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新注》序言

我的故鄉(xiāng)是天津，天津這地方和小說（也可包括今之所謂“曲藝”）的關系似乎有點兒引人矚目。從古至今，小說界的人才輩出，而且其所涉及范圍及方面，堪稱廣闊豐盈，無論創(chuàng)作與研著，都有可觀可述之美。比如連《老殘游記》的產(chǎn)生，就也與天津密不可分，別的更不必在此處枚舉了。我想，天津產(chǎn)生和扶植文藝人才，是這個地方的一個非?？少F的文化傳統(tǒng)，一種別有意致的民風土俗。

但有一現(xiàn)象，不知其理何在——天津之地，長篇小說頗為富有，而短篇小說卻不多覯。出現(xiàn)過一部《醉茶志怪》，可以稍償此憾（此書近年津門又有排印本了）。至于研究短篇小說的，似乎更是稀逢。舊日有俗語：“京油子，衛(wèi)嘴子?！碧旖蛐l(wèi)的人嘴頭兒不笨，擅能“捭闔”（土音讀如“擺畫”），說笑話，講故事，也很能繪影繪形，有聲有色——那么何以短篇小說并不發(fā)達？難道是因為天津人有“能說不能行”的特色？這個尚待研究，好在原非本文的解答任務或討論主題。我如今想說的則是：我們天津現(xiàn)在卻有一部研究短篇小說的專著問世了——其名曰《聊齋志異新注》，我因此感到高興。著者囑為弁言，自然是樂為之序。

《聊齋志異》是《醉茶志怪》的“祖輩”先河。這部書，風行三百多年，總是“暢銷書”，無待多加介紹。此書出在山東。俗語又云：“山東出圣人。”他可不說“山東出‘小說人’”。為什么？小說在舊日難登大雅之堂，絕不像今時今世，小說作者竟能成為頭等名人，風頭十足，所以山東人士不能像我這天津人，反以“小說”來標榜我鄉(xiāng)的“地方色彩”。但人們都說作《金瓶梅》的“蘭陵笑笑生”是山東人，那部書里寫“炕桌”，炕到魯東南就少見了，可知寫的是北方景狀。但《詞話》里以“多”代“都”，卻是地道的南方口音的鐵證。如不是后人刊刻妄改之故，那么此“生”是否山東人？還有可疑之點。這也勢難詳及。如今還說《聊齋》，這可是真實的山東作家的大手筆。我給蒲松齡紀念館題過一首七律，指出山東出了一位蒲松齡，河北出了一位曹雪芹，魯冀兩大小說家，輝映千古，實乃藝苑奇珍，亦為中華文化之光。——但《聊齋》和天津，到底難拉“關系”，心以為憾（因為“紅學”與天津關系是太重要了）。如今好了，本書的問世，正好為這一文化因緣締結(jié)了嶄新的紐帶。

誰都知道，小說者，源出于里巷之傳述，好事者加之潤色，著之篇章，那么它原是古人的“通俗讀物”，不同于“四庫”、“五車”，高文典冊，何待講解注釋？像《聊齋》這樣的書，據(jù)傳那是在“豆棚瓜架雨如絲”的情景下，農(nóng)鄉(xiāng)父老，口講指畫，描摹人間事相；大抵不出日常瑣務，非有山海之奇荒、星河之異境之可比；又何勞注家詞費？殊不知，時有古今之隔，筆有文野之分，凡在中華文化土壤誕生的文學作者，沒有（不可能是）絲毫不考究文字的，而這種考究又是十分之高級的文化表現(xiàn)。所謂考究“文字”，實際就包括著對中華漢字語文的掌握精通，創(chuàng)造運用，遣詞鑄句，選字協(xié)聲，摛藻流馨，傳神寫照，在在都非一般的“書寫活動”，而是極其高級的文化表現(xiàn)。尤其重要的是要想到：古代文人，學養(yǎng)至富至厚，腹中書冊，可以驚人——他們不像今天的某些“作家”，憑一部“現(xiàn)代漢語詞典”就能名列“小說家辭典”的。加之我們這個偉大的中華民族，其文化積累，已達七八千年（少說是如此）之久，歷代無數(shù)大師巨匠的實踐、繼承、創(chuàng)造、發(fā)展，為后人儲存的這一份語文寶庫，具有無比豐富而神妙的表達功能和魅力；他們確實是在不斷創(chuàng)造，但“創(chuàng)造”這個詞語往往給人以錯覺：以為就是空中筑起樓閣，天上掉下活龍——其實一點兒也不是那么簡單淺薄的一回事，創(chuàng)造是醞釀、充盈、冶煉、熔鑄，其“來”無不有“自”。更何況，中華的才人哲匠，最善于翰墨文辭，其考究精能的程度，超越世俗常人者不知幾十百倍。因此，雖是“小說”，其說不小，內(nèi)中常是蘊涵著大量的文化財富的菁華，運用著千品萬目的美談佳話與典籍史冊的嘉言懿行。這么一來，則盡管還是“小說”，那可也不是“張開口直說大白話”，其間“埋伏”著多少的典故和“來歷”。至于蒲柳泉，那運筆之妙，腹笥之豐，就不待煩言了。所以，《聊齋》雖然像是“閑聊”的口吻，可絕不是“純出自造”、“羌無故實”。今日的讀者，由于所接受的教育教材，接觸的學識范圍，都與昔時大大不同了，舊日凡是識字讀書者的起碼知識和基本讀物，如五經(jīng)四書，卻已成為十分之陌生、深奧甚至是“神秘”的東西了。這就是說，想看看《聊齋》這樣的“閑書”，領略領略“鬼狐傳”的意味，一般人是件難事了。因此，《聊齋》要有注釋本，在今日來說，更不同于像我七十多歲的這一代人，其需要的程度，十倍迫切，此言當非張皇夸大。

《聊齋》有注，不自今日始。已出版的就有“選注本”、“會注本”。那么，為何又用再出這部“新注本”呢？原因在于：舊注產(chǎn)生的年代，決定了它的注釋對象與范圍。如上文所言，譬如五經(jīng)四書，士子必習必誦（連小注都須背誦如流才行呢），那么注者當然認為這些都“不在話下”，假使注了，不但無功，翻顯詞費。而于今則恰好相反，倘若無注，則作者之文心匠意，故事之口角聲容，都將不為讀者盡數(shù)理解，遂爾造成很大的隔閡與損失。

我用注詩比喻這個道理：詩圣杜甫的名篇《丹青引》有云：“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云?！蹦悴榕f日流行最廣的《杜詩鏡詮》，此二句全然無注，而今日蕭滌非先生的《杜甫詩選注》于此卻注明了“……詞句則是化用《論語》的‘其為人也，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剁R詮》若連這個也注了，不但不討好，還要遭譏笑；而蕭注則正相反，不注將成為一大失誤或漏洞了。此義耐人思索。

本書輯注者劉興之，有鑒于此，引為恨事，于是立下決心，發(fā)一宏愿，要為《聊齋》作出更新的更全的注本。他為此下了極大的功夫，多年以來，辛勤披覽搜錄網(wǎng)羅，勒為一編，可說是蒲叟此一奇書的功臣，為今日讀者的益友。

例如，《嬰寧》篇中，寫上元佳節(jié)的盛況，說是“游女如云”。如果你認為形容游女之多而比為“如云”，是蒲叟自鑄偉詞，那就錯了，應當知道“出其東門，游女如云；雖則如云，匪我思存”，這出自《詩經(jīng)》?！而P陽士人》篇中的“良人”一詞，也是如此。馀可類推。

作注，是一門?？茖W問，在我中華，這個文化傳統(tǒng)的表現(xiàn)是極其了不起的，經(jīng)典不必說，即史子集名著，莫不有注，而且其用力之勤，質(zhì)量之高，令人驚訝，嘆服得時有“五體投地”之感！比如，《史記》、《莊子》、《淮南子》、《世說新語》……古今人之注疏，可謂奇觀，可謂至寶。說到文學，那么《文選》的李善、六臣注，是必讀之書。再若千家注杜，百家注韓，施顧注蘇……那簡直是汪洋之書海，學識之太倉，無可比喻！所以我常呼喚：我們應該建立一門箋注學，從這個特殊的角度來看中華文化的高深廣博?？上o人響應——大約是其事至不易言，沒有幾個人敢說敢做吧？即如《聊齋》一書，在其作者落筆，那已是十分平易淺近的文體了，他很有“普及意識”，絕非有意追求艱深古奧之作，原不待注。但若細究起來，那問題可就多而且大了。我再舉《嬌娜》篇，文章開端，很快就讀到——

一日，大雪崩騰，寂無行旅。

這兩句，并不難懂，似不煩注釋?？墒窃僖幌霑r，你就會自問：什么叫“崩騰”呀？為何用它來形容大雪？這就得找“注文”了。記得我早年就是如此。找了一個“評注”、“選本”，一查，“崩騰”根本無注，可謂“置于不論之地”。是認為不需注？還是注不出？——打個“馬虎眼”，混過去就是？不免心生疑問。后讀東坡詩，在卷二《凌虛臺》篇中，就看見這樣四句——

青山雖云遠，似亦識公顏；崩騰赴幽賞，披豁露天慳?！?/p>

再一看古注，方知六朝大詩人謝靈運就寫過“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的句子。又讀李白詩，也見有“想象晉末時，崩騰胡塵起”的話。我這才恍然有悟：原來這個形容詞，經(jīng)過大藝術家的驅(qū)使運掉，實包有紛亂、動蕩、奔赴、洶涌……等等意義和情境。那么，我也才明白，蒲留仙說“大雪崩騰”，乃是極言雪大——紛紛揚揚，自天灑落，其勢“洶涌”、“奔赴”而下！

所以，作注之事，實不易言，引經(jīng)據(jù)典，纖細不遺，已是大難；而文學上對漢字語文這個奇特而美妙的人類文化奇跡的使用和多層次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更是一件至為復雜的事情，注者的學力識力，于此見之。

我見興之在這些方面，做得都見功夫，成就跨超了流行的注本，心中感到欣慰。天津人對《聊齋》作出新貢獻，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興之本名承舜，我與他生于同一鄉(xiāng)里，早有世交，稱之世講。少年時都酷愛民族音樂，時相過從。記得有一年大年除夕，他忽來邀我到他府上作一次廣東樂曲的合奏，家兄祜昌與舍侄大惠也乘興同往。大惠抱著他心愛的笙，我提著一把南弦——那是全身紫檀木，黃楊軸，市上罕見這樣名貴的良琴（那是用我自孩童時所積“壓歲錢”銀元買的）……如今回憶，恍如夢中，我那把南弦子（還有許多樂器）已不知被哪個人攮為己有了。想不到興之能為文學貢力，而我又為他撰序，也是意想不到的緣分了。附書于此，蓋“歡喜贊嘆”，常是一種非常復雜的感情，固非“干巴巴”的“官樣文章”所能表其萬一也。

周汝昌

己巳（一九八九）臘中呵凍寫記于北京紅廟

（劉興之輯注，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