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二十世紀法國文學譯介的特點

在上面，我們對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情況做了一個簡要的回顧。通過列舉的具體翻譯情況，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法國文學研究和翻譯界在二十世紀，特別是近三十余年來所取得的成績是引人矚目的。但在這一譯介工作中，翻譯家們是如何選擇作品，又有哪些因素對整個翻譯和研究工作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整個譯介工作又有哪些特點呢？下面，我們根據手頭掌握的資料，對上述的這些問題做一分析和探討。

一、翻譯動機和選擇

我們知道，翻譯是一項文化交流活動，實踐性很強。考察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情況，我們看到，翻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為一定目的服務的。一個翻譯家選擇一部作品來翻譯，都出于某種明確的目的，并要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我國對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的翻譯，基本可劃分為三個主要時期，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形成了三個小的高潮。第一個小高潮是在1919年以后的十余年間，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我國對法國文學的翻譯進入了一個相對活躍的時期。在這期間，大量法國文學作品被介紹到中國，其中包括二十世紀的作品，比如被稱為“人道主義斗士”的法朗士，他的主要作品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幾乎全部被引入我國。第二個小高潮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這個階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政策也給翻譯文學帶來了良好的時機，一批優(yōu)秀的二十世紀法國文學作品被有目的地介紹給中國讀者。第三個高潮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從七十年代末至今，國家改革開放大業(yè)不斷深入發(fā)展，翻譯事業(yè)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可以說，這個時期的法國文學翻譯，是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無法相比的。在這三個不同的階段，我們發(fā)現，影響譯者對所譯作品的選擇，既有一些相同的因素，也有一些與時代相聯(lián)系的不同的因素。

在眾多影響翻譯的因素中，最為活躍的是譯者的選擇視角和動機，而譯者的選擇，除了個人的追求和愛好，如藝術上的追求、政治上的追求和審美趣味，還要受到社會、時代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如對法朗士的選擇，無疑有政治、藝術和時代等多種因素所起的作用。翻譯法朗士，最重要的是因為“他是拉伯雷、蒙田、服爾德的光輝繼承者，是他把法國傳統(tǒng)的民主主義的火炬從左拉手中接過來，保持著它的純凈而旺盛的火焰交到巴比塞和羅曼·羅蘭的手里，為今天的法國的戰(zhàn)斗文學打下了基礎”^[29]。在趙少侯翻譯的《法朗士短篇小說集》的《前記》中讀到的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譯者的選擇立場和標準。羅曼·羅蘭在中國的影響超過他在法國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追求正義、追求真理的中國人民與他在心靈上產生的一種共鳴。傅雷選擇了羅曼·羅蘭，并將他介紹給中國讀者，是因為他認為：“現在陰霾遮蔽了整個天空，我們比任何時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時都更需要堅忍、奮斗、敢于向神明挑戰(zhàn)的大勇主義?！?sup>[30]傅雷翻譯羅曼·羅蘭的動機，在這兒再明確不過。而三十年代初巴比塞在中國受到普遍歡迎，更是因為在他的作品中回響著正義的呼聲。毫無疑問，在社會動蕩和大變革的時期，譯者選擇一部作品，往往更為看重作品的思想價值。我們發(fā)現一個現象，在五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一段時間里，被譯介成漢語的大都是傳統(tǒng)的、帶有現實主義特征的作品。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一種求真的翻譯動機和需要。

如果說在社會動蕩變革年代，求真是主要的翻譯動機和社會需要的話，那么在相對自由、安定的時期，求美則是翻譯的主要追求。作品內在藝術價值和審美價值，也是譯者選擇一部作品和一個作家時非常重視的一個因素。如盛澄華選擇紀德，是因為紀德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是因為紀德作品的“藝術中并無咆哮與呼號，自然更無口號。他以纖凈峻嚴的文筆暗暗地道出了人生的諸問題。他作品所發(fā)揮的力量是內在的”^[31]。卞之琳翻譯紀德的《浪子回家集》^[32]，是因為紀德在這部書的六篇小說中，表現出了他的典型風格：“極富于圣經體的兩重美，靈性的熱烈和官感的富麗”^[33]?！蹲窇浰扑耆A》被介紹到中國，編者韓滬麟看重的是這部巨著的“獨特的藝術形式”，它表現出了“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新觀念和新技巧”，而“普魯斯特的這種寫作技巧，不僅對當時小說寫作的傳統(tǒng)模式是一種突破，而且對日后形形色色新小說流派的出現，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34]。柳鳴九先生主編“法國廿世紀文學叢書”，推出了各種體裁的作品七十種，“唯具有真正深度與藝術品位的佳作是選，并力求風格流派上多樣化”^[35]。

選擇作家和作品加以譯介，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參照因素。若對已被譯介的二十世紀法國作家的情況加以分析，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兩點：一是在文學史上已有定評的作家被翻譯的作品多，如米歇爾·萊蒙在《法國現代小說史》中重點介紹的作家和作品，幾乎已被全部介紹給中國讀者。二是獲得重要文學獎的作家作品被譯介的機會要遠遠多于其他作家的作品。漓江出版社于1996年推出了一套“獲國際著名文學獎作家作品叢書”，主編吳元邁指出：“事實已經表明，世界各國的各種文學獎的創(chuàng)立與頒發(fā)已越來越顯示出了自己的不可忽視的作用，它們不僅對鼓勵作家的創(chuàng)作熱情、發(fā)現一批又一批文學新人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引導讀者的閱讀、促進各國文學事業(yè)的發(fā)展產生很大影響。”^[36]從翻譯選擇的角度看，文學獎的創(chuàng)立與頒發(fā)，對譯者或出版社選擇作品也同樣起著引導的作用，像諾貝爾文學獎，在二十世紀，法國有羅曼·羅蘭、法朗士、馬丁·杜伽爾、紀德、莫里亞克、加繆、薩特、克洛德·西蒙八位作家獲此獎；在二十一世紀，又有勒克萊齊奧與莫迪亞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這些獲獎作家的代表作品在中國的譯介，這里不擬多加介紹。就法國本土而言，其文學獎歷史悠久，名目也很多，最重要的小說獎有龔古爾獎、法蘭西學院獎、費米娜獎、勒諾多獎、聯(lián)合獎、梅迪契獎，還有八十年代初創(chuàng)立的保爾·莫朗獎等。二十世紀法國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在中國得到譯介，與他們獲得這些獎項是分不開的。如龔古爾獎，從1903年評出首屆獲獎作品、約翰—安托萬·諾的《敵對勢力》至1999年法國新一代作家埃什諾茲以《我走了》一舉奪魁，共有九十七部小說獲獎。據不完全的資料統(tǒng)計，在這九十七部小說中，至少已有三分之一的作品被譯成中文。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起，龔古爾獎獲獎作品成了我國出版社和譯者的首選對象，每年十一月獲獎作品一公布，馬上便引進版權，組織翻譯，在短時間內介紹給中國讀者，如1998年波爾·貢絲坦的《心心相訴》，1999年9月就有了中文版^[37]；1999年埃什諾茲的《我走了》，在獲獎三個月后，就由余中先譯成中文。除了文學獎作為選擇參照之外，近年來，法國電臺、報刊發(fā)布的作品排行榜，也是出版部門選擇作品翻譯的一個參照，尤其是通俗文學作品，這里不再贅述。

翻譯作為一項有目的的跨文化交流活動，同時還要受到社會、政治、意識形態(tài)因素的影響。法國翻譯理論家安托瓦納·貝爾曼在《翻譯批評論》一書中，在論及翻譯批評研究時，指出翻譯批評主要涉及兩個層面，一是翻譯的詩學層面，二是翻譯的道德層面^[38]。而所謂“道德”，根據《辭?！罚侵浮吧鐣庾R形態(tài)之一”。若我們回頭看一看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譯介所走過的路，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因素、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tài)因素對翻譯起著重要的制約作用。柳鳴九長期從事法國文學研究，他對政治因素與意識形態(tài)對外國文學譯介的影響有著深切的體會。在《一個漫長的旅程》中，柳鳴九再次提及了他在《凱旋門前的桐葉》一書自序中說的一段話：“從林琴南以來，中國人愈來愈多地接觸、認識了大量的外國文學名著佳作，時至今日，對外國二十世紀以前的文學已經咀嚼、體味了一個多世紀，但對外國二十世紀的文學的接觸、認識卻要少得多。民族災難、戰(zhàn)爭紛爭、社會動亂、自我折騰，使得中國人在這個世紀無暇及時追蹤外國二十世紀文學的發(fā)展，即使社會條件允許追蹤一時，也完全是在政治道德要求與意識形態(tài)戒條的禁錮之下。直到改革開放時期，中國人才得以在較為寬松的狀態(tài)下接觸與譯介外國二十世紀文學?！?sup>[39]法國二十世紀的荒誕派戲劇、存在主義文學和新小說在中國的譯介歷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二、自發(fā)的選擇與系統(tǒng)的組織相并存

翻譯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跨文化的交流活動，但它也可以是譯者個人的一種文學行為，出版社的一種文化產品生產活動。從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的譯介情況看，我們已經談過，零星的翻譯與系統(tǒng)的組織相并存，零星的翻譯，往往是譯者個人的一種選擇。如傅雷，出于他的愛好與追求，他年輕時對羅曼·羅蘭創(chuàng)作的傳記情有獨鐘，于是，他便進行翻譯，并自費出版。從對作品的選擇形式看，特別是近三十余年來的翻譯，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譯者根據自己的愛好和追求，看中一部值得翻譯的書后，向出版社推薦出版；二是出版社根據自己的選擇標準（如今出版社似乎都遵循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雙重標準），選定可翻譯的作品，請合適的譯者進行翻譯；三是文學學術團體和文學研究專家從理論的高度，本著借鑒的原則，組織系統(tǒng)的譯介。

近三十余年來，我國對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的翻譯之所以取得較為矚目的成就，除了得益于相對自由安定的政治與社會環(huán)境和譯者所做的努力之外，與國內幾家重視外國文學譯介的出版社的努力，特別是與法國文學研究會前會長柳鳴九及研究專家的精心組織是分不開的。如《追憶似水年華》這一填補空白的漢譯本的推出和工程浩大的“法國廿世紀文學叢書”的問世，就是譯者、出版社和文學研究專家共同努力的結果。

《追憶似水年華》是一部“超時代、超流派”的杰作，它“空前大膽地運用了客觀第一人稱的敘事手法；它強調了知覺過程的相對性；它離經叛道，擺脫了線性時序的束縛；它通過形象、關聯(lián)和巧合，安排了宏麗的布局”^[40]。這部作品，藝術手段獨特新奇，筆觸細膩至極，作者以追憶為手段，借助超時空概念的潛在意識，憑借現時的感覺和昔日的記憶，通過嗅覺、味覺、聽覺和觸覺，立體、交叉地重現似水年華，追尋生命之春。為了表達的需要，作者在創(chuàng)作中充分調遣了獨特的句法手段，采用或連綿，或分列，或交錯的立體句法結構，句子長，容量大，結構巧，形成了為表達原作復雜、連綿、細膩的意識流動而刻意追求的獨特風格。加之作者善用隱喻，比喻新奇、巧妙，給翻譯造成了難以移譯的重重困難。所以，盡管《追憶似水年華》可與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相媲美，但問世半個多世紀以后，一直無緣與中國讀者見面。為了填補這一翻譯的空白，譯林出版社編輯韓滬麟做了大量的工作，說服了社領導，在八十年代中期將《追憶似水年華》列入了正式出版計劃，一步步組織翻譯，從選擇翻譯人員開始，然后制定長達數十頁的統(tǒng)一的人名地名譯名表、作品人物關系表，組織研討會，與專家譯者探討作品風格和寫作特色，組織審讀譯稿，甚至為確定作品的譯名，組織了專門的討論，在專家、譯者意見難以統(tǒng)一的情況下，最終以舉手表決的方式敲定，成了譯界的美談。正是在出版社、譯者和研究專家的通力合作下，《追憶似水年華》這一被稱為“不可移譯”的偉大作品才得以介紹給了廣大中國讀者。

在對法國文學的譯介中，新中國成立前的商務印書館，成立后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譯林出版社及漓江出版社做了大量工作?；ǔ浅霭嫔?、中國文學出版社、海天出版社也積極引進選題，組織翻譯法國二十世紀的文學作品。此外，安徽文藝出版社、同濟大學出版社（“同濟·法蘭西文化叢書”）、天津人民出版社（“法國大學128叢書”）、作家出版社、外國文學出版社等，都做了不少努力?！妒澜缥膶W》《外國文藝》《當代外國文學》等刊物也為介紹法國現當代文學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它們推出的一些流派或作家專輯，對我們深入與系統(tǒng)地了解這些作家或流派的作品有很大的幫助。

“法國廿世紀文學叢書”是我國對法國二十世紀文學譯介的一個里程碑式的工程，更是凝聚著主編、數十位譯者和出版社編輯人員的心血?！胺▏ナ兰o文學叢書”由柳鳴九先生主編，系國家“八五”重點出版工程，全書共十批七十種，分別由漓江出版社和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據柳鳴九先生介紹，這套叢書從1985年開始籌劃、編選、翻譯，由漓江出版社和安徽文藝出版社分別出版三十五種，前后經歷了十二個春秋?！熬鸵?guī)模而言，它是迄今為止國內唯一一套巨型的二十世紀國別文學叢書，就難度而言，它不僅在選題上是開拓性的、首選性的，而且每書必有譯序，七十種書的序基本全部出自主編之手”；從“閱讀資料、確定選題、約譯組譯、讀稿審稿，再到寫序為文、編輯加工，還要解決國外版權問題”，將“一個文學大國在一個世紀之內的文學，精選為七十種集中加以翻譯介紹，構成一個大型的文化積累項目”，這一工程，對主編來說，無異于“西西弗推石上山”^[41]。柳鳴九先生組織翻譯出版這套叢書，是基于多方面的考慮，一是便于中國人對法國現當代文學有直接的認識與了解，二是為中國的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的研究打下一個扎實的基礎，三是為中國的社會文化做一積累性的工作。在制訂計劃與確定選題方面，主編也有明確的指導思想：“所選入的皆為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名家的杰作巨著或至少是重要文學獎中文學新人的獲獎作品，唯具有真正深度與藝術品位的佳作是選，并力求風格流派上多樣化，但又要與通俗文學、暢銷書劃清界限，以期建立一個嚴肅文學的文庫?！?sup>[42]

這一視野開闊、目的明確、組織嚴密、譯介系統(tǒng)而有質量保證的大型文化工程，在我國的外國文學譯介史上，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篇章。

有組織的譯介，對選擇真正有價值的作品進行翻譯，促進研究，為我國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養(yǎng)分，繁榮我國的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積極的意義。九十年代以來，專家學者與出版社頻頻合作，系統(tǒng)地譯介某一流派、某一作家的作品，使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的譯介進一步向深度發(fā)展，如柳鳴九主編的“法國龔古爾文學獎作品選集”和《加繆全集》，郭宏安等主編的“新人間喜劇書系”，吳岳添編選的《法朗士精選集》，譯林出版社的“法國當代文學名著叢書”、《加繆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的“法國當代文學叢書”，中國書籍出版社的“西蒙娜·德·波伏瓦作品系列”，許鈞主編的“杜拉斯文集”和陳侗、楊令飛選編的《羅伯—格里耶作品選集》，以及進入新世紀之后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的“瑪格麗特·杜拉斯作品系列”等^[43]。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癡迷于法國新小說派和現代派藝術的陳侗所策劃的“午夜文叢”。據陳侗介紹，“午夜文叢”即為法國“午夜出版社作品叢書”，是湖南文藝出版社與法國午夜出版社之間的一項較為持久的合作項目，出版的主要有《逃亡者——克里斯蒂安·加伊小說選》（王戰(zhàn)、趙家鶴譯）、《工廠出口——弗朗索瓦·邦小說選》（施康強、程靜、康勤譯）、《高大的金發(fā)女郎——讓·艾什諾茲小說選》（車槿山、趙家鶴、安少康譯）、《女巫師——瑪麗·恩迪耶小說選》（姜小文、王林佳、涂衛(wèi)群譯）、《望遠鏡——新小說新一代作家作品選》（李建新、張放、康勤、趙家鶴譯）、《史前史——新小說新一代作家作品選（2）》（余中先、曹婭、曾曉陽、趙陽譯）等^[44]。此外還有克洛德·西蒙的《刺槐樹》（金桔芳譯）、阿蘭·羅伯—格里耶的《欲念浮動》（徐普譯）和《吉娜》（南山譯）、艾曼紐·朗貝爾的《我的大作家》（王金英譯），以及《貝克特選集》（余中先、郭昌京等譯）等。

三、翻譯與研究互為促進

譯介外國文學，意義是多重的，它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建設有著直接的影響。在不同民族的文學交流中，翻譯總是承擔著根本的角色。對一個國家或民族來說，翻譯什么，引進什么樣的作品，不僅僅是語言轉換層次的譯者的個人活動，它關系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借鑒什么吸收什么的重大問題。選擇一部作品，要求譯者對這部作品的各種價值要有深刻的理解，包括對原作風格的識別，對原作審美價值的領悟，甚至對作品所蘊涵的細微意義也要有著細膩的體味。一部作品、一個作家、一個流派的譯介，離不開研究這一基礎，沒有系統(tǒng)的研究為基礎，選擇有時會是盲目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研究是翻譯的前提，但反過來，翻譯也可以促進研究。從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譯介的情況看，翻譯與研究始終起著相互促進的作用。一般來說，翻譯一個作家的作品，往往以對這個作家的介紹為先聲，盡管這種介紹開始往往是膚淺的、片面的，甚或是錯誤的。而翻譯的過程，也是對一個作家、一部作品的了解的深化過程，等作品翻譯過來后，給廣大不通外語的讀者提供了閱讀、了解的機會，也為不懂外語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文本，從而有助于深化人們的理解和認識，為日后的借鑒與吸收，豐富民族文化，促進其發(fā)展打下基礎。

由于翻譯與研究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關系，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現象：不少譯著宏富的翻譯家，同時也是出色的研究專家，也有不少研究者因欣賞、喜愛一個作家的作品，而走上了翻譯的道路。通過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的譯介，在讀者的心頭，不少翻譯家的名字跟某個作家或某個流派的名字緊密聯(lián)系在了一起，如梁宗岱與瓦萊里，卞之琳與象征派，徐知免與克洛岱爾，趙少侯與法朗士，傅雷、羅大岡與羅曼·羅蘭，盛澄華與紀德，高行健與荒誕派戲劇，郭宏安與加繆，桂裕芳與莫里亞克，羅國林與季奧諾，王道乾與杜拉斯，等等。

在許多譯本中，我們可以讀到具有相當研究深度的譯序，有的序是請專家作的，是專家的研究成果；也有的序是譯者自己寫的。這些譯本序或譯后記，集中反映了譯者對所譯作品的認識和理解，有的具有很高的價值。前者如“法國廿世紀文學叢書”，主編幾乎為每個譯本都寫有譯序，這些譯序，涉及面廣，“從普魯斯特到薩洛特的心理現代主義的發(fā)展、從莫里亞克到龔古爾文學獎眾多獲得者的傳統(tǒng)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的巨流、從馬爾羅到薩特與加繆的震撼人心的哲人文學、從羅伯—葛利葉到克洛德·西蒙的文學實驗‘新小說’”^[45]，構成了對二十世紀法國文學一些重要課題的系列研究。后者如郭宏安翻譯加繆的作品。郭宏安翻譯加繆，是基于加繆深刻的思想和有度而“高貴的風格”。他翻譯了加繆的《西緒福斯神話》《局外人》《墮落》《流放與王國》等重要作品。翻譯加繆作品，郭宏安是有其研究作為基礎的，但翻譯的過程，也是郭宏安對加繆的思想與藝術的認識與理解不斷深化的過程。他為“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阿爾貝·加繆卷^[46]寫的譯本前言《加繆與小說藝術》長達一萬五千余言，對加繆的小說藝術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與分析，為廣大讀者閱讀加繆、理解加繆提供了一把鑰匙。

翻譯促進研究，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像對紀德的研究，對羅曼·羅蘭的研究，對新小說的研究，翻譯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應該看到，對一個作家和一部作品，有一個不斷認識和理解的過程，如我們在上文提到過，對作家的作品的一般介紹，往往會流于表面，甚至片面。特別是在以政治道德和意識形態(tài)作為衡量一個作家和作品的主要標準的年代，對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的評價和研究有可能會失去把握，對作品的藝術價值認識不足，而翻譯，則可能有助于改變人們這種標簽式的認識方法，讓讀者通過閱讀作品來全面認識作者。如對紀德，若以政治標準和個人的生活來對之加以評價，往往會把他打入冷宮，但盛澄華通過對紀德作品的翻譯，加深了對他的認識。針對某些批評家對紀德的惡意批評，盛澄華指出：“法國論紀德者最大的錯誤在于以法國的文學道德的準繩去衡量紀德，挑撥多于理解。批評家高于作家，批評家所屬（黨或派）高于批評家自己”；“對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應予以理解，而非衡量，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他自己的尺與秤”^[47]，而作品的翻譯，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給廣大讀者提供了作品本身，提供了人們認識和研究作家的尺與秤。

在中國，對法國現代派文學的譯介和研究過程，也是一個不斷以翻譯沖破偏見和思想禁區(qū)，深化認識和理解的過程。如對荒誕派戲劇的譯介，就為人們對之進行正確的評價提供了“尺與秤”。法國荒誕派戲劇，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國部分學者的最初認識中，是一種“墮落的藝術”^[48]；“在尤奈斯庫的戲劇里，點起燈籠火把也尋覓不著與生活真實相關的‘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足跡”^[49]。但在二十年之后，當一批荒誕派戲劇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并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之后，無論是外國文學研究者，還是中國戲劇界，對荒誕派戲劇都有了新的認識?；恼Q派戲劇的翻譯，無疑為中國探索話劇藝術的多元化，促進中國話劇藝術的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新小說，也同樣經歷了一個以翻譯促進研究、拓展視野、深化認識的過程，柳鳴九在《“于格洛采地”上的“加爾文”——阿蘭·羅伯—葛利葉》一文中對這一問題有過詳盡的論述^[50]，這里不擬贅述。

普魯斯特是法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的《追憶似水年華》的翻譯，是一項填補空白的工程。在普魯斯特的這部巨著被翻譯成漢語之前，中國對普魯斯特的了解很少，更談不上什么研究了。正是《追憶似水年華》的翻譯，為人們了解、研究普魯斯特提供了可能性和廣泛接受的機會，起到了對研究的推動作用。據不完全統(tǒng)計，自《追憶似水年華》漢譯本出版以來，有關普魯斯特的研究成果不斷問世，在《世界文學》《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當代外國文學》《國外文學》《文藝報》以及大學學報等重要報刊上發(fā)表的研究文章有近百篇，比較重要的有羅大岡的《試論〈追憶似水年華〉》（《追憶似水年華》“代序”），柳鳴九的《普魯斯特傳奇——〈尋找失去的時間〉》，鄭克魯的《普魯斯特的意識流手法》《普魯斯特的語言風格》，以及張新木對《追憶似水年華》的符號學研究系列論文等。另外還有研究專著《經典的誕生——〈追憶似水年華〉文學批評研究》（臧小佳，外文出版社，2011年）和《普魯斯特的美學》（張新木，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等。同時，《追憶似水年華》的翻譯，還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和可貴的機會^[51]。

研究促進翻譯，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研究有助于選擇有價值的作家加以譯介；二是研究有助于拓展譯者的視野，加深對作品的理解；三是研究有助于提高翻譯質量；四是研究有助于提高普通讀者對作家作品的認識，為譯本的接受拓展空間；五是研究可以加強翻譯功能的發(fā)揮，使翻譯作品為豐富譯語文化、促進譯語文化發(fā)展起到積極的作用。若考察一下我國對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的譯介的情況，我們可以更為清楚地看到研究對翻譯所起的促進作用。我們不妨來看一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國文學研究對法國二十世紀文學的譯介所做的一系列有目的的推進工作。首先，法國文學研究會作為一個群眾性的學術團體，自成立以來，特別是近二十幾年來，召開了一系列學術研討會，交流研究成果，對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的譯介起到了導向作用。其次，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柳鳴九、羅新璋主編的“法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以編譯介紹法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資料為任務，內容包括現代當代文學中的重要文論、代表作以及有關資料，分輯出版，每輯一個專題，或以作家，或以流派，或以文學史問題為對象”^[52]，為翻譯工作者選擇作家作品提供了參照。像已經出版的《薩特研究》《新小說派研究》《馬爾羅研究》《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尤瑟納爾研究》《阿拉貢研究》《莫洛亞研究》《圣愛克蘇貝里研究》等，有力地促進了有目的的借鑒和系統(tǒng)的譯介。

四、廣泛與直接的交流促進了翻譯

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的譯介，特別是當代法國文學的譯介有一個最大的優(yōu)勢，那就是有關流派、作家的資料相對來說比較容易覓得，特別是與一些健在的作家，可以嘗試著建立直接的聯(lián)系，即使一些作家已經去世了，也還可與他們的親屬好友建立聯(lián)系、進行交流。這些條件，是翻譯十九世紀以及十九世紀以前的作家的作品所不具備的。

譯者與作家直接的交流，無論對選擇作品，還是提高翻譯質量，都有重大的意義?；仡櫠兰o法國文學的譯介，我們可以發(fā)現，許多作品的翻譯都與譯者和作家之間的交流有著直接的關系。這種交流增進友誼、促進了解，更為文化交流奠定了堅實的發(fā)展基礎；法國了解中國文化，中國認識法國文化，都離不開雙方的接觸與交流，而譯者與作家的直接交往與交流，是文學交流和文化交流中一個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有一批學生赴法國留學，有了直接了解法國社會與文化的機會，在各自的學習研究中，與一些著名作家和文學研究專家建立了聯(lián)系，發(fā)展了友誼。如上文中我們多次提及的梁宗岱，他于1925年到法國留學后次年與偉大詩人瓦萊里相識。在他們后來相互的交往中，瓦萊里通過梁宗岱的譯詩，漸漸地對中國民族有了一定的了解，認為中國民族是“最富于文學天性的民族”；梁宗岱則在對瓦萊里的研究中，發(fā)現了他“旅程的方向”，深得象征主義詩歌的真諦，將瓦萊里的不朽名著《水仙辭》等介紹給了中國讀者。在整個二十世紀，譯者與作家之間的交往，例子不勝枚舉，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交流更是越來越頻繁。一批法國重要作家，也有機會來到中國，如羅伯—格里耶、米歇爾·布托爾、羅蘭·巴特、呂西安·博達爾、勒克萊齊奧等，與中國文學界和翻譯界進行直接交流。中國譯者通過各種不同方式，與法國作家進行接觸交流，如寫信、拜訪、參加研討會等，直接推動了翻譯工作。如羅國林，在訪法期間，拜見了法蘭西學院院士、著名作家端木松。在這次訪問之前，羅國林原來計劃翻譯他的小說《上帝及其生平和業(yè)績》，但通過直接交流，最后選定了《流浪猶太人的故事》一書^[53]。像羅國林這樣的例子不少，直接的交流有利于選擇好的作品進行翻譯。另外，譯者通過交流，更有利于理解作品，特別是遇到作品中的理解難點，可以直接向作家請教，如筆者在翻譯特洛亞的《莫斯科人》、博達爾的《安娜·瑪麗》、勒克萊齊奧的《沙漠的女兒》和《訴訟筆錄》、艾田蒲的《中國之歐洲》等作品時，都曾向作者直接請教，他們?yōu)樽g者正確理解原文，把握原作的精神，領悟原作的風格，提高翻譯質量，提供了有益的幫助。特別是作者為中譯本寫的序言，更為中國讀者認識與了解作家作品開啟了一扇明亮的窗戶。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法文學文化的交流的增多，中國的法國文學研究與翻譯界不僅通過交流，選擇翻譯了一批又一批杰作，更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礎。一些學者利用訪法的機會，制訂了詳盡的計劃，對當代法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進行有目的的采訪，如柳鳴九于1981年10月至1982年1月，在法國進行了三個多月的學術考察，在考察訪問期間，拜訪了新小說派的領袖人物羅伯—格里耶，龔古爾獎得主皮埃爾·加斯卡爾，存在主義文學大家西蒙娜·德·波伏瓦，“作家之友”克洛德·迦里瑪，“掌握著龔古爾學院標準”的著名作家艾瑪呂埃勒·洛布萊斯，“不朽者”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現代派文學的‘工匠’”米歇爾·布托爾，以及著名作家娜塔麗·薩洛特、皮埃爾·瑟蓋斯等^[54]。這些訪問，對柳鳴九主編“法國廿世紀文學叢書”，無疑起到了推動作用，也為他把握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的發(fā)展脈絡，深入研究有關流派、作家和文學現象，有不小的幫助。

應該看到，法國文學，特別是法國當代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法國政府的文化政策。法國政府為發(fā)揚法蘭西語言與文化，擴大法蘭西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多年來一直采取積極的措施，增進外國學者和翻譯家與法國文學界的聯(lián)系，為他們提供直接交流的機會。如法國文化部撥出?？睿O立“獎譯金”，每年邀請三十來位優(yōu)秀的翻譯家從世界各地去法國進行為期兩至三個月的訪問，帶著翻譯研究或翻譯項目，與有關作家、出版家或研究專家進行直接交流。法國有關部門還在南方美麗的歷史名城阿爾設立了“國際文學翻譯中心”，為各國翻譯家在法國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環(huán)境和許多便利條件，每年11月還在這兒舉行文學翻譯研討會，讓各國的法國文學翻譯家、研究專家與法國文學界進行切磋、交流。近三十年來，我國有四十多位翻譯家和學者獲得了法國政府提供的“獎譯金”。另外，法國政府還牽線搭橋，為中國和法國的出版社、中國翻譯家與法國作家、中法兩國的文學研究機構之間的交流提供各種幫助，為中國選擇翻譯項目、引進版權做了許多促進工作。特別是1991年啟動的“傅雷計劃”，對法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和學術著作的翻譯，是一個有力的支持和推動，像商務印書館組織的兩百種“我知道什么？”叢書，三聯(lián)書店與北京大學中法文化關系研究中心組織翻譯的“法蘭西思想文化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法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以及譯林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海天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在此之后出版的一系列當代法國文學作品，都得益于這一計劃^[55]。

五、一支富有活力的出色的翻譯隊伍

我國對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的譯介，無論是就數量而言，還是就質量而言，都為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界和翻譯界的同行所矚目，這是我國一代又一代的翻譯家求真求美默默耕耘的結果。一個世紀以來，我國的法國文學翻譯家們懷著崇高的理想、遠大的抱負，為豐富中國文化、促進中國文化的發(fā)展，向中國人民介紹了一批又一批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為中法文學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像前輩翻譯家梁宗岱、卞之琳、戴望舒、李青崖、趙少侯、黎烈文、盛澄華、穆木天、金滿成、傅雷、焦菊隱、羅大岡、聞家駟、李健吾、羅玉君、陳占元等。新中國成立以后，一批老翻譯家繼續(xù)默默耕耘，翻譯介紹法國文學作品，提供精神食糧，如鄭永慧、許淵沖、郝運、沈寶基、羅洛等。改革開放之后，迎來了翻譯的春天，在對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的譯介中，出現了一批出色的翻譯家，像北京的徐繼曾、桂裕芳、施康強、郭宏安、羅新璋、沈志明、袁樹仁、吳岳添、譚立德、羅芃、陳筱卿、葛雷等，上海的王道乾、林秀清、鄭克魯、王振孫、徐和瑾、馬振騁、周克希、何敬業(yè)等，南京的徐知免、陳宗寶、汪文漪、馮漢津、陸秉慧、王殿忠、韓滬麟等，武漢的江伙生、張澤乾、周國強等，西安的張成柱，廣州的羅國林、黃建華、程依榮、郎維忠等，長沙的佘協(xié)斌，洛陽的潘麗珍，廣西的黃天源等，翻譯介紹了大量的二十世紀法國詩歌、戲劇、小說作品以及文藝理論著作。近三十余年來，在前輩翻譯家的積極影響下，經過大量的翻譯實踐，一批年輕的翻譯家在健康成長，像許鈞、余中先、杜青鋼、王東亮、秦海鷹、羅國祥、曹德明、朱延生、張新木、劉成富、邊芹、楊令飛、管筱明、胡小躍、金龍格、董強、樹才、李焰明、袁筱一、袁莉、黃葒、劉云虹、高方、曹丹紅等，我國的法國文學翻譯事業(yè)后繼有人，前景看好。

在上面，我們對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歷史做了一個簡要的回顧，并對其特點做了分析。有關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的接受情況，以及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產生的各種影響，如對中國當代文學觀念、對中國作家創(chuàng)作的影響等，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相關的課題，我們在下文中將加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