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學研究呼喚有我之境[1]
朱振武
我國的外國文學經典研究自改革開放以來眾聲喧嘩,并漸入佳境,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低端、重復、照搬、跟風或對國外特別是西方的研究機械模仿等諸多弊端,出現了從文本到文本(淺層閱讀的結果,淺化、窄化)、從理論到文本、從文本到理論(低估作者,高抬理論)、單純比較和從資料到資料(不讀文本,只看資料,其實是偽研究)等簡單化、模式化和泛西化傾向,缺少自主意識,缺少批評自覺,進入了“無我之境”,導致話語嚴重缺失,嚴重僵化和矮化,不知道批評的立足點何在,也不知道文學批評的旨歸何在。當下的文學批評特別需要中國學者的文化自覺和學術自省,亟待擺脫盲目跟風的無我之境,亟待進入有我之境。
一 既要走進經典,也要走出經典
要想做好文學研究,我們首先要進得去,也要出得來。
就事論事,往往流于表層,從文學到文學,往往看不清文學。“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只緣身在此山中”[2],我們有些研究往往就事論事,從單一的文學到文學。我們跳不出這個圈子,就沒有辦法更清楚地看到它的實質,或者說看不到它的其他面。
十年前,我在《四川外語學院學報》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叫《威廉·??思{小說的建筑理念》[3],當時的主編藍仁哲先生給予很高的評價,后來還獲得重慶市論文獎。藍仁哲先生說:“振武啊,你總能Make it new,總能搞出點兒新意來。”我想這篇文章獲獎,有幾個原因,其中一個就是論文的確有創(chuàng)新,是完全從不同的角度對??思{的小說創(chuàng)作進行關懷與關照。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評獎的時候,很多都是理工科等其他學科出身的評委,他們看到“??思{小說的建筑理念”這個題目,一定很感興趣,也覺得很好,因為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單一的文學文本批評的窠臼。
華萊士有一篇東西叫“觀察烏鶇的十三種方式”,英文名是“Thirteen Ways of Looking At a Blackbird”。我們對文學進行審視、進行觀察、進行研究,可能沒有十三種方式,但是有三種或多種方式總是正常的,或者說總是要有不同的方式或視角,才能看出不同的東西。
二 要想有鑒別,必須先有比較
沒有比較,哪能有鑒別!
我們首先要有自己的立足點,要有中國文學文化的視角。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視角,光是從英國(美國)文學到英國(美國)文學,我們就很難跳出西方人思維的窠臼。只懂一種語言,就是不懂語言;只懂一種文學,就是不懂文學;只懂一種文化,就是不懂文化。我們沒有參照,怎么對它進行鑒定呢?所以應該要有一個參照系。我們對外國文學進行研究,我們的參照系首先是中國文學;我們要想懂外國文化,我們的參照系首先是中國文化。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視野,光是看外國人的資料,然后再跟外國人講外國人的這些東西,實際上意義就不大了,我們也沒有辦法在世界舞臺上立足。所以我在這里要強調的是,我們要有起碼的文化自覺、批評自覺。如果不自知,我們就沒有辦法他知。所以我們不能人云亦云,不能隨邦唱曲。
就像我在美國講學的時候,那里的研究生問我:“意識流小說是起源于美國,還是起源于英國,是起源于伍爾夫,還是起源于福克納,還是起源于亨利·詹姆斯,還是起源于法國的杜夏丹?”我說“都不是。意識流起源于中國”。他們笑了。但是我隨后給他們解釋了,我說在中國文學作品中,老早就有意識流這樣類型的作品,比方說明末清初董說的《西游補》[4]就已經打破了物理時空,從心理時空角度進行創(chuàng)作。那么意識流小說采用的技巧,無非就像是聞到一種氣味,碰到一個東西,聽到一種聲音,看見一個物件,然后聯想、回憶、獨白等類似的手法,而這些手法在中國文學作品中都有,所以我講完了一些例子之后問他們,我說:“你們說,這是不是意識流小說?”他們說:“是。”我說:“那么意識流起源于哪國?”他們大家一起回答:“那是中國。”
三 要想看得遠,必須站得高
站得高,才能看得遠。
李賀有一首詩叫作《夢天》,詩云:“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樓半開壁斜白。玉輪軋露濕團光,鸞佩相逢桂香陌。黃塵清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5]我們看他后四句。“黃塵清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边@個時空觀,和我們現代派小說里面的時空觀非常相似。另外看看他的視角“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我們看出,這個時空都是相對的。他夢見自己在天上,從天上往下看人間,看九州原來是“九點煙”,而黃河就只是“一泓海水杯中瀉”,實際上這已經基本具有現代人的時空觀了。那么我們說到的柏格森的心理時間觀,亨利·詹姆斯的意識流小說理論,實際上都是相類的,我們用不著把西方人的東西都奉為圭臬,如獲至寶,動輒互文拼貼,惡搞戲仿,好像這些都是人家西方人的東西,中國人不懂批評,也不會玩文字游戲一樣,實際上這些東西中國老祖宗玩得都非常好。沒有互文還叫小說嗎?沒有戲仿還叫文學嗎?從《外國文學研究》主編聶珍釗教授提出的“文學倫理學批評”,我們發(fā)現,他是站在中外文學理論的制高點,重新審視文學本質和文學現象,他看到的是一番不同的景象,令人欽佩。
聶珍釗老師就“文學倫理學批評”的一些概念,曾經和我通過好幾次電話。聶老師在和我討論時引經據典,我發(fā)現聶老師國學功底很好,他把這些東西吃透之后用到西方文學批評上,我們覺得他用得很自如,不是硬要造一個理論出來,所以說“文學倫理學批評”這個理論的出現是必然的。我在《文藝報》上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作《批評自覺與文學倫理批評的當下意義》[6],專門分析聶珍釗教授提出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在當下的價值,我非常贊成這樣一種理論的提出。我還寫過一篇文章叫《翻譯活動就是要有文化自覺》[7]。我們現在想到,廣外的黃忠廉教授,他曾經致力于翻譯批評理論的提出,在這方面有不少建樹,有很多文章。我們看得出他也是站在一個很高的高度上,他不是把西方的理論拿過來去實踐,或者說把自己變成西方理論的一個實踐者,而是在中國翻譯語境下,對翻譯進行重新審視,從新的高度上,從另一個角度上對翻譯進行總結,從而得出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我覺得我們要做的是這樣的工作。
四 要想研究文學,必須弄懂哲學
懂哲學,才能懂文學。文史哲不分家,這話的深意被許多人忘記了。
我們懂的學科多,就能更深入地去研究文學。我們不能都是形而下地就事論事做研究,還要從形而下到形而上。哲學和文學的終極關懷都是人,任何文學思潮的產生和文學流派的誕生,都是哲學思潮的產物,都是人們審視世界、思考人生、人性、人情、人的生死以及人的未來的結果。
因此,這就需要我們打通文史哲間的界限,要有大人文的通識和理念才行。美國名校普遍認為大學教育分兩個階段:以通識教育為主的本科階段和以專業(yè)教育為主的研究生階段。而本科階段,學生們應該學“大行之道(Universal Knowledge)”,也就是我們古人說的“大學”,而不是“雕蟲小技(Skills)”。
任何單一的知識,往往都容易使人偏狹,容易使人走向極端,有的時候是面目可憎,特別是光懂一點技術的人。我們說“腹有詩書氣自華”。像哈佛、北大、復旦等一些名校,為什么都在奉行和推廣通識教育、博雅教育呢?那是因為這樣的教育能造就一個比較全面、理性的人,能造就一個在各方面,特別是在創(chuàng)作上、文章的撰寫上,能做到融會貫通、旁征博引、縱橫捭闔、深入淺出、引經據典、推己及人、舉一反三、信手拈來和駕輕就熟的人。我們的文學研究也應該做到這一點,我們真正跨界了,我們也就能做到這些成語所說的效果。
五 文學經典猶如源頭活水,怎可僵化對待之
文學經典從來都是多向度多維度的,它與時俱進,從不缺乏閱讀意義和闡釋空間。卡爾維諾說: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不會耗盡它要向你說的一切東西的書。有些人在研究經典的時候卻僵化對待之,淺化窄化到了讓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我們研究淺而窄的原因是我們關注面太窄,閱讀面太窄,讀書少還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只讀一種書,而且還是盡信書,特別是盡信西洋的書。我們讀書之窄之少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有的人讀學位,從入學到畢業(yè)都只讀一個文本,然后是圍繞這一個文本查資料,查別人的研究成果,真正成了所謂的“一本書”主義。我們一些人讀書是這樣的:搞語言學的不讀文學的,搞外國文學的不讀中國文學的,搞美國文學的不讀英國文學的,搞當代的不讀現代的,搞海明威的不讀??思{的,搞文論的不讀文學的,搞世界文學的不讀比較文學的,搞翻譯的上面的都不讀。
經典是源頭活水,是與時俱進的,經典意義的豐富性也在于此?!霸姛o達詁”[8],兩千多年前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華》里說的這句話在今天仍然適用。詩歌意義的豐富性和靈活性是其魅力所在,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欣賞同一首詩都會產生不同的感想,不同的人在欣賞同一首詩所產生的差異性之大自不待言。這和文學翻譯是一個道理。經典詮釋的無限可能性,使得兩種語言間的轉換產生了無限多的可能性,不同年齡、性別、地域、教育背景、經歷經驗和賞析能力的人對同一首詩的翻譯自然也就大相徑庭,就是同一個人在而立、不惑、知天命和不逾矩的各個人生階段、甚至在同一階段的不同語境、不同心境的作用下都很難譯出相同的詩句。因此,切忌用單一的標準去考量和束縛詩歌的翻譯,也沒有這樣的標準,而應調動譯者的積極性、能動性和靈性,鼓勵、接受和理解不同的詩歌譯本。
六 沒有自我意識的文學批評,這樣的批評要他何用
批評中沒有自我意識,這也是從理論到文本模式的研究的體現。許多研究者放棄自己的話語體系,自己作為一流讀者的機會,放棄自己完全能讀出新意的機會;放棄自己的個性:不懂“詩無達詁”的道理。憑借個性稟賦和特殊經歷和背景,你完全能夠產生與眾不同的閱讀體驗和審美經驗,但我們卻偏要依據別人特別是外國人的閱讀體驗去感受作品,然后再根據別人特別是外國人總結的理論去肢解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