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這本書產生于兩個甲子周期即一百二十年前那個爆發(fā)甲午海戰(zhàn)的年頭，是描繪當時中國社會現狀和山川風物的一幅獨特畫卷，是一份難得的人文地理敘事。

作者喬治·歐內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蘇格蘭裔澳大利亞人，是外國近代來華的一個重要人物，早年以旅行家和記者著稱，隨后以政治顧問和藏書家聞名。作為旅行家，他在中學畢業(yè)時和大學階段就徒步穿越澳洲大陸，并深入新幾內亞；后來又游歷美國、西班牙和摩洛哥；1893年前往遠東，經菲律賓到中國，1894年2月從日本回到上海，開始歷時百日的上海到仰光之旅，并沿途記事，構成此書；此后，1895年年底從曼谷前往昆明，1897年踏足東三省，1899—1900年周游泰國、英國、澳洲、日本、朝鮮后于義和團起義前夕回到北京，1907年穿越中國到達越南北部，1910年從河南一路西行至俄國境內。自1895年被聘為《泰晤士報》駐遠東特約通訊記者，他作為近代中國多事之秋的見證人，親身經歷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日俄戰(zhàn)爭、辛亥革命、袁世凱復辟等重大歷史事件，因其對中國的權威報道，以“北京的莫理循”而聞名西方世界。作為政治顧問，他于1912—1920年受聘于北洋政府，歷袁世凱至徐世昌四任總統(tǒng)，在輔佐袁世凱但又反對袁世凱稱帝、揭露日本《二十一條》、促成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參與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等重大事件中發(fā)揮過作用。作為藏書家，莫理循以二十余年之功收集了關于亞洲，特別是關于中國的書籍、報刊和地圖等資料共兩萬四千余冊，曾藏于他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度被袁世凱命名為莫理循大街）的宅??；這批被稱為“莫理循文庫”的東方學珍貴文獻于1917年被日本三菱財團第三代財閥巖崎久彌收購，運往東京，成為“東洋文庫”的基礎。

此書可視為這樣一位近代外國來華重要人士對光緒甲午年中國社會風俗人情的一番獨特考察，其中關于長江木船航運和西南絲綢之路兩大主題的細膩描寫和記錄尤為珍貴精彩。那些生龍活虎的峽江闖灘場景、如夢似幻的驛路客棧風情、彌漫山間的馬幫鈴聲回響，時時在文字里復活。

自上海于1843年、漢口于1861年、宜昌于1877年設立“洋關”（由外國人行使行政管理權的中國近代海關）以來，長江航運進入一個特別時期。作者記述道，當時通商已實行多年，傳教士紛紛涌入中國內地，然而從上海沿江溯行，機輪船至宜昌而止；宜昌至重慶段的航運則仍由傳統(tǒng)的木船來承擔。一時間，激流險灘上千帆競渡，為適應不同水流的各色船型爭奇斗艷，船工憑借出神入化的技巧勇斗兇灘惡浪—這是一幅曇花一現般的壯觀畫卷，長江上游的航運不久之后也進入輪機時代。然而那幅畫卷正好為作者所見。作者不止一次詳細描繪驚心動魄的沖灘過程，描寫了唱著號子的船工、纖夫，如何利用爪鉤、纖藤等工具行船，險情來臨時如何齊心協力、臨危不懼，一次次化險為夷。作者也注意到長江木船極其繁多的船型，他仔細描寫了自己乘坐的“五板”，也描寫了沿途遇見的其他大帆船；到了涪州，發(fā)現烏江船更加與眾不同，于是作者寫道：“涪州位于龔灘河〔烏江別稱〕匯入長江處……許許多多涪州大帆船停泊在這里，這種船在構造上跟長江的其他所有木船都不同，一是巨大的船尾沿四分之一圓弧扭向右舷，二是由一個大型尾艄來轉向，而不是像一般木船那樣用平衡舵?！庇^察可謂細膩準確。另外，沿岸民情，三峽風光，乃至船工性格的細致描繪，還有小舢板在江面上攔截運輸船兜售蔬菜、木炭的繁忙景象，以及江邊磧壩上淘金者的身影，于今天的我們，遙想追思，恍然如夢。

從重慶開始，作者舍舟步行，直達緬甸，最后再乘輪船進入印度，從這段行程的起始點就可以知道，作者走的就是古老的“蜀身毒道”亦即現在所說的西南絲綢之路。這條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古道，穿越萬水千山，鑿在絕壁之上，忽而跨越蠻荒峻嶺，忽而進入平壩、集市、城鎮(zhèn)，滇西和東南亞豐富的少數民族風情像珍珠一樣被串起來。一路風物如今多已化作煙云，在書中卻歷歷在目。作者記錄了中國川、滇兩省及緬、印地區(qū)沿途的山巒、溪流、村落、通衢與津梁，記錄了風格各異的民居，古驛道邊的涼亭、茶棚和買賣，也記錄了戰(zhàn)亂和饑荒帶來的困苦，大面積的鴉片種植，以及觸目驚心的地方流行病。最有價值的是對古道本身的記錄，比如對鹽津大關垴古道、大理祥云的梁王山古道、博南要津霽虹橋、翻越高黎貢山的分水嶺古道等自然、人文環(huán)境的詳細描繪，在別處并不多見，其所記載堪為史料。

有價值的史料性記錄還不限于早期長江航運、馬幫貨運、驛站經營等方面，書中還涉及很多關于中國當時的海關、洋務、貿易、苦力行、腳夫、郵政、電報、金融、幣制、黃金交易、軍火制造、醫(yī)療、外交、司法、邊防等方面的重要人物和史實，由于多為親眼所見，均可與其他正規(guī)記載相印證。

作者對中國民族性格的描寫也有不少生動之處，比如寫廣東商販，他們攜帶斗笠，衣服整潔，打著精致的牛皮綁腿，渾身散發(fā)著旅行的氣息；“他們成群結隊上路，呈一列縱隊魚貫而行，他們的扁擔，一頭是二英尺長的鋼制尖矛，有雙重用途—沒事時是扁擔，碰到麻煩就是兇悍的武器”；他們“忍耐，精明，然后發(fā)跡”，“靠腳神奇地走遍四方”，“足跡踏遍婆羅洲、蘇門答臘、爪哇、帝汶、西里伯斯和菲律賓群島、緬甸、暹羅、安南和〔越南〕東京、海峽殖民地、馬來半島、交趾支那……”另外關于中國大多數底層人民的節(jié)儉和勤勞，關于傣族人的溫和善良，從官宦到普通百姓的彬彬有禮，以及船工和腳夫的樸實誠信等等，都有很多生動細膩的敘述。

作者因為優(yōu)越感和疑忌心理，常常誤解中國人的善意，甚至將之視為敵意，好心當成驢肝肺。比如某地官員因為路途安全問題，阻止作者趕路，作者以為是強制留客消費，竟然大發(fā)脾氣；雇來的管事和腳夫按旅行經驗合理安排食宿點時，作者老以為他們要偷懶或吃回扣；但作者在最后成書時，經過對中國人民的更多了解，一般都承認是自己的誤解，難得的是，他并不刪除或修改當初因誤會而寫下的記錄，這無疑是記者和作家應有的作風。

但是作為一個“旅行觀光”的外國人，對中國文明的很多特點和內涵不甚了解乃至曲解自然是難免的，這導致書中一些草草觀察和隨口評論有不實之處。比如昆明的票號老板給作者遞雪茄，僅僅是遞的方式在風俗上有所不同，作者明明受到客氣的款待還說別人有小氣的嫌疑。又比如，作者認為中國人在向親友通報長輩去世的消息時會面帶笑容，與看見外國人時發(fā)笑一樣，是為了哄騙自己，掩飾悲慘，其實，前者是因為中國人認為老人自然去世是一種“喜事”，后者只是看到新奇事物的一種自然反應。再比如，每次提到外國教堂在中國的某地處于較高地勢上，幾乎必要加一句說這無疑敗壞了中國人的風水，字句之間甚至流露出得意；每次提到寶塔之類，也都不忘嘲弄一下與風水的關系，這無疑是單方面夸大了一種復雜文化習俗中的迷信成分。

作者克制不住的是強烈的英國殖民主義意識。比如將傣族人、景頗族人與中國人并列，稱那些民族的村落、集鎮(zhèn)為只是受中國保護的自立小侯國；作者行至邊境，時值中英雙方正在會勘滇緬邊界，關于定界、劃界問題，作者站在英國殖民者一邊，發(fā)了不少謬論；而對自己偵查中國滇西的道路、礦藏、軍備等等并向英國提供有關開辟“貿易路線”建議的目的也絲毫不加掩飾。

書中大量篇幅議及傳教和鴉片問題。關于前者，莫理循對遇見的大多數傳教士的人品偏于褒揚，但對他們收納教民的成功率表示輕蔑。關于鴉片問題，他以親眼見到內地自種罌粟為由，宣稱這與中國人的禁煙呼吁自相矛盾，對國內外一些反對鴉片貿易人士的作為和言論大肆譏諷，為英國的鴉片貿易作強詞奪理的辯護。作者在這個問題上邏輯十分混亂，比如在中國有人吸食鴉片本是受害之果，卻將之偷換為需求之因，大加渲染；對英國蓄意進行鴉片貿易以及大多數人奮起抵制的事實避而不談，對洋藥（印度鴉片）在土藥沖擊下銷量受限則顯得憤憤不平。

善說反話是莫理循的行文特色之一。比如他每每提到如何受到人群的盛大歡迎，其實是反感被圍觀；他說某某如何頌揚某某的美德，其實是指某某在譴責某某；他說示眾的首級掛得低是為了顧及家屬的感情，以便他們辨認，其實是指殘酷地讓家屬看清死者；他看見溪水流經墳地再引入城中作為生活用水，就諷刺說“居民們于是乎享受著飲用祖先尸骨稀釋液的恩典”……對這類表述，翻譯時都保留原來的語氣和辭令，讓讀者自己去體會。

產生翻譯此書的興趣，還有一點私人原因。譯者一方面工作上涉及西學東漸研究已有多年，另一方面老家在云南大理，這樣一來，對書中各方面內容難免有特別的熟悉感和親切感。比如書中寫到的驛站小鎮(zhèn)沙橋，正是我們往返于昆明和大理之間吃中飯的地方；下關那兩個“可供一個英國騎兵團駐扎”的大馬店，其中之一是“華興祥”，三進大院，在我們小時候已被改成“長途臺”（長途電話營業(yè)廳）；蒼山上一條條溪流穿過橋洞、跨過壩子奔向洱海，這就是我們生長于其中的環(huán)境本身；那“真正的雪糕”，即蒼山頂上掘來的雪，緊壓成碗狀，澆上糖稀，也是小時候吃過的；還有大理古城的杜文秀大元帥府、石頭小巷里那兩個教堂，以及云南提督楊玉科宅，至今也差不多還是莫理循見過的樣子。大理的魅力之一是今天的古城與一百二十年前依稀仿佛，容顏雖改而脈絡骨架依舊，以至于在書中讀到相關段落時，每每忘了那是在寫久遠的時空。但有些描寫也讓譯者深覺意外。當時作者翻過梁王山，走在鳳儀到下關的驛路上，但見人潮滾滾，“有些明明白白是歐洲人，有些清清楚楚是印度人，還有云南土著、西藏人、廣東商販和四川苦力……”想不到自己的家鄉(xiāng)在那時就國際化程度那么高，“國際通道”名不虛傳！

由于此書具有人文歷史地理價值，書中出現的人名、地名、歷史概念和專門術語等均有實指，不可隨便“意譯”、“音譯”；其中大量引用的中國古詩文和格言諺語的英譯，必須回到中文原文；引用的西文文獻有些在文中夾注出處，但很多沒有，亦宜在翻譯時盡量查出標明。為此，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為全書加注四百九十余條，許多帶有研究考訂性質。某些地名，小及村莊，究為何地，有時須要核算作者行程、查閱地方史志并顧及方言發(fā)音，幾方面結合，才能確定。比如Tsurai，經閱讀《馬嘉理案史料》，才確定是“扎賴”。人名、機構名、官職名方面如“Mr．Tsai, the Mixed Court Magistrate”，譯成“混合法庭的法官蔡先生”固無不可，但若以史料對待，須根據歷史資料確認為“上海英美租界會審公廨讞員（會審官）蔡匯滄”。

近代來華外國人及其在華機構和出版物等，當時大多皆有中文名，在中文語境中早已約定俗成使用中文名而不采音譯，但由于作者寫的是旅途速記，有時只出現一個姓，比如Smith、Hobson、Baber、Lay、Huc等，這就需要查閱可能人物的著作內容和生平行狀，方能確定其中文名（如明恩溥、好博遜、貝德祿、李太郭、古伯察等）。

又比如長江木船航運的船只類型、屬具、行業(yè)術語，以及早期輪船船名等，亦須查閱專門資料。其他各類中外歷史性概念，有些是通過查閱海關、招商局、輪船公司、機器局的舊行政檔案，以及清人筆記、《德宗實錄》、各種地方志和教會資料、某些英文書刊等等，經綜合處理才予以確定。為了注明原書未注的引文出處，查閱的西方漢學家著作和對中國古籍的英文翻譯，數量逾百種。

這些工作，只為使一本有史料價值的散文敘事在經過翻譯后具有學術上的可靠性。然而由于譯者學識有限，錯誤和遺漏在所難免，只待方家指正。比如原書提及的近代來華外國人中，譯者未查出中文名（或不確定是否有中文名）的有：在漢口的阿古斯蒂諾斯（Agustinos），在萬縣的霍柏·吉爾（Hope Gill），在重慶的洛雷恩（Lorain），在宜賓的莫多（Moutot）和伯勞德（Béraud），在昭通的特倫伯茲（Tremberth），法國駐北京公使館前職員伯爾（Bo?ll），在昆明和大理的格雷厄姆（Graham），澳大利亞來華女傳教士芮德（Reed），以及在大理的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

本書翻譯所據版本為An Australian In China，Horace Cox，1895（初版）。作者音譯或意譯的中國地名、人名、事物事件名等，加注時原文括在后面，如龔照瑗（Kung Chao-yuan）、佛圖關（Fu-To-Kuan）等。著名地名、人名一般不注，如漢口、大理、李鴻章、張之洞等；縣級地名酌情加注，如長壽縣、大關縣等；縣級以下地名原則上一律加注。外國地名、人名加注與否原則上與此同例。個別地方正文中夾有譯者添加的補充文字，用方括號〔〕標示，以別于作者原文的圓括號（）。原文中有三種情況用斜體表示：中文音譯的字詞、法文等語句、表示著重的字句，譯文中用楷體表示前兩者，用粗體表示著重。

另外，本書的插圖，除了原書插圖以及譯者自攝外，其他為編輯選用自同時代人拍攝的相近場景的照片，主要來源為（1）蓋洛（William Edgar Geil，1865—1925）《揚子江上的揚基佬》（A Yankee on the Yangtze），攝于1903年；（2）丁樂梅（Edwin John Dingle，1881—1972）《走遍中國》（Across China on Foot），攝于1909—1910年之間；（3）伯德（Isabella Bird，即畢曉普夫人，1831—1904）《揚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區(qū)》（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攝于1898年。還有一部分照片來自張伯林（Thomas Chrowde Chamberlin）和方蘇雅（Auguste Francois），攝于1899—1909年間，或攝于晚清時期但未知攝影者。這些均做了圖注說明。

2014年冬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