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一面舊城東——紀念胡適之先生

（上）

誰能寫寫胡適之先生？海外人士自然不乏其人，如唐德剛兄即是一位絕好的“胡學專家”。臺灣也會有之。在大陸，卻成了“問題”——日前中央電視臺的《東方時空·百年人物·胡適在1917 》專欄來找我，定要講講胡適。家人說：他1918年方生，而1917年已是“五四”運動之年了，胡先生是主要人物——他如何有資格講胡適？中央臺女士不答應，說如今再找不到與胡適相識之人了。

我聽了不禁一驚——原來已經這樣子了，連我都成了能說“開（元）、天（寶）遺事”的“白頭宮監(jiān)”了。這雖有點兒比擬不倫，可是再“倫”些的比擬又往哪部書里去查呢？

我對胡適之先生，其實談不上什么了解與認識，因平生只有一面之緣，魚雁傳書有過六七通；他的著作我只讀過兩篇考證《紅樓夢》的淺顯文章。我的“學識”和“水平”，能講胡先生的什么呢？

但默坐沉思，好像又有些可以一說的話——這“可以”包括不妨一說和也想一說的兩種意念。

我是一名村鎮(zhèn)里的小后生，不想有幸結識了許多的名流碩學，而且都是比我年長的忘年之交。今日回想起來，這么多位之中，還得推胡適之先生為首位。

這理由很多了，并非震于盛名而故獻諛頌之俗意。我試舉數(shù)端，以資品論——

第一就是他的影響沒人能比。在海外此情最顯：世界上漢學專家除外，一般人對中國文化的“常識”是有兩位名人：一個是Confucius（孔夫子），一個就是Dr. Hu Shih（胡適博士）。他的代表性之大，于此不難想見矣。

還有，我見臺灣出版的胡適全集，附印有他所獲世界各大學贈予的榮譽學位，列成一個驚人的長串！我想，古往今來，國際上學位最富的人也許就算“觀止”了吧？

再說，據(jù)云他的全部著述多達兩千萬字。我也不知道人類歷史上還有誰的“字數(shù)”可以與之方駕而齊驅。

這是中國百年來的文化巨人偉大中的首位，大概名次不會有異說——比如梁啟超、陳寅恪、錢鍾書，只怕皆須遜讓一籌。

第二，從人品性情而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長者，君子仁人。

我這樣說，有事實依據(jù)。

仁者待人，必以寬厚，不忮刻，不猜忌，無自大之態(tài)勢，有熱情之心腸。信任別人，尊重別人。朗爽，平易真誠，大度。

我于1947年之秋，發(fā)現(xiàn)了《懋齋詩鈔》，因而得雪芹的蹤跡比先前豐富了很多——此時離胡先生發(fā)表《紅樓夢考證》已有二十六年之久（1921—1947年），然而他的學術熱情依然不減當年。因于報端見到拙文，立即寫信給以響應。

以此為始，通信頻繁，討論切磋。他從趙萬里先生處得知我只是燕京大學的青年學生，和他的學術地位實有“云泥”之隔，但他依然以平等的態(tài)度相待，信札的語氣一貫客氣委婉，真率關切。這兒沒有做作的氣味。

就是這樣的交往關系，我竟冒昧地想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頭記》《四松堂集》兩部乾隆抄本和有正書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頭記》。這三部書，一經我寫信請借，他毫不遲疑地應允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甲戌本的到來和入目，事隔五十多年，其情景仍然歷歷如在目前。

那是一天的下午，當時無課，也未到圖書館（一般情形是必到那里，不在宿舍屋里），忽聞叩門有聲。迎接看時，卻是孫楷第先生，樣子剛從城里回來，手持一個報紙包，交給我，說：是胡先生捎給你的。

我向他致禮道謝，多費了辛勞。他說：“沒想到你這么用功。”因不肯多坐，告辭而去?！疫@才急忙來看那個“紙包”。

三層日報紙（看過的日報）裹著，正面極濃的朱筆字寫著我的學校、宿舍、姓名——這三張舊報我保存了多年，家人不知其意義，大約后來給“處理”了，十分可惜。

打開看時，一個不太大的舊布函（俗呼“書套”），函內四冊敝舊的抄本書。

掀開第一頁——我不禁驚住了。原來我所見過的那所謂《紅樓夢》，都讓人大大地“改造”過了！眼前的景象，絕對不是想象力所能揣度得出的。

那黑字寫得質樸厚重，似乎老練中又帶點兒“稚氣”。黑字之外，上下左右，還有數(shù)不清的“紅字”——朱批滿布于眉上行間。紙已微黃，明顯已經發(fā)脆了，我小心翼翼地翻轉葉子（葉，是中國式的雙折葉，不是今天的“頁”，洋文的page，而該叫l(wèi)eaf）。

急看第一回的正文，入眼的大黑字明白寫道是：“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來雖近荒唐，細諳（流行本皆作“按”）深有趣味?！倍皇橇曇姷摹白髡咦栽埔驓v過一番夢幻之后，故將真事隱去”的那一段“不像小說”的“悶話”。

2005年，著者在《我與胡適先生》一書宣傳畫前留影

1947年12月7日，胡適先生致著者函之一頁

細看時，原來那段話本非正文，而是回前的卷頭總《凡例》中的最末一條。流行的本子是沒有了“凡例”，而把這一條拉進了首回，混成了正文的開端。

總之，一切使我驚奇不止，對書發(fā)“愣”，久久才從興奮激動中“醒”過來。

這部書，今日人人皆知，乃是連城之璧，無價之珍（1980年美國的紅學大會上才公開露面，大家驚為奇珍異寶；聽說攜至會上的保險費即高達數(shù)萬美元）。而在1947年世人未見之珍本，我說了一句話，就慷慨地捎給了我——而且，從此以后，再無一言詢及，書是否還用，何時歸還……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無，簡直好像是忘了它！

一個不深知的青年學生，對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還有第二例。

也許有人會說：他當時并不重視此書，故視之淡然。是這樣子嗎？反面的證據(jù)可以舉出兩點：第一是他告訴我說此書將來要獻給公家。第二是他在北平解放前夕離開北平時只攜帶兩部書，其中一部即是《甲戌本石頭記》古抄。說他未加重視，顯然不是事實了。

然后，講講他的熱情關切學術研究和青年學子的事業(yè)。我也可以舉出親歷的事例。

當我見到了甲戌本之后，感觸實在太深了，就寫信說：（只記得大意）您得到此本之后，寫了《考證》，未再對它再作研究，迄今已有二十幾年。觀此雪芹原本真相，被后人變動篡改得太厲害了，亟應校訂出一部新版來，恢復雪芹的本來面目，此為一件大事。

此原是我向他建議之意。

很快接到了回信，他對建議表示出興趣和支持：（大意說）這是個異常繁重的巨大工程，所以無人敢于承擔；你如愿意做這件事，我可以提供書籍（指可資校訂的版本）。

這就是說，他的身份地位，已不容他去做這種浩繁而瑣細的?？惫ぷ髁?，他將我之建議轉而讓給了我，并附以熱情的支持——這種支持也并非空頭話，后來果然又借給我大字《有正本》，當時已十分難得。書上印有“胡適的書”四字白話印（這也是他的創(chuàng)例）。

后來經趙萬里先生主動介紹，引我到東城王府大街北口東廠胡同一號去拜會胡先生。事后他的信中除答我之話外，并言說到見我身體不甚強壯，囑我不要太用功，要注意健康。

這一切，都可表明他對青年人的一種真誠的關心與扶持。

由這兒也就可以窺見我的歷程：開頭發(fā)現(xiàn)《懋齋詩鈔》是“曹學”，而由“甲戌”“有正”二本（加上后得的“庚辰本”）才是進入“紅學”的真開端。飲水思源，豈能不念之理？人家批我是“胡適派”，當時害怕，想諱言或否認，如今再思，也夠可笑可愧了。

次后再講講他的仁厚高風。

詩曰：

肯將秘笈付何人，不問行蹤意至真。

誰似先生能信我，書生道義更堪珍。

（下）

“文似看山不喜平”，平鋪直敘最是索然而乏味，昏昏以催眠了。但我行文至此，真不知怎樣才是“起伏頓挫”“跌宕生姿”了——這實在不是“夢筆生花”的事情。

寫胡先生的大度，也可分為兩個階段而觀其大略，并非“單文孤證”可比。

從一開始，討論新發(fā)現(xiàn)的《懋齋》詩內所表示的雪芹生卒年問題，胡先生只同意拙見的一半（卒年），而不贊成拙說之生年“雍正二年”說，理由是若生得那么晚，“就趕不上繁華了”。我即與之辯論，若依他的假設將生年提前五年（即康熙朝之末），那時曹家已十分不幸，父子相繼病亡，過繼一個幼侄勉支門戶，兩世孤孀，家口零落，生計艱難——哪兒還有什么“繁華”可趕？

適之先生不肯接受此言，而且后來連他表過同意的卒年（乾隆癸未）也撤銷了（仍主卒于壬午）。當時我少年“氣盛”，說話莽撞，但他并非介意，依然和藹“對話”。

更有嚴重者，是我在文稿中譏諷了他的“白話文”的主張，批評他贊賞“程乙本”。這回措辭更是太欠委婉，態(tài)度太不平和了。他的反應是只將這一頁用紫色筆打了“×”，加了一句批語，將稿寄還給我。此后也并無芥蒂的跡象可尋。

再講一層更為麻煩的“關系”。拙著《紅樓夢新證》創(chuàng)始于1947年，主體完成于1948年，稿內涉及胡適名字之處，原是一概敬稱先生，亦無不恭之詞。學術見解略有分歧，從未觸傷交誼情分。但到正式印制成書時，已是1953年之9月，這期間已然經歷了天翻地覆的革命變化。主編者當然要把政治和思想意識的關，就將稿內的敬稱刪凈，建議加強對他的批評批判之詞。

其實，我想和胡適“劃清界限”只用這點兒辦法是不靈的——后來的運動中，“與胡適的關系”成為我所生地村鎮(zhèn)中的一樁特大政治案件，家兄祜昌因與我合作?？闭姹尽都t樓夢》遭人“告密”，說是寫作“反動的書”，與胡適有“政治關系”，以致三次抄家，書籍稿件片紙無存，并且最后“掃地出門”了！

與此成為“遙映”的情景發(fā)生在當時的“海外”（此乃指“海外關系”一問的用語）。據(jù)后來傳悉：臺灣有一位人士，買了一部《新證》送給胡先生，意在“挑逗”——讓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惹他的惱怒。誰知，胡先生讀了此書，大加稱贊，卻要他再為代購幾部，以便分贈友人。據(jù)傳他說：此書雖有“可以批評之處”，卻是一部好書。并云：撰者的治學功力，令人佩服；是他的“一個好學生”。（這句話，中央電視臺《讀書》節(jié)目邀我講《紅》時，曾于映出胡適相片時特以醒目字跡映出。）

再據(jù)我后來所見他文章中敘及戚蓼生時，完全是采用了拙著中《戚蓼生考》的研究收獲。

這些事實，充分表明了他是有仁者之心的厚道人，不計較那些歷史造成的瑣末細故。若是一個雞蟲得失、唯恐失一毫毛的器量狹小的卑流人物，就會“懷恨在心”，找個什么“機會”也要施以報復之計，方為稱懷快意。

從這一點，我可以進而說明一點：據(jù)我五六十年來有幸接觸交往的很多位鴻儒碩學中，稱量其為人的氣度氣象、胸襟視野，我感到唯有胡適之能夠得上一個“大”字。

這個“大”，就是中華文化上講的那個“博大精深”的大。這是個“形而上”的命題，并不同于圖表數(shù)據(jù)——需要體會感悟，而不是“計算”。

我確以為，百年以來，與胡先生同世的名流學者，都還于這個“大”上難與相比。多數(shù)是專精于一科一門，競競自守，門庭不廣，抱負有限，成就表現(xiàn)也遠遠顯得區(qū)域廣狹不同。

也許我的估量偏高了吧？但我還是希望中國學者，應該有此“大”者才行，才像個中華大國的氣概。

本文的標題是出于1987年胡適之先生百年誕辰時我作的一首七律，其時我正在北美，周策縱先生要到臺灣去參加紀念大會，便將此詩攜去（后來《傳記文學》曾有刊載）。記得那是1948年的某日，由趙萬里先生的引介，我到東廠胡同一號胡府上去拜會他。平生一面之緣，至今已成為十分珍貴的歷史記憶。當我第二次再造府門時，啟扉迎客的是他的長公子，口稱家父事忙，已不及接談——我是專程送還甲戌本的，便將書函交付他手，作辭拱手而別。

我與胡適之先生的緣分，至此告一段落。

我方才說過：胡先生之為人治學，堪當一個“博大精深”的大字。至于精深，是為另一標準，我不敢妄評如何了。記得見過一篇文章，說梁漱溟先生評論胡先生的學術時，用了三個字，是“簡、顯、淺”。倘若如此則與精深即有距離了。

胡先生的兩千萬字的著述我未讀過，并無資格發(fā)言；我只能從他對待《紅樓夢》版本這個問題上略略窺見他對文學與語言的識見與主張，因而感到他在這方面確實傷于簡淺了。

例如，在1982年以前的八十年的長時期，普通流行的“標準本”《紅樓夢》就是胡先生自己珍藏的“程乙本”的“化身”，胡先生為之制序、考證，成為“經典”。但此本實是程、高之輩偽續(xù)而又篡改前八十回大量文字的一個最壞的本子——即去真最遠的假“全本”。胡先生賞識此本而為之印制推廣于天下，理由只是它改得“更白話化”了。至于文字的優(yōu)劣美惡，情趣氣味的高下雅俗，他就一概置之勿論，“一視同仁”了。

我對這一點，特別敏感而難以“忍受”——也許是天性吧？我對朋友個別談心乃至某種聚會場合中，都不諱言這一點。我的駭俗（甚至傷眾）的話是：一個人連雪芹的原手筆與程、高等人的妄改偽加之文字之惡劣都不能區(qū)辨，不能感受兩者的巨大而深刻的云泥霄壤之別，則此人有無可能（資格水平）來研究中國漢語文的文學，從根本上就是一個問號。

難道大師如胡適之，竟會如此嗎？

至于他在新文學運動中力倡“白話文”之有功，人人皆曉，何待煩言。可是我看他對白話與文言的“走極端”的態(tài)度，也深感詫異！

我時常疑念這一點：胡先生把“文”“白”機械地割離分裂，使之成為“絕對對立”，令青年人覺得“文”是極壞極可畏的“洪水猛獸”、避之惡之，唯恐不及——這對嗎？這“科學”嗎？這于中華大文化之發(fā)揚發(fā)展，有利還是有害？百年來學術界有識之士，深思熟慮過這個巨大無比的中華文化嗎？

事實上，只要平心靜氣地好好學一點中華漢字語文的話，就會悟知：在我們幾千年的文化史上，“文”“白”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樣如同棋子，一邊純黑，一邊純白，兩邊是“仇敵”，“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這樣理會，我老實說（無法委婉含蓄），是可笑的。

這樣看待中華語文，是錯的，不科學的——對自己民族的語文是不曾好好學習認識的。

“文學改良”（或“革命”）的命題是無可厚非的，誰也不會反對——小說、劇本、童話、兒童故事……，都該是“白話”——文學嘛。但事不止此。學術研著、政治文件、一封信札、一個通知、一張請柬……，依胡先生，都絕對不可有一絲毫“文”句。中華的“文各有體”的明智科學的傳統(tǒng)，到此無人再講——真是千篇一律，啰嗦無比！

這種“白話災”，人亦不思：寫個什么，動輒“洋洋萬言”——這“萬言”的寫、抄、打、印、?！詈蟮摹八ⅰ保ㄓ∫玻?，所費的白紙，所需的人力、時力、物力……簡直驚人極了！

可是，誰也不來算算這筆驚心動魄的大賬篇！

這種后果，胡先生自然是不曾想到，也不會以為是什么可憂的“大事”的吧。

其實，百姓口中天天說些“文言”。廣東方言中簡直就是“文言”講話。

我開過玩笑：直到“打倒文言”的百年之后的今日，我接到的各種請柬百分之九十九最后一句還是“敬請光臨”。這怎么“白”起來呢？建議改寫成“恭敬地請求您渾身發(fā)亮地到來”！這夠“白”嗎？

假使中華人所寫的“語文”都成了這種“改良”或“革命”的“現(xiàn)代新中國話”，我們還能“活”得下去嗎？太可怕了吧？

我感念胡適之先生的人品道義，與我對他的語文主張完全是兩回事。我懷念他，是心里話，以前不便暢言。對他的語文主張有不同之意見，也是心里話，不說就不誠實。如果什么地方什么人士借此來別生是非，那就是道義學術以外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