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選題依據(jù)

從文獻來看，文學文體風格的研究本身就是文學研究范疇中重要的一環(huán)。文學文體風格研究的方法呈現(xiàn)出多樣性，這里僅舉幾個較為著名學者的典型論述為例，即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古羅馬的賀拉斯(Horace)、現(xiàn)代德國的奧爾巴赫(Auerbach)、當代英國的理奇(Leech)、我國文體學研究學者王佐良、申丹等的論述。

第一，亞里士多德在其共26章的文藝理論專著《詩學》中，用了4章的篇幅討論了言詞、詞匯使用、風格等文體方面的問題，這足以體現(xiàn)其重要性。下面選其中部分章節(jié)為例加以說明。

“言詞，概括地說，包括下列各部分：簡單音、音綴、連接詞、名詞、動詞、詞形變化、語句?！?sup>

以上是第20章中的一段，亞里士多德詳細闡述了文體風格中詞匯的分類和使用、語句的意義和在不同文學語境中的使用方法及所產(chǎn)生的效果。

“名詞有兩種，即簡單名詞和雙字復合名詞?！址制胀ㄗ帧⒔栌米?、隱喻字、裝飾字、新創(chuàng)字、衍體字、縮體字、變體字。”

在第21章中，亞里士多德詳細討論了實體詞名詞的用法和各種“字”的含義及用法，因為名詞是實義詞，是寫作或創(chuàng)作中的主干詞匯，這種詳盡的分析為寫作或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詞匯用法的參考。

“風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最明晰的風格是由普通字造成的，但平淡無奇，克勒俄豐和斯涅羅斯的詩風即是如此。使用奇字，風格顯得高雅而不平凡；所謂奇字，指借用字、隱喻字、衍體字以及其他一切不普通的字。”

在第22章中，亞里士多德辯證地闡述了如何使用普通字與深奧字會使文體風格既能夠通俗明晰，又能夠高雅不凡。

“現(xiàn)在討論用敘述體和‘韻文’來摹仿的藝術(shù)。顯然，史詩的情節(jié)也應像悲劇的情節(jié)那樣，按照戲劇的原則安排，環(huán)繞著一個整一的行動，有頭，有身，有尾，這樣才能像一個完整的活東西，給我們一種它特別能給的快感?！?sup>

在第23章中，亞里士多德借用史詩對文學敘述的方式、選材、情節(jié)安排等作詳盡的描述，特別是從敘事和文體角度探討了素材的取舍，以及其可能產(chǎn)生的效果，這對文學創(chuàng)作中文體的鋪陳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顯然，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的如上論述，讓我們看到文體在一般寫作和文學創(chuàng)作、闡釋、批評中均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而這些論述中提到的方法，在作者看來，是《圣經(jīng)》文本與海明威文本中清晰可見的，比如使用通俗的詞匯、簡易的結(jié)構(gòu)、典雅的修辭等。

此外，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另一名著《修辭學》的第三卷中用了12章的篇幅討論了散文的文體風格，他從用詞、比喻、描寫、格律、句法等方面闡述了如何使散文風格的美明晰化，并用了大量例證說明“求其適合”。在講到風格與題材的關系時，他還指出，“風格如果能表現(xiàn)情感和性格，又和題材相適應，就是適合的。”這里，亞里士多德認為“風格”應當體現(xiàn)出“適合”性，對于大事、小事的敘述上要把握好一個“度”，即要符合所要表達的思想和主題。

第二，古羅馬的賀拉斯也對文體做過專門的論述，他在《詩藝》中對文體是這樣論述的。

“你們從事寫作的人，在選材的時候，務必選你們力能勝任的題材，多多斟酌一下哪些是掮得起來的，哪些是掮不起來的。假如你選擇的事件是在能力范圍之內(nèi)的，自然就會文辭流暢，條理分明。談到條理，它的優(yōu)點和美就在于作者在寫作預定要寫的詩篇的時候能說此時此地應該說的話，把不需要說的話暫時擱一擱不要說，要有所取舍?！?sup>

賀拉斯的這些論述是對亞里士多德闡釋的補充，且更加直白地表述了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選材與文體的關系，選材要適當，要因作者而異、因讀者而異，要在適當?shù)臅r間與地點說適當?shù)脑?，要舍得割愛，要在遣詞造句上多下功夫，要能把常用字安排出新奇的意義來。這些都是文學文體細化鋪陳的精確論述，對文體分析大有裨益。

第三，德國著名學者奧爾巴赫是文學文體研究的著名學者，他在《摹仿論》中以文體分析的方法所形成的文學批評模式在世界文學批評領域獨領風騷近半個世紀，成為世界文學批評史上的佳話，至今仍是許多批評家們所仿照的樣例。奧爾巴赫在《摹仿論》中主要采用對文學文本的文體進行詳細分析的方法來闡釋文學作品的意義，揭示語言表現(xiàn)力與文學表現(xiàn)力間的關系。奧爾巴赫最主要的方法是，

“采用文體分析的手法，對原作語言的問題極為關注，從而把握住了文學是一門語言藝術(shù)的精髓?！麖拇朕o、語法、句法、文體出發(fā)，以具體的文本選段作為樣本，對不同時代不同作品中的文體特征進行個案分析，并將特定文學對現(xiàn)實的再現(xiàn)置入特定的歷史進程中加以研究?！麄?cè)重藝術(shù)家如何通過富有個性的語言風格來表現(xiàn)一個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的現(xiàn)實的本質(zhì)。”

美國著名文藝理論家薩義德特別為此書英譯本出版五十周年撰寫了長篇導讀并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批評著作多如牛毛，但大多曇花一現(xiàn)，論影響幾近于無。只有極少數(shù)流傳至今，其魅力持久不衰。《摹仿論》即是其中的一種?！?sup>批評家韋勒克對《摹仿論》的評價也很積極，他認為“該著作成功地將文學、文體學、觀念史與社會史、學術(shù)史與藝術(shù)趣味史、歷史想象史與當代認識史結(jié)合在一起?！?sup>顯然，奧爾巴赫的《摹仿論》是一部文學批評領域的成功案例。這也說明從文體分析的角度切入做出全新的解讀不僅完全可能，而且可以拓展出嶄新的思路。

第四，理奇可謂當代文學文體分析的專家，他的《英詩語言學分析指南》(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和與肖特(Short)合著的《小說文體論：英語小說的語言學入門》(Style in Fiction：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兩部著作奠定了他在文學文體分析與闡釋領域的地位。特別是《小說文體論》一書是其小說文體分析的代表作。該著作“打破了文學文體學重詩歌、輕小說的傳統(tǒng)，對小說文體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探討，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他所提出的詞法特征、句法特征、修辭特征和連貫與語境特征這四大小說文體分析途徑被認為是最直接、最明確、最具可操作性的小說文體分析模型，被研究人員、教師和學生廣泛采用來分析不同時代文學作品的文體特征。本研究即以此理論模型作為指導，對如上四個方面進行了探究。

第五，中國老一輩學者王佐良先生和丁往道先生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對英語文體分析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們認為，

“文體分析就是研究語言的方法。我們對一個作家或作品的語言風格，只要稍加注意，應可得到一個大體的印象。但在進行文體分析的時候，不能全憑印象，而要找出具體的語言現(xiàn)象和特點。風格正是由作品中比較普遍的或占優(yōu)勢的某些語言現(xiàn)象和特點形成的?！?sup>

這說明文體分析語言現(xiàn)象和特點對于研究作家作品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僅滿足于憑主觀判斷獲得一個粗淺的印象，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體分析。文體分析要通過一定的有效方法，能夠從作品中發(fā)現(xiàn)語言使用上一些有說服力的、有特色的具體的語言現(xiàn)象和特點來分析，從而歸納出一位作家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文體風格。

第六，當代學者申丹對敘事學與文體學之間的互補性做了深入研究，其成果體現(xiàn)在專著《西方敘事學：經(jīng)典與后經(jīng)典》當中。申丹在書中探討了敘事學中權(quán)威著作熱奈特的《敘述話語》和理奇的《小說文體論》，認為兩者雖然關注點不同，研究方法不同，但在具體的小說文本分析中是可以從宏觀敘事結(jié)構(gòu)與微觀的遣詞造句中通過方法上的相互借鑒與補充而取得理想的分析效果。申丹繼而用這種互補的方法對海明威的一篇短篇小說做深入分析。申丹總結(jié)說，

“通過更清楚地認識到作為結(jié)構(gòu)技巧的‘話語’和作為遣詞造句的‘文體’之間的互補性，有更多的人會努力綜合采用敘事學和文體學的方法，對文字敘事作品的形式技巧進行更為全面的分析解讀。”

這說明作為結(jié)構(gòu)使用的“話語”和作為遣詞造句使用的“文體”之間在一定語境下是相互補充的，這會使讀者對敘事學和文體學的方法加以總結(jié)，從敘事形式和文體特點進行分析和詮釋，以能全面解讀一個作家作品的結(jié)構(gòu)和文體方法。

以上文獻表明，文學文體風格的研究有著悠久的歷史與傳統(tǒng)，亞里士多德、賀拉斯等都指出了文學文體研究的內(nèi)容、意義和方法。奧爾巴赫在《摹仿論》中以豐富的例證詳細探討了如何從文體的角度對文學作品進行深入剖析。這部著作也成為一部意韻獨特、視角全新的文學批評著作。我國學者也從文體分析的具體方法、文體與敘事的關系等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討。我們可以說，文學文體的研究是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通過對作家的文體的細致分析，是可以判斷出作品的創(chuàng)作風格來的。通過對作家風格的認識，我們就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其作品的內(nèi)涵、寓意、美學價值等，從而對作品做出全面的解讀、評價和欣賞。

因此，當海明威的文體風格足以“對當代文體風格產(chǎn)生巨大影響”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們就有必要認真地來探討這種風格的淵源。這種探討一方面是為海明威學術(shù)研究增加共識做出一定貢獻；另一方面，理清海明威文體的淵源對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其小說文體與小說中的基督教文化意象、深化文學鑒賞也有不可或缺的價值。同時，如果能揭示《圣經(jīng)》文體對海明威的文體的影響，也可以類推《圣經(jīng)》作為西方文學寶庫中的經(jīng)典對其他英美作家文體風格的影響，進而可以進行相關作家間的文體比較研究，拓展研究的范圍，增加文學批評的內(nèi)涵，增添讀者鑒賞文學作品的文體美學意識。

本研究將海明威文本與欽定本《圣經(jīng)·新約》做比較研究，以探索其風格之淵源，主要因為：第一，根據(jù)海明威傳記評述所述，“海明威出生在一個基督教氛圍非常濃郁的家庭，從小受到《圣經(jīng)》文化的熏陶，閱讀與朗誦《圣經(jīng)》文本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故他對《圣經(jīng)》內(nèi)容非常熟悉。因而《圣經(jīng)》文體風格對他的寫作影響應是潛移默化的?！?sup>第二，著名的海明威傳記作家菲立普·楊在其著作《歐內(nèi)斯特·海明威：重新思考》中就記錄到海明威自己所言“我是這樣學習寫作的——通過閱讀《圣經(jīng)》?！?sup>第三，其他海明威研究專家也認為，“海明威的敘事與文體有《圣經(jīng)》的影子。在巴黎，他不僅博覽了古今文學名著，而且反復研讀了《圣經(jīng)》，這可以從他在‘莎士比亞公司’的借書單上得到佐證。”他把海明威的文筆“同英語的《新約》，特別是同《使徒行傳》中若干敘事段落的文筆做了比較，發(fā)現(xiàn)在文體上有許多相似之處”。第四，從作者閱讀《圣經(jīng)》文本與閱讀海明威文本的感受來看，他小說的文體風格與《圣經(jīng)》頗有相似之處。

雖然從文獻中和作者實際閱讀與教學中可以肯定，海明威的文體風格與《圣經(jīng)》風格有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但專家們及作者本人的研究大多為直觀性感受，需要進一步從詞匯選用、句子構(gòu)造、辭格呈遞、篇章布局等方面進行深入分析，用細讀方法和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對海明威的風格淵源加以驗證和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