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去世已39年了,我還是時常想念著他。
爸爸出生于1901年,是中國廣東省普寧市北山村東坡寨人。父親這一代人的經(jīng)歷非??部?。他們出生在清末,當時社會動亂,各種生活問題和壓力不言而喻。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潮更影響著許多中國人。廣東省作為孫先生的革命基地,我們鄉(xiāng)下也直接受到影響。這導致爸爸從小就有革命情懷,可是因為生活所迫,他唯有艱辛工作,沒機會投身革命。據(jù)我了解,他的思想仍傾向于革命。
父親遺照
爸爸在中國讀過三四年書,他識字,能看懂報紙。
爸爸在20世紀30年代初來馬來亞。此前大伯早在1910年左右就已到此工作和定居。爸爸直接來到瓜拉古樓新港
一帶投靠當時住在古樓的大伯。
年輕時,爸爸在中國磨米為生。來到馬來亞,他仍做回老本行。聽他說剛剛到馬來亞的第一年就賺到了錢,過了一兩年便回中國修建房子。當時人們往返馬來亞和中國依靠引擎船,一來一往,要一個月之久。
除了磨米,爸爸后來也開始做咸魚來賣,還買賣魚蝦。
爸爸媽媽是經(jīng)由媒妁之言結合的。媽媽在我3歲時就去世了,我對她的長相已不復記憶。我從親戚口中聽說,媽媽是個很賢淑的美人,爸爸很愛她。
左起:普寧許阿梅文化研究會會長、北山村管委會秘書許武雄;右起:許氏祖祠辦事處主任許木雄、普寧許氏宗親會會長許義忠教授。攝于2014年
清朝咸豐年間,普寧爆發(fā)了驚天動地的許阿梅鐵山農(nóng)民起義。自此,許阿梅便被譽為民族英雄,并深受潮汕尤其是北山地區(qū)人民的愛戴。我和許義忠教授在紀念許阿梅的鐵峰園前合影。攝于2014年
我在父親曾經(jīng)念過書的北山學校前留影。攝于2014年
我和許義忠教授在父親老家前合影。攝于2014年
我的父母親在中國結婚,爸爸到馬來亞幾年后,便將我的祖母和媽媽帶到馬來亞。來到這里之后,祖母不習慣南洋的生活,又想念當時身在中國的小兒子,幾乎天天哭。1937年,爸爸決定把媽媽和我的兄姐們留在馬來亞,獨自帶祖母回中國鄉(xiāng)下。
他們坐了快一個月的船,才抵達汕頭,可能因為長途跋涉,祖母也上了年紀,下船后不久祖母就去世了。孤身一人的爸爸唯有從汕頭背著祖母走回我們鄉(xiāng)下——北山。這一走,就從早上走到晚上才抵達。
埋葬我祖母之后,剛好發(fā)生了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不久后,爸爸自己一個人從中國回到馬來亞,他決定永久留在這里。從那以后就一直住在角頭古樓的半路這個叫作新港的小鄉(xiāng)村。
印象中,爸爸喜歡潮州音樂,他會拉二胡、吹笛子。我們住家的兩三公里之內(nèi),有大約十家華人,其中一些是姓許的同鄉(xiāng)。爸爸有一個好朋友,名叫詹春貴,外號叫作“PANJANG”,他雖是福建人,卻會講潮語,也會玩潮州音樂。
他們幾個朋友每到晚間,就聚在一起玩音樂、唱潮劇。有些歌詞我還記得。比如其中一個劇目《胡維乾》,說的是一個名叫胡維乾的人去少林寺出家,目的是要報父仇。其中幾句歌詞是:“為父報仇是孝子,惡人不除,陷害生靈……”
還有一個劇目《雙玉魚》,講一員外娶了二太太,他出門經(jīng)商時,二太太生了個兒子。大太太出于妒忌,就叫自己的弟弟把這個嬰孩殺掉。大太太的弟弟卻不忍心,唯有帶著嬰兒去投靠另一個員外。嬰兒長大后,要去考狀元。大太太的弟弟在這個孩子上京趕考的路上唱二十四孝的故事給他聽,我記得其中唱道:“將人比鳥鳥比人,離父離母慘難當。先人自有二十四孝,二十四孝人傳揚?!?/p>
他們常常在晚上唱潮劇,這是我印象中爸爸最愛的娛樂。我每次都在大人旁邊聽,然后很有興趣地表示:“我也要唱!”只可惜我這個人五音不全,唱得實在不好。不比我的哥哥們,有些會拉拉二胡,有些會吹吹笛子。
偶爾會有潮劇團來我們鄉(xiāng)下搭棚演戲,他們每次一演就是十天八天,我天天都隨爸爸到那里聽戲。直到他們“班師回朝”的時候,我的耳邊還會繚繞著那些鼓樂喧天的聲響,原來世界上真的有“繞梁三日”這回事啊。
爸爸跟許多老式父親一樣,心里疼愛孩子,外表卻相當嚴肅。有時我們幾個兄弟姐妹聚在家學大人打牌,玩起賭博的游戲,總有一個哥哥把風,遠遠看到爸爸踩腳車回來,我們一定瞬間把所有用具收完。
我心中其實不懼怕爸爸,因為我知道他很疼我,從我有記憶以來,他不曾打罵我。偶爾做生意賺到錢,爸爸還會買榴蓮、山竹回來給我們吃。今日回想,我常常覺得自己的童年很幸福。這些年的經(jīng)驗讓我領悟到,幸福并非來自金錢,而是來自內(nèi)心的想法。只有自己的想法才能決定自己是否有資格快樂。
從生活中的各種細節(jié),都可以感受到爸爸對我的愛。
我二哥在19歲時結婚,當天是他生平第一次穿鞋。那是一雙今人不能想象有多珍貴的鞋。結婚的人是二哥,但當時爸爸在鎮(zhèn)上看到有人賣鞋,就順便買給我。其實那雙鞋對我來說很大,買回來之后,穿得最合腳的是六哥,但是爸爸堅持要給我穿,因為他最疼我。當時我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沒人穿過鞋,我和二哥都是第一次。
二哥的婚禮是我們家里的盛事,我們在婚禮上拍照,照片里有四十人左右,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穿著鞋。
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里,有鞋穿代表生活條件比較好。許多人都是在結婚當天才第一次穿鞋。因此,很多新郎新娘結婚的第一個晚上都經(jīng)受過雙腳破皮的痛楚。第一次穿,又因為是結婚大事,肯定都穿硬邦邦的皮鞋,破皮在所難免。我則得以幸免,因為我的鞋對我而言太大了,穿起來寬寬松松,所以我的腳沒有被磨破皮。
穿著鞋子時,我真期望每個人都能看我的腳一下,因為我有鞋,非常值得炫耀。這么一雙了不起的鞋子,時值幾角錢。
那是1947年。
在我四哥和五哥還在讀書、大姐十一二歲時,家里的經(jīng)濟狀況不好,雖然有米有鹽,不過除了米飯,我們也沒錢買菜。我大姐常常去河邊采蕹菜回來炒給我們吃。“蕹菜炒鹽”的味道,到今天我也不能忘記。記得當時我一看到蕹菜就哭:“我不要吃蕹菜!我不要吃蕹菜!”
為了糊口,爸爸必須到外面工作,他常常把我們幾個兄弟姐妹留在家里,沒時間陪伴我們。通常他會給我們5分錢,然后交代兄姐們,如果有人來賣糕,務必買給我吃。有時大姐買了兩三塊糕,她也堅持全都要給我吃。大我兩歲的七哥見到,就會吵。我從小還算乖巧,就會讓他吃。
我四五歲時,爸爸有時帶我去屋外的大水溝旁沖涼。我站在橋上,爸爸在一旁幫我沖涼,我手里一直玩水,其實心里有個愿望是想要跳下水溝。小男孩就是喜歡做不被允許的事情,而且這種欲望越來越強,直到有一次我跟哥哥們一起玩,爸爸不在身邊,我終于得償所愿跳下去游泳!幸好爸爸沒看到,若不然,我一定被打。
我上小學時,學校在路邊。假如爸爸踩腳車去市區(qū),我一定會看到。我知道如果在中午時分看到他的話,他會到一家賭館去消磨時間。每次在這種時間看到他,我放學后就會自動過去找爸爸。他總會叫一碗現(xiàn)煮粿條湯給我吃。這一碗粿條湯對那時的我們而言,是非常美味的大餐。我相信我其他哥哥不可能吃過。所以我基本上每天都在期盼爸爸經(jīng)過我們課室的窗外,因為我很想再吃那碗粿條湯。至今我仍認為這是一碗代表著幸福的粿條湯。有一次,我照舊去偷看爸爸有沒有經(jīng)過,結果太專注,被老師看見我不專心聽課,用藤條打了我背上一下。這個老師名叫劉玉庭,我很討厭他。
20世紀60年代開始,爸爸的健康每況愈下。我看了很心痛,盡量抽出時間陪伴他,這段時間里,我才逐漸了解他內(nèi)心的真實感受。他身體大不如前時,常對我講他心中最大的愿望。
祖母去世后,爸爸把祖母的葬禮處理完,就去潮尾一個叫“揭石”的地方拜拜。爸爸告訴我,他有一個心愿是再回去那里拜拜。可惜當時我們家里的經(jīng)濟、他自己的身體狀況、國家的政治等因素,都不允許爸爸這么做。所以爸爸很遺憾,他認為這個愿望也許到他去世都不能實現(xiàn)。
爸爸也常會提起我的大哥。由于參加革命黨,大哥在1941年離家,一去十多年,除了偶爾半夜回來探望母親之外,鮮少露面。母親去世之后便幾乎沒有音訊。爸爸到了晚年,內(nèi)心覺得大哥已經(jīng)犧牲,雖說過對此事不感遺憾,但天下怎有不愛自己孩子的父親?我想,爸爸心里一定很心疼和想念大哥,雖然他口中說得好像很看得開。
爸爸覺得我從小聰明乖巧,應該把我送到中國讀書,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里,他所受的教育和所有知識來源,都讓他認為共產(chǎn)黨是珍惜人才的。他的想法是,假如他把我送回去,共產(chǎn)黨會栽培我。當然,爸爸的想法都是出于愛。
我小學畢業(yè)時,我們住在比較偏遠的地方。我幼年多病,入學遲。才開始讀書不久又生大病,半年多沒上學,所以重讀了三年級。小學畢業(yè)時,我已14歲,之后便到吉輦中學繼續(xù)念書。
不巧的是,吉輦中學剛好在那一年接受改制成為國民型中學。有些超齡生,為了得到上學機會,做了假宣誓書說遺失了出生證明,謊報年齡去吉輦中學讀初一。我和其他沒有這么做的同學,就成了名副其實的超齡生。所有超齡生被集中在一個班,此班被叫作吉輦中學深造班,這是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和政府政策造成的特殊情況。嚴格來說,我們不屬于吉輦中學的學生,所以我們暫時被安頓在學校附近的戲臺上面上課。我們的級任是劉錦德老師。劉老師多才多藝,他一人就能教導我們幾乎所有科目,同時,他又偷偷要求國民型中學的老師來幫忙教學,就在這么曲折的過程中,我們讀完初一。
翌年是1960年,開學時,吉輦中學正式成為國民型中學,也換了校長。有些同學已轉到檳城韓江中學,只剩下我和十多位同學還不知此事。初二開學,我照舊去學校,赫然發(fā)現(xiàn)布告板上的入學同學名單上沒有我和其他十多位超齡同學的名字。我們很疑惑,等了兩天,還是沒進展,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帶著十多位同學去問新來的倪枝瑞校長。他向我們解釋:“你們是超齡生,不能夠錄取,我們會想辦法問董事部?!彼覀儠簳r坐在課室,“假如督學來,你們?nèi)γ婧瓤Х??!?/p>
我從小就自尊心很強,在家里人人疼愛,雖然窮,卻是大家哄著、愛著長大的,這樣鬼鬼祟祟的行為,叫我情何以堪!我很傷心又很委屈地回家告訴爸爸,跟他撒嬌,說我很喜歡讀書,如果這樣下去,我擔心自己沒得讀書。爸爸聽了馬上暴跳如雷,答應讓我去韓江中學讀書。我真的很喜歡讀書,很怕沒有機會進修。
家里當時的經(jīng)濟不算好,不過全家只有我一人上學,哥哥們都工作了,他們都很疼我,還給我零用錢。我本人沒有經(jīng)濟問題,甚至有時還可以請同學們吃面。
爸爸后來告訴我,作為潮州人,他的心愿是要有孩子在韓江中學讀書,我可算是圓了他的一個夢想。
當時在韓江中學讀書,每個月的花費大約如下:寄宿60零吉左右、學費15零吉,加上零用錢,每個學生大約需要100零吉。我們的家庭收入,在那個年代,每個月才500~600零吉。我一個人去韓江中學讀書,事實上就是全家在供我。所以今天我有所成就,也想回報他們,我覺得自己有責任盡我所能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
還記得第一次跟爸爸拿100零吉,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可以感覺到,爸爸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對自己的經(jīng)濟能力是否能讓我讀到畢業(yè)感到負擔;另一方面,我肯定他也有點興奮,畢竟他終于有一個孩子能夠到檳城讀韓江中學,他為此感到驕傲。
那時代最大面額的鈔票是10零吉。爸爸捏著薄薄的幾張鈔票算了8張10零吉;不夠,又算了20張1零吉給我,才湊成100零吉,看著爸爸算錢的樣子,我眼淚沖到眼眶,這一幕到現(xiàn)在還歷歷在目。另外,哥哥們都很支持我去讀書,他們還私下給我零用錢,所以,算起來我還多帶了十零吉八零吉到檳城去念書。
我自己一個人搭著載魚蝦的羅里來到檳城。第一個晚上,我住在香港巷
。羅里司機告訴我,在上了某號碼的巴士之后,說要去韓江中學,到了下車,就可以去報到了。
就這樣我成為了韓江中學的學生。
1966年,我決定回家鄉(xiāng)去發(fā)展爸爸的事業(yè)。那時我中學畢業(yè)已快一年,我想先讀大學預備班,然后去讀大學。不過我不好意思再拿家里的錢去讀書。其實在1965年過后,我?guī)缀跛闶墙?jīng)濟獨立,靠著教補習、兼職派報來賺錢。我也從一開始住的青草巷搬到姓郭橋寄宿,房租從60零吉下降到45零吉,姓郭橋的房東還包我吃。每個月為了省下這一點錢,我甘愿天天從海邊的姓郭橋踩一段路的腳車到韓江中學去上課。
回家鄉(xiāng)之后,七哥提議,如果我要去臺灣讀大學,他會供我繼續(xù)深造。當時七哥的生意做得不錯,已有經(jīng)濟能力。但我在中學時代被革命思想影響,對我們來說,臺灣是蔣介石的地方,國民黨代表“腐敗”,我極端排斥資本主義,所以拒絕了七哥的好意。加上那時家里的小型家庭工業(yè)已開始在做冷凍海鮮加工,養(yǎng)著好幾個工人,我回去便可當小老板管人。可是,七哥并不十分同意我回來做生意,他認為我應該去念大學。
如果在馬來亞讀大學,我需要有英文資格證,不過我們這一群人自1963年開始故意忽略英文。當時我們認為馬來亞是假獨立,第一,國家雖然獨立了,可是英軍、澳洲空軍仍然繼續(xù)駐留在馬來亞?,F(xiàn)在我當然明白那是誤導。事實上,國家獨立之后的一段時間,肯定需要各方協(xié)助和扶持。如果軍隊突然都退出,恐怕會產(chǎn)生內(nèi)部治安的問題。第二,獨立時,所有西方國家都支持馬來亞加入聯(lián)合國,共產(chǎn)國家卻一概不支持。我們受到左派思想的影響,認為馬來亞一旦加入聯(lián)合國,就會成為當時資本主義國家的傀儡。在我們眼中,國父東姑阿都拉曼、敦陳修信等人都是英國留學生,他們采納的幾乎都是英國的憲法、法律等,他們刪除英國憲法的部分內(nèi)容,增加了一部分自由度不高的法律,我們覺得不合理,而且他們不承認華文為官方語言。當年受英文教育的人,自覺高人一等。我們對這種現(xiàn)象感到反感,極力推廣講華語,認為講華語不應該受到歧視,而應感到光彩。至今我到多數(shù)地方,只要見到華人,我都要跟他們講華語,大概也是那時留下的習慣。
我們排斥一切跟英國有關的事物,包括語言,這導致我的英文水平一落千丈。
20世紀60年代中期,馬來亞剛獨立不久,馬來西亞也尚未成立,全國上下基本上還保留著強大的殖民地時代經(jīng)濟結構。經(jīng)濟狀況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賴原產(chǎn)品,比如橡膠、油棕、錫礦等,工業(yè)不發(fā)達。要創(chuàng)立事業(yè),不容易。我跟許多人一樣,一離開學校,就得面對現(xiàn)實社會,出國深造或到本地大專院校就讀并不如今日普遍,工作機會也不比今日有那么多選擇。在那段時期,我又剛好對向來追求的社會主義理想感到迷茫。這一切讓我變得消極,失去了方向。在感覺前途渺茫之際,我申請了市議會的工作,被錄取成為健康檢查員。但這不是我的興趣,尋思再三,決定放棄這個“鐵飯碗”。之后,我深感若是靠著在檳城繼續(xù)收補習生維生,也不是長遠的生活依賴;加上1966年8月底,我生了一場病,更消極、更想家。所以在1966年8月31號,我經(jīng)過一番思想掙扎之后,決定向現(xiàn)實低頭,回家發(fā)展家族生意。我回古樓跟爸爸宣布說我不回檳城了,他很高興。
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之后,我們各兄弟的生意都有了初步基礎。到了1970年,生意初步上了軌道,我們先成立順成公司,也在當年正式注冊,并在1972年改為順成冷藏食品有限公司。
爸爸在1972年之后,身體非常不好。他患上肺癆,又有腎臟問題,不能排尿。從那時開始,我內(nèi)心便時常經(jīng)歷痛苦和掙扎。
爸爸病發(fā)時很辛苦,一直氣喘,又不能小便,那時的醫(yī)療水平還很低,每次去醫(yī)院,都讓他異常痛苦,所以他常在醫(yī)院里發(fā)脾氣。很多次我們都覺得爸爸的病情危在旦夕,他卻都撐過來了??吹桨职直徊∧д勰ィ倚睦镆埠芡纯?、很悲傷。我們時常載他出入各醫(yī)院,可是不管哪個醫(yī)院也醫(yī)不好他的病。除了西醫(yī),我們也找一位名叫蘇濟春的中醫(yī)師幫爸爸看病??次麽t(yī),打針吃藥沒有效果;看中醫(yī),每次都覺得還可以挨過去。
我的心中在當時可說充滿掙扎。每天晚上睡覺時,我都有很多感慨??吹桨职稚〉那闆r,我下意識感覺到,存活在這世上,對他而言實在痛苦。如果離開這個世界,對他來講也不是壞事。但是想到他要永遠地離開我的時候,我就一個人坐在客廳里難過得流眼淚。即便如此,我覺得自己已經(jīng)有了思想準備。
爸爸的身體越來越虛弱。從1972年初開始,為了做生意,我?guī)缀踉谌澜绲教幈甲?,澳洲、日本、歐洲,每個地方每年都要去三五次。到了1975年,生意迅速拓展,我需要更加頻繁地到世界各地去談生意、見客戶。
1975年8月底,我到德國的法蘭克福、漢堡,繼而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之后到英國。中間我有跟家里電報往來,知道爸爸身體狀況時好時壞,我的心情很忐忑。
我到英國時是9月上旬。在9月7日,突然收到一個電報,秘書告訴我:“你父親病重?!彼麄儧]有叫我回國,但我本來也已定了9月8日回馬來西亞。
我到普寧許氏大宗祠參觀。攝于2014年
飛機抵達檳城機場時,我情緒十分低落。六哥的妻舅來檳城機場接我,我一上車,就覺得不對勁。他跟我說:“親家很辛苦了,我們快回去?!彪m然我剛下飛機,沒吃沒喝也沒休息,但還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馬上隨他趕回峇眼色海六哥的家——爸爸生病之后,一直跟六哥六嫂住。
到家時,我看到爸爸跟20多年前媽媽去世時一樣,已睡在客廳中間。我印象中,他那時還有一點生命跡象。我悲慟地拉著他的手,哭著跟他說:“爸,我回到家了,我回來看你了,你知道嗎?”他有一點點反應,我覺得他知道我已回來。我到家不到半小時,爸爸就去世了。
“爸爸死了”,我腦海里除了這句話以外就是空白一片。那時是傍晚五六點,我一直在想,他是不是拖著最后一口氣在等我?到今天為止,每當想起這事,我的內(nèi)心無比難過,一直想哭。當時看到哥哥們已哭得不能自已,我也很傷心,不能接受爸爸已離我遠去這個事實。
從六哥家回我家途中,心中一直在回想我的一生。當我想到從今以后不會再見到最敬愛的爸爸,也不會再聽到他叫我一聲“阿炎啊”時,心里充滿酸楚,并逐漸清楚地意識到從此我已失去了爸爸,這種感覺隨著過去的每一分鐘越來越真實,盡管我已很累,卻整個晚上不能睡覺。到了半夜1點多,我忍不住駕車再去六哥那里看爸爸,跪在他身旁號啕大哭一場。
爸爸的喪事辦得排場很大,但是,一切都挽不回我親愛的爸爸??蓱z我的爸爸,47歲就喪妻,為了撫養(yǎng)我們,犧牲自己,不再續(xù)弦。
葬禮過后那段日子,我不時地哭泣,也時常夢到爸爸。每一次都夢到他很疼我,我們?nèi)缤R粯恿奶臁?/p>
爸爸死了以后,我最懷念的就是他對我的疼愛。每次想到這些,我就要哭。爸爸有多疼我,從一個生活小片段,就能感受到。有一次我去照顧爸爸,他看到我睡著,叫別人不可吵醒我。通常老人病了都喜歡不停向兒孫撒嬌,提出諸多要求;可是因為他疼我,反而每次我去照顧他時,半夜都自己悄悄去上廁所,生怕吵醒我。
現(xiàn)在我還能想起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爸爸在家境那么窮的時候,仍燜鹽雞給我吃,因為我從小多病,他很疼我,怕我營養(yǎng)不足?;貞涍@些生活瑣事,讓我感覺無限溫馨又酸楚。
爸爸死的那年,我30歲,他74歲。
我的媽媽
媽媽死時,我3歲。
我對媽媽的記憶不深刻,嚴格來說只有少許模糊印象。
媽媽是中國普寧馬柵人。當年我爸爸先來馬來亞,之后媽媽跟4個哥哥才從中國來這里跟爸爸會合。
小時候,媽媽在家里磨米,她怕家里養(yǎng)的雞鴨會來偷吃谷米,就叫我拿著椰葉做成的扇子,趕走靠過來的雞鴨。記得媽媽常對我說:“我不久后可能就要死了,你也許小小年紀就會沒有母親?!辈恢獘寢尀楹斡羞@種預感?可是我當時年紀太小,還不懂得傷心,竟然問她:“媽媽你說你快要死了,為什么到現(xiàn)在都還沒死?”媽媽很傷心地哭起來?,F(xiàn)在回想,這可能是我小時候比較悲傷的回憶??珊尬夷菚r年紀太小,不懂什么叫傷心,也不知我這么問會傷媽媽的心。
媽媽的長相,我現(xiàn)在卻怎么也想不起來了。
但跟媽媽有關的一個晚上,我卻難以忘懷。
在我有限的記憶片段里,媽媽因小產(chǎn)失血過多去世的那個晚上,半夜,外面下著滂沱大雨,我睡得很熟。突然間,大人們把我和哥哥們從睡夢中喚醒:“趕緊小便?!痹瓉硎且猛幽蚬嘟o媽媽喝。鄉(xiāng)下人缺乏知識,認為童子尿可以幫助將死之人回魂。他們拿罐子給我,要我趕緊小便。夜半睡眠被切斷,我一直抗議,只想回去睡覺。好不容易小便后,我昏沉沉地又睡去了。
隔天,天還未亮,我聽到家里有人哭。睡眼惺忪地走出房門,看到家人已把家里供奉的神明,用紙或布蓋起來。媽媽睡在客廳里,頭向內(nèi),腳朝門,身上蓋著紅色的被單。雖然我只有三歲,但也知道,媽媽死了。
那是1947年9月18日,陰歷八月初四。
這是我對媽媽最深刻的印象,它永遠存在我記憶深處。
當時我并不知道,在媽媽小產(chǎn)的半夜里,下著傾盆大雨,16歲的三哥曾拼命踩著腳車,要去我家附近的角頭買洋參給媽媽吃。由于沒有路燈,路面黑暗,他看不清方向,踩著腳車好幾次跌進路旁的大水溝,他擦著眼淚爬起來,扶起腳車繼續(xù)踩,不久又跌進大水溝,他又趕緊爬起來繼續(xù)踩……買到洋參之后,在黑夜里,心急如焚繼續(xù)踩著腳車,匆忙間又數(shù)次跌進大水溝。待他回到家,媽媽早已咽下最后一口氣,沒有生命跡象了。
這是三哥在我10歲左右才告訴我的事。我聽了,很傷心。
可是3歲時我還不太懂事,至今就算努力回想,我仍然記不起媽媽的棺材,對當時的許多情況也沒有太多的記憶。
大姐告訴我,媽媽在去世當天的黃昏時分就出殯。印象中,爸爸很疼媽媽??墒强吹揭淮笕簢鴭寢屧诳奁暮⒆?,爸爸忍著心痛果斷地決定當天下葬。大姐說,她從不曾看到大哥哭。媽媽去世那一天,大哥回來奔喪,他一踏進門,便號啕大哭,壓根兒沒有什么革命軍的英姿了。作為革命分子,大哥是冒著生命危險來奔喪的,因為他們都是英軍通緝的對象。所以大哥哭了一場之后就回基地了。
作為兒子,大哥又怎能說走就走。大姐的印象中,媽媽棺材送到墳山時,大哥就在那里等著,又哭了一場。之后頭七,大哥也出現(xiàn)在墳山上,祭拜媽媽。但從那天起,他便跟我們整個家庭永別了。之后我再也沒有看到過他。
我個人的記憶里,只記得媽媽要出殯時,我們做子女的被安排跪在門外附近一條石子路上。地上鋪著草席,但是地面的石子又大又粗糙。兄姐們在媽媽的葬禮上跪著哭,非常傷心。我卻因為地面上的石子太大太粗,跪下后膝蓋很痛,所以吵鬧起來,說:“我不跪,我膝蓋很疼啊?!比缓缶妥灶欁缘卣酒饋?。那是因為我當時還太小,小得并不知道,我從今以后不會再有媽媽疼愛、照顧,成了一個沒媽的孩子。
媽媽出殯以后,我永遠地失去了媽媽。
我成了一個沒有母愛的孩子。也許因為這樣,大家都可憐我,特別疼愛我。印象中我不曾因為沒有母愛而受到委屈。
媽媽死后不久的一個晚上,又下起大雨,堤岸裂了,淹起水來。隔天是媽媽的頭七。
頭七當天,我們醒來后發(fā)現(xiàn)家門外的水淹到近乎第三級梯階。爸爸損失幾千粒椰子,雞鴨死了不少,要用來做咸魚的鹽也都溶掉了。那一天幾乎虧了幾百或上千零吉。在1947年,這是很大一筆錢。媽媽去世前,爸爸的生意不錯??墒菋寢尩娜ナ溃约斑@次虧損,使爸爸受到很大的打擊,我們家的家境也一落千丈。
媽媽一生非??部?,唯一的幸福是我爸爸很疼她。她去世時,只有39歲,爸爸當時47歲。之后,爸爸也不續(xù)弦。在媽媽20年的婚姻生活內(nèi),共懷孕13次,其中兩個孩子夭折;我們一共11個兄弟姐妹。家人告訴我,媽媽一生最疼愛我的大哥。但大哥從事革命,十多歲時就離家加入抗日軍,為了不連累家人,他從小跟我們聚少離多。大哥在1941年左右離家,之后就再沒有回來過,只在1947年媽媽去世時來奔喪,據(jù)說當時他已是抗日聯(lián)盟一個小隊伍的領袖。
根據(jù)華人傳統(tǒng),在媽媽去世100天內(nèi),我二哥通過媒妁之言,正式結婚,又花了一筆錢。
對于二哥的婚禮,我的印象卻比媽媽的葬禮更深刻。
婚禮當天,家里來了幾十個親戚,他們幫忙殺雞殺鴨。我還記得一只只豬腿放在盤里,每只都那么大。過了大半天,我才明白,原來晚上家里要宴客。人們把四方的八仙桌排在家門口,一張桌子可坐八個人。我很高興、很期待。
習俗上,請客時,作為主人家,我們暫時沒得吃,要等客人們酒足飯飽,才輪到我們。所以在二哥婚禮上,我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沒得吃,失望又不開心,就哭了起來。因為以前的人窮,很少看到這么豐盛的食物。我有個親戚,看到我哭了,就把我抱去跟他坐在一起。我高興得很,在婚禮上大吃一頓。
我常說自己的童年很幸福,就如這件事,其他兄姐沒得吃,我卻可以跟客人一起吃。
童年不知愁滋味。我不知道從這時開始,家庭經(jīng)濟其實已走下坡路。沒幾個月,我二嫂又患上重病,看了很多醫(yī)生都醫(yī)不好,唯有把她送去檳城的醫(yī)院。我爸爸很疼二嫂,當時爸爸已有兩間房子,他把其中一間賣掉,給二嫂醫(yī)病。
后來二嫂告訴我,她進門之后,只有3歲的我,竟然擺出大人的架子去問她:“二嫂,你會煮飯嗎?你會洗衣嗎?你會做潮州粿嗎?你如何煮菜給我們吃?”大概是因為我排行最小,家里每個人都讓我,所以我有一點特權,在家里相當受寵。不過我覺得自己也很乖,從來不跟家人吵架。
二嫂嫁來以后,我就一直依賴她,二嫂非常疼我,她歸寧也帶著我。雖然只比我大15歲,她卻一直照顧我,就好像我的媽媽。她曾說過她一生中最驕傲的是我的成就。
二嫂今年84歲。
我的大哥
我對大哥所有的印象,都是聽說的。
大哥名叫許廷城,又名許慈金,也叫許立銘。
大哥出生于1927年的中國。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起義在1911年成功推翻清政府,并建立中華民國,他在1925年去世。雖然清政府已被推翻,可是在1926年前后,中國仍然四分五裂、動蕩不安,充斥著各種內(nèi)憂外患。各系軍閥、清朝殘余分子、各派政客為了各自的利益割據(jù)混戰(zhàn),局勢極其混亂。
大哥在中國長大,參加過少年先鋒隊,即少年兒童學習共產(chǎn)主義的地方。他到了10歲左右,就跟著爸爸來到馬來亞。爸爸后來告訴我,大哥在中國已接受了基礎教育,當他來馬來亞時,已讀到五六年級,爸爸常常感嘆說大哥是所有孩子里最聰明伶俐的。
大哥來到馬來亞之后,跟隨爸爸住在古樓、角頭這一帶,并在此地完成小學教育。由于這個地區(qū)在當時多數(shù)是親共人士,他的親共思想在此得以持續(xù)。
在日本占領馬來亞時期,馬來亞華人中的抗日分子比比皆是。有的華人加入游擊隊,有的則加入馬共組成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
,跟日軍對抗。馬來亞不幸淪陷之后,日軍在馬來亞迫害人民、搶奪財物、奸殺女人,人民活在殘酷和暴戾的淫威之下;那時中國和全世界的華人都積極抗日,馬來亞的華人也對日本的法西斯侵略進行積極地抵抗。
在中國大陸,各種抵抗日本的行動時有出現(xiàn),比如1915年的抵制日本貨運動、1919年的“抗議將德國在山東權利割讓給日本”、1928年的“九一八事變”、1937—1945年的全面抗日救國運動,都激起了海外華僑抗日救國的情懷,他們以華僑的身份積極投入中國的抗日運動,個中的悲歡離合、讓人聲淚俱下的大小事件,可說寫下了一段轟轟烈烈的華僑歷史。
馬來半島淪陷之后,日軍開始對付抗日分子,尤其是積極反抗他們的華人,比如共產(chǎn)黨員、抗日分子、捐助中國政府分子、資助抗日的人們等,一旦被抓都被日軍施以慘絕人寰的酷刑??谷哲娨才c日軍進行了300多次大小戰(zhàn)斗;在這段時間內(nèi),馬來亞的華人普遍上可說是活在一種沒有安全感也沒有保障的恐懼中。
日軍在1945年8月15日全面投降后,英軍也于同年9月左右重回馬來亞,人民才重新恢復平靜的生活。
馬來亞淪陷的3年8個月內(nèi),曾協(xié)助英軍抵抗日本侵略的馬共和在森林及落后的鄉(xiāng)區(qū)展開抗日游擊戰(zhàn)的馬來亞抗日軍,在重獲和平后,積極配合英軍重返,與英軍合作,同意放下武器,成為合法政黨,進行合法的政治斗爭。不久后,由于馬共的一連串活動具有抵抗英殖民政治的意向,再加上日軍占領的時期,已激發(fā)馬來亞人的反殖民思想,嚴重威脅到了英國殖民政府的地位,英國政府最終制定法律并大量逮捕馬共和親馬共分子,并宣布馬共為非法組織,這之后,馬共和英軍走向了武力對抗。
在這動蕩的歲月,大哥剛好處于最熱血的年齡,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日治時期,大哥只有16歲左右,可能是當時的人比較早熟,或者他本身也是一位思想成熟的孩子,眼見馬來亞人民在日治時期過得水深火熱,他毅然跟隨許多角頭的朋友加入抗日軍。日軍投降之后,由于事出突然,英軍未能及時重返馬來亞,使得馬來亞暫時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那時馬共和馬來亞抗日軍力量雄厚,已在多個地區(qū)建立地方政權,以人民委員會的名義控制當?shù)鼐謩荨4蟾缭诋敃r也儼然成了馬來亞抗日軍的地方負責人。聽說那時他已是個小隊長,身上帶著槍,出入也有隨從跟在身旁。
在英軍重返馬來亞之后,大約1948年初,馬共終于重新拿起武器,進入森林,展開武裝斗爭。由于他們意欲通過武力奪取政權,就常攻擊居住在森林邊沿的園丘及礦場,希望能爭取到一部分工人的支持。這一切斗爭,導致英殖民政府在1948年6月宣布實施緊急法令,該法令旨在杜絕鄉(xiāng)區(qū)華人與馬共分子的聯(lián)系。自從緊急法令實行之后,大哥基本上失去了自由,每天只能在躲避中過生活,進行地下活動。
一踏上這條不歸路,大哥就只能脫離家庭,保持非常疏遠的聯(lián)系。聽大姐說,他曾有幾次半夜偷偷回家探望媽媽,之后就到一位馬來友人家里住。每一次他匆匆來去,媽媽都會痛哭。處于愛國的理想和家人感情沖突中,我相信大哥是在非常糾結的狀態(tài)下生活的。
我只在媽媽的葬禮上見過大哥——1947年媽媽去世那天他回家奔喪。我所記得的大哥,沒有革命分子的英氣,在媽媽的棺材前,他就是一個傷心欲絕的孩子。在媽媽靈前痛哭一場之后,大哥便匆匆離開。之后我們把媽媽的靈柩送上墳山,他早已在山頭上等待,又哭了一次;媽媽頭七的時候,我們到墳山祭拜,他也已等在那里,頭七祭拜過后,他就失蹤了,沒有跟我們聯(lián)絡。至于大哥是如何得知媽媽去世的消息,我并不清楚?,F(xiàn)在回想,我猜他們也應該有人脈網(wǎng)絡,游走民間。
大哥奔喪之后,跟整個家庭完全失去聯(lián)絡。1948年初,二哥偶爾在檳城的檳榔律遇見大哥。二哥告訴他二嫂生了重病,現(xiàn)在住在醫(yī)院。大哥就馬上跟二哥去看二嫂,并交代二嫂要好好照顧爸爸和弟妹,這是他一生中與我們家人的最后一次會面。從那以后,大哥音訊全無,甚至沒有下落。爸爸對大哥的交代:“去了不要再回來?!卑职趾菪倪@么要求,是因為政府一直把馬共抗日軍視為眼中釘,一看到就是槍斃。我猜測當時大哥已參加馬來亞民主同盟會,這個同盟會屬于共產(chǎn)黨。爸爸忍痛叫他不要再回來,是不要他的抗戰(zhàn)活動連累弟妹。
在偶然的時候,爸爸也會聽到一些跟大哥有關但沒有被證實的訊息。我對大哥的記憶不深刻,這些事件大部分是來自爸爸和哥哥們口中的只言片語,由我自己拼湊成“大哥印象”。
二嫂的確見過大哥,她對大哥的印象很深刻。她說,如果在街上遇到大哥,一定會認得他。她常說大哥長得很英俊,是個知識分子。
但我不記得大哥長得怎樣。
1989年底,基于人民和部隊的愿望,在泰國友人的協(xié)調(diào)下,陳平終于跟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xié)議》,結束馬共近50年的武裝斗爭。馬共的同志們紛紛下山跟隔離多年的家人相聚,那種恍如隔世的新聞在報上時有所聞。之后我們通過很多朋友,包括下山的一些馬共同志,向他們查詢名單??上耆珱]有大哥的消息,年齡、名字接近的都沒有。我甚至通過一些人直接詢問過陳平,他說大哥可能并沒有上山,要不然名單里面一定有。若是如此,我懷疑大哥在還沒上山之前,已為理想犧牲生命。這樣的故事,在那個年代太多,太多。
每次想起大哥和那一段轟轟烈烈的歲月,我總是暗地為歷史的災難和人民的犧牲流淚。
大哥如果還在,今年87歲,有些人在這個歲數(shù)還很健康呢。
我真的很希望再見到大哥一面,但我猜他已不在人世了。
我的兄弟姐妹
大哥之外,我還有6個哥哥,2個姐姐,1個妹妹。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窮是前進的動力,這個道理在我的家庭里獲得證實。因為家境清貧,我的兄弟姐妹從小就勤奮工作,為生活奔波。兄姐們所受的教育有限,但教育程度高低并不影響兄弟姐妹之間感情的深厚,在我人生中,一直感激他們對我的疼愛。
由于家庭貧困,所有哥哥都在十多歲就投入社會,為生活奔波?!岸?zhàn)”之后,英軍回馬,社會、經(jīng)濟、基礎設施等都因戰(zhàn)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在較大的城市,英殖民政府回馬不久就開始建設;由于交通不便利、資金不充足等因素,鄉(xiāng)下的一切在戰(zhàn)前、戰(zhàn)后都比較落后,并以漁農(nóng)為主。
哥哥們大多在十三四歲就投入捕魚這一行,從挖“土鬼”開始,到幫人抓魚蝦來養(yǎng)家。捕魚行業(yè)內(nèi)習慣把工人們分為頭手、二手、學徒等等級。做漁夫的好處是,就算沒有工錢,也可以帶魚回家吃。這么一來,哥哥們當了漁夫之后,家里就不愁吃了。有時我們晚上還去釣鯉魚。釣到的每一條鯉魚,都是一個挑戰(zhàn)——心里很想吃,但得忍住吃的欲望,因每條鯉魚可賣2角錢左右,而在那個時代,白糖一公斤要15分錢,但100斤蛤只能賣三五角錢——依此類推,一條鯉魚的價錢,對我們來說,簡直是筆巨款!
我小時聽哥哥們說,他們沒有能力買漁船,只能跟其他漁夫打工賺錢。為了糊口,他們經(jīng)歷了很多困難。哥哥們一有時間就去挖“薄殼”,它們通常生活在海底,退潮之后便可抓到。這是一種人家拿來養(yǎng)鴨的貝類,屬于非常低賤的食物。窮困時代的人們,哪有資格挑選食物的上乘和低下?“薄殼”煮熟之后,我們有時也吃它。說實話,我覺得新鮮的“薄殼”其實還蠻好吃,大概我也不算挑嘴吧。
現(xiàn)代的年輕人可能不了解,從事漁農(nóng)行業(yè)的人們的日子通常過得極為艱辛。那時的漁船很小,不能隨便出海,看天行事,收入少又不穩(wěn)定。此外,所有事物都靠人工,跟今日的漁業(yè)相比,設備非常落后。
有件事一直讓我難以忘懷。在一個暴風雨的早晨,早上10點多,許多漁船都陸續(xù)歸航靠岸,放棄當天的作業(yè)。我所有的哥哥都回來了,只有四哥不見人影。過了一兩個鐘頭,風雨過去,我們?nèi)曳浅=辜?,大家心里都揣測不幸事可能已發(fā)生。我們雖然仍不放棄等待,但有些朋友開始做出結論,說在這種情況下,就算出海搜索也沒有尋獲的可能性。到下午三四點,開始有朋友來家里串門子。有些人告訴我們,說他收網(wǎng)時,看到四哥的船已開動回航。有的人說因為風向轉得很快,風雨交加會影響視線,看不清楚。又有人又說,按照那個風向,四哥的船應該會開到古樓的燈塔邊。反正眾說紛紜,毫無結論。就算要去找,也不知該往哪個方向,全家人只能在家里干著急。到了傍晚五六點,天開始黑了,突然,我們看到四哥從門外走路回來。
大家欣喜若狂,放下心里的石頭,趕緊追問他,怎么會開船出去,走路回來呢?
原來暴風雨一來,頃刻間,漁船的引擎被風浪打壞,四哥唯有任由漁船隨波逐流,直到它被風浪推到水面上一根“Y”形樹枝那里,被卡在中間。當時又是漲潮,他想要拯救漁船,卻無能為力;加上身體也被風浪打傷,只好棄船走路回來。
每次想起這件事情,我就心懷感傷。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那個時代的小漁民,科技落伍、視野狹窄、知識層面低,各方面狀況都只能憑著經(jīng)驗判斷,生命沒有保障,比較機警的人,看到風雨嚴重,趕緊收網(wǎng)回家??赡芤驗榧依锏那闆r,四哥卻冒險出海。漁民為了三餐,冒著生命危險,風吹雨打,非??蓱z。在這艱難的生活狀況下,哥哥們對家庭還是很有責任感。
和四哥之間還有兩件讓我難忘的事。還在吉輦中學讀初一時,英文老師一直鼓勵我們要認真學習英語,他說,如果我們還不懂得講完整的英文句子,那么在家可以多用單詞,比如要去騎腳車,就說:“我踏bicycle。”于是,我回家時,就嘗試多用英文。看到魚,我就說這是fish;看到蝦,我就說prawn,把英文單詞和潮州話混雜在一起講,回想起來,效果還挺搞笑?!鞍涯侵籪ish拿來”“來臺fish了啦”這種說話方式,如果現(xiàn)在讓我的孫子孫女們聽到,他們一定都會笑我。但這在當時確實很“潮”。四哥聽到我說英文,他很高興:“你讀中學不到兩天,就會講英文了?”他覺得他的弟弟是神童,要獎勵我??吹轿掖┑哪请p皮鞋有點破舊了,他二話不說就悄悄去大街上買了一雙皮鞋送給我??吹侥请p新皮鞋,我真的超級高興!我不舍得馬上就穿,因為我覺得這雙新鞋絕對不可以穿去打球!這次過后,我發(fā)現(xiàn)懂得英文很好,至少可以替我換來一雙新鞋。老師說多懂一種語言對我們是好事,果然沒有說錯。
還有一次,我在檳城韓江中學讀初三的時候,那年除夕,我回到古樓準備過農(nóng)歷新年。那時,四哥中了獎,獎金大概有幾十零吉。他用了這筆“巨款”買了一個TITONI,也就是俗稱“梅花牌”的手表。我不知道在古樓這種小地方,他怎樣買到這個牌子的表。最近我才從超級市場看到,這個表雖然不是世界頂尖牌子,但在2014年也要幾千零吉一塊。當然,在20世紀60年代,幾十零吉一塊吧。農(nóng)歷新年的假期后我要回檳城,四哥突然把他戴在手上的新手表脫下來給我,說:“我是在海上捕魚的人,這個手表給我用的話,一下就壞了。還是你拿去讀書比較適合。”我無意間得了一塊新手表,非常高興。在那個時候,并不是每個人都有手表。我把新手表戴到學校去,還怕別人沒看到,常常有事沒事就轉轉手腕,吸引別人的注意?,F(xiàn)在想想,真是既幼稚又可笑。
很可惜的是,四哥在2014年9月去世了。
由于大哥十多歲就離家搞革命,二哥自然成了兄弟姐妹們的領頭人。他出生于1929年,性格剛強,因為家貧又排行最大(除了大哥以外),沒有機會受正規(guī)學校教育。當時,很多學生十一二歲才開始上學讀書。日本侵馬時,他正處于求學年齡,所以錯過了讀書的機會。日本人投降時,他16歲,個子高大,站起來比老師還高,因而常常被別人取笑,加上本身也不喜歡讀書,所以放棄了讀書,成了家里第一個在外工作的哥哥。
二哥脾氣非常暴躁,但是很疼我。一生不曾嚴厲打罵過我,對我疼愛有加。
在媽媽過世后的一百天內(nèi),二嫂就憑媒妁之言嫁來我們家。她是峇眼色海的潮陽人,我們住在古樓,她可說是從市鎮(zhèn)嫁來鄉(xiāng)村。今天回想,她嫁來時,剛剛18歲,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慘。試想想,一個18歲小女生嫁來婆家,小叔小姑共有9個人,家境又很清貧,古樓又沒電沒水,唯一像樣的房間是自己的新房。清貧、憂慮、喪母的哀思,便是二嫂新婚以后馬上面對的環(huán)境。
家里多了個女人,我?guī)е┰S新鮮感和高興。二哥結婚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去問二嫂:“你會不會煮飯炒菜?你會不會做潮州粿?”后來,二嫂告訴我,她當時感覺非常有趣,一個3歲小孩,竟然這么會說話。接下來每天早上我都會去跟她打招呼,叫她一聲:“二嫂!早安!”她一直都很疼我,甚至連歸寧也要帶著我。
二哥之后,我的其他哥哥也陸續(xù)投身工作。由于居住環(huán)境的局限,他們都從事漁業(yè)。記憶中,三哥是一個抓“薄殼”的高手。三哥講話直接,往往有什么話就會心直口快地告訴我們。他跟三嫂結婚之后,我們家迎來第一個福建人。
每當雨季,稻田里會有很多淡水魚,哥哥們會抓來制成咸魚賣。我記得三哥負責殺魚,他把魚頭砍掉,把魚身放旁邊,由我把魚內(nèi)臟挖出來,然后另外一位哥哥就接手把魚身涂上鹽巴,繼而曬干,制作成咸魚。三哥殺魚很快,每次他一刀一條,一下就殺了一大堆魚;我負責挖內(nèi)臟,程序比較麻煩,根本來不及應對他殺好的魚。結果有幾次我看到魚身越堆越多,來不及挖,就急得哭起來,耍賴說:“我不要挖了啦,我肚子痛,要大便!”爸爸很疼愛我,他看到的話,就會赦免我,讓我去大便,然后叫其他哥哥來替代我的位置,我就有機會去玩。那時,我只有五六歲吧!
五哥很聰明、很勤勞,眼力又好。他很會抓魚,每次在同一個地方,同時出海,同樣的船,別人抓到50斤蝦,他可以抓到200斤。每一次出海捕魚,他都比人家多一兩倍的收獲。他常被我們稱贊為古樓最特出的漁夫,他捕魚的才能可謂全古樓最好。五哥是我們兄弟之間比較會讀書的一位,只可惜家境不好,他只上過一兩年學。由于家境貧苦,他養(yǎng)成節(jié)儉的習慣。結婚生子之后,五哥成了家里最快擺脫貧窮的哥哥。
哥哥們陸續(xù)當起漁夫,我的兩個姐姐,則一直在家里做家務和照顧年齡較小的弟妹。大姐很疼愛我們,到現(xiàn)在也一樣。她有時還會提起一些童年往事,比如她怎么幫六哥、七哥和我在水坑里沖涼的事。她說,我們小時沒有穿衣服的習慣,也都剃光頭。在旱季時,屋前的河流干了,她唯有帶我們?nèi)齻€小男生到離家遠些的稻田水坑沖涼。每次她用水勺將水淋在我們身上,我們就頑皮地玩水。現(xiàn)在回想起來,其實那些水一點也不衛(wèi)生,只是小時我們對這事一點也不介意,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天氣熱的時候有機會玩水,感覺世界真美好,身體很舒服。
在我十一二歲時,大姐已19歲。通過媒妁之言,家里為大姐找到婆家。當我知道大姐要結婚時,猶如受了當頭一棒,痛苦、難受是我內(nèi)心最直接的感受。可是家里每個人為此都好像很高興,我搞不清楚他們高興的原因!我一個好姐姐一嫁出去,就要住在別人的家,我將會從此少了一個姐姐呀!我為大姐出嫁這事難過了很久。
那個時代交通不便,社會風氣也比較閉塞,嫁人之后要回娘家不是隨時可以辦到的事。我不知道大姐有沒有偷哭,我猜她有,只是不給我看到,怕我跟著她哭。
為了讓婚禮進行得更有氣氛,家里還去跟人家借唱機。潮州方言里,把唱機播放的歌曲叫作“機器曲”。按照那時的地方習俗,在婚禮前一個晚上以及娶親當天,家里必須播放喜慶的潮州歌。這些潮州歌曲我都很喜歡聽,聽歌能分散我的注意力,讓我忘記傷心。這些歌曲許多都很有意思,比如《呂蒙正》。故事中,呂蒙正中狀元之后又回家鄉(xiāng)把他的太太帶回京城共享榮華富貴,大團圓結局,非常好意頭,潮州人每逢喜事,都一定會放這類型的曲子助興。
我傷心了一段時間之后,大姐仍然結婚了。婚禮當天,我還沒來得及心碎,就發(fā)現(xiàn)自己有新皮鞋、新衣、新褲穿。在喜氣洋洋的氣氛中,大姐夫到家里迎新娘。我作為小舅子,按照習俗,要負責開車門。車門打開,很驚喜地,姐夫伸手給我一個紅包。之后家人又讓我把雞蛋茶捧給姐夫吃,我暗暗期待著,果然又得到一個紅包。姐夫離開之前,我們每個兄弟姐妹也都各獲一個見面紅包。結果大姐出嫁當天,我一個人總共得到3個紅包,其他人則只有1個而已。多日以來對大姐出嫁的郁悶感頓時煙消云散,她出嫁那天我反而感到很高興。手中的每個紅包都有一兩塊零吉,三個紅包的錢加起來就是巨款,可在學校吃兩到三個禮拜的咖喱面。我終于認同,姐姐結婚到底還是好事一樁。
二姐在18歲時也嫁人了,很快地就生了一群孩子。我最小的妹妹則因為我們家貧,從小就送給別人做童養(yǎng)媳。
二哥、三哥、大姐、二姐都結婚之后,他們就陸續(xù)搬出去。家里沒有女人,五哥負責煮飯,但沒有哥哥為我洗衣服,我只好自己來。那時沒有自來水,我只能用河水洗衣。有一次大姐歸寧,發(fā)現(xiàn)我白色的校服因我不懂怎么洗而變黃,一時觸景生情,竟哭了起來。我知道大姐很疼愛我這個小弟,這件小事我一直記得。
我10歲之后,哥哥們都開始工作來幫補家用,爸爸也開始買魚回來制成咸魚,并承包池塘的魚來賣,家境變得比較好。從那時起,我不必再每天吃蕹菜,我們的飯桌終于可以告別蕹菜歲月。
20世紀50年代初,我們?nèi)野犭x新港,到古樓居住。爸爸蓋了間有樓層的房子,共有6進,在當時算不錯。基本上我們可說已脫離赤貧。爸爸在經(jīng)濟能力有點起色的情況下,毅然決定供我們?nèi)プx書。因此,我和六哥、七哥三兄弟開始到正規(guī)小學上課。我們有機會讀書,要感謝爸爸對教育的重視。
1952—1953年,我讀一二年級時,家里基本上靠著二哥、三哥和四哥跟漁夫打工捕魚養(yǎng)家。如果老板賺十零吉,哥哥們可能每人分到一零吉。
在當年的教育制度之下,我們都是讀私立小學,要交學費。
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道路一直崎嶇不平。19世紀初,先賢們大量從中國來馬,找到立足點之后,祖輩們首建同鄉(xiāng)會,次建學校。華裔向來對文化和教育傳承抱著重視和積極的態(tài)度,這種精神也傳到馬來西亞。獨立前,英殖民政府對華校采取不聞不問的態(tài)度;獨立后,政府通過種種法令和措施,不時跟華文教育進行拉鋸戰(zhàn),企圖限制華文教育的發(fā)展。這樣曲折的道路,卻無阻華文教育的發(fā)展,在馬來西亞華人的堅持下,華文教育仍然取得輝煌的成績。從1819年在檳城成立五福書院以來,馬來西亞華人自動自發(fā),把華文教育當作己任,出錢出力,捐助華文教育更被戲稱為大馬華人的第二個所得稅。辦校的艱難和所需的堅韌精神,在華裔社會已是司空見慣。在我的童年時代,就連古樓這么一個貧窮的漁村,也有熱愛華文教育的人在建校。
由于經(jīng)費不足,學生需要交學費。三個孩子在讀書,學費成了我家沉重的負擔。哥哥們曾告訴我,他們讀書時,因為家里太窮,有時早上喝一碗粥配開水,下午三點放學之后,桌上沒有菜肴是司空見慣的事,他們幾乎每天都只能吃開水泡飯充饑。
我讀書的時候,每天早上家里也是煮粥,讓我們吃了才去上課。下午三點才放學,其間也要有一兩角錢讓我們在學校內(nèi)買一碗面充饑。大概是因為我年齡最小,所以我每次都會優(yōu)先得到零用錢。記憶中,我從來不曾有過在求學時沒有錢去吃東西的經(jīng)歷。另外,我還可以去二哥二嫂家吃點午餐。雖然他們也很窮,但二嫂每次見我來,還是會去買一兩角錢的咸菜給我配粥吃。
雖然脫離赤貧,但我家的經(jīng)濟并非好得不愁錢。有時,老師仍需要跟六哥討學費。奇怪的是,老師們都不敢跟我討,大概是因為一跟我討的話,我就會哭。結果,六哥到了三年級的時候,就決定輟學。當時他只是跟家里說,他不要讀書了,他要去工作。于是,他也跟著漁夫出海捕魚。跟其他哥哥一樣,六哥也是從漁夫最低階的助手做起,也就是俗稱“站船頭”。這個工作不容易,每當漁夫要撒網(wǎng)時,需要有一個人帶著其中一邊的網(wǎng)跳下海,舵手會把漁船轉一圈,將網(wǎng)撒好;轉了一圈后,回到原點,再把“站船頭”的人拉上船。如果天氣好,六哥一個月可以賺二三十零吉,有了錢之后,他還會給我零用錢,有這么好的哥哥,我真的很幸運。
我和六哥感情很好,我們成年后也常常一起玩麻將、打牌、下棋。六哥很喜歡抽雪茄。我后來因為生意的關系在世界各地跑業(yè)務,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去找最好的雪茄給六哥。他每次點起那些雪茄就得意揚揚向朋友們炫耀:“這是我弟弟買給我的,你要不要試試看?只可以給你抽一口。”
多年前有一次我問六哥,為什么當時只讀到三年級就要去工作?他大笑回答說:“因為你害我。每次老師跟你討學費,你就哭,他們只好跟我討。我被討到怕,唯有輟學讓你去讀書?!彪m然他今日能夠說得笑哈哈,但當時他的內(nèi)心應該也曾苦過、傷過。
除了六哥,七哥也跟我一起上小學。他大我兩歲,個性比較獨立,自主性也較強。20世紀50年代爸爸從角頭的新港搬到古樓之后,開始做海產(chǎn)批發(fā)生意。七哥在1957年小學畢業(yè)之后,馬上投入家族生意。之后,由于他非常專注投入,這門生意漸漸發(fā)展起來。在他的領導下,家族生意逐漸穩(wěn)定。經(jīng)濟狀況好起來之后,他也開始結交社會朋友,擴展事業(yè)范圍,甚至有能力資助我到檳城讀書。
在我年輕時,七哥很愛惜我、關心我。在檳城讀書的時候,有一次我生病,他從古樓駕摩托來檳城探訪我。其實他不知道我住在姓郭橋的哪一家,竟一家家去問:“許慈色是不是住在這里?”
七哥向來都鼓勵我多讀書,也非常支持我在學業(yè)上繼續(xù)發(fā)奮圖強,在我中學畢業(yè)之后,他有意送我去臺灣深造。我的愿望其實是到西方國家深造,但是因為經(jīng)濟條件,家里的確也沒有能力送我去歐美,我對臺灣國民黨又反感,所以決定放棄到臺灣求學的機會。
20世紀50年代中期,爸爸做海產(chǎn)批發(fā)生意。他把海產(chǎn)批發(fā)到檳城、太平、吉隆坡、新加坡。到了20世紀60年代,生意越做越大,最后終于實現(xiàn)我們的意愿,成了全馬第4家批發(fā)冷凍食品的公司。
當我們成長的時候,樹大分枝是正常的現(xiàn)象。到了20世紀80年代,間中因為意見分歧,我們唯有各奔前程,各自發(fā)展自己的事業(yè),為此,我曾經(jīng)非??鄲灥匕抵辛鳒I。無論如何,20世紀70年代中期過后,每個兄弟都脫離貧窮,而且各有成就。
現(xiàn)在回想,蕹菜歲月雖然苦,慶幸我們不因貧窮而放棄,勇氣和拼勁,讓我們?nèi)叶汲晒Ω鎰e蕹菜歲月,踏入人生另外的階段。
我的家鄉(xiāng)
瓜拉古樓,是馬來西亞一個歷史悠久的漁村。在19世紀,已有不少從中國來到馬來西亞的華僑聚居在此。古樓是吉輦區(qū)——又稱稻米之鄉(xiāng)——的一個小漁村。這里的華人幾乎都以捕魚為生,馬來人則大部分是種稻米的農(nóng)民。
早在18世紀左右英殖民政府統(tǒng)治之下,古樓到角頭之間就已建有長達7公里的堤岸以方便人們種稻。我覺得英殖民政府對馬來亞的建設還是相對有貢獻的。那時的稻米品種都是一年一季,不比今天,有些地區(qū)一年可以收成至兩三季。英政府當時建的堤岸讓古樓到角頭增加了耕種地。除了種稻,農(nóng)民們也種椰樹。當時古樓人民基本上以漁業(yè)為主,農(nóng)業(yè)為輔。稻米產(chǎn)量有限,從事漁業(yè)的人生活條件普遍比從事農(nóng)業(yè)的好。
角頭/古樓漁村景色
角頭/古樓街邊
童年歲月里,迷人的稻田景色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稻米萌芽時,綠油油一片;有待收成時,成了金黃色的波浪;收割的舊倉,便成了棕褐色的海洋。大自然的顏色變化,在我們小時的生活里是那么自然的事。站在堤岸上,可看到高高的椰樹在稻田中央,隨風搖曳,婀娜多姿。麻雀、八哥停在枝頭,風吹來時,椰葉隨風搖擺,有時可看到候鳥以“人”字形飛過蔚藍的天空;放風箏的季節(jié),可以看到小孩們在田里快樂地抓著風箏線奔跑。
古樓周邊也有不少紅樹林,紅樹林內(nèi)有時會看到候鳥,可惜我小時候并不了解紅樹林的珍貴。古樓海邊風景優(yōu)美,海風涼爽,我很喜歡黃昏時坐在海邊,什么也不做,只是看。滿潮的時候(每月初十和廿五),潮流很慢,水面很潔凈,許多小魚成群地游來游去。有時在傍晚也會看到各種我不知道名字的鳥類在海上飛,很美。我還不止一次看過十到二十只海豚成群結隊,躍出海面,跳入海里。現(xiàn)在的年輕人也許以為那是我的幻覺,在我小時候,這其實不過是普通的海邊景色。雖然海邊景色那么迷人,漁夫卻更喜歡聚集在海邊賭博、聊天。很幸運的是,我在那種環(huán)境之下,也不受惡風氣影響,沒有染上賭癮。
20世紀30年代爸爸從中國來到馬來亞。初到這個地方,他依舊從事在中國時慣做的米糧生意。雖住在以漁業(yè)為主的古樓,爸爸卻從沒抓過魚。他賣米、賣淡水魚。每年雨季是讓人雀躍的季節(jié),在稻田和椰樹之間的水塘里盛產(chǎn)淡水魚。這時爸爸會去承包農(nóng)夫們田里的坑塘,然后把塘里的淡水魚抓去賣。雨季只有幾個月,平時爸爸則做另外一種生意——賣椰子。他買來椰子,把椰皮剝開,敲開椰子,挖出椰肉,將椰肉在太陽下曬成椰干,賣給榨油廠榨油。買賣淡水魚的生意,一年沒有幾個月;買賣椰子也不見得能賺很多錢,不過這些生意爸爸也做了十多年,養(yǎng)活了我們11個小孩。
日本侵馬時期,我其實還沒有出世。爸爸曾告訴我,那時古樓和角頭的人民并不愁吃。因為我們有米(稻田種的)、有菜(大水溝旁一采就有)、有魚(出海捕魚本就是此地人維生之法)。這里只是小鄉(xiāng)鎮(zhèn),沒有經(jīng)濟利益,也不是兵家必爭之地,日本人并沒有給古樓和角頭的人民帶來多大災難。
哥哥們曾轉述,日本兵有時會來我們家。當他們看到家里這么多小孩,而且每個都剃光頭,看起來很可愛,還會抱起來逗著玩。日本統(tǒng)治者最怕糧食控制,只要人們家里不收藏過多的糧食,他們也不會找麻煩。我媽媽有一位結拜妹妹,她的丈夫(ONG CHEW KOOI)會講一點日文,他懂得跟日本人溝通,我們靠這么點關系也方便一些。有時家里有人會聽到一些抗日軍的故事,但作為抗日軍的大哥已跟家里切斷聯(lián)系,所以我們家里并不曾面對什么麻煩。
古樓河的港口非常寬闊。這一條河發(fā)源自紅泥山,長達幾十公里,古樓河在我國海產(chǎn)工業(yè)史上占重要地位。由于地理環(huán)境之便,這里的漁夫出海不到10分鐘,就能到達漁產(chǎn)豐富的區(qū)域捕魚。在其他水域,比如太平附近的十八丁,漁船出海要半小時才能到達適合捕魚的???。
由于古樓的地理條件適合捕魚,這種天然優(yōu)勢吸引了許多外來居民。20世紀初,古樓的人口已大量增長;日本人走后,古樓的人口激增,當時還有很多人繼續(xù)從中國移民到此地生活。古樓的天然環(huán)境,也適合小漁民出海。我小時候還看過人家劃著小船去捕魚。
20世紀20年代初期,古樓捕魚的方法仍然以傳統(tǒng)的奎籠為主。后來古樓的漁夫研發(fā)。一種特殊的捕魚方法,叫作“筐腳”。這是一種淺海捕魚的方法。在漁船出海到捕魚的區(qū)域之后,一個“站船頭”的人會拉著漁網(wǎng)一頭跳下海里。漁船在海面轉一圈,同時將漁網(wǎng)圍成一圈再回到原點把剛才那個浸在海里的“站船頭”的人從水里撈出。漁網(wǎng)下方,有錫做的秤,讓其沉下去。過一段時間之后便可以收成——其中一個漁夫在船上把網(wǎng)拖上來,另一個漁夫同時用腳把網(wǎng)口夾緊,魚蝦才不會跳出來。這種方法一直延續(xù)使用到七八十年代,直到發(fā)展出兩只船同時圍成一圈拖網(wǎng)的方法,才不需要“站船頭”的人了,后來的方法在古樓叫作“雙拖”。這幾種方法,只有古樓漁夫才使用,別的地區(qū)的漁夫自有別的捕魚法。我還記得,為了使用“筐腳”這種捕魚法,古樓的漁夫還會穿一種特別制作的褲子,這種褲子能夠幫助他們浮在水面上。這種褲子的制作方法是這樣的:準備一種比較厚的布以及浸過紅樹林木樹皮的水,將布浸在這種水里。這樣一來,所縫制出來的褲子就不會透水。穿的時候,將腰和褲腳綁緊,讓空氣充滿褲管,便能浮起來。
浸在海里,等待被撈回漁船的心情是如何,我不敢問曾經(jīng)做過“站船頭”的哥哥們。家貧,只能從事這種行業(yè)幫補家用,這是大家心頭一個酸楚的往事。漁產(chǎn)旺盛的季節(jié),幾乎會有100到200只船用“筐腳”這種方法捕魚。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古樓的海產(chǎn)生意達到頂峰,那時,一天可以抓到幾百噸的蝦。古樓開始有人做海產(chǎn)出口生意和海產(chǎn)加工工業(yè),各種跟海產(chǎn)有關的行業(yè)也如雨后春筍般蓬勃地發(fā)展起來。
漁民一般在早上5點出門,下午2點回航。遠遠看到漁船歸港,也是我腦海里一個永遠難忘的鏡頭。在一般的日子,漁船回航會有一兩個小時的時間差異,而非同時歸航;偶爾天氣不好,漁船就幾乎同時回航;如果遇到雨天,天空烏云密布,漁船歸來那短短的時段里,魚寮內(nèi)場面熱鬧喧嘩,我們收貨的時候,要吊要秤又要發(fā)錢,非常忙。風大雨大,漁民們被雨淋得濕漉漉,只想趕快把工作做完,這是最考驗我們耐心和工作效率的時刻。不同的魚蝦有不同的價錢,卻都要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計算完畢。我從小在這種環(huán)境下成長,對于計算價錢這回事,駕輕就熟。每次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心算和數(shù)學能力就有很好的用武之地。很多人需要打算盤,但我只要用心算就可解決。后來我在歐美做生意,跟洋人開會的時候,他們對我的心算能力時常感到吃驚,也非常仰慕。我就賣關子,不告訴他們這是從哪里學來的,就讓他們羨慕一下神秘的中華文化以及華裔神奇的數(shù)學能力吧。
如果天氣好,漁民們在回航之后便會曬網(wǎng)、整修船只。除此之外,他們通常整個下午都有許多空閑時間。古樓的漁夫很多,下午大家沒事做之際,一定會展開華人最擅長的休閑活動之一——賭博——這是古樓每個家庭都懂的事。無論大人還是小孩,對每一個古樓人來說,賭博是很普遍的事。比如我本人,在四五歲就開始懂得各種賭博的規(guī)則和技巧了。
漁民生活辛勞,在英殖民時代,他們就已有吸鴉片的習慣。由于教育水平低,很少有漁民知道鴉片對身體健康的不良影響。鴉片被當成一種藥,無論傷風還是咳嗽,甚至體溫太低,只要抽一口,就能暫時緩解病情,也能讓人全身舒坦,面色變得紅潤,說話也仿佛比較有氣力。在全盛時期,古樓街上的半公里內(nèi),就有10多間“鴉片間”——我們跟馬來西亞很多地方一樣,習慣把抽鴉片的煙館叫作“鴉片間”。
雖然年紀還小,但大人們也不介意,我就時常有進出“鴉片間”的機會,看看人家抽鴉片,嗅嗅鴉片煙味,這都是小時候無聊才會去做的事情;有時候也會被大人們指派去“鴉片間”找人?;璋档氖覂?nèi),眼睛要等一下才能適應。鴉片床上點著兩盞小玻璃燈,人們拿著長長的煙管斜斜躺著,就著煙燈點著鴉片煙,很舒服的樣子。鴉片床上的物件各式各樣,煙槍、煙鍋、煙燈、托盤……他們臉色癡迷,飄飄然地蜷縮在煙燈旁,煙霧繚繞中,仿佛進入另外一個世界。
用烤煙的方式來吸鴉片,是18世紀時中國人發(fā)明的方法,因為直接吃鴉片會產(chǎn)生很多副作用。中國人發(fā)明了烤煙法,使其各種副作用減輕許多;烤煙又能讓鴉片釋放大量嗎啡,給人飄飄然的感覺。鴉片變成了一種消遣物,并且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就席卷中國,甚至東南亞、歐美國家,當然也包括馬來西亞。
天氣不好時,漁夫們從海面趕回碼頭,全身濕漉漉,風吹雨打讓他們感覺濕冷,只要能吸一口鴉片煙,全身馬上就暖和舒坦。我曾看過一個人,把漁船停泊好以后,將當天捕到的蝦丟下給我就不睬了,他那時什么都不要,就只是向我討10零吉,目的是去“鴉片間”吸一口鴉片煙。他把煙吸進肚子,做一次循環(huán),吐一口煙出來,馬上精神飽滿、臉色紅潤,話也跟著多起來。由于鴉片煙有這種提神作用,很多受教育程度比較低的漁民,都會把它當作藥物看待,而不懂它的副作用和壞處。
一旦沉迷,吸食鴉片的分量只能持續(xù)增加,不可能減少。由于缺乏知識,有的家庭,甚至所有成員都在抽鴉片。這么一來,就會需要更多錢去買鴉片。沒有能力購買的時候,煙癮一來,就會變得異常辛苦。鴉片逐漸成了古樓一般漁民難以缺少的毒藥。
在漁村,水路便于走私鴉片。雖然英政府制定法律,將鴉片列為毒品,但古樓的海上交通如此方便,鴉片進入古樓輕而易舉。我在那個時候,已經(jīng)意識到鴉片是毒品,會毒害健康。這種走私生意雖然能帶來豐厚的利潤,卻會毒害社會人群,至今我堅決不碰。
古樓這個小漁村,沿著古樓河兩岸發(fā)展。一岸幾乎清一色是漁民,有百多家,房屋錯落,間距不一,一直連接到瓜拉牛拉和太平的漁村。另一岸,大概長達2公里,住著很多人家。這2公里路旁,港腳一帶,仍是以漁民為主;過了半港到市區(qū)左近,則是許多商家。這里最繁華的街叫作“瑞利街”,是20世紀初期由社會聞人連瑞利所建,共有十多間店屋。他建好之后,長期租給別人做生意,并形成一個小市鎮(zhèn)。記得當時的街上有腳車店、咖啡店、雜貨店、批發(fā)商等,是古樓群主要的購物區(qū)。
瑞利街上多數(shù)是小康之家,有些也是小園主。他們的經(jīng)濟狀況比較好,教育程度也比較高。漁民的經(jīng)濟能力比較差,又比較不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到檳城讀書的多數(shù)都是市區(qū)的孩子,只有我和另外一兩個同學來自半港以北的地區(qū)。
說的是童年,想的是家鄉(xiāng),但實際上緬懷的是我逝去的青春。雖沒有刻意去記憶,奇怪的是,這么多年后的今天,這一番番的景色仍鮮活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我的小學
1949年底,我突然生了一場大病,今天看來應是腸熱病。那一年,我才5歲左右,家人將我送到爪夷政府醫(yī)院,離我家大約30公里。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情況下,這算是相當長的一段距離。印象中,我在醫(yī)院住了一兩個月。1950年的農(nóng)歷新年,也是在醫(yī)院度過的。
住醫(yī)院又悶又無聊,我身體孱弱,多難挨!在醫(yī)院里,我時???。那一段日子,過得非常機械化,每天早上男護士都來幫我把蚊帳拿掉,然后就將我轉過身在我的屁股上扎一針!每天重復!偶爾爸爸或哥哥們輪流來看我,不過因為家里和醫(yī)院的距離,我通常都是一個人孤零零、凄凄慘慘地過日子,所以印象中就是一直哭。
這種日子仿佛沒有盡頭,我日夜盼望回家,可是因為病情沒有起色,所以都沒有機會。在醫(yī)院里,我每天喝牛奶,吃咸餅,病情時好時壞。拖了兩三個月,我的病變得非常嚴重。直到有一天,爸爸認為我應該已沒救了,要把我?guī)Щ厝ザ冗^“余生”——他來醫(yī)院把我偷抱回家。回到家里時,我身體非常虛弱。二嫂告訴我,那時她甚至已為我做壽衣。大姐也曾告訴我,爸爸認為我就要離開人世,又知道我很喜歡穿鞋——當時大部分的人都沒有鞋穿,所以有鞋穿是一件很威風的事情——還買了一雙包頭皮鞋給我,好讓我穿著皮鞋“上路”。
為了給我釘棺材,爸爸踩腳車去古樓買木板。古樓鎮(zhèn)的街頭,有家拿督公廟。爸爸到那里去拜拜,求簽問神。得來的指示是“會有貴人出現(xiàn)幫忙”,簽文還說,如果這個孩子活得過這一關,是會出人頭地的。
說也奇怪,求到這支好簽之后,爸爸隨即就在鎮(zhèn)上遇到一些朋友,聽聞我的狀況,朋友們便給他推薦一位黃有捐醫(yī)師——也就是我的貴人。黃醫(yī)師死馬當活馬醫(yī),他一搭脈,就說我脈搏還很強,給我開了藥方,讓我定時吃藥。接下來的日子里,我每一次吃東西就嘔,每一天都得吃藥。在病情的反復下,將近一年我才逐漸康復。差不多快好起來時,我的身體虛弱得幾乎不能走路。發(fā)病期間,我每天都喝紅字牛奶、吃蘇打餅,當時這是病人才有機會吃到的食品,非常珍貴,但當時我一看到這兩種食物就怕!事過境遷,現(xiàn)在我已不再對它們感到恐懼,反而覺得相當好吃。
1950年農(nóng)歷八月十五日,當時我剛病好,身體虛弱,不能走路。坐在門口的椅子上,看到很多人在放風箏,我很想加入,可是無能為力。三哥放了風箏,把風箏線交給我拉著玩,我很高興。在黃昏五六點時,二哥突然回來,說二嫂生了一個女兒。我一聽到,就非常傷心地哭了起來,心想:“為什么生了一個女的而不是男的?”由此可見,我出生在一個封建的家庭,受封建社會思想影響,重男輕女,今日看起來,這種想法簡直不可思議,我都取笑自己。這是我第一個侄女,許秋琴,她的名字是我爸爸取的,秋字取自八月十五日中秋節(jié)。
古樓育才小學
1952年或1953年,爸爸決定離開新港,搬到古樓。這一次搬遷,直接改變整個家族的命運。如果當時沒有果斷地搬離新港,我們將繼續(xù)在有限的環(huán)境里做著小生意,家庭經(jīng)濟狀況也不會有多大改變。爸爸的決定很明智,改變了整個家庭的生活。哥哥們——尤其二哥、三哥、四哥和五哥都紛紛在那幾年正式賺錢幫襯家庭,所以到古樓定居之后,我們有能力在古樓蓋起一間雙層板屋。
我的病在1952年左右已算痊愈,但身體還很虛弱。那時我8歲,正是上學年齡,卻沒有去學校讀書。1953年,我8歲多,才入學讀一年級。我的身體不太健康,到了二三年級又病了五六個月沒去上課?,F(xiàn)在回想,我應當是再度患上了腸熱病。
大病一場之后,我轉學去角頭,親戚建議我重讀三年級。轉學最大的原因,是當時古樓常有私會黨徒入屋搶劫,家里的大人們認為我還小,不應當在這種危險的環(huán)境中成長,所以毅然讓小叔把我?guī)ソ穷^讀書。小叔是角頭南華小學的副校長。他在20世紀30年代,曾在中國受教育,印象中,他是個典型的才子,書法、中文都很好。小叔曾多次在報章上發(fā)表跟政治和時事有關的文章。在角頭這個小漁村,識字者不多,會書法的人更少;到了農(nóng)歷新年,很多人都會來跟小叔討春聯(lián)。所以每到農(nóng)歷新年,角頭大部分屋子外面都貼著小叔寫的揮春。另外,古樓拿督公廟的對聯(lián)、題字都是他寫的,至今還在。
在我讀四年級時,身體逐漸恢復正常。我想,主要原因是家庭經(jīng)濟比以前好,爸爸可以燉補藥、燜鹽雞給我進補。那時家里的雞蛋和美祿,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吃。
身體恢復健康之后,我在求學方面,開始全面發(fā)展。在學校,幾乎所有的科目我都獲得很高的分數(shù),除了音樂科,有一次唱歌考試,我只拿到50分。這種無顏見古樓父老的分數(shù),讓我很不甘。我很勇敢地去問教音樂的陳秀珍老師:“我唱得那么大聲,為什么只得到那么少分?”老師回答我:“大聲就好嗎?問題是你唱歌走音知不知道!”陳老師很兇,打人又非常痛,我還敢去跟她討分數(shù),看來我的確從小就有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一二年級的時候,我從來不知道有考試這回事。每次老師提到“考試”兩個字,我的想法是:“考試就考試啦?!备静挥X得有什么大不了。由此可見,我們這種家庭,對于讀書是完全不當一回事的。不過,幾年之后,我已逐漸了解教育的重要性,越來越用功讀書,從四年級起到高三為止,我每一年考試都在前五名之內(nèi)。
五年級時,學校來了一位叫王碧佳的老師教我們數(shù)學。有一位年輕又有理想的老師,往往是學生們的福氣。王老師用實用的方式啟發(fā)我們,比如,2 ×3為什么等于6?對于乘法表,我們向來死記硬背,不知所以然。但是王老師向我們解釋數(shù)學的實際原理和效用,是她告訴我們2 ×3其實就是2+2+2或者3+3,明白這一點,就不必死背乘法表。對數(shù)學原理的理解,使我茅塞頓開,得到很深的啟發(fā)。在她提醒后,我獲得進一步的提升。
從小住在漁村,大部分家長沒受過教育,甚至幾乎沒人關心孩子的教育,所有學生都“自生自滅”。愛讀書的就繼續(xù)讀;不愛讀書的拿最后一名也沒有關系。但自從王老師來了之后,她不但為我們分析課業(yè),還鼓勵我們跳班——當時因為沒有受到什么教育法令的限制,只要學校允許,就可以跳班。
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教育的重要性。同時,王老師的教學法也加強了我讀中學的意愿。到我小學畢業(yè)時,我已決定無論如何一定要繼續(xù)讀中學。教育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對我來說,這極其重要。
學校在王老師的建議和影響下,有了分班制度。她當時只有21或22歲,憑著一股年輕人的熱情辦教育。只可惜因為教育理念的問題,她跟學校的校長、副校長時常意見不合,導致她在育才小學執(zhí)教不到一年就離開。但是這短短時間的相處,已深深地啟發(fā)了我。
有趣的是,雖然王老師對我有那么深的影響,但她在校內(nèi)時,并沒有發(fā)覺到我和其他幾個朋友的天分。后來每次拜會她,她都說:“你是漏網(wǎng)之魚?!币苍S因為她不是我的級任老師吧,所以忽略了我。
遺憾的是,2015年初的時候,王老師過世了。
我的小學時期,還有一件難忘的事。當時正是二戰(zhàn)過后不久,我所就讀的育才小學的學生人數(shù)劇增。在短短10年內(nèi),學生人數(shù)已增加到一個年級有兩三個班,很難相信,以前每一年級只有一個班,而且很難湊夠人數(shù)。人數(shù)雖然有所增加,但教室仍很破舊。古樓雖是一個漁村,人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但說到華文教育,人們還是十分支持。對于華文教育的堅持不懈,仿佛是馬來西亞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責任感。
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一直是風雨中飄搖成長的大樹,雖然一直受到打壓,但是馬來西亞華人一直抱著樂觀和堅持的精神維護它,并使之發(fā)展成這世上除了海峽兩岸和香港之外最完整的教育體系。就是在華人維護華文教育的責任感驅(qū)使下,當時古樓華社領袖也鼎力支持建校,并發(fā)動整個地區(qū)的華人來完成這個計劃。人們雖然普遍貧窮,但只要涉及華文教育,一般都會捐錢建學校。在眾志成城、聚沙成塔的情況下,我五年級時,新校舍終于建好。能夠搬進新校舍,大家都很興奮。我們原本在一家做繩子的工廠里上課,環(huán)境很不好,如今有機會搬到一個嶄新的環(huán)境讀書,甚至還有一個又新又大的禮堂,這讓我們大家都興致高昂。那個時代距離現(xiàn)在有五六十年,試想當時我們就有一個禮堂,大到可以排四五十桌宴會桌子,新校舍有12間教室,在當時算是相當有規(guī)模的新建筑物。這一切是多么讓我們驕傲的事情。這一整排的校舍和這座禮堂,育才小學使用至今。如今想來,在當時的經(jīng)濟環(huán)境下,這些善心人士都非常值得我們尊敬。
五年級以后,我也開始在學校參加各種活動。比如,當壁報編輯,可以把書法漂亮、文章好的同學的作品刊登在壁報上。另外,新校舍落成之后的開幕典禮,學校決定舉辦一個文藝晚會。為了籌備這個晚會,我們接觸到很多從檳城回來的校友、老師。我們把他們叫作“古樓旅檳”的校友。他們特地從檳城回古樓教我們演戲、唱歌。
那是1958年,我當時已經(jīng)14歲,是學校的活躍分子。校友們派我去演一出戲劇,叫作《希望下一代》,說的是“再窮不能窮教育”的故事。這一次舞臺劇,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演員的身份上臺。生平只演過一次戲,如今回想,當時我并沒有什么思想上的震撼,大概因為那時還小。當時只是隱約覺得這個劇本其實是一個有意義的故事,也有絲絲感動,并且能感受到教育對人的重要性以及長輩對我們的愛護。后來,爸爸在經(jīng)濟艱難的情況之下,仍然堅持送我去讀書時,這個故事便時常浮現(xiàn)在我的腦海中。在我的人生中,我一直感激爸爸和家人千辛萬苦地幫我實現(xiàn)讀書的愿望,改變了我的一生。
育才小學前留影。攝于2014年
由于這一次的機緣,我接觸到一部分古樓的旅檳人士,他們長期居住在檳城,所見世面自然比我們廣泛得多。從那時起,我開始跟他們交往。這也讓我感受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當時我的家庭成員大多思想保守,加上古樓地方小,通信、交通不便,對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我在跟他們交往的過程中,也突然開悟:原來,世界很大。
我的中學
(1)吉輦中學
我抱著非常興奮的心情踏入1960年,展開夢寐以求的中學生涯。當時,我報讀的是霹靂州的吉輦中學。
對開學日,我毫無概念,隨便穿了普通的衣服去學校,校方告知我被分配到深造班,其他的班級有甲班、乙班。我們的級任是劉錦德老師。他常鼓勵我們盡情自我發(fā)揮,不要讀死書,還教育我們,中學和小學是截然不同的教育場所。
劉老師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在上課時常引用古詩詞,他是第一位讓我接觸到古詩詞的人。他口中那些優(yōu)美的詞句,對我來說是非常新鮮的事。當時我根本沒讀過、沒聽過,也不知道什么是“唐詩宋詞”。他曾在班上多次講到“一江春水向東流”。第一次聽到這句詞,我并不知道它出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這是李煜的代表作,表達了李煜作為亡國君的無奈和哀傷。在這首詞里,李后主以“一江春水向東流”比喻他連綿不絕的愁思。
劉老師在班上引用這首詞來激勵我們求學時要奮發(fā)向上,不要像李煜一樣等到失去江山才明白江山的可貴。那時我才知道,原來中文除了用來做日常溝通,還可以被運用得那么優(yōu)美、文雅。在此之前,對我來說,水流到哪里,沒什么大不了,反正地理上,中國所有的河流都是向東流進大海,這是自然現(xiàn)象??墒?,在文人筆下,大自然的景色卻給予他們發(fā)幽思、抒深情的靈感。這幾句古詩詞,給我的震撼甚大,也再一次證明教育對人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第一次接觸到古詩詞,我的自我感覺良好:“我不再是小學生了。”我心里有點驕傲,懂得一些“文人的話”讓我覺得自己終于提升到另外一個境界,自覺非常了不起?;氐郊依?,免不了在哥哥和爸爸面前“掉掉書袋”,一有機會就來句“床前明月光”之類的詩句,炫耀自己有文采,還沾沾自喜,感覺自己是高級知識分子,跟別人“很不一樣”?,F(xiàn)在想來,甚是幼稚,但是在當時閉塞的環(huán)境里,我的確因古詩詞而眼界大開。
讓我驕傲的還有一事。開學時,劉老師跟我們說,中學校服是白衣白褲,還要穿皮鞋。大概從小我就自我形象意識很強,換句話說,就是很注重外表整齊美觀(愛美),一聽到老師這句話,我即刻將之當成最高指示。放學后,我就爭取第一時間跟爸爸說:“老師說中學生要穿皮鞋?!卑职趾貌蝗菀撞庞幸粋€孩子上中學受高等教育,心里也很驕傲,當然馬上帶我去買。皮鞋穿在腳上之后,看來看去,無比滿意。加上這是包頭皮鞋,我得意揚揚。要知道在當時很多人還是赤腳的,穿包頭皮鞋對我們來說可是大事。
我們的英文老師——我不記得他的名字,在學校人人叫他Mr.NG——是潮州人。在班上我們叫他SIR,這是在馬來亞獨立前后普遍的叫法,因受到英國殖民政府的深刻影響。教書時,SIR最棒的地方就是可以穿插用潮語教英文,至今我仍然不能忘記他的這種獨特方法。有一次我們幾個同學在踢足球的時候,發(fā)現(xiàn)足球沒有氣了(漏氣),剛好看到SIR,我們跟他說:“No air,SIR,No air.”我們說的是古樓紅毛話,他用潮語回答我們:“No,No,No,不對,應該是The pressure is low,不能說No air?!彼苷J真,馬上糾正我們。
我們小學時學的英文并不正統(tǒng),尤其在發(fā)音方面,上了中學,才開始學習怎么發(fā)音。比如,“The”要強調(diào)“Th”的音;有“r”的字,老師讓我們回家學卷舌。在中學,我才開始比較正統(tǒng)的英文學習。SIR會用一些當時我聽起來比較有水平也比較高級的單詞,久而久之,我們大家都開始習慣在會話中使用這些字眼,就算不會說一整句英文,也要盡量用一些單詞,以便表示我們這些“高級知識分子”的與眾不同,比如,“我要去踢足球”,就說“我要去踢foot-ball”,講完之后,感覺比踢球進“龍門”還得意。雖然想法很幼稚,但這確實對提高我的英文水平有很大幫助。
我們深造班的學生感情很不錯。不論校內(nèi)什么樣的比賽,深造班一直都參與,也被當作吉輦中學的一部分。我們從來沒有感覺到自己不是一分子,也不知道我們其實沒有在教育局注冊,更加不知道吉輦中學在后來已經(jīng)接受改制。
改制中學是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血淚史。在馬來亞聯(lián)邦獨立前,教總、董總和馬華公會組成“三大機構”,與聯(lián)盟政府展開談判,爭取政府無條件增加華文中學的津貼。此時,檳城鐘靈中學的校長汪永年和董事長王錦成等人,秘密向政府申請?zhí)貏e津貼金,把鐘靈中學改制為準國民中學,成為全馬第一所改制華文中學。1955年7月6日,汪永年正式向鐘靈中學的師生宣布已向政府申請?zhí)貏e津貼金;兩日后,再由王錦成向公眾人士證實其事,并表示早已在7月3日做出接受特別津貼金的決定。1956年6月,馬來亞聯(lián)合邦立法議會通過《拉薩報告書》后,教育部便開始實施新教育政策。8月16日,鐘靈中學與政府簽訂合約,接受特別津貼金和政府的條件,但秘而不宣,此事至次年5月14日才由新聞部公布。為了加速改制的步伐,教育部于1956年12月7日致函各華文中學,通知申請改制為準國民中學的20個條件,其中一條是改制后必須參加以英文作答的政府考試。因此,改制的最終結果就是華文中學改制為英文中學。教育部隨后施加壓力,驅(qū)逐在華文中學就讀的超齡學生,此事后引發(fā)學潮
。
1957年4月2日,鐘靈中學發(fā)生學潮,學生抗議改制,他們寫血書:“愛吾中文,愛吾鐘靈?!表n江中學的學生也發(fā)動同情鐘靈學生的罷課,亦寫血書:“推吾華教。”但這些的學潮,當然改變不了歷史。
1957年11月1日,三大機構代表拜會教育部長佐哈助,得到的答復是:改制后,高初級文憑考試出題和作答必須用英文;課本除華文科目外,全部改為英文;必須廢除華校制行政系統(tǒng),引入英校制行政系統(tǒng)等。11月11日,三大機構召開全馬華文中學董教代表會議,在群情激昂下通過決議:在三大機構交涉未有滿意答復,而高初級文憑考試未能用華文出題作答之前,全馬華文中學應一致堅決拒絕接受改制,決不采取單獨行動。不久后,全國華文中學發(fā)生罷課學潮和游行示威,反對政府驅(qū)逐超齡生的不合理措施,反對華文中學改制及以英文作為公共考試的媒介。面對華社的極大不滿和漫及全國的學潮,政府最終同意繼續(xù)給沒有改制的華文中學津貼,主辦以華文出題的初中和高中會考,對驅(qū)逐超齡生也不強硬執(zhí)行。改制、考試媒介和學潮等問題才暫時緩和下來。
12月18日,柔佛新山寬柔中學董事部以具體行動展示維護華文教育的決心,宣布將從1958年1月1日起,不再接受政府一分錢津貼,全部經(jīng)費由董事自籌,成為真正的獨立中學,擺脫通過津貼來使寬中變質(zhì)的政策。芙蓉中華中學接著宣布絕不改制,此后,陸續(xù)激起華社紛紛創(chuàng)辦華文中學。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史上,華文獨中的誕生可以說是來自改制事件。
深造班的同學比同年級的同學大幾歲,都非常好學,成績很好;也因為我們比起其他同年級的學生更早發(fā)育,運動能力也較強。雖然我小時候體弱多病,但在就讀深造班時,健康狀況已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不再是病夫。我時常跟同學們打籃球,也因為我們超齡,先發(fā)育,身材比較高大。在打籃球時,我們班一定拿冠軍?;@球校隊里,有一半以上的校隊代表來自深造班。
初一時曾在此參加籃球比賽
在吉輦中學深造班上課的一年,我們幾個人在宋世猷校長的指導下,可謂表現(xiàn)良好。宋校長辦學認真,對華文和體育這兩個科目都非常重視。全校只有校長有車,我們校隊要去外地比賽,只能靠他載我們?nèi)ァV两裎胰圆幻靼啄菚r他怎么能用那輛小車載這么多人的。
學校也舉辦各種比賽,比如華文作文、數(shù)學競賽、華語演講、英語演講等,我們深造班向來都表現(xiàn)優(yōu)良。我還記得自己曾在數(shù)學競賽和演講比賽中得過第一名。
快樂時光很快過去了,在深造班的這一年在我整個求學過程中很重要,它使我對中學生活留下單純美好的印象,在知識水平上也為我奠定了較強的基礎。
第二年開學,情況出乎意料。開學第一天,布告欄上初二學生的名單只有兩個班,我和幾位深造班的同學卻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一問,校方卻讓我們暫時去B班。過了幾天,情況仍沒有改變。我沉不住氣了,帶了一行十多個同學一起去找倪枝瑞校長。倪校長跟我們說,由于我們是超齡生,改制后的吉輦中學不能收留我們。他要我們暫時在這里上課,如果督學來,我們必須暫避到對面的咖啡店去喝咖啡。
這件事對我的打擊很大,校長的話讓我難過,初一時我極其自豪能夠成為這間中學的學生,現(xiàn)在卻因為超齡而遭受可能無法繼續(xù)讀書的打擊,我對自己的前途頓感渺茫,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求學意志很強,讀書是我堅定的意愿。我告訴爸爸,我一定要繼續(xù)讀書,不會因為這樣就放棄。
當時我們家有位姓連的朋友,屬于當?shù)乇容^有文化的人,他本身一個英文單詞都不會,卻認為我應該去受英文教育。在那時的大環(huán)境下,英殖民政府留下的余音仍在回響,一般父母比較屬意于送孩子到英校接受英文教育,認為這樣比較容易找工作,要出國深造也有比較多機會。連先生建議我到巴里文打美以美男子中學
上學,那時,該校早上班是普通國民中學,下午班則給超齡生就讀
??墒?,我向來喜歡中華文化,讀華校是我唯一的意愿,所以我沒有接受連先生的好意。
出于對我的疼愛,爸爸很快被我說服。雖然他當時經(jīng)濟能力并不強,但仍千辛萬苦地供我到檳城韓江中學去求學,這可謂是我人生的轉折點。
(2)韓江中學
1961年伊始,全部學生已正式開課,我這個超齡生則因為制度的緣故,差點失學。經(jīng)過向父親和家庭的一番爭取之后,我終于得到全家人支持,在學校開課之后的一兩個星期到韓江中學讀書。當時,初二的班級都是每班50或51人,已經(jīng)爆滿,沒有名額了。下午班主任勸我到別的學校讀書,他答應若韓江中學有名額,會盡快通知我。這個消息猶如晴天霹靂,讓我非常失望,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我只好到檳城中學報名,然后回古樓把我的一些雜物搬來檳城。天無絕人之路,我回古樓時,居然遇到一位韓江的學生,聽說我那么失望,他無意提起他班上有一個同學幾天沒來上課了,也許我可以去替代他的位置。我欣喜若狂,趕緊去跟下午班主任求情。他寫了一張紙條,讓我交給D班的班主任。我到班上去,才發(fā)現(xiàn)班主任Ms.Lee不懂得寫華文。她讓我自己把名字填進點名冊。就這樣一個轉折,我最終實現(xiàn)了愿望,正式成為韓江中學的學生,就讀于初二D班。
剛開始到韓江中學讀書的時候,我抱著強烈的求學欲望,每天都認真追求學問,對每一個科目都不松懈。在短短的時間里,老師們就發(fā)現(xiàn)我是一位很突出的學生。當時韓江中學的學生的成績不那么優(yōu)秀,很快地,班主任Ms.Lee便知道班上有我這么一位既勤奮又聰慧的學生。她很疼愛我。Ms.Lee很年輕,開一輛Scooter來教書,上課的時候很嚴肅,是一位負責任的英文老師,還會打?qū)W生,我們對她又敬又怕。我在檳城時,由于人生地不熟,一些旅檳古樓同學叫我去他們在GREENLANE 3的屋子住。我讀下午班,放學回家比較遲,有次跟同學走到這個路段的半獨立屋子那一帶,才發(fā)現(xiàn)原來Ms.Lee也住在那里,而且家境不錯。她很疼愛學生,我們每次走過她家門口,她都會叫我們到她家吃水果。
我在吉輦中學就很認真學習英文,來到韓江中學后,又得到Ms.Lee的細心教導,英文水平更是突飛猛進。我的作文、語法很好,但英語發(fā)音卻很差,因為吉輦中學的老師沒有教導發(fā)音。為了學習英文發(fā)音,我想了各種現(xiàn)在看起來非常可笑的辦法,比如“Ca-ble”,我寫“K—母”(潮州音)在旁邊來提醒自己它的發(fā)音,現(xiàn)在想起來,我還是會笑自己真是太有才了。問題是這種發(fā)音不準的問題,到現(xiàn)在我還留有后遺癥。Ms.Lee花了很多時間來糾正我的發(fā)音,我真的很感激她,也對她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件事情給我最大的教訓就是,啟蒙教育對小孩子很重要。
另一位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何啟明老師。他是我們初三時的繪畫老師,本身也是一名畫家,所以對藝術比較了解。在班上,他教導我們什么是抽象畫,也告訴我們誰是畢加索。我是一個勤奮認真的學生,成績也好,但是,人生總有缺陷,我人生中幾大遺憾之一就是沒有藝術細胞。繪畫這種藝術,除了努力,更需天分。為了應付功課,除了亂畫,我還真畫不出什么好作品。認識抽象畫對我起了積極作用,它讓我這種三流畫技的學生有了一點信心,感覺自己找到另外一條路。既然寫實的畫我畫不好,那我就放膽來個抽象畫交功課。何啟明老師看了我那幅畫后,把我叫來,責備我:“你到底畫的是什么?”我回答:“老師常在班上說抽象畫,現(xiàn)在我就嘗試畫一幅?!焙卫蠋煔馍闲念^,罵道:“這是什么抽象畫!你亂來,沒有用心畫畫?!彼€解釋,抽象畫必須要有畫家的思維貫徹在內(nèi),“你這些只是亂畫!”還好他心地善良,沒有給我零分,還多給我一次機會重交功課。我只好咬牙畫了一幅“韓江中學食堂”的寫生交差。直到現(xiàn)在想起這事我自己都還會笑。
初二轉校到韓江中學不久,我很快就大出風頭。三四月份時,Ms.Lee撤換班長,全班同學都支持我。當班長讓我在十多歲就訓練出了組織能力。我在班上負責準備點名簿,擦黑板,換掃帚、粉筆給老師。現(xiàn)在很多人稱贊我做事有條理,大概就是那時候養(yǎng)成的習慣。另外,我也開始顯露出對當領導的興趣以及領導能力。那時就已有一些左派集團的人,發(fā)現(xiàn)我的領導才能,暗中接觸我。
由于受到很多方面的阻礙,左派人士做事情大多通過暗中安排。我相信很多事情也是經(jīng)過組織發(fā)動和安排的。跟左派朋友接觸較多后,我開始有機會讀到所謂“進步的書籍”,也就是內(nèi)容比較有正義感的書,并且拒絕看跟戀愛有關的書,而跟革命有關的書,我還沒有接觸。
另外,像《紅樓夢》之類卿卿我我、兒女情長的書籍也是不被鼓勵的。不過我也偷偷看《紅樓夢》,因為聽到老師在班上一直提這本文學巨著,感到很好奇??戳酥?,除了覺得林黛玉太悲慘,一個好好的才女為情所困、死得太早之外,也不覺得它的內(nèi)容有什么不可看的。但既然我們認為戀愛是洪水猛獸,就應該堅守這個信念。其實中學生情竇初開,每個人都有對戀愛的憧憬,而且戀愛是人類的權利,為何要苦苦壓抑自己?現(xiàn)在想來只有笑自己的單純。
我在韓江中學那幾年,除了在學業(yè)上專心進修外,也沒有放棄課外活動。我很積極地參加各項比賽,比如華文作文比賽、數(shù)學比賽、演講比賽等。但作文比賽的評審老師對我的評語是“革命性太強,字體又不美”,所以我沒有得過獎品。我最喜歡演講比賽,從初三開始我就常拿前三名的名次。在題材方面我比別人多占些優(yōu)勢,因為我比較懂得找題材,我是關心革命的年輕人,看的書很多,所以很懂得舉例子。每次演講比賽,我都是自己寫演講稿,這樣背誦起來比較容易,我自認為相當有演講才華。老師還會對我的演講進行點評,比如,作為演講者,不要忽略某一群人,要把注意力放在所有觀眾上;語氣要有輕重,表達主題內(nèi)容的時候,聲音要放大,讓人知道主題;聲音要清脆。老師曾批評過我,說我有一些潮州腔,但這實在沒辦法改,至今,我已經(jīng)帶著潮州腔走過大江南北。
韓江中學的學生有一個經(jīng)歷,是別的學校學生所沒有的。我作為班長,曾和其他班長被派做代表,去向林連登老先生賀壽。在他生日那一天,我們一起到林老先生位于紅毛路的紅毛樓
去。他的家里庭院深深,有一幢好大的白色別墅。我很興奮。我們沒有機會進去屋內(nèi),草場上搭著棚,我們在棚里吃東西。白色大屋給我們一種神秘的感覺,但作為年輕學生,我們有機會在草場上吃點東西,已很滿足。我現(xiàn)在想不起當天吃的是自助餐,還是一人一杯咖啡和一些糕點。但記得很清楚的就是我們每人都有一顆賀壽的紅雞蛋,最重要的是每人還能獲得一個紅包,那時別提有多高興了!回去學校時,我們就夸大其詞地向其他朋友炫耀,聽得他們羨慕不已。畢竟這種經(jīng)歷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有的?,F(xiàn)在想起來,覺得自己真幼稚。
后來林老先生去世,出殯時,我作為班長又被派做代表跟其他班長一起去送殯。還記得送殯隊伍長達幾公里,盛況空前。車輛、人潮把路面塞得水泄不通。我們這群韓江中學的學生被安排在林老先生家屬隊伍后面,可見韓江中學在林老先生的人生里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出殯之后,我們每人又獲贈一支筆。那時候我對華文教育沒有很深的認識,也沒有感情,不懂得林老先生的貢獻;長大以后,才知道我有幸參加了一個偉人的葬禮。
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檳城,英國人從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聯(lián)邦內(nèi)陸遷來大量移民,使檳城州發(fā)展成馬來半島比較進步和繁華的州屬。在60年代獨立前后,檳城州基本上仍然民風淳樸,繁榮富庶。政治方面,馬來西亞在獨立后,采用英國殖民政府留下的民主制度,舉行自由選舉。在馬來西亞獨立以前,馬華公會、巫統(tǒng)和印度國大黨組成聯(lián)盟,向英國政府爭取獨立。之后,聯(lián)盟仍是馬來西亞的執(zhí)政黨。
雖然如此,但大部分城市的選民都是華人,作為很早就是國際港口的城市的市民,檳城華人普遍上具有國際觀。因為城市人比較容易接觸到較為進步的思想,也有比較寬闊的眼界。其中對華人思想和生活影響至深的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當時的馬來西亞華人,跟海外千百萬華僑一樣,都擁有一顆中國心。周而復在他的《上海的早晨》第四部中寫道:“我們不能把華僑估計太低,他們在海外親身受到壓迫和痛苦,老實說,比我們工商界還要愛國?!彪m然住在馬來西亞,但是中國的每一件事情都牽動著華人的心。一位作家說,歷史,在旁觀者眼中只是一個故事;對身臨其境者而言,卻是喜悅和悲傷的真實感受。作為華僑,我們的感受正是如此?,F(xiàn)代的年輕人可能無法感受我們住在馬來西亞卻呼應著中國的一顆“中國心”,這不代表我們不愛馬來西亞,但民族的根是無法切斷的??!
新中國成立初期,一切欣欣向榮,中國發(fā)展得很不錯,人民雖然窮,但是至少有飯吃,比起國民黨后期的腐敗、貪污、濫權,中國的確改善很多,很多華僑以此為榮,當時馬來西亞的許多華人也因此傾向共產(chǎn)黨。這種傾向可以從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市議會選舉看出來——社會主義陣線幾乎包攬全部席位。在那種情況之下,我和哥哥們、身邊的同學們幾乎都受到左派思想的影響,社會上,左派人士非常普遍。
在左派思潮的影響下,我們在各方面的組織能力都很強。比如,我們這一群自詡為進步人士的學生開始初步學習研究社會組織、社會科學、團結就是力量等思想;也成立了許多不同主題的研究小組。我也參加了很多組織活動,跟隨大家去野餐、到校外演出、加入補習班?,F(xiàn)在回想,這些其實都是“組織”為了擴大力量,用來挑選人選的活動,初中時不明就里,我還參加了不少。
與此同時,在1959年聯(lián)盟競選勝利之后,阿都拉曼達立擔任新任教育部長。他在1960年2月設立委員會來評估和審查當時的教育制度,由他本人出任委員會主席,委員會里的代表中有3位來自馬華公會,但是沒有一人來自華文教育界
。華社在那時明確感受到政府對華文中學改制已逐漸采取更加強硬的態(tài)度,尤其是1960年的《拉曼達立報告書》
出現(xiàn)之后,政府更是盡全力來對華文中學進行改制,包括向各州的華文中學的董事部施加壓力、通過各種媒體宣傳改制的好處、通過一些馬華領袖向華社宣傳減低或取消學費、提高和穩(wěn)固教師薪金等。終于,通過種種軟硬兼施的方法,政府在1962年正月公布,在當時的70間華文中學中,共有54間接受改制成為國民型中學,16間宣布成為獨立中學。
政府一心要推行改制中學的政策,普遍上引起馬來西亞各階層華裔的不滿和反感,其中包括大量類似于我這種初出茅廬的中學生。改制之后,我們這些超齡生都會受到影響,對我們來說,一夜之間失去學生身份,再也不能上學讀書,太不合理。那個時代因為各種狀況沒能及時在六七歲入學的超齡生很多,在改制之后,超齡生不準就讀國民型學校,這種信息也沒能及時傳遍全國——尤其是居住在偏遠鄉(xiāng)下的家長。雖然我只是一個學生,但作為華人,我已經(jīng)能夠感受當時那種社會情況,以及人們對現(xiàn)實社會不滿的情緒。馬來西亞人普遍上比較貧窮,政府想盡辦法提高他們的經(jīng)濟能力,無可厚非;但是他們推行的教育政策,無法讓大眾信服,所以人們對政府產(chǎn)生不滿是必然的現(xiàn)象。
這些不滿的情緒讓我很快培養(yǎng)出一股正義感,也很自然就讓我有一種希望投入反政府組織的心思。我希望通過這些組織,伸張正義,鏟除不合理制度,建設公平合理的社會。
此外,在韓江中學有很多老師都受過左派思想的影響,雖然他們沒有真正加入“組織”,可是在強硬的教育政策的壓迫下,老師們也一樣會產(chǎn)生對政府的不滿。
我初三的級主任林寶環(huán)老師來自怡保一個有錢的家庭,本身修讀中國文學系,也非常積極地鼓勵我們研究中華文化。她年紀輕輕,就已經(jīng)開車來教書,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事。我們曾經(jīng)跟林老師一起去野餐,把所有東西放在她的車上,由她載我們?nèi)?。林老師精通中國文學,也啟發(fā)不少同學喜愛上中文,但我印象最深的好像是她的車,我們私底下把她當作資產(chǎn)階級。
共產(chǎn)黨的終極目標,是實現(xiàn)無剝削、無階級,建設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會。新中國建立之后,左派的風吹得那么盛,許多人仰慕共產(chǎn)黨,連我爸爸都會說:“中國人從此以后晚上睡覺不必鎖門了?!笨上?,在我初中的時候,中國那時已開始露出“文革”的苗頭。雖然“文革”這場浩劫是在1965年底至1966年初真正開始的,但林寶環(huán)老師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已有一個遠見,她一直都認為“破四舊”“反孔”這種讓中國傳統(tǒng)文化遭受滅頂之災的做法,會推翻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價值,是萬萬不可行之事。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我們所崇拜的人講出“反革命”的話,這個人就是林寶環(huán)老師。當時聽了,只是覺得她說的仿佛有些道理,但是我還太年輕,不懂得分析;現(xiàn)在回想,卻覺得林老師很有遠見。在那種大環(huán)境下,很少有人能夠和敢于提出相反意見,林老師卻敢逆流而上地規(guī)勸我們。我是到了高中畢業(yè)之后,經(jīng)過一番思想沖擊,才發(fā)現(xiàn)我早已認同林老師的看法,只是當時我并不曾察覺。
初中那幾年,可謂是我初步接觸到“組織”并被培養(yǎng)出具備領導天分的時期。共產(chǎn)黨在馬來西亞是被禁止的,所有活動都很秘密,我們就算有機會接觸,也都不甚清楚它是什么類型的組織。現(xiàn)代人覺得此事不可思議,我們當時卻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還感覺非常超前、與眾不同。
韓江中學把學生分成上午班、下午班,平均分超過75分的學生,可以獲得自動升上午班的機會。在那個時代,拿到70分以上就已算是相當出色的成績。我在下午班時成績很好,平均分遠超75分,雖然下午班也可以念高一,但是可以升上午班表示成績優(yōu)異,對此我感到很高興。
在20世紀60年代,韓江中學的學生人數(shù)非常多,有2 000~3 000人。他們之中除了檳城當?shù)厝?,還有一些來自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其他州屬的。學生人數(shù)一多,素質(zhì)也就良莠不齊。在這些學生之中,高中生特別多。這是因為韓江中學從一開始就決定不接受改制,在1962年之后,已經(jīng)成了由華社全面資助的獨立中學。很多檳城本島的改制中學——比如檳華女中、鐘靈中學、修道院女中等學?!膶W生在LCE考試里考不及格而無法升原校高中,大都轉到韓江中學讀高中。
高一時,我到上午班讀書之后,發(fā)現(xiàn)這班同學之中,有幾位來自下午班的初中生,他們都是平均分超過75分的學生,成績很優(yōu)秀。當然,對我這個青春少年來說,更興奮的事情不是接觸到成績優(yōu)秀的同學,而是這個班上,有很多女同學。
向來在我念書的生涯里,“女同學”這個概念只是出現(xiàn)在文字中,不曾真正體會過。我在吉輦中學讀的是超齡班,在當時的社會里,女生到了十五六歲,都是結婚的年齡,所以15歲才念超齡班的只有一兩位女同學而已。在韓江中學讀初中的時候,情況大同小異。在下午班讀書,班上多數(shù)是清一色男生,只有初三班上有兩位女同學,鶴立雞群。到了高一,我枯燥無比的求學生涯發(fā)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猶如從寒冷的嚴冬邁入五彩繽紛的早春,班上女同學突然增加了好多位,她們都是從其他學校直接轉到韓江中學的學生?,F(xiàn)在回想,當時學校里的規(guī)則也有點混亂,怎么從別的學校轉來的學生,一來就有資格念上午班,而我們這些原校學生,卻要考到平均分75分以上才能念上午班,真是有點不公平。不過那時我們才沒想那么多,見到女同學出現(xiàn)在班上,而且有一兩個長得還蠻好看的,難得可以體會到真正的男女混合學校的滋味,都興奮得幾乎忘了為公平、公正、合理的學生權益去奮斗了。
上了高一,逐漸適應上午班之后,我更積極地參與思想改革運動,也開始深入接觸領導人,讀更多革命性書籍和資料;最重要的是,我開始體會到什么是“組織”。初中時,還以為許多由“組織”主辦的活動是學生活動,到了高中才發(fā)現(xiàn)其實隱約有個“組織”存在。但是,由于這是一種地下活動,對于“組織”的條例,所知很少,我們就算參與,也不允許討論“組織”的結構。現(xiàn)在回想起來,它其實就是馬來西亞共產(chǎn)黨的外圍組織,由馬共委派一些特派員,專門負責召集和吸引青年學生,參加馬共所策劃的學運等活動。
我們班的同學大致可以分為幾種類型,有些是世家子弟,他們對吃喝玩樂,無所不知;還有一些則是比較有前瞻性,并且以推動思想改革、社會改革為己任。我跟后者接觸多了以后,不知不覺深受影響。我也開始跟這些同學集合討論、分析時事和世界的政局。那時,是1963年。
20世紀60年代,中國社會發(fā)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在此之前,中國經(jīng)歷工商改造、土地改革和農(nóng)業(yè)合作化,也經(jīng)歷了“大躍進”等運動。到了1963年左右,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進一步鞏固,中國教育制度開始對舊教育全面否定,各種各樣的運動、戰(zhàn)爭(抗美援朝)等更是充斥了中國人的生活,中國人忙得不得了。這一切深深地影響著非常關注中國的馬來西亞華人社會?,F(xiàn)在回想起來,我在那個時代環(huán)境下,已經(jīng)不知不覺地介入了革命活動。我并非有意去加入這些活動,不過在那個激蕩的年代,我也無可避免地會產(chǎn)生很多革命的幻想。讀了那些革命的書籍以后,我斗志高昂,也準備為國家和人民創(chuàng)造一個公平合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那時一腔熱血,在今天看來,或許是一個永遠不能實現(xiàn)的崇高理想。
但是,年輕人氣血方剛、意志堅強,渾身有用不完的精力,中學生的這個歲數(shù)搞革命最適當。想當年我們幾個同學曾一同成立研究小組,由“組織”委派我們個別小組去研究各種書籍、各種新思想,然后我們再把結論報告呈交給“組織”。
那時,正好是越戰(zhàn)時期,法國因為在越南奠邊府之戰(zhàn)中慘敗,便退出南北越戰(zhàn)爭,取而代之的是美國。美國在南越扶助越南政府,并展開南北越漫長的戰(zhàn)爭。由于美國軍隊的介入,很多美軍駐扎在南部,進行長期軍事斗爭。而中國政府則在抗美援越。
美國的軍士福利中有休假制度,美國政府會安排一些國外地區(qū)讓他們的軍士前往度假。那時他們最主要度假的地方有中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周邊國家和地區(qū)。
但是,整個馬來西亞的左派斗爭,當時都在高喊“反對帝國主義,支援正義斗爭,高舉反殖民主義的大旗”這種口號,所以當這些兵士來到馬來西亞度假,當時的左派領導人認為需要做一些小動作,讓他們感受到左派的力量,給他們一些沖擊。因此,我們的“高層領導”會派出某幾個小領導,組織發(fā)動一些小規(guī)模的行動,打擊這些在檳城度假的美國軍士。
我們知道這些軍士大多數(shù)會去娛樂場所,于是,為了對他們進行反擊,我們想了一個當時覺得絕妙、現(xiàn)在覺得幼稚無比的方法——丟臭雞蛋。我們會事先買雞蛋,留到它變臭。然后我就載著同學,到我們負責的地區(qū),也就是頭條路紫羅蘭夜總會,并埋伏在那邊等待機會向美國大兵丟臭雞蛋,進行“雞蛋游擊戰(zhàn)”。我還記得有一個晚上等到11點多,正在昏昏欲睡之際,突然看到幾個兵士從夜總會走出來,我們很興奮。我同學走近他們,并把一個臭蛋丟向其中一位大兵的額頭!再快手丟幾個臭雞蛋,然后馬上跳上我的摩托車,趕緊駕回去姓郭橋。當時覺得非常刺激、非常得意,因為我們成功蛋打帝國主義、軍事主義!現(xiàn)在回想,雖然在當時算是一個正義之舉,不過心里對那幾位莫名其妙被臭雞蛋丟中的大兵,也有一絲絲歉意。
為了進行帶著地下組織性質(zhì)的秘密研究,研討會不能隨地進行,而需要找一個隱蔽的地點。我們有幾個“秘密基地”,其中一個在BROWN ROAD的一家洋房。這是因為研究小組里其中一位同學的父親在這家洋房為洋人當廚師,他們?nèi)揖妥≡谘蠓颗赃叺墓と怂奚?。這家洋房占地頗廣——我們從大門口踩腳車進去庭院內(nèi),還要再踩一小段路,才能進到工人宿舍;加上這里是洋人的地方,比較不容易讓人察覺有什么秘密活動在進行。
在這里我們可以聽廣播電臺播送革命信息?,F(xiàn)代人只要在手機上安裝一個小軟件,沒幾秒鐘就能跟世界接軌,收聽各國廣播。然而在當時要收聽北京的電臺,并不容易,收聽時會有很多雜音,需要一些特殊器材才能將雜音“清除”,完成收聽壯舉。不過,我們有無線電研究會,在這些同學的努力下,我們能收聽到短波電臺的節(jié)目。我們把所有跟革命有關的事物都放在這里,一有時間就來聽廣播和研討。這個情況一直持續(xù)到了我高二之后,直到這位同學搬家了,我們才轉移陣地。
高中開始,為了更好地聯(lián)系同學之間的感情,又考量到經(jīng)濟條件的限制,我們想了一個一舉兩得的方法,讓同學們既有機會長時間接觸,又可以開展“時事研究會”。我們一行人發(fā)動5到10個同學,有男有女,每次我要回古樓的時候,大家集體踩腳車跟我一起回。同學們每次到了古樓,會在我家住幾天。這么一來,我每次來回都可省四五零吉,這個價錢在當時不算便宜,家境不太好的,能省則省。
我們通常在早上6點從亞依淡開始踩腳車,一口氣踩下去,上午10點就能抵達古樓。當時的車輛不多,踩腳車沒多大困難。我們?nèi)〉纴喴赖?,踩到檳城碼頭坐渡輪過海,到峇東埔浮橋,再到武吉丁雅
橋,然后踩到高淵橋,過了這些橋之后,就取陸路直踩到古樓。
這些同學大部分是地道的檳城人,由于我們都進行革命,所以很重視勞動工作。
到古樓之后,我會安排漁船載同學們在黃昏時出海體驗漁民生活,看看忽明忽滅的燈塔。有時我用小船帶他們?nèi)プジ?,然后把小船靠岸,在海邊用滾水白灼蛤,蘸一點碾碎的辣椒、剁碎的蒜頭,甚是美味。偶爾我?guī)麄內(nèi)メ烎~,有收獲的話,晚上回家烤魚吃。我還帶他們踩腳車去新港看稻田。
比起檳城,古樓的生活條件很差,尤其是衛(wèi)生設備。那些從檳城去古樓玩耍的同學——尤其女同學——對我們的衛(wèi)生情況難以適應。來到古樓,那些女同學“受益”不少,在這里她們第一次有機會了解鄉(xiāng)村人民的生活。古樓的經(jīng)歷,與她們在檳城的生活相比,有極大的差別。雖然如此,我也發(fā)現(xiàn)很多同學對勞動人民的生活很感興趣,他們甚至要學習捕魚、撈魚、抓魚、種稻,想從中吸取生活經(jīng)驗,因為這對他們來說也是非常新鮮的體會。
為了節(jié)省生活開銷,我從高二開始就跟好幾個同學一起搬到一個位于日落洞網(wǎng)遼的造船廠,那是我一個同學的家族生意,當時剛剛建好。那邊的房間、水電都免費,但蚊子很多。剛開始,我們自己煮飯、洗衣。
衣食住行,什么都要自己解決。當住和行不是問題之后,洗衣服卻是一個煩惱。我從小就很注重形象,穿衣服比較注重整潔。到韓江念書,我跟一位當裁縫的親戚定制了3套校服,天天穿。偏偏校服又是白色的,我們不懂得如何漂白校服,每次看到白衣變黃,就很懊惱。熨衣服我就很厲害,雖然已經(jīng)有50年沒有熨衣服了,但我覺得我的技術應該還是不錯的!
早餐基本上不是大問題,面包咖啡可以解決一餐。但是中餐就不那么簡單了。一開始,我們還天真地決定要自力更生,當一個獨立自主、凡事靠自己的新青年。沒想到,現(xiàn)實的殘酷往往讓美好的夢想破滅。放學時已是下午一點鐘,我們需要先踩腳車到大路后的菜市場去買菜,才能回家準備午餐,最快也要2點多才有得吃。年輕人很容易肚子餓,2點多才吃午餐,每天都餓到發(fā)抖,實在受不了。我每次回古樓就帶些干糧回來,比如咸魚、蝦米、蒜頭等,我最喜歡煮的一道菜,是把蒜頭用油爆后加入蝦米,然后加水、冬菜、青蒜、冬粉,很好吃。
這個船廠房東,有時還會斬半只雞給我們吃。有時候,有些女同學會從家里帶青菜、魚丸來煮給我們吃。那段時光很快樂。
時間是最考驗生活的。久而久之,我們還是得面對現(xiàn)實,每天買和煮中餐,說真的實在很麻煩。于是,我們最后還是決定向現(xiàn)實低頭:吃經(jīng)濟飯,因為這是最簡單方便的方法。最后,吃的問題終于解決。在造船廠住了不久之后,我便搬去一位同學的家寄宿。這位同學名叫郭英文,住在姓郭橋。他的媽媽每個月跟我收45塊錢,包吃、包住、包洗衣服。
郭英文是個好好先生,他身形瘦高、頭腦聰明。我們的收音機一壞,只要交給他,他就有本事幫忙拆開修理。在韓江中學時,他加入無線電研究會——一個極其活躍的左派組織——成為無線電研究會領導人,也在這個組織里受到共產(chǎn)黨思想影響。他做事非常認真,無線電知識很豐富。以當時的環(huán)境來說,無線電的人才非常吃香。最初他只不過是對無線電有興趣而已,自從他認識我們這一群朋友之后,逐漸變得很積極參與各項革命活動。他受左派影響很深,很快就成了組織領導人。無論時事研究或其他活動,他表現(xiàn)都很優(yōu)異。那時他才高一,低我一級,小我3歲
。
我和郭英文的幾位弟弟妹妹
1966年,郭英文中學畢業(yè)了。又過了一年,便遇上檳城因為貨幣貶值問題而罷市的危機,那時,他已經(jīng)開始積極參與各種左派活動。由于我已經(jīng)選擇回古樓從商,不再參與左派活動,所以對他們的活動細節(jié)不太清楚。
據(jù)我所知,在“五一三”事件前后,郭英文已全面投身左派。每一次他來找我,都是很神秘的。比如,他曾有一段時間,要求我在半夜時分用車幫他從古樓碼頭載軍裝布料到居林去給他們組織的人。當時我便已經(jīng)坦白告訴他,我不想再參與這些活動,并婉言拒絕了他。
1967年之后,他開始被政治部到處追捕,只好搬離檳島,退居大山腳愛爾瑪花園,跟檳城一位吳姓聞人的女兒住在一起。郭英文的妹妹后來跟我說,他們兩人當時已正式結婚。郭英文的媽媽也在后來告知我,20世紀70年代初期,吳小姐懷孕了。
吳小姐在懷孕期間,便時有逃亡之日;十月懷胎,把孩子生下不久,她就把孩子交給郭英文的媽媽撫養(yǎng)。那時,她是否已經(jīng)預測到自己從此以后就沒有機會再看到這個小孩?我真的不敢去想,也不忍心去猜。當她還在坐月子的時候,很不幸地,竟被政治部發(fā)現(xiàn)到他們的行蹤。由于政治部懷疑郭英文持有武器,所以派了軍隊去圍剿他們。
為了逃避軍隊,郭英文夫婦開始到處流亡。這種事情,今天的人只能從電影里看到,但是在那個時代,是確確實實發(fā)生過的事情,常人真的無法想象他們是怎么度過那段歲月的。郭英文的媽媽在當時也希望他們能夠趕快上山跟馬共會合,因為他們?nèi)绻徽尾孔ト?,一定會被拷打到半死不活。作為普通家庭的一個媽媽,她能對時事和社會動態(tài)有多少了解?但是孩子既然已經(jīng)做出了選擇,她也唯有忍受這種煎熬!
自從生了孩子之后,郭英文夫婦還過了一兩年這種到處流亡、逃難的日子。一直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期,才獲得上山跟馬共會合的機會。這是因為上山也需要經(jīng)過很多程序,才能獲得“組織”的允準,并且需要一段時間的安排才能獲得正式上山的機會。
根據(jù)郭英文媽媽的說法,他們的原定計劃是從居林去居林山加入共產(chǎn)游擊隊,目的地則是步行到泰馬邊境。沒想到,當他們一行數(shù)人剛要從居林上山的時候,就不幸中了埋伏,被迫與軍隊交鋒。結果,吳小姐和其他幾個同志都不幸身亡。不過,郭英文的弟弟妹妹則告訴我,吳小姐是上山之后不久,才被埋伏的軍隊所殺??傊?,郭英文成功逃脫政府的追捕,上山加入共產(chǎn)游擊隊。
郭英文就這樣離開了我們,再也沒有音訊。
一直到1989年馬共無條件投降,他下山之后,我們才知道他在山上已經(jīng)得了嚴重的腎病,每個星期都要洗腎好幾次。由于醫(yī)院的洗腎機不夠,我們幾位比較親近的同學就發(fā)起捐款,替他買了一臺洗腎機,放在醫(yī)院,以方便他洗腎。那時,很多老同學紛紛捐錢,我也捐了一筆款項。這臺洗腎機裝置在醫(yī)院,條件是他死之后就把這臺機器捐給醫(yī)院。
郭英文下山以后,變得沉默寡言,郁郁寡歡,情緒不穩(wěn)定,甚至不顧身體健康,自暴自棄。我去見過他幾次,他對自己過去在山上的生活和遭遇都三緘其口,態(tài)度也非常消極。幾年之后,他就去世了,那時他只有40多歲,可謂英年早逝。
在20世紀70年代初郭英文流亡之后,我曾去探望他的媽媽。那時我聽說他的父親為了他還改了名(沒換姓)。郭英文的媽媽一見到我,就抱著我哭,我也忍不住哭了。她叫我快快離開,以后最好也不要再來,因為屋子外面都是政治部的監(jiān)督和埋伏,她不希望連累到我。郭英文的弟弟、妹妹后來告訴我說,那時他們屋外一直有政治部官員在偽裝監(jiān)視,一旦看到陌生人,他們就懷疑是“革命同志”,會向他們追問各種問題,甚至會追查每個他們認為可疑的陌生人。他的媽媽很疼愛我,把我當作她的孩子。中學時期在她家住的那幾年,她雖然孩子成群,但在我生病時她還是燉藥給我吃、照顧我,我一直忘不了她的恩情。我那時的經(jīng)濟比較好了,要離開郭英文的媽媽之前,我萬分不舍,把身上所有的錢掏出來給她。
郭英文的弟妹們告知我,郭英文從山上回家的時候,政治部派了官員送他回家,并且將整個屋子和家人的所有狀況都錄影存檔,之后每月定時來給他錄口供;他的葬禮上,那些官員也來全程錄影,確保他已逝世。
現(xiàn)在郭英文的媽媽已去世,郭英文也已不在人世了。我曾造訪他的弟妹們,他們單純又熱情,對郭英文在組織里的事情不甚了解,我可能因有所接觸而比他們了解更多。他的弟妹們一直都過著簡單的生活,當年政治部因他們有一個上山的哥哥,曾無限期用各種手段來威脅、勸告、騷擾他們的生活,不過,現(xiàn)在這些在他們口中也只成了淡淡的往事。
每次想起郭英文的事跡,都讓我無限唏噓和傷感,這些鮮活的故事,可以說是那個年代單純少年走上不歸路的代表例子。他們?yōu)榱艘粋€理想,犧牲了一生,對錯又如何評價?在我眼里,這些年輕人的犧牲,可歌可泣。
戲劇研究會
我從高一開始,就在韓江中學戲劇研究會工作。這個組織非常龐大,有300至400個會員,在學校的活動也相當頻密。每個下午都有舞蹈、歌唱、戲劇的小組集會,大家一邊練習,一邊聯(lián)絡感情。
自從參加這個組織之后,我才學會如何組織人才,如何因才選人。研究會會根據(jù)同學們的才華,把同學們分成不同的小組,每個小組有不同的活動,比如,舞蹈組里的同學們學習不同類型的舞蹈,如民族舞、宮廷舞等。在那個年代,我們最喜歡的是竹竿舞,它蓬勃朝氣,表達大眾的集體生活以及合作無間的正面人生價值觀。至今我還記得竹竿舞的音樂旋律,還能哼唱幾句。
戲劇研究會所選用的劇本,都傾向比較健康、富有正義感的劇情,有的劇本則反對獨裁以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我們所使用的劇本有些由研究會里的同學編寫,有些則是從中國、新加坡引進來的。因為這些活動都是文藝的、健康的,所以能吸引來自不同背景的年輕人,許多董事、家長都支持我們的活動,有時候我們練習得太晚,家長、董事們在晚上還會帶宵夜給我們吃。這一切都很自然、公開,并不突顯它是“左傾”組織。
1964年我高二,被選為戲劇研究會的主席,我猜想是因為我比較能言善道。在那個時候,我已經(jīng)有能力主持一場幾百人的會議,在大型會議上致辭也難不倒我。另外,因為我各方面的條件都不錯,成績優(yōu)秀,選我當主席,也比較容易通過教務主任和校長那一關。
在那個時候,有一些老師已經(jīng)看出戲劇研究會其實帶著些許“左傾”的思想。因此,老師們會規(guī)勸低年級的同學們不要加入。當時我們覺得這是一種對革命工作的破壞,也曾向那些老師解釋,說我們是為了每年的大型文娛晚會而忙碌,要成功舉辦晚會就需要龐大的人力;此外,我們推動的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發(fā)展的文化。那些老師倒也沒有擺起臉孔,一些反而還可以接受我的解釋。
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能夠體會到,當時的戲劇研究會實際上就是一個左派的外圍組織,被利用來作為跟學生們接觸的橋梁,以便能夠進一步去了解個別同學的家庭背景、思維動向?!敖M織”通過戲劇研究會來遴選革命同志,再通過這些革命同志向其他同學宣傳,鼓動大家一起為了建設合理公平的社會而奮斗,并宣揚正義感。時隔多年,今天我不禁猜測,那時幕后肯定有“組織”里比較高層的人,正在密切關注整個戲劇研究會的發(fā)展。不過,由于整個“組織”的一切都非常保密,所以我并不了解具體情況。
校慶文娛晚會
1964年,跟往年一樣,韓江中學總會在校慶日舉辦一場大型文娛晚會。對我們來說,為了籌辦一年一度的盛事,可說用盡全力。晚會的表演規(guī)模相當龐大,工作人員有兩三百人,節(jié)目方面包括戲劇、舞蹈、歌唱、雙簧、潮劇等。全校的同學們向來都非常重視文娛晚會的演出并積極參與,大家都抱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心態(tài)去準備。我身為戲劇研究會以及工委會兩大組織的主席,也兼任大會主席,工作擔子非常沉重。
那年的文娛晚會定在7月15日,一共演出兩個晚上——15號和16號,我投入全部精力來準備這場演出。當時學校的守衛(wèi)跟我建立起很好的關系,為了工作方便,我在沒有校方批準的情況下,搬到禮堂旁邊的儲物室住了兩個月,幾乎沒有去上課。
這件事情我爸爸一直都不知道。至今,我對此也不后悔。那時正是我搞革命搞得水深火熱的時候,每天有各種會議要開,比如小組會議、戲劇研究會的會議等?;I委會有200多人,這是很龐大的隊伍,所以高二時我已處理了許多糾紛,時常需要做協(xié)調(diào)工作,尤其是那些女孩子,她們賭氣,或者教練和組員吵架,我就需要去擺平這些性格比較敏感、易怒的人員。大概我天生有說服力,通常都有辦法說服她們,讓她們繼續(xù)留在籌委會里幫助我。所以后來參加社團活動,我對人事問題的處理并不陌生。
事實上,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下,馬來西亞政治部已相當注意韓江中學的活動。我們在進行舞蹈表演時,每個舞蹈都要得到政治部的批準才可以演出。此事非常棘手,讓我們面對許多壓力。因此,在選擇節(jié)目的時候,我們會盡可能選不過于激進的、沒有色情意味或有資本主義傾向的作品。為此,我們會去詢問吳多發(fā)老師。吳老師會跟政治部一直保持聯(lián)系,詢問他們的意見,看我們的表演能不能獲得機會上臺演出。政治部為了謹慎,會在演出前一兩天才給我們一紙批書。在這種壓力下,我們好像在大海中行船,戰(zhàn)戰(zhàn)兢兢。
經(jīng)過3個多月的籌備,我覺得實在是身心疲勞??尚业氖牵覀兯x的節(jié)目全部都被政治部批準演出。大概因為我比較小心,那些觸及革命內(nèi)容或者思想傾向極“左”的節(jié)目,我都不選擇。
文娛晚會順利結束之后,在接下來的幾天,我的確覺得自己還算成功。勞心勞力的付出,終于獲得完滿的回報。但是,那一年的年考,因為我參加太多活動,成績表現(xiàn)只是平平穩(wěn)穩(wěn),毫無驚喜。我不禁問自己:“為什么要搞得這么辛苦?”我也第一次想到:“搞這種活動,為的是什么?”我開始思考所面對的現(xiàn)實問題。
文娛晚會成功的演出,以及當時的社會狀況——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馬來西亞社會在政、經(jīng)、文、教等方面的發(fā)展都對我產(chǎn)生了影響,讓我開始產(chǎn)生了思想掙扎。另外,我也想到,在畢業(yè)之后,就馬上要離開學校,正式面對各種現(xiàn)實的社會問題,以及切身的生活問題。也許因為我是超齡生,所以比一般人更加成熟。
每當想到自己未來前程的時候,我的內(nèi)心就會開始掙扎,最典型的問題就是,我應該往哪里去?我反復地思考,無法做出任何決定,時間卻不留人,很快地,1964年過去了。1965年伊始,我決心放棄社會主義的革命事業(yè)。在我的內(nèi)心里,感到這條道路實在太理想化,在功利社會里似乎不可能成功。我也開始追問自己這條路是否真對。
1965年到1966年,我基本上已經(jīng)逐漸淡出了這個組織。我只是參與了他們的一些討論會和公開的活動。1965年之后,我再也沒參與了,只是給予精神上的支持。
1965年,韓江中學因經(jīng)費缺乏,舉辦了一次義賣會,我也負責一些義賣會的工作。同年年底,韓江中學室內(nèi)體育館建成,這也是檳城第一座有冷氣的室內(nèi)體育館。在那個年代,可以在冷氣室內(nèi)打籃球,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至今,我作為校友,仍然對此感到驕傲。
體育館開幕之前,校長因為覺得我是一個組織能力強的學生,把我選為開幕典禮工委會的布置主任,工委會里的其他委員都是老師。當天的節(jié)目、司儀,都由我委派。忙了一段時間,我們終于把開幕典禮的事項籌備好了。沒想到,開幕當天,發(fā)生了一個小意外——不知為何,開幕典禮的布條在毫無預警之下突然掉下來!校長急忙在廣播電臺播報我的名字,讓我趕快去處理這事。聽到自己的名字在校園里不?;厥?,我心里慌慌地,手忙腳亂之下,一時找不到負責掛布條的人,也找不到云梯。臨急才想出辦法把它掛上去。真是有驚無險,至今記憶猶新。
不久之后,我便參加了在韓江中學求學時代的最后一項活動:第10屆韓江中學高中畢業(yè)典禮。因為不久就要考劍橋高級水準教育文憑(以下簡稱“劍橋文憑”),很多同學不去學校上課,在家自修。那時我住在姓郭橋,吳多發(fā)老師是當時的訓育主任,他來找我,叫我在畢業(yè)典禮上做學生代表致辭,我有點受寵若驚,便馬上著手準備。
畢業(yè)典禮對當時的畢業(yè)生來說非常矛盾。無論如何,我們終于在韓江中學順利畢業(yè)了。尤其是我,在畢業(yè)典禮上代表500多名畢業(yè)生,在那么莊嚴的禮堂里致辭,感覺非常榮幸,萬分驕傲。過去那幾年,我跟同學們一起生活、學習、活動,彼此之間有極其深厚的感情,因此畢業(yè)時,除了高興,還有激動和傷心。很多女同學在典禮上哭了起來,我沒哭,因為我要強、好面子。但我的心情也非常復雜,一直處于渾噩狀態(tài),在整個儀式完了以后,一件突發(fā)事件才讓我驚醒過來。
我有一個女同學,在3年前跟我借了當時我剛買的腳車,沒料到卻發(fā)生車禍。過后,她的保險賠償了她一筆錢。沒想到在畢業(yè)典禮大會上她宣布說將會賠償我100零吉。我很感動,但我并不需要這筆錢,就現(xiàn)場決定捐給學校。大概從那時起,我就逐步養(yǎng)成了捐助華文教育的習慣吧!
畢業(yè)典禮過后,我的心情悶悶不樂,便和十多個同學一起去植物園發(fā)了一整個下午的呆。
我在韓江中學的歲月,就這樣結束了。
1965年,中學畢業(yè),考完MCE和劍橋文憑之后,我的馬來文及格,英文不及格,只獲得MCE,不能獲得劍橋文憑。
領了成績之后,我馬上就面對“升學”或者“就業(yè)”的人生交岔路。如果要升學,我的意愿是去真正民主的地方,比如西方國家。但是,到那些國家升學的話,費用很高。在那個年代,去臺灣地區(qū)深造是很多華校畢業(yè)生的選擇。當時臺灣地區(qū)的經(jīng)濟已經(jīng)好轉,并開始資助華僑。以我的成績,應該可以輕易進入臺灣的大學。不過,朋友之中沒有一個支持我去臺灣求學,因為我們都是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熏陶的人,怎么可能到國民黨統(tǒng)治的臺灣去留學呢?于是,我決心不去臺灣。若是要到其他國家,我又沒有能力。
20世紀60年代,馬來西亞只有馬來西亞大學一間大學,新加坡大學和南洋大學當然也是我們的選擇之一。南洋大學以左派為主,是我的同儕們互相鼓勵去的學校。我很多好朋友進入南洋大學或是另外一家以左派為主的義安學院。我不去除了經(jīng)濟原因,也因為在那個時候我對左派斗爭的信心已經(jīng)開始動搖,不想再繼續(xù)參加左派的活動,所以就放棄了這兩家大學。這樣一來,我就必須用心學好英文和馬來文,以便進入本地大學。于是我去了私人學院讀大學預備班。
讀了半年的大學預備班,我覺得自己的英文和馬來文程度都趕不上,就決定放棄,一心一意要從事商業(yè)。
雖然我的內(nèi)心充滿掙扎,不過爸爸并不知情。我代表畢業(yè)生在畢業(yè)典禮上致辭,當時的《星檳日報》竟把這則新聞刊登在報紙的第2(或者第3)版,還放了我的一張照片,寫著“許慈色代表畢業(yè)生致辭”。我考完MCE回到家里,心情已很頹廢,升學、就業(yè)兩未知。我爸爸卻很高興地拿出一份報紙給我看,說:“你代表畢業(yè)生致辭啊,真本事!”我可以從他臉上看出喜悅,然而他不知道他的兒子內(nèi)心充滿了“何去何從”的困惑。
那時,我已經(jīng)歷了在學校參加社會主義斗爭的過程,因此內(nèi)心掙扎得非常厲害,對社會主義的理想也已感到意興闌珊。同時,我對自己的意志產(chǎn)生了質(zhì)疑,認為自己沒有那種犧牲的精神;我也開始知道和懂得大哥為什么會處于那么糾結的狀態(tài),就連母親去世要回來奔喪也那么難。雖然在開始加入社會主義斗爭的時候,大哥對我可能是一種思想上的鼓勵;不過到了后來,他為社會主義理想犧牲了一生的狀況,也給了我很大的沖擊。在種種考量下,我選擇走上從商的道路。于是,在1966年8月31日,我結束了在檳城的生活,回到古樓,跟爸爸和家人表明,我已經(jīng)做好了從商的準備。
小結
到了這個年齡,我有一些哥哥已經(jīng)不在人世了。有時,我會想起他們,還有我和他們之間的許多小事。我們童年和青年時的相處,以及他們對我的疼愛,雖然已經(jīng)過了幾十年,但我還是印象深刻,有些片段不時在腦海中浮現(xiàn),清晰得就好像昨天才發(fā)生一樣。盡管當時家境清貧,他們對我卻非常關懷,現(xiàn)在我每次回想起來,都還非常感激他們給了我一個難忘和快樂的童年。人生在世,到了某個階段,就會更懂得親情的可貴。可能年紀大了,隨著年齡增長,我們都很珍惜僅留在世上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很有默契,幾乎都已把過去的不快的事情拋諸腦后,我非常珍惜我和兄嫂、姐妹的感情。
許慈色(廷炎)畢業(yè)照和畢業(yè)感言
此外,我也感謝家人在千辛萬苦之中,讓我完成高中學業(yè),讓我有了一定基礎的知識水平。在當時,高中畢業(yè)已經(jīng)算是相當不錯的學歷。我深深體會到,教育可以改變一個人,也可以決定一個人的未來。我很慶幸,自己雖生長在一個落后的鄉(xiāng)村,家境又貧窮,如果不是受了這般教育,可能就不能這么順利地取得今天這小小的成就。
檳城韓江中學高商中第五十屆畢業(yè)刊封面
畢業(yè)刊常務委員職員表和顧問表
中學時所參與的一些學運活動,讓我交到不少朋友,也養(yǎng)成一些好習慣,比如閱讀、守時、盡責、做事有條理、工作有計劃、組織有系統(tǒng)等,并形成較強的觀察力與分析力。這些對我后來的人生,無論是工作還是做人,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中學畢業(yè)班全體級長[中排左八為許慈色(廷炎)]
- KUALA KURAU。
- SUNGAI BARU。
- 我的小叔很會讀書,書法很好,是個才子。
- TANJUNG PIANDANG。
- 中文“長”的意思,大概是因為他身高很高。
- 羅里,英語Lorry的音譯,意為卡車。
- HONG KONG LANE,也就是今天的JALAN CHEONG FATT TZE。
- HEALTH INSPECTOR。
- “五一三事件”爆發(fā)于1969年5月13日的馬來西亞,官方解釋此事件主要是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種族沖突。官方聲稱是因為各族間政治及經(jīng)濟能力的差異。這次血腥的種族沖突導致了多人死亡和負傷,在華人占多數(shù)的地區(qū),華人死傷人數(shù)遠高于馬來人。事后,馬來西亞政府開始執(zhí)行新經(jīng)濟政策以消滅種族及經(jīng)濟差異,同時降低貧民率,主要內(nèi)容為給馬來人特權。新經(jīng)濟政策在馬來人中培養(yǎng)了一批中產(chǎn)階級。(http://zh.wikipedia.org/wiki/五一三事件)
- BAGAN SERAI。
- 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5日。
- MALAYAN PEOPLES'ANTI-JAPANESE ARMY,簡稱MPAJA。
- PENANG ROAD。
- 陳平(1924—2013),本名王文華,馬來西亞共產(chǎn)黨與馬來西亞政府簽署?;饏f(xié)議前的最后一任總書記。他出生于馬來西亞霹靂州實兆遠,祖籍中國福建省福清市。1939年他加入馬共,后加入當?shù)乜谷沼螕絷?。日本占領馬來亞后,他作為馬來亞抗日領導人之一與英國皇家陸軍并肩作戰(zhàn),后因抗日有功,獲大英帝國員佐勛章,1989年12月8日,經(jīng)過多番談判,馬共、泰王國政府與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xié)議》,馬共自愿解除武裝,解散全部游擊隊,宣誓效忠馬來西亞政府。但陳平本人仍受到馬來西亞當局猜疑,始終未能獲準返回馬來西亞。陳平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流亡泰國,此后再也沒返回馬來西亞;2000年起,陳平多次申請回國祭祖探親,但遭馬來西亞高等法庭駁回,此后至死不曾回國。陳平在馬來西亞至今仍充滿爭議。
- 潮州話,是一種群居貝類,生活在鹽度較高的外海灣或島嶼的灘涂中。
- 臺,潮州話“殺”的意思。
- BUKIT MERAH。
- KELONG。
- KUALA GULA。
- JAWI。
- 揮春,即春聯(lián),粵語地區(qū)稱為揮春。
- 美祿,MILO的音譯,一種由雀巢公司出產(chǎn)的巧克力飲品,含有巧克力和麥芽成分。由于味道濃郁芳香,營養(yǎng)豐富,是馬來西亞人廣為喜愛的飲料,被戲稱為“國飲”。
- 即英文中學。
- 載自:http://www.djz.edu.my/resourc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section&id=56&Itemid=89。
- 載自:http://www.djz.edu.my/resourc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section&id=56&Itemid=89。
- 載自:http://www.djz.edu.my/resourc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section&id=56&Itemid=89。
- 宋校長反對改制,主張吉輦中學應該堅持當獨立中學。改制之后,他到韓江中學(獨中)當下午班主任,后來在韓江中學當校長。
- 當時宋校長已去韓江中學上班。
- PARIT BUNTAR。
- 以英文為媒介語。
- 國會通過《1961年教育法令》,教育部長在下議院提議準許國民型中學(改制中學)開下午班收容不合格學生。這個建議后來發(fā)展為容許改制中學附設獨立班。(ht-tp://xtarsam.wordpress.com/2013/01/05/談馬來西亞的華文中學改制/)
- 詳情可以參照本書《我的爸爸》一文。
- 韓江中學簡介:1939年,已故韓江中學第一屆董事長林連登先生,因當時學子就讀日眾,原有吉寧街的校舍無法容納,遂毅然購下現(xiàn)有校地,面積31英畝,值時價30萬元,捐獻韓江中學興建校舍,增辦高小部。1950年7月15日,韓江中學舉行奠基禮,著手興工建筑校舍,迄1951年春,完成教室20間以及食堂、禮堂,2月1日正式上課,因此奠定韓江中學百年樹人之基礎。1962年教育制度改變,全馬各華文中學紛紛改制為全津貼的國民型中學,韓江中學董事部議決不接受改制而成為華文獨立中學,自籌自辦,不受政府分文津貼。在眾善心大德的支持及熱心捐獻下,韓江中學完善的硬件建設一一落實(室內(nèi)體育館、圖書館、商科樓),一時韓江中學被稱為大馬最具規(guī)模、設備最完善的獨立中學。韓江中學自創(chuàng)迄今已過半個世紀,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學生來自全馬各州及鄰近東合國家,尤其是泰國及印尼,學生人數(shù)一度達三千余名。韓江中學肩負維護及發(fā)揚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重任,培養(yǎng)實用之工商科學人才,以適應環(huán)境之需求。除了堅持母語教育,1998年更創(chuàng)立了韓江ELS語言中心,提供高素質(zhì)英文教學,1999年設立兩間冷氣電腦室,以提供學生學習電腦資訊課程。同時更創(chuàng)辦韓江學院,開拓學子升學的渠道(http://hchs.edu.my/history.a(chǎn)spx)。本書傳主是韓江學院創(chuàng)辦人之一。
- NORTHERN ROAD。
- BUNGLOW,獨棟別墅。
- 也就是今天的國陣。
- 勞工黨和人民黨。
- ABDUL RAHMAN TALIB。
- 委員會的9位成員包括了陳修信的3位親信:梁宇皋、王保尼和許金龍。
- 1961年起,政府不再舉辦以華文為媒介的中學公共考試(初中三年級考試、華文中學升學考試和華文中學離校文憑考試),只以官方語言——馬來文或英文作為考試媒介;在中學方面,規(guī)定只有“全津貼中學”[即國民中學(馬來文中學)與國民型中學(算是華文中學)]和不受津貼的“獨立中學”兩種,并自1962年1月1日起,停止對不合格(不接受改制)的局部資助學校的津貼,而獨立中學可以繼續(xù)存在,但須受到政府教育條例之限制。這意味著,華文中學面對兩個選擇:接受政府的津貼和條件,改制為國民型中學,或是不接受政府津貼成為獨立中學。(http://zh.wikipedia.org/wiki/獨立中學)
- LOWER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初級教育文憑,相等于初中評估考試。
- 從亞依淡(AIR ITAM)坐車去碼頭要2角錢,之后坐船過北海要3角錢。從北海坐巴士去巴里文打要一零吉三角零吉,再從巴里文打坐巴士去古樓要5角錢。一次來回要四五塊錢才能到家。
- PERMATANG PAUH。
- BUKIT TENGAH。
- JELUTONG。
- 他是我的堂兄,每一套校服,他給我折扣一零吉。大概聽到我在檳城讀中學,他替我高興。那時一套校服要5~6零吉,很貴。我很感激他。所以現(xiàn)在看到人家沒有能力讀書,我都會去幫助他們。
- JALAN PERAK。
- RADIO。
- 因為我是超齡生。
- 馬來西亞獨立之后,政府一直以英鎊作為儲備金。1967年,馬來西亞政府決定發(fā)行新幣,中央銀行宣布新舊幣的兌換率為一對一,而且不受限制。沒想到不久后,因為國際局勢(英國在中東戰(zhàn)事中暗中支持以色列)導致英鎊匯值大跌,結果舊幣也跟著英鎊貶值,中央銀行宣布新舊幣的兌換率不再是一對一,導致市場流通大混亂、股市停業(yè)、各行業(yè)工會罷工和各種對政府的指責,加上新硬幣的供應不足,使得民間怒火燎原,一發(fā)不可收拾。到了高峰期,檳城的勞工黨(傾左)終于在1967年底,號召了一千多人展開一天的罷市游行,抗議舊幣貶值,最后,鎮(zhèn)暴隊向人群直接射擊催淚彈,導致游行隊伍有人受傷,憤怒的人群也把一些路段的街燈全部打爛。后來,在一些勞工黨領袖的號召下,于1967年11月24日,總罷市在檳城全面展開,群眾自發(fā)到處游行并與警察周旋,此怒火也延伸至全馬各地。大罷市之后,政府不得不宣布新舊硬幣可以等值通用,以消除民怨。但是,有心人則利用此事,引發(fā)了隨之而起的種族騷亂和沖突,以致最后勞工黨和其他支持罷市的許多領袖被捕,被送入扣留營。(部分摘自: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393674/)
- ALMA。
- 馬共成員因不容于馬來西亞政府,退居山林,策劃通過發(fā)動武裝斗爭奪取政權。
- KULIM。
- 校慶日。
- MALAYSIA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簡稱MCE。
- FORM6。
- 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和五哥都已經(jīng)先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