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別林斯基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下）

我們著名的批評家對這位青年人信仰和思想的形成的直接影響，既體現(xiàn)于他們交往的公共方面，也體現(xiàn)于文學方面。3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家日記》中寫了兩篇關于別林斯基的文章。它們所傳遞的主旨都是：別林斯基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導師，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終走向西伯利亞負有責任。

陀思妥耶夫斯基無法克制自己用圣徒傳的方式書寫了精神世界劇烈糾葛。在認識別林斯基之前，他是一個年紀輕輕、心靈純凈、滿腹理想、自幼就天真地信仰上帝和基督的人。是別林斯基，這位俄國激進青年中頗具威望的偶像，讓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社會主義者和無神論者。最終的結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為參與顛覆活動被捕，流放西伯利亞。他在那里，在俄羅斯人民身上重新發(fā)現(xiàn)了上帝和基督，發(fā)現(xiàn)無神論者只能將個人和社會引向毀滅。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1873年的文章中，并沒有過多自嘲自己的生活。

別林斯基的名字當時已經成為一代又一代俄國激進派的口號和旗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紀70年代描寫的，就是這位神化的、頗具象征意義的別林斯基。尼古拉·斯特拉霍夫（Nikolay Strakhov）反感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別林斯基的語言暴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1年寫給他的信中說：“我攻擊別林斯基不是因為他是某個個人，而是作為俄羅斯生活中的一個現(xiàn)象去攻擊。”^[1]陀思妥耶夫斯基兩年后對他的側寫仍然受自己主觀印象支配，結果是，他將自己的交往史，甚至是一些不太合適的事實，都融入了他要描繪的、對俄國文化有不良影響的別林斯基的整體形象中。

——※·※——

1845年批評家和青年作家見面的時候，別林斯基的觀點已經進化到讓陀思妥耶夫斯基驚詫的程度了。別林斯基在1841年到1842年之間轉向了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他接受了深受基督教道德宗教價值觀影響的理論。圣西門最后一部作品《新基督教》（Le nouveau Christianisme，1825年）甚至可以用來歸納全部法國空想社會主義?？障肷鐣髁x者關注福音書的道德觀，他們將基督（就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1838年的時候）視為向現(xiàn)代世俗生活傳遞律法的神，將人們從被曲解的教條中拯救出來，并將其真正應用于實踐。

空想社會主義的“新基督教”是建基于一種真正的對耶穌基督的信仰，一種希望與光明的宗教，既相信人的力量，也相信上帝的圣恩的宗教，和一種曲解了基督的教誨的、恐懼和永恒詛咒的偽宗教，之間的對立。維克多·孔西德朗在《社會命運》一書中詳細描寫了這種對立，這是19世紀40年代在俄國最為廣泛傳閱的社會主義小冊子?！靶⌒模　彼嫘叛隹謶肿诮痰男磐?，“上帝注定會給你們這樣的人帶來屈辱和痛苦……人類已經強大而智慧……你們將知道人現(xiàn)在已經不懼怕［上帝］了，他們對上帝充滿的是希望！”^[2]對新基督教的虔誠信仰，將現(xiàn)存就教會視為無知和反啟蒙主義的源頭，當作他們政治同盟，進行激烈地反抗。所以，別林斯基在寫給弗·波特金的心中，他表達了自己的社會主義轉向，“基督會將自己的力量給他的圣父，理性的圣父會再一次成為主導，但這一次……是一個嶄新的世界”，他嘲笑自己的朋友仍然“保持自己對那個留著小胡子，被各種天使和神仙包圍著的老男人的信仰，認為他的神力，他的閃電和雷鳴，是正義的理性的展現(xiàn)”^[3]。

同時，德意志左翼黑格爾主義已經同空想社會主義同時進入俄羅斯。左翼黑格爾派基本上是批評宗教的，他們的影響是喚起了人們對空想社會主義宗教基礎的質疑。大衛(wèi)·施特勞斯的《耶穌傳》（D. F. Strauss’s Life of Jesus）認為，新約并不是神跡，而是當時猶太社會歷史訴求的一種神話詩學的表達。施特勞斯強調，這僅僅是一個歷史事件。這些神話圍繞耶穌基督這個形象構建，中心形象不過是當時眾多自封的先知中的一個。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對神的世俗化有更激進的論斷，認為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chuàng)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創(chuàng)造了上帝。人類將自己最優(yōu)秀的特質投射為超自然存在，異化了自己的本質。人類的任務是重新找回這些本就屬于人類的超自然特征，清楚它們的意義，并應用于社會生活之中。

這樣的思想像炸彈一樣激發(fā)了已經受過良好教育，并欣賞之前就存在的黑格爾思想的俄羅斯西方派。費爾巴哈的書1842年1月傳入俄國，安年科夫記錄，這本書在19世紀40年代幾乎“人手一冊”。“費爾巴哈的書，”他寫道，“我們‘西方’的圈子里從未有過什么產生這樣強的影響，從未有過什么可以將先前思想的邊角如此之快地清理干凈。赫爾岑，不用說，是這種學說的前提和結論最狂熱的闡述者?！?sup>[4]按照安年科夫的說法，別林斯基轉變并沒有這么快。像他自己承認的一樣，他對宗教有好感，他仍然同1843年春剛從“哲學的麥加”柏林歸來的屠格涅夫爭論上帝的問題。

在對這種無休止討論的一次記述中，小說家回憶起別林斯基強烈地譴責了他：“我們還不能決定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你想吃飯了！”^[5]1845年，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認識別林斯基的幾個月前，別林斯基已經有了結論，他寫信給赫爾岑“我在上帝和宗教這兩個詞中發(fā)現(xiàn)了黑暗、憂郁、枷鎖和刑罰，現(xiàn)在我喜歡這兩個詞的程度像后面四個詞一樣。”^[6]這些詞標志著，從此之后，無神論和社會主義在俄國混合為一種之后再也無法分離的聯(lián)盟。并不是所有的俄國西方派都愿意把無神論作為新的必須接受的信仰。曾經坐在《群魔》里的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韋爾霍文斯基（Stepan Trofimovich Verkhovensky）肖像前的，莫斯科大學的著名的自由派歷史學家格拉諾夫斯基拒絕放棄對靈魂不死的信仰，并在1846年夏天同赫爾岑決裂。這幾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別林斯基的相識同時發(fā)生。

——※·※——

即便左翼黑格爾派如此強烈地反宗教，他們起初攻擊的也僅僅是上帝和基督的真實性的神性，以及基督尚未被觸及的那種道德宗教價值觀。費爾巴哈特別指出，基督教的道德宗教價值觀是人類最真實的本質，他的目的不是取代其他人的價值觀，而是將其視為人對人的愛，而不是人對神的愛的實現(xiàn)。很快，對基督信仰的反對就導致了對基督所宣揚的道德宗教理想的質疑，這在左翼黑格爾派的憲章，馬克斯·施蒂納（Max Stirner）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The Ego and His Own）出現(xiàn)后尤其嚴重。施蒂納認為，接受任何抽象或總體的道德價值觀都有礙人實現(xiàn)自由，它們在異化人性上所起到的作用和信仰超自然力一樣。他對社會主義和自由派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人道”的仇恨勝于一切。施蒂納認為，人個體自我的基礎在于所有自我需求的滿足，不管這些需求是什么；他的哲學是完全主觀、完全反道德的自我膨脹。

我們從安年科夫那里知道，別林斯基在1847年夏對施蒂納的書非常在意?！斑@已經被接受了，”安年科夫告訴他，“人們毫不動搖地根據(jù)自我需求的法則在行為和思考，事實上，人也沒有其他的東西?！碑斎?，別林斯基從施蒂納自私的狹義上去接受“自我主義”這個詞，相信個人的“自我需求會在全人類的需求的實現(xiàn)中實現(xiàn)”^[7]。盡管如此，別林斯基顯然愿意接受施蒂納對人類行為本質的非理想化的觀點，這位批評家希望為自己的價值觀尋求新的、更為“實際”、更為“理性”的基礎。我們從他對埃米爾·利特雷^[8]的生理唯物主義的喜好上就可見一斑，現(xiàn)在，他個人對那些過分樂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有一種自大的憎恨，認為他們“是被盧梭身后的肥料哺育出的蟲子”^[9]。

別林斯基在《現(xiàn)代人》第一期上發(fā)表的，為復興的該刊確立意識形態(tài)路線的重要文章中，包含著他思想變化的一個絕無異議的證據(jù)?！靶睦韺W的基礎不是生理學，”受到利特雷影響的他說，“它同生理學一樣不了解解剖學的存在?！彼A見到“化學分析”總有一天將“穿透神秘的自然實驗室”，并將“通過對胚胎的觀察……發(fā)現(xiàn)到道德進化的物理規(guī)律”^[10]。蘇聯(lián)的一位期刊史學家葉甫蓋尼耶夫—馬克西莫夫（Evgenyev-Maksimov）說：“在《現(xiàn)代人》的主要經營者眼中，空想社會主義的藥方已經（1847年）不再可信。西歐社會思想中關于這一傾向更為懷疑、更為自大的論調一點都不少見?！?sup>[11]像這樣有影響力的文章嘲弄了空想社會中的支柱如勒魯（Pierre Leroux）、卡貝（Cabet）、維克多·孔西德朗（Victor Considérant），贊揚了放棄了幻想和致力于研究統(tǒng)治現(xiàn)實社會的經濟規(guī)律的蒲魯東剛剛出版的《經濟矛盾的體系》（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èconomiques）。安年科夫發(fā)現(xiàn)，別林斯基人生的最后三年“關心的……是經濟學理論宣稱的新真理，它們消滅了一切老的、誤置的關于道德、善良和高尚的道理，將其替換為公式和純理性的形象”^[12]。

正如馬克西姆·勒魯瓦（Maxime Leroy）指出的那樣，空想社會主義“宗教”的一個特征是“一部分人的神化”^[13]，這部分人被認為在道德上高于壓迫他們的上層階級，別林斯基很快放棄了這種對被壓迫群眾的理想化。1848年初，他在一封寫給安年科夫的信中為伏爾泰辯護，即便這位偉大的法國人有時稱人民為“卑鄙的大眾”。別林斯基為這個攻擊性的短語辯解，“因為這些人沒受過教育，迷信、瘋癲、熱血，喜歡被折磨和管制”。他補充道，巴枯寧（現(xiàn)在成了一位激進的革命家）和斯拉夫派，通過對人民群眾過分的理想化，讓我“擺脫了對人民神秘的信仰”^[14]。這是別林斯基最后的思想動態(tài)，就發(fā)生在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他見面之后的1846年。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必然對這些表現(xiàn)非常了解。

——※·※——

在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交好的一段時間里，別林斯基正在從費爾巴哈式的，帶有道德宗教口吻的“人道主義”轉向更為“理智”的機械唯物主義和道德決定論。但是，我們應當記住，別林斯基對這樣的智識發(fā)展沒有什么貢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對別林斯基做的兩篇肖像描寫，基本同一切其他材料所呈現(xiàn)出的相吻合?！皩⒖茖W和現(xiàn)實主義的價值看得高于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二篇文章中寫道，“同時他又比任何人都深刻地明白，理性、科學、現(xiàn)實主義只能構建蟻丘而不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和諧’社會。他知道，道德原則是一切的基礎，”^[15]他還知道，他對以個人道德責任為基礎的基督教的攻擊，將顛覆他希望毀滅的社會的基礎，但是卻否定了人的自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別林斯基認為社會主義會重建人性的自由，將他抬高到從未想象到的高度。

第二篇文章對這樣一位飽含激情地關心個人人性的自由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別林斯基（間或是個“新基督徒”）的著重描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關于他參與最終讓他流放西伯利亞，并給他新的靈感的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的唯一一份公開證詞。他的目的在于讓他19世紀70年代的讀者確信，激進派不僅僅是被那些不高貴的動機驅使的：“社會主義……被認為是對［基督教］的一種修正和提高……一切新的思想被當作最神圣、最道德、最重要、最普世的，是人類未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律……1846年，我已經獻身于‘世界未來的復興’的全部真理了，獻身于別林斯基說的未來神圣的共產社會了?！?sup>[16]

這里略有歪曲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簡單地認為，這一切思想都是別林斯基灌輸給他的。我們非常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見到別林斯基的幾年前就已經有了這種道德宗教社會主義的轉變。作為一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狂熱地關注之后本能地將自己的生命，以最有效的形式投入了此項事業(yè)。畢竟，別林斯基已經完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分配給他的在19世紀40年代俄國文化中的任務。為何要用個人生活中雞毛蒜皮的小事來糊弄讀者呢？

只要我們仔細考察第一篇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策略就不言自明。這篇文章寫于一到兩個月之前，他的目的是讓讀者相信，基督教和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不相容的，盡管它們有類似的高尚理想。他喜歡用自己同晚期的別林斯基之間的生活經歷來證明這一點，他再一次用他不準確的回憶來表達的他的印象。因為他暗示，別林斯基已經讓他轉向了無神論，這種轉變在19世紀40年代常常與對基督教道德宗教價值的棄絕聯(lián)系在一起。論戰(zhàn)的目的明確：社會主義在俄國從一開始就是無神論和反基督教的，所以在它和基督教道德之間保持聯(lián)系是根本不可能的?！白鳛橐粋€社會主義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別林斯基］有責任去摧毀基督的訓教，將它稱為現(xiàn)代科學和經濟學理論所譴責的，帶有欺騙性的、無知的‘愛人’［chelovekolyubie］。”^[17]

別林斯基肖像文的中心是青年作家和批評家關于個人道德責任（一個根本的基督教道德價值觀）和自由意志的問題的爭論。這個問題對后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有著劃時代的意義，以至于人們甚至會認為，他是將這個想法穿越地運回40年代的。瓦列里安·邁科夫在1846年和1847年之交的那個冬天，就這個問題攻擊了別林斯基。他從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視角，將耶穌基督作為人類擺脫物質決定論，實現(xiàn)道德自由的偉大象征。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那樣，對話的緣起是別林斯基拒絕承認，受壓迫的下層人民對自己的處境負有任何個人的道德責任?！啊?，你知道嗎，’他［別林斯基］有一天晚上大叫（他有時在極為興奮的時候就會大叫），‘你知道，用原罪去指控人，用債務去阻礙他，去容忍，這是不可能的，當社會的組織方式是罪惡的，人就禁不住要犯罪，當他的經濟狀況讓他去犯罪的時候，用自然的法則去要求人是愚蠢和殘酷的，即便他們想，他們也無力去完成?！?sup>[18]這種別林斯基式的言論，再也不是一種老派的、人道主義的，對基督道德宗教價值的認同，而是來自利特雷的崇拜者，也有可能是馬克斯·施蒂納的讀者的聲音，這樣一個人認為，道德是毫無作用而且并不存在的，并把被壓迫者的犯罪行為僅僅看作，“自我”需求的自然而合法的表達。

對話轉移到基督的位格上，那個時代任何社會問題的討論都不可避免地要對基督教表達立場。陀思妥耶夫斯基繼續(xù)說：“‘看到他時，我很觸動，’別林斯基說，突然停止了激動的贊嘆，轉向他的朋友，指著我［陀思妥耶夫斯基］?！慨斘姨岬交剑哪樉蜁蕚淇奁?。是我，相信我，你這個天真無邪的人’——他又突然轉向我——‘相信我，你的基督如果生在我們的時代，也會在現(xiàn)代科學和現(xiàn)代人類的推動力量面前消失的?！?sup>[19]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臉上之所以流露出如此強烈的情緒，是因為別林斯基用他所能用的最粗劣的言辭形容基督。“這個人［別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1年向斯特拉霍夫寫道，“用最下流和骯臟的話再一次褻瀆了基督?！?sup>[20]另外，別林斯基的評論背叛了施特勞斯的左翼黑格爾派影響，將基督的領袖魅力歸結于他生活在一個前理性的世界。別林斯基的某位朋友回應了這種左翼黑格爾派的訴求，認為它其實是類似于空想社會主義的：“‘這個，不：如果基督出現(xiàn)在當下，他一定會加入運動而且領導他的……’‘好吧，好吧，’別林斯基讓人吃驚地突然同意了?！赡軙尤肷鐣髁x運動?！?sup>[21]別林斯基在這個關鍵問題上的不確定性揭示了他個人思想的過渡，盡管最后，在1846年，別林斯基不再稱空想社會主義是“社會和美德的財富了”^[22]。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轉變的評論是無可置疑的?！盎阶⒍ㄒ尤氲娜祟惖耐苿恿α渴欠▏耍菏紫仁菃讨巍ど?，和完全被忘記的卡貝、勒魯，還有剛剛開始職業(yè)生涯的蒲魯東……還有一位讓他［別林斯基］叩首的德國人——費爾巴哈。他同樣帶著敬意談論施特勞斯?！?sup>[23]因此，非常準確地講，基督將會加入一個壓倒性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和一個道德宗教法國人的運動；這里被提及的德國的黑格爾左派已經拒絕了一切關于超自然的說法，但是卻沒完全拒絕基督教的道德價值觀。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思遠慮的措辭講施蒂納那些已經拒絕這些價值觀的人，排除在別林斯基認定的那種“基督一定會加入”的人群之外。事實上，他所匯報的這種爭論，不僅是別林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的，也是別林斯基自己所糾結的，這個爭論真的已經在兩種信條對全世界左派的意識形態(tài)支配權的爭奪中得到延續(xù)。^[24]

“在［別林斯基］的最后時光，”陀思妥耶夫斯基總結道，“我再也沒去探望過他。他已經對我有恨了，但是我還是熱情地跟隨他的所有教導?！?sup>[25]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他的所有教導”是非常模糊的。是關于空想社會主義的道德宗教教導嗎？還是別林斯基對基督左翼黑格爾派的攻擊，他以“自然法則”為理由對自由意志和責任的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讀者（經歷了10年對科學唯物主義的迷戀，已經不再那樣尊重基督的道德價值的）明白，他也曾經信奉別林斯基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但是通過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一時期的作品和其他文獻的考察來說，對此也有足夠的理由去質疑。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親近的朋友們拒絕承認空想社會主義的道德宗教靈感，對隨后出現(xiàn)在文學界的別林斯基和他的智識后代也持批判態(tài)度。

——※·※——

重量級的批評家同青年作家的相會的巨大意義，與其說是歷史性的，不如說是象征性的；與其說是文學的，不如說是字面本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別林斯基的口誅筆伐對未來作為小說家的自己，和俄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都有著關鍵意義，但是他們并沒有改變他的思想和價值觀。毫無疑問，別林斯基的影響解釋了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會如此決絕地梳理自己的經歷，根據(jù)他對俄國文化最后的觀點，一生致力于他認為合理的藝術平衡。如果別林斯基并沒有真的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紹社會主義，他也向他教授了無神論社會主義——70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唯一智識上誠實和一以貫之的思想。

別林斯基從利特雷那里學來的機械“科學”唯物主義，確實成了俄國左派藝術的教條。它的道德價值觀來自一種實用的自我主義，與其說它來自馬克斯·施蒂納，不如說直接源自邊沁（Bentham），二者都對感傷主義的人道主義有著最高程度的蔑視。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有著足夠的理由去指責別林斯基為俄國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帶來的影響，他同別林斯基的見面，為他對這種變化的反應涂上了特別的色調。他心中的基督教總是帶有強烈的利他主義和19世紀40年代的社會人道主義關懷，總是針對著為完全不道德的自我主義辯護的“理性主義”。

毋庸置疑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偉大小說中的宗教主題，深深受到來自別林斯基的挑戰(zhàn)的影響。無神論、對上帝福澤的質疑，在1845年第一次出現(xiàn)在他的心智和情感視野之中。認為這個已經受到《約伯記》啟發(fā)的小男孩的，已經參與施德洛夫斯基的靈魂探索的小男孩，仍然需要別林斯基的指引去了解這些，就太天真了，但確實是別林斯基第一次讓陀思妥耶夫斯基認識了施特勞斯、費爾巴哈，或許還有施蒂納的深邃理論。盡管最后他的宗教信仰毫不動搖，甚至還得到加強，但從那次邂逅之后，這些理論就讓他處于一種靈魂的尷尬處境。這種內心危機的跡象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個人在信仰與基督的問題的糾結心態(tài)上看出。

費爾巴哈認為，上帝和基督僅僅是人類最高價值的異化本質的虛構性表現(xiàn)而已。因此人類的任務是通過再認這種力量和特權，重新找回異化給神的本質。左翼黑格爾派當然沒有將其視為任何個人應該做的事，這是全人類的整體應該去追求的人類財富，但施蒂納認為，每個人都可以立即完成自己的神格化。這對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用不難預見。沒有人會如此聰敏地描繪出這種無神論人道主義的內在悲劇辯證法，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對1845年的別林斯基沒有有效地回應的話，那么他在后來的創(chuàng)作中用負面人物做到了這一點。這些人物否定上帝和基督，他們無一例外地進行了不可能實現(xiàn)的、自我毀滅性的超越人類生存條件的嘗試，實現(xiàn)左翼黑格爾派夢想的用人神對神人的替換。^[26]

這一場危機的長期后果擦亮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睛，他明確地認識到理性與信仰之間的絕對不相容。這為他后來的非理性主義鋪平了道路，他的宗教和哲學教育，以及他稱之為“神秘的恐怖”的心理經歷也都為此做了準備。像20世紀初，常常被拿來與他做比較的克爾凱郭爾一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后來說，悖論式的“信仰的跳躍”是宗教確定性的唯一來源。這種相似的出路來源于他們的相互認同：克爾凱郭爾非常崇拜費爾巴哈，因為后者非常強調宗教與現(xiàn)代生活的科學理性不相容?！百M爾巴哈，”卡爾·洛維特寫道，“感受到了和克爾凱郭爾一樣的差異，但是后者用同樣的邏輯推導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是與宗教處境不相關的?！?sup>[27]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才決定同存在主義的非理性的“信仰的跳躍”站在一起，反對費爾巴哈對宗教的要求，即讓宗教回歸地面和順從人類理性的評價。

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這樣的結論還需要很多很多年。在這時，他還在尋求他在別林斯基和其小組中所能找到的更為和諧融洽的氣氛。另一群人，不知名的別克托夫小組，為他在文學聲望下降和與別林斯基的關系緊張的階段，提供了情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