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群星璀璨的唐代詩壇甫一發(fā)端，便在南北兩種異質(zhì)文化的對流和碰撞態(tài)勢下迸發(fā)出了奪目的火花。于時，南朝宮體詩綺錯婉媚的流風余韻尚未完全散去，北方民族鐵甲勁旅所固有的“似火肝腸”就被其“色貌如花”的體裁風格所深深吸引。從此，北方民族基于陽剛和血性的貞剛質(zhì)樸風范，便找到了全新的表達與詮釋方法。所以，隋朝大將韓擒虎從建康城的胭脂井里打撈出荒淫無度的南陳后主陳叔寶那一刻，預示著政壇與文壇新的春天即將來臨了。然而歷史就是這般的嚴酷，統(tǒng)一的隋王朝未能延續(xù)多久，便因隋煬帝的橫征暴斂而走向窮途末路。政壇凋零，但文脈尚存，詩歌在復雜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積聚著新的質(zhì)素，期待著全新的風貌與格調(diào)。在中國文學的發(fā)展史上，隋代是一個重要的過渡期，是南北朝詩歌遇合并交融的重要階段。唐詩的發(fā)展正是以此為濫觴，走向成熟，也走進了中國詩歌史上嶄新的春天。

有唐一代之詩被稱為“唐詩”，唐代也因詩歌的高度繁榮而被稱為“詩唐”。在中國詩史的長河中，唐詩的地位無可替代，亦無與倫比。詩至盛唐，體裁完備，流派紛呈，質(zhì)性豐富，名作迭出，風格氣貌已臻于盡善盡美之境界。故胡應麟《詩藪》評唐詩發(fā)展的盛況云：“甚矣，詩之盛于唐也！其體則三、四、五言，六、七雜言，樂府、歌行、近體、絕句，靡弗備矣；其格則高卑、遠近、濃淡、淺深、巨細、精粗、巧拙、強弱，靡弗具矣；其調(diào)則飄逸、雄渾、沉深、博大、綺麗、幽閑、新奇、猥瑣，靡弗詣矣；其人則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緇流、羽客，靡弗預矣?！焙蠌奶圃姷捏w式規(guī)制、格調(diào)風貌、詩人群像等不同角度，對唐詩的藝術成就進行了充分肯定。從這個意義上說，唐詩正處于我國詩歌發(fā)展的巔峰時刻。因此，明代詩論家高棅在《唐詩正聲》中熱情洋溢地評論道：“嘗為風騷輟響，五言始興；漢氏既亡，文體乃散。魏晉作者雖多，不能兼?zhèn)渲T體；齊梁以還，無足多得。其聲律純完，上追風雅，而所謂集大成者，唯唐有以振之。”高氏之言，實為確論。在我國詩歌發(fā)展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朝代能像唐代這樣，留下如此膾炙人口、富有激情的海量佳作。唐詩的魅力也因此而歷久彌新，被千年時光的浪潮磨礪得愈加光彩奪目。

作為古代詩歌發(fā)展高峰期結(jié)出的碩果，唐詩有其獨特的外在形式美與內(nèi)在情感美、境界美，并因此形成了獨特的風格面貌與美學質(zhì)性，構(gòu)建起了迥異于歷代詩風的“唐詩美學范式”，以至于“唐詩”一詞成了婦孺皆知的中國古典文學象征詞語。是故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評唐、宋兩代詩歌審美范式之差異云：“唐詩、宋詩，亦非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嚴儀卿首創(chuàng)斷代言詩，《滄浪詩話》即謂‘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云云。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錢氏即是將“唐詩”作為特定的詩學審美范式類型看待，而對其藝術美感的實質(zhì)和生成機制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與闡述。

所以，唐詩就是這樣一種美到極致的詩歌形態(tài)，中國古典詩歌發(fā)展到唐代就步入了它的成熟期，也來到了它的回旋與轉(zhuǎn)折點。從詩三百、楚辭、漢樂府，到魏晉南北朝盛行的五言詩，再到唐代律、絕成為詩歌主流，中國古代詩歌發(fā)展至此已完全成熟，體裁幾近完備，藝術臻于至境，唐詩也因此完成了古典詩歌氣象大開的歷史使命。所以，高棅評唐詩體式發(fā)展之完備，質(zhì)性之多樣云：“有唐三百年，詩眾體備矣，故有往體、近體、長短篇、五七言律句、絕句等制，莫不興于始，成于中，流于變，而陊于終。至于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高下之不同。”而從另一方面來看，伴隨體式的發(fā)展完備而來的是風格發(fā)展的趨異化與多元化。與前代詩歌相比，唐詩的藝術風格類型更趨于完善與多樣。屠隆曰：“即如四杰佻放，其詩砰宏；沈、宋俊輕……其詩凄惋；曲江方偉，其詩俏嚴；少陵思深，其詩雄大；青蓮疏逸，其詩流暢；右丞精禪，其詩玄逸；襄陽高隱，其詩沖和；東野苦心，其詩枯瘠；長吉耽奇，其詩譎宕?！弊阋员砻魈圃婏L格氣貌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所以，若是放眼于整個中國古代詩歌發(fā)展史，唐代則為最關鍵的一環(huán)，古典詩歌的美學規(guī)范至唐詩已完全確立，并作為一種穩(wěn)定的審美范式而為后世所追摹。

從更深的層面來看，唐詩藝術形態(tài)之所以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期得以定型并備受推崇，其原動力則在于其詩學審美精神的自覺。袁行霈先生評唐詩的藝術特質(zhì)說：“唐詩之不可及處，在氣象之恢弘、神韻之清超、意境之深遠，格調(diào)之高雅。唐人首先是培育起詩情才寫詩，或者說只寫那些適合于用詩來表達的東西，而且力求顯示美的性情，追求美的意境。唐詩的美是一種空靈的美，如鏡中花水中月，宛在目前，卻又不可湊泊?！碧圃娺@種健康、活潑，富有生機的內(nèi)蘊之美是詩歌美學發(fā)展的至高境界，正因如此，唐詩的美學內(nèi)涵比其他任何時期的詩歌都要顯得更加豐富，也更為鮮明。詩歌的本質(zhì)是文學也是人學，唐詩作為詩歌體式發(fā)展到最完備階段的產(chǎn)物，一切應有的文學質(zhì)性和人文情懷都已大備于體，并匯流成為一種純文學而又純審美的言說方式，詮釋了我國封建社會巔峰時刻文學、美學與文化、人性的完美融合。所以，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評論說：“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谷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倍圃娺@種“透徹玲瓏，不可湊泊”的藝術境界，正根植于其文學審美特性與人文關懷屬性的表里如一和水乳交融。

若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角度來看，唐詩繁榮的原因也是極為復雜多樣的。關于此一問題的討論，自20世紀80年代起就已在學界形成浪潮。眾多學者紛紛撰文闡明觀點，試圖從各種角度對其中原因做出解釋，嘗試解讀唐詩在詩史長河中獨成大觀的原因。此類解讀成果，匯總起來大致可分為如下數(shù)種觀點：“經(jīng)濟繁榮為詩人們提供了漫游天下四方的物質(zhì)基礎；皇帝的倡導提高了整個社會對于詩歌藝術的重視程度；詩賦取士吸引了眾多士子致力于詩藝探索；相對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令詩人們敢于直抒胸懷；相關的音樂、繪畫等姊妹藝術的繁榮為詩歌創(chuàng)作提供了文化的滋養(yǎng)；佛道兩教的興盛誘導詩人對人生和藝術進行更加全面的觀照和更為深入的思考；前代文學家探索出的格律體式為唐代詩人提供了必要的藝術經(jīng)驗支持?！比欢陨纤信e的各種原因尚不能完全概括唐詩發(fā)展的驅(qū)動因素，原因有二：一是唐詩崛起于昌明開放的文化環(huán)境中，影響其發(fā)展的因素極為復雜多樣，既有本土的，又有外來的，既有物質(zhì)的，又有精神的，不能一錘定音；二是唐詩的發(fā)展具有階段性特征，初、盛、中、晚每個時期唐詩繁榮的原因既有其共性，又不乏個性，難以一概而論。因此對唐詩繁榮原因的探討，仍將是一個路漫漫其修遠，需要廣征博引、多方求證、攻堅克難的命題，同時也期待著多學科的合作對此進行更深入的探究。

如今，關于唐詩研究的論著已是汗牛充棟，且研究的方向和路數(shù)早已從早期對宏觀詩史的探索與描述轉(zhuǎn)向更為具體深入的專題研究，并形成了“三位一體”的研究框架。所謂唐詩研究的“三位一體”，是指唐詩的歷史背景研究、外部研究和本體研究統(tǒng)一于唐代詩歌研究這一系統(tǒng)之中。唐詩的本體研究指對唐詩體式本身的研究，旨在立足于唐詩的體制和文本，考察唐詩的聲律、辭采、意象、風格和意境等基本質(zhì)素聯(lián)動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關系，探求唐詩借助辭采、聲律等語言材料得以成功塑造意象并傳達出情感之美、意境之美、風格之美的原因和機制，以及唐詩美學特質(zhì)、審美屬性和情感蘊含與唐代人文精神之間的互動關系；唐詩的背景式解讀，是對唐詩產(chǎn)生的歷史條件、時代背景進行綜合考察，將唐詩放置在特定的時代背景框架中進行研究和解讀，即所謂的“知人論世”。雖然唐詩發(fā)展的歷史背景研究在廣義上也屬于下文所要探討的唐詩外部研究范疇，但由于對歷史背景的解讀和批評是歷代詩論家評論唐詩的傳統(tǒng)模式，也是唐詩外部研究中發(fā)展最早、運用最為成熟的研究方法，所以，學界多將相關歷史背景研究從唐詩的外部研究體系中剝離出來，將其置于和外部研究平行的地位來加以專門探討。而唐詩的外部研究，則是對環(huán)繞在唐詩本體周圍的一系列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探究。這些外部因素對唐詩的發(fā)軔和發(fā)展都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比如政治、經(jīng)濟、宗教、教育、交通、地域、宗法和民俗等就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唐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立意和選題，對唐詩的風格氣貌發(fā)揮了潛移默化的塑造功能。這樣，唐詩研究便形成了“三位一體”的立體化探索方向體系。而這一體系，也可以被解讀為唐詩研究的“一體兩翼”模式——“一體”是指唐詩體式和文本這一主體，“兩翼”為唐詩的歷史背景研究和外部研究這兩個支持基點。

綜而言之，如何能將恢宏壯觀的唐詩發(fā)展史清晰地呈現(xiàn)出來，使讀者真切地感受到唐詩之魅力，唐詩之源流，唐詩之藝術，是學者撰寫唐詩史的重要目標。在更加翔實的專題研究所不斷取得之成果的支持下，學界對唐詩史的觀照與撰述也必將變得越來越細致和深入。各類唐詩史著作對唐詩研究的源流、派別、體制、風格、意境等各方面要素也均在嘗試做出創(chuàng)新性的解讀與詮釋。有些著作更是嘗試打破傳統(tǒng)的研究觀點與方法，銳意開辟新境界，對“四唐分期”說進行了見仁見智的修正，這些探索都是可圈可點而令人欽佩的。然而傳統(tǒng)的唐詩史僅重視史的縱向描述，而相對忽視了對于單篇作品的解讀與分析，顯得抽象而不夠生動、親切。當代的眾多詩歌選本則又僅以選詩為目的，通過訓詁、鑒賞、匯評等方式將作品孤立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而缺乏對詩史文脈的必要梳理和提示，難免令讀者產(chǎn)生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之感，不利于引導其對唐詩發(fā)展演進與藝術風格嬗變進行整體的觀照。有鑒于此，筆者在撰寫《唐詩指津》一書的過程中，試圖將詩選與詩史兩種論說模式有機融合，通過訓詞釋典、析文賞藝、論世知人等方式，在選解唐詩的同時，嘗試勾勒出唐詩發(fā)展的整體輪廓。

全書以時間為經(jīng)，以詩人為緯，試圖從文學、文化的雙重角度對唐代詩歌進行更為全面的觀照。具體來說，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名為《唐詩指津》的小冊子，力求通過解讀、分析具體作品來梳理唐詩發(fā)展的脈絡，考察詩歌流派的特征及其演變歷程，分析詩體遞興的原因及詩藝發(fā)展的情況，探究時代與詩風的關系，以期全面地反映唐代詩歌的整體面貌。同時本書還對唐代詩人的生平履歷、詩學主張、風格個性、創(chuàng)作成就加以信而有征的考辨，對作品的創(chuàng)作背景、篇章的思想內(nèi)容、詩歌的藝術特色等相關問題進行了盡可能細致精要的評述，以期集中深入地揭示唐代詩學之美的文化意蘊，并以唐詩為鏡，來直觀、鮮活地展現(xiàn)唐人的精神風貌，同時提示詩歌與唐代其他各種文學體裁交流互滲的具體情形和軌跡。在細析作品的同時，全書還借助對時代、詩體的宏觀考察和對作品、作家的微觀分析，努力做到提綱挈領、發(fā)微鉤玄，為讀者進一步研讀唐詩提示更具可操作性的方法和途徑。當然，《唐詩指津》在解讀詩歌文本的同時，也會融入筆者若干年來從事課題研究的一些相關心得和獨到觀點，亦歡迎廣大同仁不吝賜教，熱心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