性爭取平等。
4．安妮·布拉茲特里特詩歌中的生態(tài)女性觀
安妮詩歌中折射出其生態(tài)女性觀，即自然和女性有著共同的悲劇命運，作為他者而存在。自然由上帝控制，女性被男性壓迫，他們都沒有左右自己命運的權(quán)利，而是被驅(qū)逐到他者的地位，共同淪為北美殖民時期父權(quán)制社會的犧牲品。
4.1 受人類控制的自然
在《悼愛孫——伊麗莎白·布拉茲特里特》一詩中，詩人借悼念正處風華正茂時早逝的愛孫而感嘆自然界生命的短暫。他們的生命都同樣的短暫，不同的是，他們死去的方式與最終結(jié)果不同。愛孫的生命雖然短促，但生老病死乃是自然的生長規(guī)律。幸運的是，“he was settled in an everlasting state”（Murphy，1979：113），他被上帝帶去了永恒的天堂。然而，自然界生靈的死去并不是因為自然生長規(guī)律，而是由于人類的肆意破壞。生命之所以戛然而止，是因為人類無休止的傷害。人類為了自身的利益成為破壞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罪魁禍首。詩歌最后，詩人寫道，“Is by his hand alone that guides nature and fate”（Murphy，1979：113），“His”不僅指代上帝，同樣暗指人類。詩人揭示出人類對自然的侵略，表明人類掌握著自然的命運，自然沒有掌握自己命運的權(quán)利。正如《圣經(jīng)》所說，上帝創(chuàng)造人類，令其成為統(tǒng)治全世界的萬物之主。因此人類理所當然地利用上帝的力量控制并剝削自然。人類是主人，自然則是奴隸。
4.2 被男性壓迫的女性
女性與自然的關(guān)系源遠流長，女性在生理、社會角色和心理上被認為與自然更加接近（趙一凡2006：481）。正如美國女作家蘇珊·格里芬所言：“我們（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創(chuàng)造的——我們就是大自然。我是觀察大自然的大自然。我們是具有自然觀念的大自然，是哭泣的大自然，講述大自然的大自然”（格里芬1988）。這一觀點印證了北美殖民時期女性與自然同樣悲劇的命運。《圣經(jīng)》將女性貶為從屬并劣于男性，哲人亞里士多德也宣稱“女人僅僅是工具”（Stiff 1993：5）。清教徒認為無論是思想或者身體，女性都比男性低等，而女性生子所遭遇的痛苦是彌補其天生的罪過。1630—1633年間，安妮沒能懷孕生子，但是她把此歸罪于自己，認為是因為她沒有討上帝的喜歡而受到的懲罰，卻并不是因為丈夫，可看出女性地位的卑微。女性與自然一樣，被視為統(tǒng)治的對象。女性在反抗男權(quán)文化統(tǒng)治的斗爭中，體會到了女性與自然在遭遇和地位上的相似之處。因此，在安妮的詩歌中，女性同自然一樣，在被征服利用的同時，又被視為地位低下、備受壓迫的他者?！缎蜓浴芬辉娭校材萦谩癿ean”“obscure”等詞匯描述出當時女性的寫作權(quán)，可以看出在這個時代，女性不僅因嬌小、柔弱、無力等自然特點，一直處于受忽視、受支配、被選擇的地位，同樣她們的文字與寫作也不被認可。因此無論女性如何努力，“A poet's pen all scorn I should thus wrong，for such despite they cast on female wits”（Murphy 1979：100），世人也會嘲笑一位女詩人的文筆與才智?！癐f what I do prove well，it won't advance．They'll say it's stole，or else it was by chance．”（Murphy 1979：100）即使作品優(yōu)秀，世人也會認為是剽竊或是偶然。對于女性而言，這依舊是一個充滿偏見、備受壓抑的黑暗年代。
5．結(jié) 論
本文探討了安妮·布拉茲特里特拯救自然的自然觀、解放女性的女性觀及受壓迫的女性和受破壞的自然的共同悲劇命運問題。安妮·布拉茲特里特是一位不斷追求男女平等、兩性和諧、物種平等的具有生態(tài)主義精神的女性主義者。她的詩歌，反映其熱愛自然并呼吁保護自然的情懷。她提倡男女平等，并以溫和的方式調(diào)和兩性之間的關(guān)系，達到平衡，為女性爭取尊重與平等的對待。女性與自然在父權(quán)制社會里，作為他者而存在，只有消除二元對立，女性與自然才可擺脫男性與人類這一枷鎖，得到解放。安妮通過詩歌，表達了其構(gòu)建男女平等兩性和諧，建立人類社會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關(guān)系的愿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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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好人難尋》中的暴力主題
李麗萍
（南京財經(jīng)大學外國語學院）摘 要：
弗蘭納里·奧康納是一個生長在宗教氣氛濃厚的美國南方的虔誠的天主教作家，一生關(guān)心人們的痛苦和宗教信仰。本文探討了暴力主題在其短篇小說《好人難尋》中的體現(xiàn)。奧康納認為，愛的缺乏導致了人們的隔閡、心靈的異化，人生從而變得令人無法忍受；暴力的產(chǎn)生不需要理由，它本身就是現(xiàn)實中的一部分，只有通過畸形人物以暴力解決，目的是以毒攻毒。
關(guān)鍵詞：好人難尋；暴力；畸形人物
1．作者介紹
美國南方女作家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1925年出生于佐治亞州。1945年她畢業(yè)于佐治亞州女子學院，之后獲得研究生獎學金，進入依阿華大學深造。39歲時死于癌癥。奧康納生在天主教氣氛濃厚的家庭，天主教深深地植根于她幼小的心靈，對其生活及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她患有家族遺傳病紅斑狼瘡。其父就死于紅斑狼瘡，這對于倍受父親寵愛的奧康納來說無疑是沉重打擊。自25歲起，她一直受疾病困擾，注定終生處于死亡陰影之下。因此，奧康納時刻會感受到疾病、犯罪、暴力對人性的拷問。而篤信天主教對于她是克服病痛折磨和死亡威脅的良方，也形成了她對暴力獨特的理解。在她看來，暴力是生命不可缺少的元素，就是通過其強有力的破壞進而獲得宗教救贖。而死亡不妨視為暴力的終結(jié)，從而通向宗教救贖。在其短暫的生命中，她創(chuàng)作了兩篇長篇小說和31篇短篇小說，1957年獲歐·亨利短篇小說獎。奧康納是一個短篇小說天才，她的小說有一股邪惡之氣，她在文學史上的成就非常高，最有名的小說是兩個短篇《好人難尋》和《善良的鄉(xiāng)下人》。因其作品常以突如其來的暴力與死亡結(jié)尾而倍受責難。人們普遍認為她冷漠無情，仇視人類。
弗蘭納里·奧康納的故事看似輕松、幽默，實則觸目驚心，發(fā)人深省。非常規(guī)的故事、血腥的暴力、陰郁的宗教、典型的南方場景，還有那一群性格怪僻、行為乖張的人們，賦予奧康納作品獨特的藝術(shù)魅力。奧康納總是集中探討當代人的精神危機并展現(xiàn)人性中最為復(fù)雜和迷亂的一面。但她的探討并非一邊講故事，一邊發(fā)議論，而是將客觀世界以極致的形式展現(xiàn)出來，以喚起讀者的警醒。作者的主觀痕跡在盡可能大的程度上被抹去，以留給讀者更多的空間。她采用哥特藝術(shù)手法，展現(xiàn)了一個自然而神秘的、可見又不可見的、平俗也奇異的世界，讓讀者自己去體會、思考、總結(jié)，發(fā)現(xiàn)其中的意義。
2．暴力主題分析
奧康納的代表作《好人難尋》被公認為是美國文學中的經(jīng)典名篇，講述了一個略帶喜劇色彩，但同時又充滿暴力血腥的故事。美國劇作家奧尼爾曾說：“悲劇使人變得崇高，悲劇使人更深刻地理解生活。”（王春元，錢中文1986：246）故事從一家老少六口駕車去旅行說起，不料途中遭遇三個在逃的歹徒，由喜劇突變成悲劇，全家人慘死路邊，無一幸免。
小說中，這南方普通平凡的一家子，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缺點：性格詭異的老太太，并不怎么孝順也不太有責任感的爸爸，天真得不符合實際年齡的媽媽，以及兩個過分早熟的孩子。他們生活不太和睦但勉強湊合。奧康納為他們設(shè)計了一個突變的意外——以“格格不入”為首的三個逃犯出現(xiàn)在車禍現(xiàn)場，瞬間把這一家人都推到了生死的邊緣，個性盡露。猶如把現(xiàn)代人的各種性格缺陷和矛盾放到強光燈之下，從而把生活在物欲橫流和講求理性的物質(zhì)社會里的西方人由于缺乏宗教信仰和正確的價值觀而出現(xiàn)的精神危機，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小說中，這關(guān)鍵意外的突變圍繞著老太太和“格格不入”的對話展開。老太太盲目重復(fù)虛偽的奉承，試圖說服“格格不入”改邪歸正，莫開殺戒。而與此同時，另外兩個逃犯正把她的家人一個接一個地拖到樹林里殺掉。眼見親人一個個被殺，她又下意識地試圖通過宗教的力量來感化“格格不入”，可是她從未對宗教做過真正深刻的思考，嘴里也只能說出諸如“要是你做禱告的話，耶穌會幫你”這樣空洞無力的廢話。
在小說結(jié)尾處，親人已全部被殺，獨自面對“格格不入”（此時他穿著從老太太被害的兒子身上扒下來的運動衫），老太太做出了一個異樣的舉動——她低聲說：“哎呀，你是我的兒呢，你是我的親兒！”她伸出手去摸他的肩頭?！案窀癫蝗搿毕袷潜簧咭Я怂频叵蚝笠卉S，當胸沖她開了三槍。然后他把槍放在地上，摘下眼鏡擦了擦?；蛟S，許多人會認為，老太太最后的那句話和撫摸的動作不過是她為了自救而使出的最后一招，卻適得其反，“格格不入”因為受不了她的肉麻而將其擊斃。在暴力的強烈沖擊下，她忽然看清了自己，也看清了自己對面的“格格不入”。她突然頓悟，以往膚淺的價值觀忽然被一種大愛代替，于是她伸出憐愛之手，猶如上帝向亞當伸出上帝之手，企圖安慰“格格不入”。對身穿自己兒子衣服的“格格不入”說出了整篇小說中她說過的唯一一句真誠的、深刻的、發(fā)自內(nèi)心的話：“你是我的兒呢，你是我的親兒！”而“格格不入”本能地開槍殺死了老太太，但是，這一時刻仍然撞擊了他的靈魂，并有可能改變他的一生。于是，以殺人為樂，報復(fù)生活和社會，宣稱“不干點兒壞事兒就沒樂趣”的他，最終意識到“人生根本沒有真正的樂趣”。可見，他嚴重扭曲的價值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糾正。經(jīng)過這次慘劇后，他已經(jīng)意識到惡行并不能帶來真正的樂趣，他的靈魂在一場暴力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洗禮。
小說中，“格格不入”殺死老太太以后對他的同伙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她可以變成個好人的，’‘格格不入’說，‘要是每分鐘都有人對她開槍的話?！边@句話更像是奧康納本人借“格格不入”之口說給讀者聽的。奧康納曾說過：“我小說的主題就是：上帝的恩惠出現(xiàn)在魔鬼操縱的領(lǐng)地?！保_婷2006：23）她相信，暴力是獲得救贖的途徑。而接受了救贖的老太太雖然結(jié)束了生命，但她在生命最后的時刻超越了自己，她死去時已經(jīng)不再是小說開始時那個自私、虛榮、膚淺、偽善、自以為是的人，她“像孩子一樣”，“面孔朝向無云的天空微笑著”死去了，她應(yīng)該能在天堂里享受快樂。
奧康納認為通過暴力可以改變一個人，例如在《好人難尋》中“格格不入”說：“如果她活著時候每分鐘都有人開槍打她，她倒很可能成為一個好女人的?！币庵^老奶奶有潛伏的優(yōu)良品質(zhì)，通過暴力可以把她改造過來成為好人。神學家德爾圖良（Tertullian 145-200）說：“人的罪惡出自靈魂的選擇”（趙敦華1994：109）。
奧康納同情淪落人，說她筆下那些最兇暴的人受盡生活的摧殘，只好默默地在這個世界上受苦，而世人卻把他們看成破壞性的或者“與眾不同”的人。奧康納根據(jù)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懂得“與眾不同”的含義。她本人用禮貌來掩飾自己的憤怒，她筆下的人物也同樣用禮貌來掩飾自己的憤怒。
《好人難尋》里最精彩的部分是讓這個老太太先去面臨恐懼，先去體味親人被殺的這種感受，用這個去懲罰她的饒舌，懲罰她的絮叨。一個人因為饒舌，因為討人嫌就該被殺掉？這個女人的心就是先天藏著的一份邪惡。她必定是非常厭惡這個老太婆，非常討厭這個饒舌的老太婆。但是真的她討人嫌她就得被人取掉生命嗎？這種對暴力的非凡想象力在奧康納其他小說里繼續(xù)得到鋪張，她的信條來源自艾略特論波德萊爾的那篇大作?！爸灰覀兪侨?，我們所做的不是好事就是壞事，兩者必居其一：只要我們做好事或做壞事，我們就是人；以悖理來說，做壞事比無所事事要好，我們至少存在著?？梢赃@么說，人值得驕傲的是他有拯救靈魂的能力?！保R宏偉2006：78）在這個信條的支持下，奧康納把她的暴力發(fā)揮到我們承受的最大限度，幾乎每篇小說都要死掉一個好人，而行惡的人性命得以茍存?！拔沂且粋€天生的天主教徒，而死亡一直是我想象的兄弟，一個故事不在死亡或其先兆中結(jié)束，我是不能理解的?！保R宏偉2006：80）暴力的傳統(tǒng)也是荒謬的歷史。在奧康納筆下暴力的產(chǎn)生不需要理由，它本身就是現(xiàn)實中的一部分，就好像加繆對你說，因為荒謬，所以你荒謬。雖然到最后你仍然不知道應(yīng)該怎么辦，但是這樣也并不妨礙我們的理解。
3．結(jié) 語
通過對《好人難尋》一文暴力主題的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奧康納觸及了人性最深層、最敏感的部分，暴力本身就是現(xiàn)實中的一部分。奧康納認為通過畸形人物以暴力解決，目的是以毒攻毒。她認為美國的南方人盲目樂觀、胸無大志、見解膚淺、缺乏信仰，這是她所最不能容忍的。奧康納用暴力是為喚醒人們的憐憫心（即逃犯弒殺六個無辜者）。她說：“暴力可以為善亦可造惡，據(jù)之者以天堂為界（即善惡的二元對立）?！保ㄖ芷?004：54）小說中逃犯采取的暴力的方法是希望能找到生活的真諦，結(jié)果恰恰相反，反而得出人生并無真快樂的結(jié)論。奧康納曾說過：“我小說的主題就是：上帝的恩惠出現(xiàn)在魔鬼操縱的領(lǐng)地?！彼嘈?，暴力是獲得救贖的途徑?！澳Ч硗ㄟ^打碎而創(chuàng)造”（布魯姆斯1989：106），而接受了救贖的老太太雖然結(jié)束了生命，但她在生命最后的時刻超越了自己，她死去時已經(jīng)不再是小說開始時那個自私、虛榮、膚淺、偽善、自以為是的人，她“像孩子一樣”，“面孔朝向無云的天空微笑著”死去了，她應(yīng)該能在天堂里享受快樂。
“具有天主教精神關(guān)懷的作家會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生活中的扭曲與自身的不一致性，作家的困難是如何讓這種扭曲在閱讀者面前呈現(xiàn)出來，而他們對這種生活早已心安理得……你只能對著半聾的家伙嚷嚷，讓半瞎的人看大又明亮的圖畫。”奧康納的這番話和整個時代格格不入，會讓人誤以為是20世紀那個禁欲主義者克爾凱郭爾的口吻。她在自覺地扮演著一個先知先覺的角色，用黑色幽默和暴力結(jié)合的文字來虛構(gòu)她的宗教寓言故事，因為她認為喚醒人們的宗教意識需要通過暴力去觸及人的靈魂，在暴力的非常狀態(tài)下靈魂才有可能獲得救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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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與重生——評《呼嘯山莊》與《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梁 琰
（西安外國語大學英語實驗基地）摘 要：
艾米莉·勃朗特與D．H．勞倫斯在其作品里以自然為參考物對人生存狀態(tài)進行了反思。在他們的作品中表達了人與自然的親密關(guān)系，指出人只有擁抱自然才可以獲得新的生命力，從而更好地生活。
關(guān)鍵詞：艾米莉；勞倫斯；《呼嘯山莊》；《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反思理性；親近自然
1．概 述
從生態(tài)文學角度對于文本的闡述本質(zhì)上來說是解構(gòu)的，同時生態(tài)文學也是與女性主義文學分不開的。艾米莉·勃朗特與D．H．勞倫斯都對理性占主體的思維模式進行了解構(gòu)。被理性壓抑的理性的人是冷漠的、殘忍的、孤僻的、異化的、痛苦的。作家們用不同的書寫方法來表達人的困境。對自然的書寫表達了在工具理性下壓抑的人尋找出路的探索。前者故事中的主人公凱瑟琳用死來面對理性對人的束縛的控訴。后者故事的主人公康妮用出軌來提供理性壓抑釋放的新途徑，女主人公因此而獲得了重生。
通過閱讀的《呼嘯山莊》與《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作者對理性傳統(tǒng)的反思，人只有釋放人的非理性人才能回歸大自然，人的內(nèi)心才能平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才能是和諧和親密的。非理性是人與機器的唯一區(qū)別。被理性完全控制的人是異化和物化的人，或者說是機器也不過分。馬克思·韋伯就這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解釋，提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這一對矛盾。他犀利地指出了現(xiàn)在社會價值理性的缺失和人們一味追求工具理性，追求效率和利益的最大化。工具理性的影響深入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婚姻的目的不再單純。
2．艾米莉的荒原精神
“荒原”（wilderness）與理性倡導的秩序相對立。艾米莉的荒原精神與理性主義精神相對立?！盎脑笔抢硇哉鞣膶ο?，“荒原”造就了人類。而掌握了科學技術(shù)的人類隨即拋棄了“荒原”?！盎脑辈徽撛跉v史和現(xiàn)在都是人類的“根”。人類如何對待“荒原”反映了人如何對待自己和他人?；脑窬褪轻尫湃说姆抢硇?。這與尼采的酒神精神一致。
艾米莉的自然主體的敘述者也是受壓抑的言說者。?？抡J為自然是受壓抑的言說者，這個在小說中不斷出現(xiàn)。書中有一段對自然擬人化的描寫：“只消看一看宅子盡頭的那幾株萎靡不振、傾斜得厲害的樅樹，那一排消瘦的都向一邊倒的荊棘（它們好像伸出手來，乞求陽光的布施），也許你就能捉摸出從山邊沿刮來的那一股北風的猛勁兒了。”（方平2011：5）“好一個孩子，現(xiàn)在，你是屬于我的啦！咱們倒要瞧瞧，這一株樹是不是也會長得彎彎曲曲，跟另一株樹一個模樣——假使它也在風口里，讓猛風來扭它的樹枝樹干！”（同上）這兩段話都是希斯克里夫說給小哈里頓的。它預(yù)示了小哈里頓的性格的扭曲，大自然中的樹就像人一樣遭受著壓力，像傾斜得厲害的樅樹一樣，人性變得扭曲了。
2.1 艾米莉與勞倫斯對自然的熱愛
他們都關(guān)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他們都認為人和大自然是無法分割的整體，離開了自然的人就變得孤僻、異化、可怕、冷漠、殘忍。通過閱讀《呼嘯山莊》與《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對大自然的熾熱的愛，他們都認為人和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本應(yīng)該是非常親密的，人只有在自然中才能是真正的自然的人。大自然就是人類的天堂，而人卻從天堂墮落到物質(zhì)欲望的地獄，無法自拔。艾米莉與勞倫斯都認為人只有回歸到大自然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誰，自己想要什么。迷失中的人們應(yīng)該多在大自然中反思并尋找本真。
他們兩個都出生在風景優(yōu)美的地方，熱愛大自然是他們的共性。艾米莉的荒原是她從小熱愛的地方。勃朗特一家熱愛自然，了解自然，原始而曠寥的霍渥斯給他們與世隔絕的生活增添了無盡快樂，更賦予了她們豐富的想象力，激發(fā)了她們的創(chuàng)作靈感。（高萬隆2010：5）她們與荒原幾乎要融為一體，荒原對她們的吸引更是無時無刻的。夏綠蒂曾經(jīng)說過“家鄉(xiāng)的山山水水對她們來說遠遠不止是一派景觀，它們是她生活其間并賴以生存的事物，正如野鳥是它們的居民，石楠是它們的出產(chǎn)一樣”（同上）。以至于一旦離開荒原，她們便寢食不寧，甚至抑郁成疾。她們的肉體可以從地球上消失，但她們的靈魂始終與荒原相伴。夏洛特說她的妹妹“艾米莉熱愛荒原，在她眼里，最幽暗的石楠叢會開出比玫瑰還要妖艷的花。在她的心里，淺灰色的山坡上一處黑沉沉的溪谷會變成人間樂園”（同上）。艾米莉終生生活在荒原上，她熱愛大自然。正因為有著對大自然的執(zhí)著和迷戀，才有她的創(chuàng)作。
勞倫斯生活過的伊斯特舍伍德小鎮(zhèn)的黑格斯是他“心靈的故鄉(xiāng)”。小鎮(zhèn)附近的荒野是未被污染的，是他快樂的天堂，在他眼里那里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美好。（笛福光2007：38）他的大部分小說都是以這里的美麗風光為背景，如《兒子與情人》、《白孔雀》、《戀愛中的女人》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在他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游走在遠離城市的生態(tài)荒原之中。為了身心的健康，離開自然的荒野艾米莉和勞倫斯都是無法生存的?！恫樘┤R夫人的情人》是勞倫斯于1928年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的萆釛壱磺谢貧w自然，這也是勞倫斯回歸的愿望。
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勞倫斯勾畫出兩個相反的世界：克利福德男爵的拉格比和梅勒斯的森林。很巧的是，《呼嘯山莊》中也勾畫出兩個相反的世界：呼嘯山莊和畫眉山莊。兩個山莊的對比由希斯克里夫和林頓來完成。故事都是由凱瑟琳和康妮的選擇來展開。兩位女主人公選擇的不同決定了她們命運的不同。凱瑟琳和康妮都會選擇代表大自然的一方——希斯克里夫和梅勒斯，不管他們的身份是如何卑微，因為他們的生活散發(fā)著生命的氣息。而這與現(xiàn)代人的選擇形成鮮明的對比。
艾米莉和勞倫斯用不同的女性故事來向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揭示這種選擇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在物質(zhì)欲望中迷失的女性會做出背叛內(nèi)心聲音的選擇，比如現(xiàn)代人所說的“寧肯坐在寶馬車上哭，也不坐在自行車上笑”。自然是未被人類污染的凈土，遠離自然人會異化。而這個例子就是異化的現(xiàn)代人的婚姻觀的表現(xiàn)。勞倫斯認為人類文明和工業(yè)化是危險的，因為它威脅到人的自然屬性；讓人變得遠離自我的本真而去為利益相互勾心斗角，變得唯利是圖，貪得無厭；人的心變得異常扭曲，例如，身體殘廢、心靈癱瘓的克利福德男爵的拉格比和失去凱瑟琳一心想要報復(fù)的扭曲的希斯克里夫。人只有在大自然中受大自然的洗禮，只有大自然才可以使人忘記煩惱，并治愈工業(yè)文明給人帶來的創(chuàng)傷，從而恢復(fù)自己本來的天性——善良與純真的一面。艾米莉與勞倫斯都主張人應(yīng)該回歸大自然才能得到重生。
荒原對于凱瑟琳來說是一種崇高和偉大。它深深吸引著凱瑟琳。她從小每天在荒原里玩，這才是她唯一快樂的事。她是最愛大自然，也愛著那些和大自然接近的人。她不偽裝，不做作，說話直接。希斯克里夫來到他們家后，她不以世俗的眼光來看待這個野蠻人，而是非常喜歡他。在她爸爸還在世的時候，他們每天無憂無慮地游蕩在荒原，不知疲憊。她父親去世后，他們每天都要在她哥哥不在的時候，奔向荒原。在那里，他們能忘記世俗的煩惱，他們平等地溝通，她不再是小姐，希斯克里夫也不再是仆人。他們平等享受著大自然給予的一切。
查泰萊夫人走向那片唯一沒有被開發(fā)的森林，身心得到徹底的放松。當她覺得無法呼吸時，那片森林是她身體和心靈得以棲息的地方。她在那里采集鮮花，聆聽潺潺的流水、小鳥清脆的叫聲，欣賞著嫩嫩的樹葉。森林充滿了生命的活力，野花盛開，樹木高大，鳥兒隨處可見，各種花草宛如大海（笛福光2007：110）。這一切讓她如癡如醉，常常忘記回家的時間，忘記自己是誰，因為在大自然中的她才是真正的自然中的人。她陶醉在大自然中，后來偶然碰到梅勒斯，被這個與文明社會隔絕的人吸引。她不再是查泰萊夫人，而是康妮。在克利福德男爵拉格比的家里，她常常會覺得頭痛得無法忍受。這種莫名的頭痛是她對文明社會厭惡的表現(xiàn)。勞倫斯認為回歸自然，與自然融為一體，是人唯一得以拯救的方法。在勞倫斯生活的現(xiàn)代主義時期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變得嚴峻。正因為康妮內(nèi)心的回歸，才使得她的身體慢慢地好轉(zhuǎn)。
艾米莉也持有同樣的觀點。在艾米莉生活的時期，自然與人的關(guān)系是浪漫的，既像是朋友又像是情人。人離開大自然會窒息，艾米莉本人的生活和故事中的凱瑟琳都證明了這一點。希斯克里夫是自然的化身，他是主人公凱瑟琳的朋友和戀人。在凱瑟琳結(jié)婚之后他們成為情人，死后，手拉手在一起。這是凱瑟琳拿生命換來的教訓。她終于明白自己永遠不能和希斯克里夫（自然）分開。在臨死的時候，她要打開窗戶看到她為之著迷的荒原和深愛的希斯克里夫，死在它（他）的懷里。“我仍然愛著我那一個，還要他帶我一起走；他就在我的靈魂里?！彼终f道：“讓我最討厭的東西就是這個支離破碎的牢籠。我給關(guān)禁在這兒已經(jīng)關(guān)膩啦。”當初選擇林頓，凱瑟琳說：“在凡是靈魂存在的地方——在我的靈魂里，在我的心里，我明明白白，自己錯了?！薄耙俏易隽隋e事，那我亦為此付出了生命。”（方平2010：195）
由此可見，艾米莉與勞倫斯都認為人不能陷入物質(zhì)欲望的泥潭。人應(yīng)該打破物質(zhì)欲望的束縛，去擁抱大自然，和它成為一體，聽從內(nèi)心最真實的聲音。康妮走進自然得到新生，凱瑟林背棄自然（希斯克里夫）招致毀滅。艾米莉·勃朗特與勞倫斯共同譜寫著回歸自然之歌。
2.2 擁抱自然的凱瑟琳與康妮
《呼嘯山莊》中描述了凱瑟琳熱愛著自然，最喜歡在荒野中自由地漫步。春季，可以看到競相開放的金黃的迎春花，嗅到那溫馨宜人的果樹中飄來的一股股紫羅蘭氣味，聽到百靈鳥美妙的歌聲，看到蔚藍的天空，潺潺流水的小溪，感到溫暖的陽光。這一切充滿了生命的氣息。冬天，可以聽到怒吼的狂風，感受到刺骨的冷氣。凱瑟琳喜歡爬山，山上的空氣清新宜人，風景秀麗，山上的生物充滿了生命力。
查泰萊夫人卻是從擺脫層層物質(zhì)欲望的包裹走向大自然，她最初是被自然的美陶醉，而后被生活在其中的人深深吸引。康妮欣賞著梅勒斯的身體。勞倫斯是在贊美人，人的身體很美，就像河邊開的燦爛的花一樣。凱瑟琳瘋狂熱愛大自然，她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得到平靜。在失去“荒原”（希斯克里夫）后，凱瑟琳像失去養(yǎng)分的植物一樣，很快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
康妮厭倦了她的世界和生活，對她的生活充滿了不滿，總覺得內(nèi)心很不安，她想逃離她丈夫的房子和周圍的每一個人。森林是她的避難地，是她精神的療養(yǎng)院。只有在這里才可以擺脫那種不安。她對她的丈夫和他的工作都不感興趣，她的生活是空虛的?，F(xiàn)實中的一切都似乎是在用石頭敲打自己的頭，讓她很頭痛。
在德里達的解構(gòu)主義里，文學是一個“游戲（free play）”?？的莸男袨閷σ鸦閶D女來說，字面含義是出軌，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是對主流思想的背離——對理性傳統(tǒng)的背叛。康妮的出軌是人類從理性束縛的逃離，尋求生命的自由。自然給人類的精神提供了釋放的空間，使人從疲憊的工業(yè)文明擺脫出來。勞倫斯探討的人類精神和自然環(huán)境是緊密相連的，而且多是被工業(yè)文明生態(tài)異化的精神。這種精神是一種文明的病癥，而勞倫斯為這種病癥開出的藥方是：人類只有棄絕現(xiàn)在的文明，回歸自然，才能獲得靈魂上的恬然與平靜。（笛福光2007：147）
2.3 自然的化身——希斯克里夫和梅勒斯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梅勒斯和希斯克里夫都是自然中的人。他們都是自然的化身。他們都做著與泥土打交道的工作，每天工作之后身體會變臟。而愛干凈的查泰萊夫人的丈夫和白白凈凈的埃德加卻不是作者愛的人。這說明艾米莉·勃朗特與勞倫斯內(nèi)心對泥土的愛和渴望。
笛福光是這樣定義“自然之子”的：第一，他們都是從代表文明的城市“逃入”大自然；第二，他們一般都沒有受到太多人類文明的腐蝕，因而是天真的；第三，他們都試圖擺脫人類的現(xiàn)代文明，并努力尋找自己的幸福生活；第四，他們都曾經(jīng)受到文明的傷害，心靈上或者肉體上的（笛福光2007：113）?？梢姡瑥暮魢[山莊出走前的希斯克里夫和守林人梅勒斯都是“自然之子”。本文作者認為“自然之子”是未被異化和物化的人。這正是凱瑟琳和康妮選擇他們的原因。
希斯克里夫被肖恩先生從象征著文明的城市中救出，他渾身衣服破爛不堪，不認識字，連名字也沒有。無拘無束的他碰上了天真爛漫的凱瑟琳，他本打算和凱瑟琳結(jié)婚，來尋找他自己的幸福。凱瑟琳的退縮和妥協(xié)對他來說是非常大的打擊，導致了他瘋狂地報復(fù)阻止他們在一起的人。
而梅勒斯是克利福德男爵的一個獵場的看守人，一個下等人。可他卻有區(qū)別于上層社會的不同品性，康妮第一次看到他就覺得心靈被震撼。那是她從未感受過的震撼，那是對生命力的震撼。那是一個活生生的“肉體”，是一個沒有被文明異化的真正的男人。這個男人以森林為家。
生態(tài)書寫是女性主義的書寫。艾米莉以一個女性的生活來反映這一點，而勞倫斯也用一個女性聲音來反映。這說明女性因為生育所以比男性更親近自然。而男性多數(shù)把自己看作當家的身份，所以比女性更容易迷失于物質(zhì)欲望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勞倫斯說賺錢成為人的一種本能；一種自然的本性。這是一種永恒的本性。只要你開始賺錢，你會一直做下去（笛福光2007：18）。
森林是梅勒斯和康妮尋求快樂和平靜的樂土。他們可以在這里忘卻所有的煩惱，沐浴著陽光，在森林里奔跑。這與凱瑟琳和希斯克里夫是何等的相似呀?；脑莿P瑟琳和希斯克里夫的精神的樂土，只有在這森林和荒原里，人才會去掉所有的差別，平等地、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一旦離開森林與荒原，人就變得不大一樣。在凱瑟琳的家，希斯克里夫是下等的傭人。梅勒斯是康妮家里的護林人。身份和地位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只能偷偷地在一起。凱瑟琳的哥哥是不允許他們在一起的?？的菔且鸦閶D女，和梅勒斯在一起是不道德的。但是，但凡了解她的婚姻的人都能理解她。
戰(zhàn)爭摧毀的不僅僅是自然，還有處于自然中的人類。《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康妮的丈夫因為戰(zhàn)爭下身癱瘓，喪失性功能。戰(zhàn)爭之后的康妮的丈夫克利福德男爵是個冷漠的人，他看不到康妮因為一個人照顧他累得身體不舒服，他也完全不會被大自然的美而感動。他已經(jīng)是一個完全異化的人，不僅身體不正常，思想也不正常。例如，他讓康妮找個男人懷孕，幫他生個孩子。孩子本該是愛情的結(jié)晶，不是某個人單方面的欲望。一個人的物質(zhì)欲望可以用錢來滿足，對孩子的渴望卻不行。這是現(xiàn)代人的可悲之處。
3．總 結(jié)
在艾米莉看來，凱瑟琳和希斯克里夫的愛是神圣的，是超越一切的。她強調(diào)凱瑟琳和希斯克里夫是靈魂上的結(jié)合，這是一種極為爛漫的基調(diào)。這種靈與肉的結(jié)合也就是感性和理性的結(jié)合?，F(xiàn)代作家勞倫斯接受了現(xiàn)代社會以弗洛伊德為主的新思想，從心理分析角度指出理性對人的自然屬性的壓抑。通過兩性的不和諧來反映人反生態(tài)的一面，即理性對人的束縛。雖然表現(xiàn)的角度不同，但從表達生態(tài)思想上的領(lǐng)悟來說，他們的主張是相同的?？梢?，艾米莉的生態(tài)思想是超前的。
對艾米莉來說，死亡意味著回歸。凱瑟琳的渴望死亡到后來希斯克里夫的渴望死亡，似乎只有通過死亡他們才能從眾多世俗的束縛中掙脫，回歸到應(yīng)該屬于自己的“荒原”。遍地的生長茂盛的石楠草，那才是生命的本真。所以說，人類變得冷漠、孤獨、異化，是因為人疏遠了大自然。艾米莉和勞倫斯都認為人性回歸自然，與自然融為一體是人得以拯救的唯一方法。他們的故事對迷失的現(xiàn)代人來說是個警鐘，使人常去反思自己是否離自然太遠。人在大自然中才能發(fā)現(xiàn)自己真正渴望的東西，才不會在物欲橫流的社會迷失自我。康妮走進自然得到新生，凱瑟琳背棄自然（希斯克里夫）招致死亡。艾米莉·勃朗特與勞倫斯共同譜寫著回歸自然之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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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廢毀的農(nóng)舍》看華茲華斯的現(xiàn)代牧歌體
王冬菊
（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 西安外國語大學英文學院）摘 要：
從古希臘到文藝復(fù)興，從浪漫主義時代到當代，牧歌一直與生態(tài)問題密不可分。華茲華斯的現(xiàn)代牧歌體在保留傳統(tǒng)牧歌美學價值的基礎(chǔ)上加入現(xiàn)實主義元素：通過對《廢毀的農(nóng)舍》不懈修改，詩人逐步賦予牧人角色以道德權(quán)威，并突出現(xiàn)實主義的自然描寫。華茲華斯指出自然獨立于心靈之外，而且包含應(yīng)對苦難的智慧，而出身低微的牧人正是在長期的游歷和生活歷練中，掌握了接受這些信息和訓誡的能力?，F(xiàn)代牧歌體所體現(xiàn)的自然觀以及生態(tài)理念，對正確認識當代日益嚴重的生態(tài)危機，以及隨之誕生的極端生態(tài)理論和文學具有指導意義。
關(guān)鍵詞：威廉·華茲華斯；現(xiàn)代牧歌體；《廢毀的農(nóng)舍》
1．引 言
從狄奧克利塔（Theocritus）的古希臘和維吉爾的神話世界到彌爾頓的伊甸園，從莎士比亞的阿登森林（Forest of Arden）、華茲華斯的格拉斯米爾（Grasmere）到當代加里·斯奈德的內(nèi)華達山脈（Sierra Nevada），牧歌這種古老的文學形式在不同時期和地域都吸收新的元素，呈現(xiàn)出旺盛的生命力。但在18世紀的英國曾有人懷疑過牧歌的適應(yīng)性，認為英國不可能有本土的牧歌。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認為：
“如果我們要復(fù)制自然，考慮到這一點也許會對我們有所幫助，那就是牧歌是他們所謂黃金時代的形象。因此我們無需如實描寫當今的牧人，只需按照對那個時代的想象來進行刻畫；當這種描寫的品質(zhì)越來越高，最優(yōu)秀的人就會加入進來……
……因此我們必須運用想象把牧歌變得令人愉快；而這就要求表現(xiàn)牧羊人生活最好的一面，并且掩蓋其中的辛酸。”（Pope 1961：25，27）威廉·赫茲利特（William Hazlitt）在1818年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我們用英語寫的牧歌幾乎沒有佳作；我們的禮節(jié)不是阿卡狄亞式的；我們的氣候不是四季如春；我們的時代不是黃金時代?！保↙oughrey 1984：73）也有人斷言，伴隨著19世紀末開始的工業(yè)革命，城市與鄉(xiāng)村的界限逐步消失，牧歌也已經(jīng)消亡?！澳粮杷蟮某擎?zhèn)與鄉(xiāng)村生活的分離現(xiàn)在看來幾乎全無意義。如今的英國鄉(xiāng)村只是城鎮(zhèn)的延伸，很難假裝它是別的什么。”（Barrell ＆ Bull 1982：432）
然而，廣泛意義上的牧歌并非拉潘（Rapin）所批評的那樣，“一切事物都顯得美好安逸，沒有邪惡粗暴……每個部分都充滿了黃金時代的單純及其標志性的坦率?！保ˋlpers 1996：17）我們所說的牧歌是一種話語，是一個“經(jīng)受過考驗的術(shù)語”（Loughrey 1984：8），包括任何有關(guān)鄉(xiāng)村、隱退或任何形式的單純化或理想化的作品，與政治、意識形態(tài)以及哲學密不可分。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認為牧歌是“用有序的、幸福的過去對抗現(xiàn)下的憂慮和混亂。一種基于一時形勢和對穩(wěn)定渴望的理想化，用來逃避當下現(xiàn)實痛苦的種種矛盾”（Williams 1975：60）。他認為牧歌對現(xiàn)實的理想化重建使這種文學形式成為固定的寓言，其“簡單事件中包含或暗示著普遍真理”（Williams 1975：32）。這似乎與燕卜蓀（William Empson）對牧歌的定義不謀而合——“一個用簡單來表達復(fù)雜的過程”（Empson 1950：23）。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發(fā)掘牧歌社會批評的一面，用唯利是圖和玩忽職守的牧羊人諷喻腐敗的國家和教會?！澳寥说暮唵未砹艘环N道德權(quán)威，人們在他身上感到謙卑的力量。在世俗和教會層面上，他都毫無保留地對抗腐敗和過度優(yōu)雅，宣揚堅忍承受及圣經(jīng)教義里好羊倌兒的愛與呵護?！保ˋlpers 1996：50）安娜貝爾·佩特森（Annabel Patterson）認為，西方幾千年來對維吉爾的《牧歌》（Eclogues）始終充滿興趣并不斷仿效和討論，其原因就在于維吉爾將對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看法融入牧歌作品的作法為后人帶來啟示，也就是說，與政治的關(guān)系是牧歌經(jīng)久不衰的奧秘所在。所以，布伊爾（Lawrence Buell）稱之為“西方思想在兩千多年來缺之不可的一種文化裝備?！保˙uell 1995：32）
19世紀初《抒情歌謠集》（Lyrical Ballads）及其《序言》（“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的出版是牧歌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華茲華斯借鑒古典和英國文藝復(fù)興牧歌，創(chuàng)作出立足英國“當?shù)氐哪粮?，一個新的、獨創(chuàng)的種類”。其中“每首詩都清晰表現(xiàn)出與古老牧歌的聯(lián)系，在此同時那些古老的傳統(tǒng)與用法又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不尋常的形式”（Alpers 1996：260）。與蒲柏的論斷背道而馳，通過用普通人的語言講述格拉斯米爾地區(qū)真實的牧羊人的故事，華茲華斯用最直接的方式論證用英語創(chuàng)作牧歌的可能性。張旭春認為這就是浪漫主義的現(xiàn)代性意識，“即審美旨趣的世俗性和現(xiàn)時性”（張旭春1999：15）。而“生活世界的審美化和個體生命的詩意化”正是“審美現(xiàn)代性和浪漫主義的精神匯通之處”（張旭春1999：18）。因其與古典主義的決裂和現(xiàn)代主義的契合，華茲華斯的作品也被評論界稱為現(xiàn)代牧歌。喬納森·貝特對華茲華斯作品經(jīng)典性的解釋也同樣適用于牧歌，他說，“一部文學作品成為經(jīng)典（的條件）是它既涉及當時又適用于未來，對經(jīng)典作品的好的解讀也因此應(yīng)該既有歷史的又有當代的效力”（Bate 1991：9）。他提倡對華茲華斯的現(xiàn)代牧歌進行綠色解讀。他說對地球的尊重和對人類社會重視經(jīng)濟增長的批判正是浪漫主義傳統(tǒng)的一部分；而且，這可能貼合了當今最大的政治問題，也就是環(huán)境危機?！叭A茲華斯對自然的關(guān)切并非是要逃避政治，而是一種潛在的政治參與，人與自然如何長久共處其實是當代社會最大的政治問題?！保℅arrard 2004：42）《廢毀的農(nóng)舍》（The Ruined Cottage）是華茲華斯一首重要的牧歌作品，在牧人角色的塑造和田園描寫方面都反映了現(xiàn)代牧歌體對以往牧歌作品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其中牧人角色的心靈成長部分在自傳體長詩《序曲》中出現(xiàn)，全詩作為《遠足》的第一章在1814年發(fā)表?！斑@首詩有意地改進和‘革新’傳統(tǒng)的牧歌（eclogue），在談話者有敘述、有戲劇、有抒情和又有爭論的多樣性言語中表現(xiàn)出牧歌似的規(guī)模?！保ˋlpers 1996：261）這首詩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了非常曲折的過程，詩人對其不厭其煩地修改，每次修改中創(chuàng)作理念的變化都體現(xiàn)出現(xiàn)代牧歌體的逐步改革與成熟。
2．牧人與道德權(quán)威
華茲華斯對《廢毀的農(nóng)舍》尤其是小販部分孜孜不倦的修改，源于他對牧人角色和自然與人關(guān)系的認識。華茲華斯的牧人，不是古典牧歌中聽天由命的羊倌兒，也不是莎士比亞喜劇里的流亡貴族；他們繼承古典作品中牧人游歷放牧、親近自然的特點，在云游四方的過程中了解自然與民生，成為沉默的詩人和哲學家。正如馬克思（Leo Marx）所說，“（牧歌）這種方式的精髓，并不在于任何具體形式、傳統(tǒng)或習俗”。而是與之形影不離的牧羊人，通過“在自然與文明之間自由遷移”，所賦予牧歌那種“辯證的觀念”。（Marx 1964：44-46）巴特勒認為，“在穿越人煙稀少地區(qū)、各自為戰(zhàn)的漫游中，他們習慣于反思和崇高的冥想?！保˙utler 1979：479）華茲華斯試圖為瑪格麗特的悲劇尋求合理解釋，或者賦予故事某種意義，而小販就在其中充當福音傳播者的角色。詩人在不斷的修改中賦予他這樣的道德權(quán)威，指導詩歌中的敘述者正確看待瑪格麗特的悲劇，從中獲取力量與智慧而不是徒然傷感。
《廢毀的農(nóng)舍》最早創(chuàng)作于1797年，素材來自于華茲華斯在西部鄉(xiāng)村所親見的勞動者及其家庭的悲慘遭遇。幸存的早期詩稿包括MS．A和一些片段。敘述者——“農(nóng)舍之間的流浪者”，對偶遇的陌生人講述瑪格麗特的故事：瑪格麗特本是一位幸福的農(nóng)婦，有丈夫和兩個孩子。勤快的她把農(nóng)舍院子的花園打理得生機盎然，敘述者“流浪者”作為她的朋友是農(nóng)舍的?？?。一場嚴重的饑荒之后，瑪格麗特的丈夫染上重病，用光了所有的積蓄。在自責和貧窮的雙重壓力下丈夫離家出走，中間曾經(jīng)悄悄地在農(nóng)舍外留下一袋錢幣，之后就一直音信全無?，敻覃愄貜拇艘货瓴徽?，整日精神恍惚，不但疏于打理農(nóng)舍的花園，更忽略年幼的孩子。就這樣，孩子們相繼夭折，瑪格麗特過世，花園也漸漸荒蕪了。
次年三月份，華茲華斯將這首詩發(fā)展為528行的連貫敘述（MS．B），敘述的重心不再是悲劇本身，而是小販由此獲得的哲學觀點，“我們知道常常可以/而且也許總是能夠在悲哀的思想中/獲取通向溫和美德的力量。”（MS．B，II.286-288）。
在隨后的兩年中，華茲華斯做過兩次改動。一次是在對小販的介紹中加入他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MS．B2），因此，小販部分其實是詩人最早的自傳作品，其中有的思想后來在自傳體長詩《序曲》（The Prelude）中出現(xiàn)。這個版本中的小販，在坎伯蘭山區(qū)度過童年和青年時期，因此對自然之美有種癡迷的回應(yīng)?！坝袝r，在無法言喻的狂喜中/他感到生命的情緒，在伸展/籠罩那些活動的、和似乎靜止的萬物?！保∕S．B，14r）相信與擁有無聲語言的事物對話可以促生美德，因此他不主張敘述者（the poet-narrator）無知地看待這個故事，而應(yīng)該因此變得明智和快樂，因此原本短促突兀的結(jié)尾——“她死在這里，這些斷壁殘垣的農(nóng)舍最后的居住者”，被改為小販對敘述者傳達智慧——“變得智慧和快樂吧，再也不要用/無知的眼光閱讀萬物的表象/她在平靜的地下長眠，安寧在這里?！保∕S．B，53r）之后兩人在夜色中快樂地踏上旅程。
在第二次改動中，華茲華斯的創(chuàng)作理念有了改變，他縮短MS．B2中的小販的心理成長部分，長達350行的詩句只剩下寥寥幾筆。這就使得MS．D與528行的MS．B一脈相承。刪掉的詩句成為一首獨立的詩（The Pedlar），關(guān)于自然智慧的說教也被刪除，改頭換面之后出現(xiàn)在《遠足》（The Excursion）的第四篇。這時，問題就出現(xiàn)了。在敘述中小販像一位長輩和智者，看到詩人為瑪格麗特傷心，他說：
“我的朋友，你已經(jīng)表達了足夠的傷感，
為了智慧起見不要再多了；
要明智快樂，別再
用無知的眼看待事物?！保?08-525）
也許讀者會不服氣小販的教導，正像耶穌在猶太教會堂對抄寫隸們宣講教義時，他們反問：“這個人的智慧從何而來？他不就是那個木匠的兒子嗎？”（馬修21：23）或者正像弗蘭西斯·杰弗里對1814年《遠足》第一章發(fā)出的詰問：“這個人習慣于對膠帶或銅袖扣討價還價，難道華茲華斯先生希望我們聽取他口中的智慧和美德嗎？”（Gill 2011：65）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華茲華斯在小販的生平與經(jīng)歷上做文章。他從1802年底開始草擬新的詩句以充實人物的身份。小販的精神成長部分是他作為哲學導師的關(guān)鍵，因此是這次修改的核心部分。除此之外還加入一些世俗的細節(jié)：小販有了名字，而且變成了蘇格蘭人，出生在佩思郡的山區(qū)，敘述者寄宿在霍克斯黑德上學時就與他相識。華茲華斯在修改的過程中反復(fù)強調(diào)與自然過程的認同是了解民生疾苦的基礎(chǔ)，小販在流浪的過程中學到了許多日常生活的智慧，能體會勞動者的痛苦，分擔他們普遍的熱情和感受。這樣的牧人就像華茲華斯理想中的詩人預(yù)言者，他在1802年《序言》中寫道：他們與什么相聯(lián)系？“毫無疑問與我們的道德情操和動物感覺，與激發(fā)它們的力量，與宇宙要素的活動與表現(xiàn)，與風暴和陽光，與四季的輪回，與冷熱交替，與失去親友之痛，與傷害仇恨，感恩希望，恐懼悲傷?！保∣wen 1974：82）他們出身微賤，卻擁有神奇的道德力量，正如華茲華斯在《序曲》第12章所寫：
“在這兒我要暫停，尊敬的鞠躬
為自然，為心靈的力量
為那些內(nèi)心偉大的人
他們行為粗笨
不像奢華鋪滿黃金的廟宇，
而只是山間小教堂，足以
使他樸素的信眾躲避日曬雨淋。
‘這樣的人，’我說，‘將是我詩歌的主題?！彼麄儚淖匀恢薪邮芨鞣N信息和訓誡，再傳給他人，就像“山間小教堂，足以使樸素的信眾躲避日曬雨淋”。
另外，把來自湖區(qū)的小販塑造成蘇格蘭人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詩人學生時代就曾接觸過蘇格蘭小販，當時他們無論來自何方，都被人們叫作蘇格蘭人。在1814年《漫游》的注解中，華茲華斯記錄了一段他在閱讀羅伯特（Robert Heron）《蘇格蘭西部小郡旅行觀察》（Observations Made in a Journey through the Western Counties of Scotland 1793）時的感想：
“赫倫的《蘇格蘭旅行》天才地描寫了這類人過去、現(xiàn)在的特點，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高貴，并且，社會受益于他們的勞動。他們的特點之一，書中還提到，就是他們在長期孤獨游歷于鄉(xiāng)村風情之中，心靈獲取經(jīng)常沉思的習慣，并且容易強烈地感受詩歌和宗教熱情”（Gill 2011：65）。
此時詩歌已接近成型，多蘿西在1804年一月底至二月初抄寫了整首詩883行（MS．E）。華茲華斯計劃將其納入大詩歌項目《隱士》（The Recluse），后來作為《遠足》的第一章在1814年發(fā)表，是《隱士》在華茲華斯生前唯一出版的部分。然而同年三月份時，華茲華斯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改動，最終成果是MS．M。這次的重點仍是小販部分，其中有一段稱贊他是沉默的詩人中的一員：他們也許缺少“寫詩的造詣”，卻“天生具有更高的天賦，/神圣的想象與才能”。而小販本人，“盡管出身卑微，靠粗俗的行當/謀生”，“卻是優(yōu)秀心靈的上等之選”。在對小販的身份進行如此這般地修飾之后，詩人敘述者對他的崇拜顯得合情合理，讀者也更愿意聆聽他教誨。
《遠足》有很多版本，第一章的結(jié)構(gòu)卻始終沒變。一段簡短的老友相遇及場景介紹后，詩人詳細講述了他的朋友——流浪者（the Wanderer）的教養(yǎng)和性格，之后敘述權(quán)轉(zhuǎn)給流浪者?，敻覃愄氐墓适虏糠謴牧骼苏呖谥姓f出，部分是她自己的講述。在故事平靜的結(jié)尾，我們又聽到了詩人敘述者的聲音。小販的講述與詩人敘述者和瑪格麗特的聲音交相出現(xiàn)，正是繼承了古典牧歌利用歌唱比賽維系人類關(guān)系、促進交流的傳統(tǒng)。而他根據(jù)英國鄉(xiāng)村現(xiàn)狀塑造的牧人形象，與傳統(tǒng)牧歌中的唱歌吟詩的角色相似，卻比傳統(tǒng)牧羊人更貼近生活，他不是鼓吹逃避現(xiàn)實，而是宣揚從苦難中得到快樂與智慧，引領(lǐng)讀者正確解讀悲劇，啟發(fā)人們與自然和諧相處。
3．現(xiàn)實主義田園與自然的智慧
華茲華斯認為一部作品的最終形式最能代表作者的意圖，評論家卻認為后期的修改破壞了詩歌的原貌，使華茲華斯離創(chuàng)作的初衷越來越遠。喬納森（Jonathan Wordsworth）在《人文的音樂》（The Music of Humanity）中令人欽佩的文本學識成功推銷了他的美學觀點，使人們把1799年的MS．D作為權(quán)威版本，他認為“它充分體現(xiàn)了瑪格麗特（故事）所有版本作為牧歌的慣例”（Alpers 1996：261N），其中小販的介紹被大量刪減，從而突出了牧歌體的另一個重要元素——田園描寫，而且就田園描寫的內(nèi)容和風格來說，MS．D也與后期的版本出入不大。
在傳統(tǒng)牧歌的田園描寫中，自然總被賦予人類才有的感情：奧維德《變形記》中的自然是人變形而來，因而有感覺和情緒，維吉爾的模式是教樹林回蕩愛人的名字，彌爾頓的河流可以為人類提供證言，《圣經(jīng)》里的自然萬物會呼喊上帝。華茲華斯認為這“歪曲了情感語言的正確用途”（Buell 1995：187）。他認為自然未必對人類的情緒做出強烈回應(yīng)，但是可以傳達一種智慧。其實從詩人對MS．A中景物描寫所做的一處改動就可以看出現(xiàn)代牧歌體的發(fā)展方向。原本有一段關(guān)于夜晚的描寫：主人死后荒蕪的農(nóng)舍變成了野馬駒、流浪的小牛的棲息場所，當窮人趕著馬進去避雨時，馬蹄聲與風雨聲混成沉痛的交響，仿佛亡魂的控訴：“束縛馬蹄的鐵鏈/單調(diào)的叮當聲與密集的雨聲/混合。我從那兒動身出發(fā)/耳聞此聲仍在風中跟隨。”（“Incipient Madness”，32-35）
然而根據(jù)華茲華斯在《序曲》（The Prelude）中表達的創(chuàng)作理念，即“人的心靈能夠在缺乏粗俗與強烈刺激的條件下體驗激動”。這種哥特式的轟動效應(yīng)似乎與他的創(chuàng)作理念有所抵牾，改寫后的MS．B用寥寥幾筆描寫主人死后農(nóng)舍的荒涼。MS．D中保留了這次改動：“未打蹄鐵的馬駒/流浪的小母牛和無業(yè)者的驢，/如今依靠殘存的煙囪與圍墻躲避大雨/我曾經(jīng)在這兒看她的火爐石燃燒/愉快的光/透過窗戶灑向大道。”（MS．B，165-170；MS．D，111-116）巴特勒認為，“如果（在舊版本中）人物還在痛苦，內(nèi)心無法平靜，現(xiàn)在看來他們擁有一種新的平靜，體現(xiàn)出受難者的基本價值和情感功能”（Butler 1979：479）。
華茲華斯認為，人的生老病死與自然進程同步發(fā)生，是自然規(guī)律：“我們都會死，我的朋友/不只是我們，還有每個人愛的/在他生活的一隅被他珍視的東西/都隨他而去或發(fā)生改變?！保∕S．D.68-71）他借小販之口批評了沉浸于痛苦中無法自拔的行為?？吹皆娙藬⑹稣咴诨氖彽幕▓@和廢棄的枯井旁為瑪格麗特的悲劇難過，他說：“這是一種無節(jié)制且應(yīng)受到/嚴厲責備，如果我們是那種人/竟然將感情徒然浪費于哀悼/死者，滿足于從中獲取/瞬間的歡愉從來沒有/理智，對未來也毫無裨益。”（MS．D 221-226）他說人們應(yīng)該“常?？梢?在悲傷的思緒中發(fā)現(xiàn)，而且總能發(fā)現(xiàn)，/通向有益美德的力量”。如果期待自然像傳統(tǒng)牧歌所描寫的那樣強烈回應(yīng)人類的情緒，就很難獲得如此重要的訓誡。他說，如果用“我們的不安打擾自然的平靜，沉溺于憂慮”，可能導致人們“在自然的面前喪失勇氣”，從而“對自然的智慧不聞不見”。（MS．D 192-198）與傳統(tǒng)牧歌不同，華茲華斯認為平靜的自然描寫更有創(chuàng)造力，可以為心靈的沉思提供更多養(yǎng)料，促進同情之心隨思想生長：
“詩人在他們的挽歌和詩里
悲嘆逝者，呼喚樹林，
他們號召山巒小溪去哀悼，
還有無動于衷的巖石，并非無益；因為他們
在祈禱里傳達了一種聲音
服從于人類同情之心的
強烈創(chuàng)造力。有種更平靜的
卻似乎與前者類似的，同情
悄悄出現(xiàn)在沉思的心靈
隨思想生長?！保∕S．D，73-79）
盡管對牧歌傳統(tǒng)的田園描寫頗有微詞，華茲華斯并未完全拋棄這種做法，正如布依爾所言，現(xiàn)代牧歌的自然仍然是擬人化的，“無動于衷”“安慰”“平靜”都在表達某種情緒，但主旨是“定義人與客觀世界的關(guān)系”，“華茲華斯基本拋棄明顯的擬人做法，另一方面，又允許他崇高的對象保留適度的比喻意義以免它們舒適地以自然之物自居”（Buell 1995：491）。華茲華斯認為，從效果而言，簡單的（感情）投射或擬人遠遠不如把自然描寫為有生命的存在。對他來說，同情心與創(chuàng)造力才是牧歌的精髓，其意義在于幫助讀者和詩人敘述者把簡單的同情上升為沉思。只有這樣，才能超越人類悲劇達到內(nèi)心的平靜。引發(fā)詩人沉思的，是把茅舍變?yōu)閺U墟的自然進程，包括農(nóng)業(yè)歉收導致貧窮，也包括繁茂雜草侵占花園。雜草繼續(xù)生長，好像無視人類的痛苦，然而矛盾的是，似乎正是自然的冷漠才保證了人類的繁衍?！白詈笪野涯抗廪D(zhuǎn)向小屋/深情地，用溫柔的興趣追蹤到了/人性神秘精神的痕跡/在自然平靜忘卻的趨勢中/在她的莊稼，她的雜草和鮮花之間/在隱秘的野蠻植物中，繼續(xù)存活。”（MS．D 501-506）華茲華斯希望在加入這些現(xiàn)實主義元素之后，作品中的田園描寫能夠比理想的田園生活更動人心弦。正像華茲華斯在《格拉斯米爾湖畔的家》（Home at Grasmere）中所寫：
“難道沒有
一種藝術(shù)，一種音樂，一串語言
是生活，眾所周知的生活的聲音，
講述田野里發(fā)生的事，
真實發(fā)生的，或感受到的，可靠的善
與真實的惡，但依然甘甜
比那種吹奏更宜人，更和諧
那種依照幻想的牧歌
調(diào)出的悅耳笛聲？”（401-409）
瑪格麗特的遭遇就是現(xiàn)實生活，對荒廢農(nóng)舍的描寫更顛覆了傳統(tǒng)牧歌里恬淡的景色描寫?，敻覃愄厮篮?，野蠻生長的作物與荒廢的枯井支撐著小販與詩人敘述者的回憶，牧人的生老病死融入自然進程，人性與自然合而為一，想象力奏出了比傳統(tǒng)牧歌里的笛聲更和諧的情感共鳴。這里的自然，不只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手段，不從屬于人的生活和情感，幾乎擁有與人類平等的地位，默默傳達一種力量和智慧。人類由支配者變?yōu)槭芤嬲吆徒邮苷撸绲倌鳌じ窭祝═imothy Gray）所言，這是一種“挪用和自我擴張（的情節(jié)）”，人類首先“屈服于一種強大之物或者力量”，也就是屈服于自然的進程，如自然界的成員一樣生老病死，“卻總會在后來融合了那個實體并將它的力量據(jù)為己有”，從而獲得關(guān)于生命的哲學與智慧。（Gray 2006：115）
4．結(jié) 語
如果說自然在浪漫主義時代還保留著一絲“阿卡狄亞”的純真，那么20世紀之后的自然就幾乎只剩下人類改造的痕跡。也許隨著“阿卡狄亞”的消失，傳統(tǒng)牧歌已經(jīng)消亡，然而牧歌并未就此絕跡，而是以新的方式繼續(xù)探討人類與自然的關(guān)系。萊昂·馬克思曾經(jīng)預(yù)言：“對我們與自然關(guān)系危險性的全新認識必然會帶來新的牧歌版本?！保˙uell 1995：51）急速惡化的生態(tài)危機使人類驚慌失措，甚至自我厭惡，也促生了極端的牧歌作品，希斯科特·威廉姆斯（Heathcote Williams）的長詩《鯨國》（Whale Nation）甚至暗示鯨類因為在道德上高于人類而更應(yīng)該存活下來。當代牧歌由于其強烈的政治色彩而失去應(yīng)有的美學價值，甚至走上了反人類的偏激路線。隨著生態(tài)學的深入發(fā)展，不斷有人質(zhì)疑華茲華斯對牧歌元素的應(yīng)用，認為浪漫主義牧歌利用了牧羊人與自然的象征意義，其自私程度堪比砍伐熱帶雨林以獲取經(jīng)濟利益的行為?，F(xiàn)代生態(tài)學提倡自然與人擁有同等高貴的生命和同樣敏銳的知覺與情感。因此，人類應(yīng)當放下一切技術(shù)工具，讓自然居民自由生長，讓“一片松樹林如沙場行軍一般橫穿平原，擴充它們的領(lǐng)地”（Buell 1995：218）。問題在于，“我們想要一種與自然界關(guān)系日漸親密的文明嗎，還是一種繼續(xù)疏遠和隔離我們與那原本一體的群落之間的相互依賴與感應(yīng)的文明呢？”（Buell 1995：218）現(xiàn)代生態(tài)學理論不但背離了理論應(yīng)有的人類學根基，這種將自然置于中心地位的觀點強化了自然與人的對立，還將進一步惡化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
在經(jīng)歷了當代牧歌的瘋狂之后再回頭去看現(xiàn)代牧歌，我們發(fā)現(xiàn)華茲華斯很早就預(yù)言了自然界中的神秘力量，看似對人類痛苦保持冷漠的自然，其實一直在提供某種智慧，將人類的生老病死融入自然進程。牧歌不僅是自然描寫，更是一種建立在人類與自然審美關(guān)系基礎(chǔ)上的對美好生活的冥想?！耙苍S在21世紀，生態(tài)評論家面臨的任務(wù)將是去論證文學如何能夠通過比喻與通感，通過歌頌一個生物圈如何在多樣性中力求秩序，暗示自然是一個和諧整體的事實。也許文學可以成為自然的傳教士。”（Borlik 20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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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自然·對話——《大草原之旅》的生態(tài)意識解讀
王 剛
（南通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 要：美國浪漫主義初期作家華盛頓·歐文的《大草原之旅》是一部描寫美國西部邊境的作品。此書分為三個部分：“大草原之旅”、在已故拜倫伯爵“新地莊園”的鄉(xiāng)間旅行和“阿伯茨福德”之旅。“大草原之旅”，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記錄了美國西部壯美的荒野邊疆自然風光和令人向往的捕獵冒險故事。本文以該書的第一部分“大草原之旅”為研究對象，探討了作品中體現(xiàn)的早期生態(tài)意識：對“荒野價值”的肯定，體現(xiàn)出作者的生態(tài)“整體性”觀念；對動物解放和動物權(quán)利的倡導，反映出作者的動物倫理觀。
關(guān)鍵詞：華盛頓·歐文；《大草原之旅》；自然；生態(tài)意識
1．引 言
美國文學產(chǎn)生于一種特殊的人文和自然背景之下，從一開始就與自然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17世紀第一批舊大陸移民漂洋過海來到美洲新大陸時，他們被眼前的原始風光震懾。“原始森林綿延無邊，肥沃的土地沉睡了千年，這里是飛禽走獸幸福的天堂，更是人間的伊甸園?！保▌⒂澜?009：58）這片土地一派荒野景象，廣袤的大地上水草豐美，各種野禽無憂無慮四處游蕩。從早期美國殖民時期的作品開始，我們就發(fā)現(xiàn)美國文學是“一種與地理環(huán)境緊密結(jié)合的文學。在作品中，我們第一次感受到自我與大自然的融合、個性與環(huán)境的交融”（埃利奧特1994：18）。
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是美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作家更傾心于描述大自然的宏偉和崇高。該時期作家對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探討和表現(xiàn)成為美國自然文學的一個里程碑，愛默生（Emerson）、惠特曼（Whitman）和梭羅（Thoreau）已經(jīng)成為歌唱自然的“綠色圣人”。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是美國浪漫主義初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也是第一位獲得國際聲譽的美國作家。“歐文的‘美國’作品中有一種真正的興味，并且在方興未艾的西部文學中占據(jù)了一席重要位置”（伯科維奇2008：23）。雖然他當時所處的美國的工業(yè)文明已經(jīng)發(fā)展起來，但是遠西部還是一片蠻荒曠野之地，幾乎很少有白人涉足。1832年歐文應(yīng)邀參加遠西部的遠征探險，于1835年公開出版以美國為基礎(chǔ)的《大草原之旅》（A Tour on the Prairies），背景是“美國景色中‘美國味’最濃的地方——美國西部”（同上）。《大草原之旅》以作者的親身探險為主要線索，他跋山涉水，游歷了尚處于荒野之中的美國遠西部，對動植物群和自然風貌都加以書寫，并不時地抒發(fā)內(nèi)心情感，融自己的內(nèi)心情感于對大自然的熱愛之中。
生態(tài)批評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盛行于美國的一種關(guān)注文學外部研究的文學批評方法，產(chǎn)生背景是全球日趨嚴重的環(huán)境危機下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不斷惡化，人類的生存受到威脅。1962年，美國當代女生態(tài)學家瑞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的著作《寂靜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問世，在美國社會引起了廣泛的關(guān)注，掀起了一場生態(tài)運動，并促使建立了第一個地球日；卡森將人的倫理關(guān)懷廣泛運用到整個自然界，打破人類中心主義，對后來“大地倫理”“荒野倫理”“動物倫理”等生態(tài)主義思想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意義。1972年生態(tài)批評家約瑟夫·米可（Joseph Meeker）在他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理論著作《生存喜?。何膶W生態(tài)學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中指出文學生態(tài)學的研究對象是“文學作品中出現(xiàn)的所有生物主題”（Meeker 1972：9）。總之，生態(tài)批評旨在通過探討文學與自然環(huán)境之間的關(guān)系，以文學的形式啟迪人類形成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即“作為一個物種的人只是他們所棲居的生物圈的一部分，并使這一事實在所有思維活動中留下印記”（朱新福2015：2），主要“目的是從文學領(lǐng)域開始來促使人們認識到環(huán)境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Glotfelty and Fromm 1996：xvii）。
此后美國生態(tài)文學批評乘強勁之勢迅速發(fā)展，文學批評家對生態(tài)的關(guān)注有增無減。1989年美國西部文學會議召開，切瑞爾·葛羅特菲爾地（Cheryll Glotfelty）提議將生態(tài)批評運用到“自然書寫研究”之中。由此可以看出，美國西部文學在生態(tài)批評文學史上重要的作用。歐文作為美國建國之初的作家，“普及了這樣的觀念，即中部大平原的絕大部分是名副其實的荒原，但他那些雄偉壯麗的描寫有時又無意中流露出他對這片空曠土地和土地上野生動物的著迷”（伯科維奇2008：138）。他的作品作為早期西部文學，《大草原之旅》分別記錄了作者的“大草原之旅”，在已故拜倫伯爵“新地莊園”的鄉(xiāng)間旅行和“阿伯茨福德”之旅。其中的第一部分“大草原之旅”主要記錄了作者隨一小隊人馬去西部邊疆地區(qū)的冒險旅行，表現(xiàn)出作者對在荒野和草原上無拘無束生活的羨慕。本文以該書的第一部分“大草原之旅”為研究對象，通過文本解讀來探討其中蘊含的早期生態(tài)意識。
2．大地部落：荒野描寫與生態(tài)意識
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亨瑞·納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認為：“能對美利堅帝國的特征下定義的不是過去的一系列影響，不是某個文化傳統(tǒng)，也不是它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而是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保ㄊ访芩?991：192）由于17世紀的新大陸移民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在這片荒野上生存下去，如何開發(fā)和認識這片土地，以及在與舊大陸完全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環(huán)境下如何認識自己。所有這些與荒野自然有關(guān)的人類活動必然會反映到美國早期的文學書寫中去。歐文在這部有關(guān)西部的《大草原之旅》中，賦予荒野以美國式的憧憬和驕傲，作品開篇寫道：“我們看見了阿肯色河。河面寬闊，水流湍急，兩岸一溜細膩的沙灘，岸上生長著茂密的柳樹和木棉。朝河對岸望去，只見一片平坦的原野，鮮花遍地，遠處地勢稍稍高起，錯落間有大小樹叢合抱，還有排排樹木屏風，盡管這里是未經(jīng)人工開發(fā)的荒野，整個風景卻像是一幅精繪細描的觀賞杰作”（19）。歐文對阿肯色河及其兩岸景色的描寫，展示了自然萬物相依相生，生生不息的景觀。與舊大陸相比，新大陸這片廣袤的處女地和無邊無際的荒野是美國的“根”，無垠的曠野成為作家、詩人和畫家不斷歌頌的主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和人文環(huán)境。
19世紀上半葉，人和荒野的密切關(guān)系才“開始逐漸演變成一種模式”（Huth 1957：84），在這片新大陸上成長的荒野作家“深入荒野，意欲把荒野變成自己的語言，但卻被荒野的魅力征服，成為大自然的代言人”（朱新福2015：36）。就人類和荒野的關(guān)系而言，人類不是荒野的創(chuàng)造者，相反的是，荒野成為人類文明的搖籃，是人類的根基?！斑@一片美麗的地域完全再現(xiàn)了應(yīng)許之地的景象：一片流著奶與蜜之地，豐美的草原上供養(yǎng)著如海岸沙石般數(shù)不清的野牛，而點綴草原的無數(shù)鮮花對尋找瓊漿的野蜂而言不啻為一片天堂?！保?9）所以“荒野就生命的根源而論，其本身是有內(nèi)在價值的。當荒野使參觀者獲得現(xiàn)實體驗時，荒野攜帶著價值，而且它已經(jīng)把歷史和生態(tài)學方面的價值傳遞給了參觀者”（佘正榮1996：128）。荒野讓人類意識到人和自然的統(tǒng)一性，因此人的道德倫理也適用于自然和一切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生命體。
“荒野表面上是一個名詞詞性，但事實上它卻有形容詞的功能。在某個特定的地點，它會在人的心中產(chǎn)生一種特別的感情和心境?！保∟ash 1968：1）歐文面對一望無垠的大草原時這樣描述此刻的心情，“對尚未習慣這種境況的人來說，大草原會讓人體驗到一種無可名狀的孤獨……大地一望無垠，了無人跡，給人的感覺是我們已經(jīng)遠遠離開了人類生息之地，感覺似乎走在了大沙漠的中心”（114）。這種“孤獨”是荒野給人的特殊意義，“荒野代表著從墮落的文明社會的隱退，因為人類在荒野中可以與最高的真理和精神的美德進行最親密的接觸”（薛小惠2013：55）?；囊爸械膲衙篮臀唇?jīng)馴服的野性雖讓人驚嘆，但人最終要考慮的是生存問題。西部的擴張與19世紀20年代美國社會發(fā)生的重組之間的矛盾，即荒野與文明之間的矛盾也體現(xiàn)在歐文的這部作品中。歐文一方面稱“危險和充滿敵意的荒野”（52），另一方面認為“在西部茂密的森林里，自有一番壯觀和莊嚴，喚醒了我內(nèi)心里與在寬敞莊嚴的建筑里所感受到的完全相同的情感；聽見風聲穿越樹叢，我不時想起管風琴的和聲”（22）?？傊?，雖然敬畏著難以征服的荒野，作者對自然的熱愛成為一種自省的心理歷程，因為崇高壯美的荒野提供的自由和健康讓人向往，所以他提倡一種田園式的生活。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講，人類作為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一部分，其主要責任是維護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整體性、穩(wěn)定性和完美性。唯有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人類才能可持續(xù)發(fā)展下去，生生不息。
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認為人類對待土地要如同對待自己一樣，也要具有道德良心和義務(wù)責任感，“大地倫理體現(xiàn)的是一種生態(tài)良知，又反映出每個人對于維護土地健康義不容辭的責任和擔當”（Elder ＆ Finch 2002：148）。此外，利奧波德延伸了道德客體的范圍，即把道德客體的范疇延伸到整體部落。人類必須認識到，“地球是一個完整的存在物……我們認識到了地球——它的土壤、山脈、河流、森林、氣候、植物和動物的不可分割性，并且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尊重，不是作為有用的仆人，而是作為有生命力的存在物……”。（何懷宏2002：450）羅爾斯頓（H．Rolsdon）繼承并拓深了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提倡人們尊重生態(tài)規(guī)律，人類和荒野的關(guān)系不應(yīng)該是資源關(guān)系，而是享有同樣的生命權(quán)利和價值，其核心生態(tài)觀念是“整體性”。羅爾斯頓是美國環(huán)境倫理的奠基人之一，他主要的著作之一《哲學走向荒野》成為生態(tài)主義者的一部圣典，使其成為“生態(tài)哲學的集大成者”（Hay 2002：55）。他給予荒野最大的價值化，認為荒野和人一樣具有價值，哲學的思考也應(yīng)走向荒原，最終建立一種“荒野倫理學”。
歐文的《大草原之旅》中體現(xiàn)了羅爾斯頓的這種“荒野倫理學”，他寫道：“越過密西西比河數(shù)百英里之外的遠西部……那里是一片廣袤的草原，散布著樹林、樹叢、樹群；滋潤澆灌著它的，是阿肯色河、大加拿大河、紅河，還有它們的支流。在這片肥沃蔥綠的荒野上，麋鹿、野牛和野馬自由自在地游蕩。”（2）歐文筆下的荒野是一片欣欣向榮的土地，他也深刻意識到生態(tài)整體的重要性，認識到所有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相互依存的，“某一個特定自然物的部分都是其他部分的支撐”（Marshall 1992：220），任何一部分的缺失都會導致整個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紊亂。
總之，“與其他舊大陸國家相比，美國感到了自己的與眾不同：那就是舊大陸無法與之匹敵的荒野”（Nash 1968：78），新大陸廣袤的荒野給了美國人自信、驕傲和無限憧憬，豐美的土地、壯麗的山川河流、自由的飛禽走獸成為文化和文明的搖籃。對于作為整個生態(tài)系統(tǒng)一部分的個體人類來說，“生態(tài)成員的善惡取決于是否對維護生態(tài)群落整體的完整、穩(wěn)固和和諧有利”（Joseph R.1997：176）。歐文對荒野的描寫表達了他對腳下這片土地的熱愛，生態(tài)意識始終體現(xiàn)在他的作品中，在《大草原之旅》出現(xiàn)頻繁的一詞就是“荒野”，如“西部荒野之地”“廣袤的荒野”“荒野林間”“未經(jīng)開發(fā)的荒野”等。對荒野的贊美是想喚醒人們的生態(tài)意識，告知人們荒野的價值和意義，以及人類該如何處置好人與自然荒野的關(guān)系，即樹立正確的生態(tài)倫理觀。
3．尊重生命：動物倫理與生態(tài)意識
動物和人一樣都是地球生態(tài)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tài)意識同樣體現(xiàn)在對動物的尊重和價值判斷上，動物也應(yīng)屬于道德客體的范疇。澳大利亞哲學家皮特·辛格（Peter Singer）作為當代世界動物保護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在20世紀70年代就指出把動物排除在道德倫理客體之外，就如當初把黑人和婦女作為“他者”一樣是極其錯誤的。辛格在其理論著作《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2009）中指出，只要是能感知到痛苦的生物都應(yīng)該享有道德價值的判斷，“對痛苦和快樂的感知能力是一個生命享有自己利益的充要條件，它最底線的利益是不愿遭受痛苦的折磨：比如你把一只老鼠用腳踢到了馬路邊上，這就觸犯了它的利益，因為它感知到了痛苦?！保⊿inger 1990：8）荒野上的馬是真正的生命體驗個體，“由著驕傲自由的天性在它自己的這片荒野上奔馳。相比之下，我們城里的馬多么的不同！”（71）他們要受制于人，充當人類的仆役。人類應(yīng)該給予動物同樣的道德考量，人與動物是平等的，都有感知痛苦和快樂的能力。
《大草原之旅》中，有這樣一個場景：“他（托尼施）抓到了一匹美麗的奶白色馬駒，大約七個月大，因為小馬沒有足夠的體力和馬群一起狂奔?！R駒不停地踢蹬，拼命想要掙脫，而托尼施就抱住它的脖子和它摔跤，還跳到它背上做出各種滑稽動作，活像一只猴子跳在了小貓的背上。”（96）歐文對這種捕捉場景的描寫深刻而細致，毫無疑問，當托尼施沉浸在捕捉戰(zhàn)利品的喜悅時，他把馬駒的痛苦置之不顧，即沒有把這匹馬駒納入到自己的道德審判中去。這種對動物痛苦掙扎和無助的細致描寫以及人類的代表托尼施的狂喜感，都表現(xiàn)了歐文的生態(tài)意識覺醒，渴求人能認識到動物的痛苦以及人類對動物所造成的苦難。以至于當歐文來不及制止自己的同伴比特獵殺一匹野馬時，由于子彈偏斜，野馬“毫發(fā)無損地”沖進樹林中，而感到很“十分滿足”（130）。人類有義務(wù)從根本上來改變對待動物的方式，從行為上減少對動物的傷害，這樣動物就可以減輕痛苦。動物因為感知力而擁有“利益”，所以就應(yīng)該得到道德關(guān)懷。雖然從某一程度上來講，辛格也承認人和動物就感知力而言有程度上的不同，理應(yīng)享受的權(quán)利相對動物要多，但是就道德層面而言，人類不能因為感知力的不同而不顧及動物痛苦，人類的道德義務(wù)要求把痛苦減到最小。當歐文和其同伴不停地朝野牛開槍時，雖然對其山一般的肉體而言子彈總不致命，“但是有一顆更為致命的子彈射了過去，它全身一顫，轉(zhuǎn)身試圖涉水到對岸，但踉蹌幾步后便側(cè)身慢慢倒下去，死了”（92）。歐文評價這是“英雄之死”，而且“感到羞愧”，反映出作者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想征服自然，另一方面又認為人類殘忍無情，文明社會的價值觀和荒野自由之間的沖突揭示了作者早期的生態(tài)意識。
動物權(quán)利論者里根（Tom Regan）從捍衛(wèi)動物的權(quán)利出發(fā)，為動物解放運動提供了另外一種道德依據(jù)。里根認為動物和人一樣都擁有“固有價值”（inherent value），即這種價值是獨立存在的，不因他人的目的、需要為轉(zhuǎn)移，是與生俱來的獨特的價值。固有價值保證生物群體擁有不受傷害的道德權(quán)力，因此，動物和人都是生命的體驗主體，就固定價值而言沒有優(yōu)劣之分，動物和人都是平等的，人類不應(yīng)該把動物當作資源來看待?！坝猩膫€體不是僅僅意味著活著或者是有意識……它們有觀察力、記憶力和未來意識；他們有因為愉快和痛苦的感覺引起的情感生活；它們有自己的興趣愛好；它們也可以為實現(xiàn)自己的夢想和目標采取行動……這些所有上述的內(nèi)容都與他們是否對別人有用無關(guān)?！保≧egan 1983：243）一切有生命的個體都具有固定價值，所以我們要對任何生命個體，包括動物，都予以充分的尊重，而不能認為他們的存在僅是對他人才是有用，有價值的。
歐文在《大草原之旅》中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一想到這只受傷的鹿在孤獨中死去，那些尚把這樣的追蹤當娛樂的人心中不免感到憐憫，但這樣的憐憫轉(zhuǎn)瞬即逝。人生來就是食肉動物，無論怎樣被文明改造，依然隨時都會重拾殺戮的天性”（55）。歐文認識到人類把自己的狩獵活動建立在動物的痛苦之上，就其本人而言對此是極其反對和反感的。歐文對此種“追蹤”表達了“憐憫”和悲憤，譴責人類的“殺戮天性”，具有早期的“反獵思想”，體現(xiàn)了平等對待動物的生態(tài)意識。
此外，當歐文在山坡頂上偶遇一匹漂亮的野生黑母馬時，“我凝視著它，一直到它消失在我的視線中，心中暗暗祈禱，愿如此美好的動物永不受鞭勒束縛之羞辱，永遠是大草原上自由奔跑的精靈”（99）。作者的“祈禱”一方面體現(xiàn)出對大自然精靈的羨慕，另一方面也為其未來的被殺戮命運感到深深擔憂，從側(cè)面反映了作者對人類獵殺動物行為的反對，體現(xiàn)了作者早期的生態(tài)意識，以致作者在獵殺一只母鹿時，心里隱隱作痛，“把槍舉了又放，放了又舉，就是狠不下心去開槍”（108）。人類把獵殺其他動物當作一種“娛樂”，不把動物當作有感情和血肉的生命個體，沒有把動物列入道德客體的范疇，這樣動物就不擁有生命權(quán)，人類就可以不受任何道德良心和法律的束縛隨意獵殺動物。羅爾斯頓在《哲學走向荒野》中譴責人類，“他是大地上的疾病，忽而用雙腳走路，忽而像服了麻藥一樣呼呼大睡。他殺戮著、吃喝著、成長著……他心里充塞了許多互相矛盾的欲望……無可救藥地只能靠殘害其他生命來維生”（羅爾斯頓2001：440）。但是，人類存在于自然之中，如果不是人類創(chuàng)造了自然，那么則是自然孕育了人類，人類就必須服從自然的規(guī)律而不是自己的利益。就生態(tài)的整體性而言，人與其他哺乳動物相比，“并不比螞蟻、夏天的蒼蠅、細小的纖蟲或最小的桿菌更有價值”（Coates 1998：143）。人類作為文明的化身，文明要求人類“與其他動物、植物、土壤之間達到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和諧狀態(tài)”（Leopold 1991：183）。
4．結(jié) 語
歐文在《大草原之旅》中對美國早期這片“荒野”的認識，以及早期的生態(tài)意識，對認識人和自然的關(guān)系起到了重要作用。歐文將自己對大自然的內(nèi)心精神體驗與輝煌壯美的西部自然景物描寫融為一體，把自己的精神寄托于荒野之上，立足這片新大陸，強調(diào)荒野的價值，表現(xiàn)了美國的崇高之美。歐文“躺在開闊天穹之下，吸進的是未經(jīng)污染的純潔空氣，精神為之大振，心頭狂喜”（131），對他來講能獲得自然的審美體驗的前提是對自然的愛和尊重。這部作品雖然講述的是作者跟隨一隊人參加狩獵之旅，但是在與自然的接觸和體驗中，更多表現(xiàn)的是其生態(tài)意識。正是由于人類缺乏生態(tài)意識，才會肆無忌憚地從大自然掠奪，造成生態(tài)失衡，拓荒成為美國生態(tài)史上的大事件。歐文在《大草原之旅》中強調(diào)了生態(tài)整體觀，即人不是站在自然的對立面，把自然看作僅僅是人類的資源，而是要努力維護自然整體的利益，建立一種和諧、穩(wěn)定、完美的關(guān)系，把生態(tài)整體的利益當作人類最高價值追求。在對待人和動物的關(guān)系上，歐文對其遭遇感同身受，也體現(xiàn)了生態(tài)整體觀。動物和人類一樣有痛苦和歡悅的“感知力”，具有自己的“固定價值”，也應(yīng)納入到道德客體的范疇，人類作為和動物平等的生命個體，無權(quán)隨意掠奪和剝削動物的生命權(quán)和生命價值?？傊瑲W文在對西部大自然的欣賞和書寫過程中，以生態(tài)的視角來思考問題，希望能永遠保持這片土地的美麗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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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簡·奧斯汀《曼斯菲爾德莊園》中范妮的地方依附
李文文
（貴州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 要：簡·奧斯汀的后期小說《曼斯菲爾德莊園》主要講述了范妮·普萊斯從小遠離自己位于樸茨茅斯的家，寄養(yǎng)在曼斯菲爾德莊園的故事。國內(nèi)外學者多從女性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等角度對這篇小說進行研究，但目前還很少有人涉及其中的地方依附情結(jié)。本文作者發(fā)現(xiàn)范妮對曼斯菲爾德莊園這個地方所表現(xiàn)出的情感變化呈現(xiàn)出一種“陌生—歸屬—忠實”的遞進趨勢，正好體現(xiàn)了她對曼斯菲爾德莊園地方依附（個人與環(huán)境之間的一種聯(lián)系）的過程。因此，本文主要立足于地方依附的相關(guān)理論，從無地方感、地方適應(yīng)、地方認同三個階段探究范妮對曼斯菲爾德莊園的地方依附。
關(guān)鍵詞：《曼斯菲爾德莊園》；范妮·普萊斯；地方依附；情感變化
1．引 言
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著名女作家簡·奧斯汀受爭議最多的小說《曼斯菲爾德莊園》具有豐富的內(nèi)涵和意蘊，這部作品“在贏得高度評價的同時也招致了一些反感，不過從來沒有被冷落”（蘇珊娜2011：13）?？v觀國內(nèi)外學者對于簡·奧斯汀的研究，蔚然大觀，但目前還很少有人涉及其作品中的地方依附情結(jié)。地方依附1（place attachment）是“一個復(fù)雜的綜合概念，可以看作以情感為中心，人受環(huán)境影響并與環(huán)境建立的聯(lián)結(jié)”（楊奕，吳建平2013）。人文地理學家哈米特（Hammett 1996）將地方依附／依戀感從淺到深一次命名為熟悉感（familiarity）、歸屬感（belonging）、認同感（identity）、依賴感（dependence）與根深蒂固感（rootedness），地方依附/依戀感被認為是持續(xù)的，會隨著時間發(fā)生變化，而非靜止不變的。
本文作者發(fā)現(xiàn)，范妮剛離開家鄉(xiāng)樸茨茅斯到達曼斯菲爾德莊園時，充滿對家鄉(xiāng)的懷念以及對新地方的陌生感和恐懼感。逐漸適應(yīng)曼斯菲爾德莊園的生活環(huán)境后，她對這個新地方越來越喜歡；后來范妮對曼斯菲爾德的情感不斷加深，最后，與愛德蒙表哥結(jié)婚，完全忠實于曼斯菲爾德莊園這個地方，形成了對這個地方的依附。基于哈米特等人文地理學家提出的地方依附相關(guān)理論，本文作者認為范妮對曼斯菲爾德莊園的情感由淺入深的變化體現(xiàn)了其地方依附過程的變化，即無地方感（sense of placelessness），指個人不屬于任何地方而是處于地方外的狀態(tài)，充滿了對新地方的陌生感（sense of strangeness）；地方適應(yīng)（place adaption），指個人逐漸適應(yīng)新地方的過程，對新地方產(chǎn)生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以及地方認同2（place identity），指個人對地方產(chǎn)生認同，是一種精神層面的依附，即對所依附的地方產(chǎn)生的最深切的情感聯(lián)結(jié)——忠實感（sense of loyalty）。
2．無地方感——對曼斯菲爾德莊園的陌生感
范妮經(jīng)歷了漫長旅途離開家鄉(xiāng)樸茨茅斯，剛到達曼斯菲爾德莊園時，充滿了對樸茨茅斯的懷念以及對新地方的陌生和恐懼。范妮處于失去以前熟悉地方與感知不到新地方這兩個狀態(tài)之間，無地方感由此而生，正如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曾說，地方是“可感知價值的中心（center）”（Tuan 1977：4）。對于感知主體來講，地方（place）是可感知的、具有一定價值的、圍繞著生活的中心。因此，地方感（sense of place）可理解為個人與這個“可感知的中心”之間的聯(lián)系，無地方感則可以指個人失去與這個“可感知的中心”的聯(lián)系。對于范妮來講，樸茨茅斯的家是一個地方，曼斯菲爾德莊園則又是一個地方。范妮從樸茨茅斯的家這個地方離開，且意識到了幾乎沒有再回去的可能性，她以前“可感知價值的中心”繼而隨之逐漸邊緣化；步入曼斯菲爾德莊園這另一個地方，在這里產(chǎn)生的陌生感使范妮拒絕認識這個地方，感知不到這個地方“價值的中心”。
當一個人被迫寄養(yǎng)在一個從未去過的地方，并經(jīng)歷漫長的旅途到達這個地方時，會導致無地方感的產(chǎn)生。范妮沒有逃脫被寄養(yǎng)的命運，當范妮在九歲的時候，由于母親普萊斯太太即將要有第九個孩子，沉重的負擔使她不得不向遠處的姐姐求助。因此，遠在曼斯菲爾德莊園的諾里斯姨媽開始了勸說托馬斯爵士收養(yǎng)范妮的計劃。緊接著，“那個小女孩順利地完成了長途旅行3（journey）”（奧斯汀2008：9）。在當時，對于一個來自樸茨茅斯小鎮(zhèn)的姑娘，長距離的旅行是少見的。范妮這時剛好十歲，對于她個人來講，從樸茨茅斯到達遠在北安普敦的曼斯菲爾德莊園已經(jīng)是很漫長的旅行了。旅行者在短時間內(nèi)經(jīng)過不同的地方，漂泊不定的狀態(tài)也會導致個人地方感的失去。隨著馬車的前進，在樸茨茅斯的家離范妮越來越遠，那個曾經(jīng)是她居住的地方不再是她生活的“中心”，那個家將不會對她負有任何責任，她也不需要對這個家負責。
范妮被迫與樸茨茅斯的家分離，被曼斯菲爾德莊園排斥并視為陌生人，萊弗將這種個人地方經(jīng)歷稱為“局外性”4。離開樸茨茅斯意味著范妮已經(jīng)不屬于那個地方，不是樸茨茅斯的“局內(nèi)人”（insider），而是個“局外人”（outsider）（David ＆ Jacob 2008）。當范妮踏進曼斯菲爾德莊園這個陌生的地方時，陌生的環(huán)境和陌生的人使她感到難以去感知這個地方，相對于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的一切，她同樣是個局外人。地方陌生感使得范妮充滿了對家鄉(xiāng)的懷念，她不時地會想起她的兄弟姐妹，因為“他們總是把她看作重要的玩伴、女教師和保護人”。（奧斯汀2008：12）不僅如此，范妮還對當下的自身現(xiàn)狀感到不安與害怕，正像小說中所描述：
“不論在表姐他們身邊還是與他們分開，不論是在教室、客廳或灌木林中，都一樣郁郁不樂，覺得每個人每個地方都顯得可怕。她怕伯倫特夫人的沉默，怕托馬斯爵士的嚴肅表情，聽到諾里斯太太的訓誡更是惶惶不安。表姐們議論她的身材使她無地自容，提到她的羞澀使她感到屈辱?！保▕W斯汀2008：12）甚至伯倫特夫人的微笑、夫人的哈巴狗的殷勤態(tài)度和讓她享用的醋栗餡餅，在此時都難以撫慰她的憂傷與孤獨。“那位小客人心亂如麻，她怕每一個人，又為自己害羞，還一心惦記著剛離開的家庭；她不敢抬頭看別人一眼，講的話別人幾乎聽不見，還差點哭出聲來”。（奧斯汀2008：10）
對于范妮來講，解決這種現(xiàn)狀的辦法就是哭泣和睡眠，這樣才能使自己暫時忘記面前這個陌生的曼斯菲爾德莊園。因此，筆者認為當個人感到難以融入陌生的地方時，無地方感將會一直持續(xù)直到他開始適應(yīng)這個地方。
3．地方適應(yīng)——對曼斯菲爾德莊園的歸屬感
范妮剛進入曼斯菲爾德莊園，對偌大的陌生的地方感到迷茫，不知如何適應(yīng)新生活，正處于“不安定”（becoming uneasy）階段5。范妮若想在曼斯菲爾德莊園“掙扎生存”（struggling to stay）（Million 1992），就必須改變自身，認識地方，適應(yīng)地方，從而形成歸屬感，改變局外人的狀態(tài)。然而適應(yīng)一個地方需要很長時間，連奧斯汀都說“要使范妮與相處慣的人分開，繼而適應(yīng)曼斯菲爾德莊園的新生活，這期間需要的時間可比諾里斯太太預(yù)計的要長”（奧斯汀2008：10）。經(jīng)過很長一段時間后，范妮開始逐漸適應(yīng)曼斯菲爾德莊園。
本文作者根據(jù)喬根森和斯特德曼等（Jorgensen ＆ Stedman 2001）人文地理學家對地方依附三要素，即個人、地方和過程（person，place and process）之一的過程進行了探究和分析6，分別從范妮情感依附的尋求、認知結(jié)構(gòu)的豐富，以及外在行為的變化，分析其對曼斯菲爾德莊園的地方適應(yīng)。
范妮對曼斯菲爾德莊園地方適應(yīng)首先體現(xiàn)在情感上，她逐漸在愛情、親情和友情上找到了安慰。正如奧斯汀所寫，“范妮雖然無知和膽怯，有不少缺點，但還是在曼斯菲爾德莊園住下來，把她從前對家的依戀情緒大多轉(zhuǎn)移到了這里，與表姐們一起愉快地成長起來”（奧斯汀2008：17）。埃德蒙是范妮愛情的寄托者，是她在莊園中第一個對她表示關(guān)心和愛護的同齡人?！氨硇职５旅傻挠H切態(tài)度，也提高了她在別人面前的勇氣。這個地方不再那么陌生，這里的人也不再那么可怕；如果說其中有些人，她還不能不有所顧慮，那么至少她已懂得他們的脾氣，知道怎樣以最好的態(tài)度去適應(yīng)?！保▕W斯汀2008：14）他讓范妮逐漸走出孤獨感和局外感，教她如何去適應(yīng)莊園中的人和事。伯倫特夫人和托馬斯爵士是她親情的依靠者，托馬斯爵士是整個曼斯菲爾德莊園的大家長，在安提瓜一行之后，托馬斯爵士開始重視范妮，并把她當作自己的親生女兒來對待。伯倫特姨媽性情溫和，與諾里斯姨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逐漸地，范妮成為伯倫特姨媽的陪伴者，“她跟她聊天，聽她講話，給她朗讀；這種寂靜的夜晚，使她得以在閑聊中擺脫一切不愉快的聲音，這正是她經(jīng)常惴惴不安或惶惑苦惱的心最希望得到的?！保▕W斯汀2008：31）通過與伯倫特姨媽做伴，范妮逐漸體會到了親人的溫暖。馬是范妮友情和健康的維系者，她身體不是很好，且?guī)缀鯖]有朋友，所以經(jīng)常獨自去花園散步騎馬。她的老朋友——小灰馬的死對她來說是很大的損失，不僅令她難過，而且也威脅到了自己的健康（奧斯汀2008：31）。但是，后來愛德蒙表哥與諾里斯姨媽據(jù)理力爭，購置了一匹新馬后，范妮得以重新獲得友誼與健康。
范妮認知的逐漸提升體現(xiàn)出她對曼斯菲爾德莊園的適應(yīng)，主要表現(xiàn)在知識的逐漸豐富和女性意識的覺醒兩個方面。范妮剛剛進入曼斯菲爾德莊園之后，和兩位表姐一起學習，相比之下，范妮知識匱乏、才能平庸。
“范妮能讀書、寫字、做針線，但是她才能平庸，沒有受過教育，不會拼寫歐洲的地圖，講不出俄國的主要河流，沒聽說過小亞細亞，甚至不知道水彩畫和蠟筆畫的區(qū)別。不知道怎么去愛爾蘭。而兩個表姐則已經(jīng)在很久前就能按順序背誦英國的歷代國王，知道他們的登基日期和每個朝代的大事記，還知道賽維魯以前的羅馬歷代皇帝，還有大量的異教神話，各種金屬，半金屬和行星的名稱，還有許多著名哲學家的名字。”（奧斯汀2008：15）令范妮感到自卑的是，她不懂的知識表姐們在幾歲的時候就已經(jīng)背會，甚至家庭教師李小姐也對范妮的無知表示驚訝。但是逐漸適應(yīng)環(huán)境之后，范妮就在她的房間里，每天記日記，埃德蒙表哥也會推薦她需要看的書，甚至在返回樸茨茅斯時，她都自己出錢獲取進入社區(qū)圖書館的機會。逐漸地，范妮的知識得到了不斷積累，當幾個年輕人打算在家中表演戲劇時，范妮反對并試圖制止，得到了托馬斯爵士對她的贊賞。此外，在逐漸適應(yīng)曼斯菲爾德莊園的生活過程中，范妮的女性意識也開始覺醒，她為了堅持追求自己的幸福，斷然拒絕了紳士克勞福德，因為她明白自己愛的人是埃德蒙表哥。
范妮對曼斯菲爾德莊園的適應(yīng)還表現(xiàn)在她外在行為方式的轉(zhuǎn)變上，她對莊園空間由恐懼轉(zhuǎn)為熟悉。范妮剛來到曼斯菲爾德時，“公館的富麗堂皇令她吃驚，但是并不能安慰她。那些房間太大了，她在屋里覺得不自在；任何東西她都不敢碰，怕弄壞它們；不論走到哪里她都是提心吊膽，怕遇到什么意外，最后只得退回自己的屋里啼哭”（奧斯汀2008：12）。范妮以前住在樸茨茅斯小鎮(zhèn)擁擠而又混亂的家中，突然到達一個與原來生長環(huán)境截然不同地方，充滿了對新地方的恐懼感。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范妮對曼斯菲爾德的一切逐漸熟悉，了解了莊園各個位置，成為伯倫特姨媽的得力助手。范妮剛進入曼斯菲爾德莊園，從來不和表姐一起參加晚會，她也無權(quán)參加，只能安心地在家里陪伴著姨媽，做個傾聽者。然而，逐漸適應(yīng)曼斯菲爾德莊園的生活后，范妮的社交圈也逐漸擴大，開始結(jié)交朋友，并且托馬斯爵士還為她舉行了生日派對。
從范妮情感、認知與行為對曼斯菲爾德莊園的地方適應(yīng)來看，她對曼斯菲爾德莊園已經(jīng)逐漸產(chǎn)生了歸屬感。范妮認為曼斯菲爾德莊園可以一直像目前一樣安逸，而她也會在這個暫時還不能稱作是家的地方長期居住下去。
4．地方認同——對曼斯菲爾德莊園的忠實感
范妮在對曼斯菲爾德莊園的生活適應(yīng)后，對這個地方產(chǎn)生了認同，即對所依附的地方產(chǎn)生最深切的情感聯(lián)結(jié)——忠實感。對于范妮來講，她徹底認同曼斯菲爾德莊園且對這個地方產(chǎn)生忠實感，是通過對這個地方的經(jīng)驗積累與理性的認識之后形成的。
通過將曼斯菲爾德莊園與混亂的樸茨茅斯進行對比，范妮徹底認同了富足、優(yōu)雅、井然有序的曼斯菲爾德莊園。范妮的哥哥威廉·普萊斯被提升后來到曼斯菲爾德莊園，想向妹妹展示他的海軍裝，但由于殘忍的軍規(guī)，軍裝留在了樸茨茅斯。正當他倆感到遺憾的時候，托馬斯爵士早已經(jīng)在內(nèi)心做出了這樣的安排——“醫(yī)療計劃”：讓范妮陪伴她的哥哥威廉回樸茨茅斯，與自己的家人團聚一段時間。托馬斯爵士最初打發(fā)范妮回家的動機并非是為了使范妮一家團圓，而是為了希望范妮能夠頭腦清醒，暫時告別曼斯菲爾德莊園的富裕生活，正確估計一個可以作為她終生歸宿，又同樣舒適的家的價值。
范妮回到樸茨茅斯，各種嘈雜的聲音在她耳邊響起，十分混亂?！胺赌萁o吵得頭昏腦脹。房子小，墻壁又薄，一切聲響都顯得離她那么近，加上旅途的勞累，近來的緊張生活，她幾乎難以忍受。”（奧斯汀2008：362）全家人都擠在十分狹窄的小房子里，沒有各自的空間。范妮“被帶進了客廳，它那么小，起先她以為這只是過道，是通往別的較好房間的，她站在那兒等了一會兒，但大家都沒有再往前走，她這才發(fā)現(xiàn)它沒有第二扇門”（奧斯汀2008：357）。由此可見，范妮已經(jīng)對樸茨茅斯幾乎沒有了印象，反而對這里狹窄的空間感到驚奇，反襯出范妮對曼斯菲爾德莊園的認同；低劣的飲食使得范妮身體感到不適，在回到樸茨茅斯當天晚上，范妮和哥哥威廉等了很長時間，最后只是喝了些茶水。而有一次克勞福德來樸茨茅斯家中看她時，范妮甚至不敢邀請他來家里用餐；此外，樸茨茅斯家人不得體的舉止也令她反感。父親醉酒后邊走邊罵，回到家一腳踢開她的衣帽箱，幾個弟弟來回打鬧，妹妹因為一把小刀而生氣，雖然做禮拜當天全家人都很得體，但是很快全家人就會回到平時的狀態(tài)，混亂的樸茨茅斯在范妮心中的地位逐漸下降。
范妮對家鄉(xiāng)樸茨茅斯的情感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無比懷念——難以忍受），范妮“在她前往樸茨茅斯的時候，她把那里稱作她的家，喜歡說她是在回家，這個字對她非常親切；它現(xiàn)在仍是這樣，但只能用在曼斯菲爾德了。如今那里才是她的家；樸茨茅斯是樸茨茅斯，曼斯菲爾德才是家”（奧斯汀2008：408）。范妮甚至把這次托馬斯爵士對她實施的“醫(yī)療計劃”比作是在坐牢，認為樸茨茅斯這個新興的港口小鎮(zhèn)與她想象中的家截然不同，相反，她腦海中的真正的家是曼斯菲爾德莊園。筆者認為原因是范妮對曼斯菲爾德莊園已經(jīng)產(chǎn)生地方忠實感，以至于難以融入曾經(jīng)的地方。就像萊弗所說，“當一個人離開出生地多年后，返回家鄉(xiāng)時會產(chǎn)生一種陌生感”。（David ＆ Jacob 2008）范妮用托馬斯爵士給的錢去社區(qū)圖書館借書來看，“希望在這種活動中埋葬她對曼斯菲爾德的一部分懷念，她覺得如果手指有事干，它便可輕而易舉地占領(lǐng)她的頭腦?！保▕W斯汀2008：377）范妮在曼斯菲爾德莊園生活的時間長于樸茨茅斯的時間，可見，她已經(jīng)形成了對曼斯菲爾德莊園的地方認同。
范妮雖然沒有去過倫敦這個地方，但是通過她意識中對倫敦的印象可以看出，范妮更加認同優(yōu)雅的曼斯菲爾德莊園。地方是“事件性的、處于進程中的事物”（布伊爾2010：81），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工業(yè)化、民主化、城市化進程加快，曼斯菲爾德莊園因此也受到了影響?！皧W斯汀所處時期的倫敦，即攝政時期的倫敦，成了有錢人聚集吃喝玩樂的地方，也是人們追隨時髦、揮霍金錢、道德敗壞的地方。”（錢青2005：127）小說中瑪麗·克勞福德與亨利·克勞福德兩兄妹即是倫敦的縮影，他們將當時倫敦人所具有的價值觀帶進傳統(tǒng)的曼斯菲爾德莊園。在范妮離開曼斯菲爾德莊園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中，曼斯菲爾德莊園連續(xù)發(fā)生了幾件大事：托馬斯爵士的長子湯姆在倫敦得熱病，情形嚴重；瑪麗·克勞福德由于湯姆生病難以繼承莊園的財產(chǎn)，而將她的愛情目標轉(zhuǎn)向范妮的暗戀者埃德蒙；大女兒瑪利亞·拉什沃思產(chǎn)生了婚戀情，與曾經(jīng)追求過范妮的亨利·克勞福德于倫敦私奔；二女兒茱莉亞也與曾經(jīng)參與排演戲劇《情人的誓言》的耶茨先生在倫敦私奔。整個莊園上下充斥著緊張的氣氛，且這些事件都與倫敦這個地方有關(guān)，因此，范妮更加確定自己的判斷——倫敦是個會使人墮落的地方，間接影響著莊園原有的風貌。就像作者奧斯汀本人一樣，范妮也“保留著農(nóng)業(yè)社會價值觀，留戀著穩(wěn)定的舊秩序”（錢青2005：127），與曼斯菲爾德莊園成為一體，具有了衍生于這個地方的地方認同。
范妮認同了莊園，她希望自己能夠盡快回到莊園，并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正如愛德華·凱西（Casey 1993）與哲學家J．E．馬爾帕斯（Malpas 1999）認為“擁有且被這個地方所認同是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having and identifying with place are integral to what and who we are as human beings）范妮認為在樸茨茅斯的生活越來越煎熬，當?shù)弥捎跍返牟∏槎七t她離開樸茨茅斯時間的時候，她心里非常難受，覺得這是對她“殘忍的、可怕的拖延”（奧斯汀2008：407）；當聽說兩個表姐的事情之后，范妮對曼斯菲爾德表現(xiàn)出了極度關(guān)心，甚至看到自己的母親，都會想起曼斯菲爾德莊園中沙發(fā)上坐著的伯倫特夫人。這種與另一地方“維持接近性”7（Hidalgo ＆ Hernandez 2001：274）的想法與行為充分展現(xiàn)出范妮對曼斯菲爾德的認同。
范妮不僅認同了莊園，也得到了莊園所有人的認同。當埃德蒙表哥來接她回莊園時，范妮的內(nèi)心是激動的，因為這意味著曼斯菲爾德莊園需要她，她已經(jīng)被那個“家”認同。范妮再一次經(jīng)歷漫長的旅途，但這次不是被迫地離開，因為她的方向是真正的“家”——曼斯菲爾德莊園?；氐健凹摇焙?，范妮受到所有人的歡迎，很快進入狀態(tài)，一如既往地照顧表哥和姨媽，并耐心教導妹妹蘇珊接替她的位置陪伴伯倫特姨媽，逐漸使莊園的情況好轉(zhuǎn)。萊弗曾說：“一個人融入一個地方的感情越深，他由地方衍生的地方認同就越強烈?！保╰he more profoundly inside a place a person feels，the stronger will be his or her identity with that place）（David ＆ Jacob 2008）最后，范妮和埃德蒙結(jié)婚，真正成為曼斯菲爾德莊園不可或缺的一員，把她的一生全部獻給了莊園，對這個“心愛的地方”（奧斯汀2008：448）忠實感越來越深，形成了長久的地方依附。
5．結(jié) 論
通過研究小說《曼斯菲爾德莊園》中女主人公范妮·普萊斯對曼斯菲爾德莊園的地方依附，本文作者發(fā)現(xiàn)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第一，范妮對曼斯菲爾德莊園的地方依附具有過程性，在本小說中體現(xiàn)為無地方感、地方適應(yīng)以及地方認同；第二，地方適應(yīng)可以促進一個人形成歸屬感，范妮在適應(yīng)新地方的過程中，其陌生感與孤獨感逐漸消除；第三，地方依附一旦形成，將具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范妮對曼斯菲爾德莊園形成地方認同之后，就忠實于這個地方，再也沒有離開曼斯菲爾莊園?！堵狗茽柕虑f園》是奧斯汀搬入喬頓小屋之后創(chuàng)作的，與前期作品風格截然不同。這部小說把目光投向鄉(xiāng)間的曼斯菲爾德莊園生活，為我們留下了19世紀初期莊園生活的全貌。工業(yè)化的腳步逐漸向曼斯菲爾德莊園靠近，范妮忠實地依附于曼斯菲爾德莊園，沒有被物欲橫流的倫敦吸引，并且遠離新興海港城市樸茨茅斯，這體現(xiàn)出作者簡·奧斯汀對充滿道德與秩序、優(yōu)雅的地方的認同，對工業(yè)革命影響下地方價值觀面臨挑戰(zhàn)的焦慮。
注 釋
1．地方依附是指“個人與所居住的有意義的環(huán)境之間產(chǎn)生的一種情感的聯(lián)結(jié)”。（the bonding that occur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ir meaningful environments）（Leila ＆ Robert 2010）早在1966年，賴特（Wright）首次提出“敬地情結(jié)”（Geopiety）（約翰斯頓2004：266）一詞，主要用于表示人對自然界和地理空間產(chǎn)生的深切敬重之情。1974年，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Tuan 1974）提出了“戀地情結(jié)”（Topophilia），表示人對地方的愛戀之情。1976年萊弗（Relph 1976）進一步提出了“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等。1989年，威廉姆斯等著名的人文地理學家（Williams ＆ Roggenbuck 1989）提出了較為完整的定義，“將地方依附定義為人與場所之間基于感情（情緒、感覺）、認識（思想、知識、信仰）和實踐（行動、行為）的一種聯(lián)系”（徐夢潔等2015），地方依附逐漸為研究人員廣泛認可。
2．環(huán)境心理學家普羅夏斯基及其同事在1983年提出“地方認同”，用來表示“自我的客觀世界社會化”（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Proshansky et al.1983），或者是“衍生于地方的自我定義”（self-definitions that are derived from places）（Leila ＆ Robert 2010）。
3．Journey can lead to a loss of identity or an impartial relativity that allows for commitment to nothing．（David ＆ Jacob 2008：50）
4．A person can be separated or alienated from place，and this mode of place experience is what Relph calls Outsideness．People feel some sort of lived division or separation between themselves and world—for example，the feeling of homesickness in a new place．（David ＆ Jacob 2008）
5．心理學家路易斯·米利翁（Louise Million 1992）將基于被迫的旅行而造成的無地方感分為八個階段：（1）becoming uneasy，（2）struggling to stay，（3）having to accept，（4）securing a settlement，（5）searching for the new，（6）starting over，（7）unsettling reminders，and（8）wanting to resettle．
6．探究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討論，包括情感（affect），指個人對地方產(chǎn)生的情感聯(lián)系（emotional connection to a particular place）；認知（cognition），指個人與地方相關(guān)的記憶、信仰、意義、知識和思想等（the memories，beliefs，meaning，and knowledge that individuals associate with their central settings）；行為（behavior）或意動（conative），指意向與行為。
7．Proximity-maintenance is to maintain closeness to a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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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回鄉(xiāng)——《月亮谷》中的家園意識探析
陳恒嬌
（貴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摘 要：
美國現(xiàn)實主義作家杰克·倫敦創(chuàng)作的《月亮谷》中描寫了工業(yè)背景下的城市生活充斥著剝削與欺詐，為得到一份工作，人們像瘋狗爭食骨頭般互相殘殺，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已至毫無溫情之地步。主人公撒克遜夫妻意識到，在這樣的城市中已然失去了構(gòu)建和諧家園的土壤。于是，女主人公撒克遜的家園意識開始萌芽。作為撒克遜民族的后裔，撒克遜繼承了先輩們骨子里對土地、對自然的神往，這似乎注定了主人公家園意識的敏銳性。在跨越北加利福尼亞的旅程中，他們深入鄉(xiāng)村，看到?jīng)]有過度耕種、不依賴機械設(shè)備、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畫卷逐漸展開。隨著體驗的深入，夫妻倆對他們精神和地理上的理想家園——月亮谷的構(gòu)建也越發(fā)清晰。本文將探析撒克遜夫妻家園意識從模糊到清晰的過程，如何一步步實現(xiàn)地理和精神上的回鄉(xiāng)。
關(guān)鍵詞：家園意識；生態(tài)意識；月亮谷
1．家園意識的萌芽
圣經(jīng)中，亞當夏娃因偷食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園——那個最初的、充滿歡樂的理想家園，從此，人類便帶著罪惡踏上了苦苦的回鄉(xiāng)之旅。也許，正是這樣一種有意或無意識的內(nèi)心深處對家園的眷戀和渴望，使人們無論是否身處異境，總在向往或追求一個更為安寧、快樂、幸福的棲居之所，這也使得中西方文學中不乏以從漂泊離家再到追求返鄉(xiāng)為主題模式的作品。美國作家杰克·倫敦的小說《月亮谷》中主人公的命運也正是經(jīng)歷了從離棄家園到漂泊尋求再到重建家園的過程。對于家園的含義，李建軍（1995：18-20）曾給出了如下定義：
一是抽象的精神意義上的，一是具體的地理意義上的。前者是精神家園心靈家園，是指心靈以及良知、正義、勇敢、尊嚴、純潔、愛心、真誠等神圣原則和絕對命令作為寓存的家園，并始終不渝地維護這些原則……家園的另一種意義是具體的地理意義上的，它大而言之是自然，小而言之是那個美麗、和諧的葡萄園。這種家園的意義絕不低于抽象的精神家園。
在這里，家園的含義從精神和地理上被得以詮釋，而在《月亮谷》這部小說中，主人公的精神和地理上的漂泊返鄉(xiāng)恰如兩條脈絡(luò)清晰地貫穿始終。這部小說的故事背景是資本家肆意剝削工人階級的時代，隨著當時工業(yè)革命的愈加深入和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致使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產(chǎn)生疏離。
“她一手扶著燙衣板，一手抖抖索索地去抓熨斗，不料雙膝一軟，像一只干癟的布袋，一屁股落座，軟癱在地上?！保↙ondon 2009：1）這是女主人公撒克遜所工作的洗衣房里發(fā)生的一幕，老婦人因不堪令人窒息的工作強度而暈倒在地，然而，受了難的老婦人并未得到絲毫關(guān)懷，而是在女監(jiān)工的監(jiān)督下被“兩個女人抓住她的胳膊把她往過道那邊拖去……足足過了一分鐘車間才恢復(fù)了通常的工作秩序?！保ㄍ希?009：2）在寬大的廠房內(nèi)，燙衣工們燙起一股股蒸汽，雖然廠房內(nèi)熱氣騰騰，卻也無法掩蓋廠房里女監(jiān)工的冰冷無情和女工們的近乎崩潰。就在這般惡劣甚至讓人惡心的工作環(huán)境下，撒克遜日復(fù)一日機械地堅持著。從冷漠無情的工廠這個大家回到自己生活的小家，撒克遜面對的是尖酸刻薄的嫂子，她的冷嘲熱諷，她的惡語相向無疑讓撒克遜更加疲憊不堪。于撒克遜而言，讓她掙錢立身的“大家”和遮風避雨的“小家”都早已喪失了本該有的溫暖與慰藉，與她相伴的只有房間里一個相當古老的衣櫥，使她從中找尋幾分安慰：“衣櫥的面貌與她早年的記憶交織在一起。她知道它曾與她的祖先一道坐著大篷車穿越大平原?！保ㄍ?，2009：4）伴隨撒克遜成長的衣櫥記錄著先輩們跨越平原的經(jīng)歷，那樣的生活是令撒克遜神往的，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撒克遜民族的后裔，撒克遜似乎從骨子里就透著對大自然的熱愛和向往：
有時在漫長的下午里，她無所事事地坐在窗前，腦海中重新建立她的祖先越過平原、高山和荒漠來到西海邊日落的土地上的意象。夢幻中的她的先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淳樸生活。他們遠離城市，沒有工會和就業(yè)者協(xié)會的煩惱。她記得有關(guān)她的先人們自給自足的生活故事。他們狩獵，飼養(yǎng)家畜，種植蔬菜；他們操持著鐵匠活和制鞋等等。對了，他們甚至還自己織布，縫制衣物。她記得湯姆談及他到政府土地上定居的夢想時他臉上表現(xiàn)出的渴望，從中她可以體味到某種東西?！保ㄍ希?009：76）
對家園集體無意識的渴望在撒克遜民族身上尤為凸顯，這注定了主人公撒克遜對家園意識的敏銳感悟，加之現(xiàn)實生活的不如意，撒克遜的家園意識開始萌動。
2．家園意識的形成
在撒克遜結(jié)識比利之后，兩人第一次吃飯是在以樹為墻的露天餐廳，第一次交心之談發(fā)生在田野間，第一次看的電影是關(guān)于鄉(xiāng)村生活的，已然萌動的家園意識引領(lǐng)著撒克遜和比利將自己的關(guān)注力慢慢遠離城市——那片早已喪失了構(gòu)建和諧家園的土壤，從而轉(zhuǎn)向鄉(xiāng)間——“這里沒有陰謀，沒有詭計，沒有欺騙，也沒有謊言?！保ㄍ?，2009：45）
隨著工業(yè)形式的惡化，城市里的爭斗日益加劇，工作就像骨頭，人們?yōu)楣穷^而爭斗，為骨頭而相互殘殺，在一次工潮斗爭中，撒克遜失去了腹中的胎兒?！皩τ谒⒆釉?jīng)真實地存在，現(xiàn)在依然真實地存在。她的心理結(jié)癥就在于此。她無論怎樣努力，都填補不了那個痛苦的空間?！保ㄍ希?009：88）而這時的比利，因為參加罷工而變得頹廢和郁郁寡歡。在撒克遜看來，“比利變得如此陌生、如此不討人喜歡并非他蓄意所為。如果不是因為罷工和為工作的爭斗，比利必定會依舊是她的心之所愛，他天性中沉睡的恐懼定會依然安眠。這是他天性中某種東西被驚醒，是對外部世界的一種反響，與外部世界同樣殘酷，同樣丑陋，同樣邪惡?！保ㄍ?，2009：9）比利的冷漠使敏銳的撒克遜意識到，人性的丑惡開始被城市的污濁環(huán)境慢慢喚起，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已經(jīng)消失，而她和比利的愛情也即將幻滅。終于，比利因為打架蹲了牢，而她的腹中也沒了胎兒。撒克遜變得不能自控，自己變成了陌生人，人與社會的異化導致了人與人的異化，人與自身的異化?！八谀抢?，苦苦地思索著。背后的奧克蘭籠罩在一片煙霧中?！保ㄍ?，2009：117）慶幸的是，強烈的家園意識使撒克遜不斷獲得力量：比利入獄期間，撒克遜幾次前往巖壁排解她的憂慮；她以曾跨越大平原的母親為精神榜樣，她不斷提醒自己是征服荒原和野蠻印第安人的強大祖先的后代。終于，在比利出獄后，她決定同比利一起離開奧克蘭去尋找理想中的家園。然而，家園在哪？當撒克遜再度陷入迷惑時，一部電影里的場景使她的家園意識有了清晰的方向：“撒克遜看到農(nóng)田，又看到群山和天空，頗感心曠神怡，說不出的舒暢，不覺激動得熱淚盈眶，在那里偷偷地拭抹。”（同上，2009：126）
于是，撒克遜夫妻背上行囊，開始了他們的回鄉(xiāng)之旅。在旅途中，他們首先遇到了農(nóng)民莫蒂默夫人。這位發(fā)跡的老婦人，原是一家圖書館的館長，她從書上學來了種植和銷售技術(shù)，從她那里，他們認識到，擁有一定量的土地、金錢和勞力就能在鄉(xiāng)村過上舒適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夫人告誡他們，土地是慷慨的，但人對土地的管理也必須大方，不能一味索取而導致土地貧瘠。接著，他們遇到了曾是戰(zhàn)地記者的杰克·奧斯汀?，F(xiàn)在的奧斯汀幾乎把所有時間和精力都花在索諾馬山谷里的牧場上保護土壤，沒有他的允許，誰也不能砍一棵樹。從奧斯汀夫妻那里，撒克遜和比利得到暗示，他們理想的家園可能就在索諾馬峽谷。不管是莫蒂默夫人還是奧斯汀，他們對人與土地關(guān)系的認識也正如利奧波德在《沙鄉(xiāng)年鑒》序言中所寫的那樣：“我們?yōu)E用土地，因為我們認為土地是屬于我們的有價值的物品。只有當我們把土地視為我們隸屬于其中的群落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在使用土地的時候心懷熱愛和尊敬?！保▕W利波德1997：6）雖然一路上他們也看到了精明的華人和葡萄牙人在同一片土地上耕種幾種作物來提高經(jīng)濟效益，但撒克遜卻絲毫不為之所動，反而覺得這種掠奪性的耕種是對土地的褻瀆。沒有過度耕種、不依賴機械設(shè)備、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隨著著體驗的深入，撒克遜和比利對他們的理想家園——月亮谷的構(gòu)建也越來越清晰。
3．家園意識的實現(xiàn)
在尋找月亮谷的過程中，撒克遜和比利對動植物產(chǎn)生的道德關(guān)懷可窺見一斑。一路上看到的紅杉樹、石楠樹、雷德藤黃木等植物都令撒克遜興奮不已，它們像朋友一般給予他們慰藉與鼓勵。紅杉樹甚至成為了他們理想之所的一部分，若沒有紅杉，便不叫月亮谷。或許正是紅杉樹高大挺拔，深深扎根于土壤的特征鼓舞著這對年輕夫妻。雖然一路上有不少地方令他們怦然心動，“可是這里不是月亮谷！”（London 2009：209）的堅定信念使他們不斷尋求。終于，在到達月亮谷的那一刻，他們覺得是回家了，月亮谷的一切符合了他們對理想家園的所有幻想，“就像猶太人找到希望之鄉(xiāng)，摩門教徒找到猶他，拓荒者找到加利福尼亞那樣?！保ㄍ希?009：209）
在卡爾米爾過冬的時候，比利又打起了拳擊，不為掙錢而是鍛煉身體。在美麗安寧的鄉(xiāng)村，他們有時間培養(yǎng)自己的興趣愛好，撒克遜沒有了之前因胎兒夭折和比利入獄而導致的神情恍惚，比利也學會表達對撒克遜的愛，這樣的改變讓撒克遜甚至做出這樣的感嘆：“這樣過一天也許勝過奧克蘭的一萬年呢?！保ㄍ?，2009：177）曾經(jīng)對一切喪失信心的比利也意識到：“只有愛情永葆青春——能不回城里去有多好。在城里精神上的美好東西已經(jīng)消亡，只有邪惡在那里張牙舞爪?！保ㄍ?，2009：183）在奧克蘭生活時，撒克遜和比利的好朋友是伯特和他的妻子瑪麗，他們聚在一起只會無休止地談?wù)摴g的斗爭。然而，在卡爾米爾，撒克遜和比利結(jié)識了當?shù)氐乃囆g(shù)家們。比利參與他們豐富多彩的體育活動，而撒克遜則教女藝術(shù)家們制作飾物并從她們那里學習韻律與詩歌。雖然撒克遜和比利不如他們新朋友那樣學識淵博，但他們對快樂單純的生活的渴望卻是如此相似。兩個人對未來充滿了信心，更加堅定只有鄉(xiāng)村才是培養(yǎng)純潔愛情和友情的凈土，一路上的體驗也使他們實現(xiàn)了精神上的回歸，重拾了記憶中那份最初的最單純的快樂。
結(jié) 語
《月亮谷》中的撒克遜夫妻在強烈的家園意識的引導下，從“無家可歸”的深淵一步步找尋到他們理想的家園——月亮谷，重拾對愛情，對生活的信心，實現(xiàn)了地理上和精神上的回鄉(xiāng)，揭示出了向自然回歸和重建和諧健康人際關(guān)系的深層意蘊。在到達月亮谷的那一刻，他們的感受正如詩人荷爾德林在《返鄉(xiāng)——至親人》中寫道的那樣：“毋庸置疑，這里就是生身之地，你尋找的，故鄉(xiāng)泥土，近在咫尺，已然與你相遇?！?/p>
參考文獻
李建軍.1995．堅定地守望最后的家園［J］．小說評論，（5）：18-20．
杰克·倫敦.2009．月亮谷[M]．齊永法，龔曉明譯．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奧爾多·利奧波德.1997．沙鄉(xiāng)年鑒[M]．候文蕙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馬丁·海德格爾.2000．荷爾德林詩的闡釋[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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