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展望（文學）

〔日〕綠川英樹 道坂昭廣 永田知之 小松謙 平田昌司 撰

江曙 譯 石雷 校

緒言

繼前集之后，由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代表：綠川英樹）擔當“學界展望（文學）”。本文以2017年1～12月在日本國內(nèi)出版的有關(guān)中國文學的論著為對象，對主要研究成果和研究動向進行介紹。基本上以單行本為例，必要時還涉及期刊論文、日本國外及過去的研究成果等。

想必已是眾所周知，從2017年開始，不再進行文獻目錄的整理制作以及在學會主頁上的刊載。雖然站在負責擔當?shù)膶W校的立場來看，能大幅度減輕工作負擔確實值得慶幸，但是傳統(tǒng)型的目錄，能夠統(tǒng)覽當年出版的單行本和學術(shù)論文的全部標題，這不是本學會向社會提供的寶貴的學術(shù)資源之一嗎？不僅是輸入關(guān)鍵詞，用最快的速度訪問所需信息，而且當你漫無目的地瀏覽目錄時，卻遇到意想不到的論著，這不也是種喜悅嗎？經(jīng)過專家的鑒別進行分類、挑選后編纂的目錄，在數(shù)碼時代，或許已經(jīng)退出歷史舞臺，但是個人不免感到一絲落寞（實際上，今年也制作了用于“內(nèi)部參考”的單行本文獻目錄）。

下面將沿襲去年的分類，對各個時代和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述評。撰寫人員中，除了京都大學校內(nèi)的學者——道坂昭廣（人類·環(huán)境學研究科）、永田知之（人文科學研究所）、平田昌司（文學研究科）等諸位外，還得到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小松謙先生的鼎力幫助。包括本人綠川在內(nèi)，五人各自承擔的部分，均在末尾標注姓名。另外，由于篇幅的原因，不得不割愛“先秦”和“比較文學”部分，敬請諒解。

（綠川英樹）

一 總論

在以往的文獻目錄分類中，橫跨兩個分類的論著被重復采錄，而若涉及更廣泛的領域，則列入“總論”之中。涵蓋多種多樣內(nèi)容的論文集，或者有綜合性、概括性主題的一般書籍大多如此。武田雅哉的《中國飛翔文學志》（人文書院），若非要分類的話，除了放在“總論”之中別無他法，遑論“先秦”“近現(xiàn)代”這些既定的分類，即使是“中國文學”這個框架也難以涵蓋，此書天馬行空，是跨界的、稀有的存在。

如同長長的副標題《想在天空中飛翔的“綺態(tài)”人們的十五個夜話》所表現(xiàn)的那樣，從第一夜到第十五夜，宛如月亮漸漸充盈，仙人、降落傘、風箏、飛車、木筏、氣球等漸次登場，所謂“綺態(tài)”講述的是中國各種各樣關(guān)于飛翔的傳奇故事。作為古典詩的研究者，筆者尤其被第九夜《天空洞的那邊》所吸引。與從前人們將月亮當作天空中圓形洞穴的傳統(tǒng)觀念相對，17世紀望遠鏡被引入中國，新的科學知識也隨之傳入，人們開始創(chuàng)作從月球人的角度眺望地球的詩歌。作者認為，這種旨趣（“眼球的飛翔行動”）以中唐詩人李賀的《夢天》為濫觴，歷經(jīng)清代學者阮元《望遠鏡中望月歌》、陳澧《擬月中人望地球歌》等作品，得到更進一步的發(fā)展。這對于梳理科學知識和想象力的關(guān)系，是極富啟發(fā)性的研究。

武田先生的學術(shù)研究可謂獨具一格，他博搜古今東西的文獻，引用豐富圖像，特別是“尋找有趣的東西，‘超認真’地鉆研它的趣處”（見《后記》），此種處理研究對象的態(tài)度貫穿全書。這樣的“好奇”之心正是武田的“世界”具有獨特魅力的源泉。另外，其與人合編的《中國文化55個關(guān)鍵詞》（Minerva書房，2016）也是能激發(fā)人們對深不可測的中國文化產(chǎn)生興趣的優(yōu)秀著作，這里索性一并提出。

更正統(tǒng)派的文化史研究，有中國文化事典編輯委員會所編《中國文化事典》（丸善出版）。它共由138人分工撰寫，涉及中國文學的主要是：5.文學、6.美術(shù)、7.藝能等三個部分。在有限的篇幅中，語言精練，可讀性較強，卷末的“參考圖書”也很豐富。日本的年輕一代對以漢詩文為首的傳統(tǒng)中國文化關(guān)注越來越少，對他們來說，這種工具書想必會成為有益的引導。盡管如此，在21世紀即將迎來第20周年的今天，是否會出現(xiàn)囊括中國文學研究的最前沿、以學問與知識的更新為目標的具有挑戰(zhàn)性的概論著作呢？我自己雖力不能及，但仍對此心存期待。

論及英語圈，魏樸和（Wiebke Denecke）、李惠儀（Wai-yee Li）和田曉菲（Xiaofei Tian）主編的《牛津中國古典文學手冊：公元前1000年—公元900年》（牛津大學出版社），正能滿足我的學術(shù)期待，也可謂2017年最重要的收獲。本書是牛津版手冊系列中的一本（作者大部分是北美著名的學者、專家）。從西周到唐末，以約兩千年間的中國古典文學為對象，分為“序論”“讀寫能力的基礎”“文學生產(chǎn)”“時間、地點、人物”和“古代、中古中國與世界”等五個部分。從“文學”概念的闡釋開始，隨后論及手抄本文化等文本傳播的情況；文學和書畫的關(guān)系；由注釋、類書和總集形成的知識結(jié)構(gòu)；目錄學和文體的區(qū)分；圍繞日本、朝鮮、越南的東亞漢文學等，主要從社會史、文化史的角度出發(fā)，提出了重要的論題。

近十幾年來，歐美學界對中國文學史及與之相關(guān)的大型工具書的出版呈現(xiàn)出活躍的態(tài)勢，例如康達維（David R.Knechtges）和張?zhí)┢剑═aiping Chang）合編的《中國古代及中古文學史料叢考》（荷蘭博睿學術(shù)出版社，2010～2014），相較于采用詞條式百科全書的著作體例，本書的特色在于重新審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思維框架本身。今后是否有宋代及以后的續(xù)刊暫不清楚?，F(xiàn)代文學方面，有羅鵬（Carlos Rojas）和白安卓（Andrea Bachner）主編的《牛津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手冊》（牛津大學出版社，2016）已經(jīng)付梓。

（綠川英樹）

二 漢魏晉南北朝

作為這個時代的成果，我介紹以下四本著作。

中島長文校注、伊藤令子補正《魯迅〈古小說鉤沉〉校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在京都大學學術(shù)信息庫（KURENAI）上公開。此校注本并未以書本形式公開（只印刷了20份）。該校注的一部分已發(fā)表在《神戶外大論叢》（1990年代）上。中島先生在序文中說道，魯迅編纂《鉤沉》的時間或早于1912年2月。自魯迅編纂以后，歷經(jīng)百余年，終于公開了“盡可能準確的文本”（中島《序》）（當然，在此期間也曾有人做過同樣的工作。如2000年代富永一登先生對《幽明錄》進行校解）。今后研究古小說時，《魯迅〈古小說鉤沉〉校本》將成為必參考的校注本。同時，像這樣價值較高，但又尚未公開的研究成果，一定很多。我希望以此為契機，這些成果能以各種方式公開。

相較于以準確文本為目的的中島先生的工作，高橋稔《古代中國的故事和故事集》（東方書店）一書試圖探索文本以前的故事的起源。本書第一章《古代中國的三大故事》在散文和韻文作品中考究了故事的韻律、語調(diào)的痕跡。在第三章《隋唐時代的故事與小說的關(guān)系》中陳述了這種韻律、語調(diào)在后世的文體中發(fā)揮的作用，這給我們解讀文學作品帶來了極大的啟發(fā)。

福井佳夫《六朝文評價研究》（汲古書院）關(guān)注了作品的藝術(shù)表達。眾所周知，六朝的散文，在節(jié)奏和技巧上有嚴格要求。本書以曹丕《典論·論文》、隋朝李諤《上隋高帝革文華書》、日本《古事記序》《懷風藻序》等12篇作品為例，論述其內(nèi)容和技巧。在《結(jié)語：六朝文的評價》中，福井先生闡述自己的評價方法，并對這12篇散文進行排名。關(guān)于評價和調(diào)查的方法，今后可能會有進一步的改進，但是，關(guān)于什么樣的文章被稱為名文的問題，福井先生提出評分標準并對其排名，是對六朝散文進行研究的獨特思路。

另外，門脅廣文《洞穴中的田園和兩個〈桃花源記〉》（研文出版）注重對作品的解讀。各章整體上都貫穿了一種形式，即提出問題、探討先人的研究和展開討論，通過這些論題逐步加深對《桃花源記》的理解。

這四本著作是已完成的論述和論證，因此，這些論著也將促進今后文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道坂昭廣）

三 隋唐五代

首先，需提及岡村繁先生的《白氏文集》第一卷（明治書院，新釋漢文大系）。長期以來公開發(fā)行的這份譯注本，由于正文出版的結(jié)束，只剩下第十三卷的《索引》。第一卷除了白居易年輕時所著的重要作品《白氏文集》卷一至卷四《諷喻》的譯注外，還在卷頭收錄了作者的長篇《〈白氏文集〉解題》。我們期望已故的作者及其弟子輩的研究者們對白居易的所有作品進行日語譯注，希望今后能對此領域的研究有所貢獻。另外關(guān)于白居易，白居易研究會編著的《白居易研究年報》18（勉誠出版）以《特集：飲酒和飲茶》為題，收錄多篇論證其文學與酒和茶關(guān)系的文章。這些研究聚焦生活文化、白居易的詩文和日本文學的關(guān)系，可以說是一個頗有意思的創(chuàng)見。

同樣作為譯注書，川合康三、綠川英樹、好川聰編著的《韓愈詩譯注》第二冊（研文出版）也已出版發(fā)行。此書對永貞元年（805）至元和元年（806）韓愈創(chuàng)作的詩歌進行了譯注，共44篇47首。雖然所涉時間較短，但這是韓愈從最初的降職流亡至復歸的時間，在這期間，他寫作的6首聯(lián)句詩，也是值得關(guān)注的。另外，書末附有齋藤茂先生所作的《韓愈小傳》《韓愈年譜》。第一冊的年譜以永貞元年為限，第二冊的年譜以韓愈的死為限，與小傳一起，這些對討論其生平經(jīng)歷是極為有益的。

此外，還出版了兩本專門研究作家的論著。其中，《日本文學志要》97（2018）刊載了和田英信先生對黑田真美子《韋應物詩論——以〈悼亡詩〉為中心》一文的評論，該書評指出，本書是“作為專以韋應物詩為對象的著作，恐怕是中日最早的”。著作利用2007年發(fā)現(xiàn)的韋應物及其妻兒墓志等新資料，除序章、終章、附章外，5章均由新近發(fā)表的論文構(gòu)成，正如副標題所示，論證本書的主題是韋應物為亡妻而創(chuàng)作的詩，這些“內(nèi)心擁抱黑暗”的作品孕育了韋應物的詩歌，并實現(xiàn)詩歌創(chuàng)作之“情景交融”。

與之相對，后藤秋正先生撰寫《〈春望〉的系譜——再續(xù)杜甫詩話》（研文出版），包含三個部分：《關(guān)于〈春望〉》《杜甫的詩和詩語》《杜甫的〈逸詩〉和〈逸句〉》，即使只論及杜甫這一位詩人，也涉及多方面的主題。前文所舉的《韋應物詩論》以學位論文為依據(jù)，論述又能一以貫之。此書主題不限，同《韋應物詩論》形成鮮明的對照。同時我們應該看到兩本書具有共同點，即通過深入分析詩中的用語、修辭，能夠使所研究的詩人形象立體、鮮活。

富永一登先生從20世紀末就撰寫對《文選》的論文和書評進行述評和總結(jié)，研究成果結(jié)集為《〈文選〉李善注的活用——文學語言的創(chuàng)作與繼承》（研文出版）。第一部分為《文學語言的創(chuàng)作與繼承》，第二部分是《〈文選〉版本考》，此前冠以序章《對語言表達的講究》。這個“講究”是指李善對《文選》收錄作品所用詞語的態(tài)度，與作者的研究態(tài)度相通，特別是本書論著的第一部分，與前文所舉的兩本專門研究詩人的論著相同，本書告訴我們，在細致考證的同時，應該將對語言的考察作為文學研究的首要和重點。

這里需要提及洲脅武志先生的著作《〈漢書〉注釋書研究》（游學社），雖與文學研究稍遠，但同樣對初唐文獻進行注釋。此書以作者的學位論文為基礎，書中所用到的文獻，現(xiàn)存的顏師古注自不必說，并且登載許多零散、散亂的注釋書，并進一步論述唐初《漢書》的演變，以及注釋逐漸被接受的過程等。《漢書》的權(quán)威性不必贅述，作者運用文獻學的手法，系統(tǒng)地闡明關(guān)于該書至今仍被忽視的問題。另外，包括本書作者在內(nèi)的研究者們使其他史書的注釋也得以面世，這些史書與顏師古所作《漢書》注釋處于同一時段，它就是中林史朗、山口謠司監(jiān)修，池田雅典、大兼健寬、洲脅武志、田中良明等先生譯的《中國史書入門·隋書》（現(xiàn)代語譯）（勉誠出版）。大東文化大學教員和畢業(yè)生合編的此書，主要有：翻譯（本紀全譯）、《隋書》以及隋代的專欄、資料篇，均可對照譯文和原文。譯者多為思想、學術(shù)史專家，可謂本書的特點。

尚永亮著，愛甲弘志、中木愛、谷口高志等翻譯的《貶謫文化與貶謫文學——以中唐元和期的五大詩人的貶謫及其創(chuàng)作為中心》（勉誠出版）一書，運用的翻譯方法與上述諸書稍有不同。此書以《貶謫文化與貶謫文學——以中唐元和五大詩人之貶及其創(chuàng)作為中心》（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為基礎和底本，副標題中“五大詩人”分別是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元稹。作者將目光聚焦于這五位詩人，均為中唐代表詩人，且都有流放到偏遠地區(qū)的經(jīng)歷，論述其經(jīng)歷與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原書中征引的歐美文獻，除譯者注釋中列舉出的日語譯本外，書末還附有“引用詩文索引”，希望借由此書對“貶謫文學”這一概念的有效性進行深入探討。

將范圍擴大到詩文和注釋學之外，尚需提及長谷部剛先生和山寺三知先生共同編譯的《林謙三〈隋唐燕樂調(diào)研究〉及其周邊》（關(guān)西大學出版部）一書。本書將僅有中文譯本的林謙三著、郭沫若譯的《隋唐燕樂調(diào)研究》（商務印書館，1955年重?。┓催^來譯成日語，此外收錄5篇文章，陳應時《試論〈隋唐樂燕樂調(diào)研究〉的新見解》一文，為解讀此書所作。編譯者們發(fā)現(xiàn)林謙三撰寫但未發(fā)表的原稿《唐樂調(diào)的淵源》，還有林謙三撰寫的其他兩篇文章，郭沫若撰寫的一篇文章。此書是探討唐代俗樂——“燕樂”的先驅(qū)性研究，此前在中國影響很大，在日本反倒沒有被充分重視和使用，這不免令人遺憾。此書有詳盡的譯文和譯注，作者對于此領域的獨創(chuàng)研究成果如能得到充分重視和利用，將是學界一大幸事。

（永田知之）

四 宋

毋庸贅言，《太平廣記》是中國小說史研究的基本資料，但這五百卷書自身的特質(zhì)、編纂目的以及在后世的接受與流傳，卻歷來未能得到詳盡闡述。西尾和子的《太平廣記研究》（汲古書院）是日本首次志在從正面著手解決這些問題之作。此書在序章和終章之外，共由5章構(gòu)成。西尾先生的細致考證，最突出地體現(xiàn)在第四章《〈太平廣記〉在南宋兩浙地區(qū)的普及》。此章指出了南宋兩浙地區(qū)的《太平廣記》刊刻事業(yè)的推行、出版費用的支出均有當時的轉(zhuǎn)運司參與，以及紹興二十九年（1159）召開的曝書會上皇帝將其刊本分賜群臣，是《太平廣記》得以擴大影響的重要契機等問題，其中不少真知灼見。

第二章《〈太平廣記〉成立后的出版經(jīng)過》和第三章《〈太平廣記〉的接受形態(tài)——從“類書”到“讀物”》，對張國風《〈太平廣記〉版本考述》（中華書局，2004）等以往的見解提出了異議，認為《太平廣記》制成鏤版后藏于宮中書庫，其未被利用的空白期至仁宗的天圣年間（1023～1032）以后，遲至蘇軾、黃庭堅活動的元豐、元祐（1078～1094）年間才廣泛刊布于世間。此外，《太平廣記》從創(chuàng)作詩文時參考的“類書”轉(zhuǎn)變?yōu)樾≌f類的消遣“讀物”，也與世上流通的歷程一致。不過，館閣中書籍（特別是抄本）的受閱覽情況如何，將《太平廣記》的編纂目的和普及推廣的歷程與西昆體和江西詩派的盛行直接聯(lián)系起來是否妥當?shù)葐栴}尚存疑問，但不管怎樣，以此書的出版為契機，不僅小說史研究，而且宋代文人的社交網(wǎng)絡和出版文化的狀況等研究，想必都將會喚起研究者們各種各樣的問題意識。

種村和史《〈詩經(jīng)〉解釋學的繼承與變化——以北宋〈詩經(jīng)〉學為中心》（研文出版）一書，是正文達1000頁，又有33頁的一覽表和索引的巨制。全書分為五個部分：《歷代〈詩經(jīng)〉學的概觀》《北宋〈詩經(jīng)〉學的創(chuàng)始與展開》《解釋的修辭法》《儒教倫理與解釋》《宋代〈詩經(jīng)〉學對清朝〈詩經(jīng)〉學的影響》，共20章。論述范圍廣泛，上自漢唐《詩經(jīng)》學、宋代《詩經(jīng)》學，下至清朝考證學下的《詩經(jīng)》學。本書的特征，在于重視各時代學者、論著之間的有機關(guān)聯(lián)和影響關(guān)系，構(gòu)建獨立的《詩經(jīng)》闡釋學史。

本書關(guān)于北宋《詩經(jīng)》學的研究尤為細致。略舉其一端，如以歐陽修的《詩本義》為首的北宋《詩經(jīng)》學的形成，實際上是受到唐代的《毛詩正義》直接且根本的影響。另外，王安石和程頤雖然在政治上處于對立關(guān)系，但是在《詩經(jīng)》解釋上二者卻持相同的學術(shù)觀點。以上見解皆促使人們修正舊說。作為《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第二輯中的一冊，中文版《宋代〈詩經(jīng)〉學的繼承與演變》（李棟譯，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同時出版。今后，在研究《詩經(jīng)》的學者之外，也希望得到國內(nèi)外古典相關(guān)研究學者的反響。

最后再談一下譯注?！讹L絮別冊 龍榆生編選〈唐宋名家詞選·北宋編〉》（一）（日本詞曲學會），齋藤茂、田渕欣也、福田知可志、安田真穗、山口博子譯注《〈夷堅志〉譯注·乙志上》（汲古書院），福本雅一監(jiān)修《中國文人傳》第六卷宋四（藝文書院），皆順利地持續(xù)刊行。尤其是《中國文人傳》，雖然很少為專家以外的世人所知，但此書不僅僅有詩人、文學家的傳記，還對書畫、古董相關(guān)人物的傳記進行了詳盡的譯注。已刊的第三至五卷，附載梅原郁所著3篇文章：《北宋前半期的官制》《北宋后半期的官制》《宋代地理的概略》，這些對文學研究者都很有參考價值。

（綠川英樹）

五 金元明清

關(guān)于金元明清文學，這一年沒有出版專門從事文學作品研究的大型書籍，但是在相關(guān)的跨學科研究中，卻有值得關(guān)注的成果。

首先是高橋文治編著的《〈元典章〉所講述的事——元代法令集諸相》（大阪大學出版會）一書。通常，從成書背景、內(nèi)容、文體、官府間公文的收發(fā)狀況等多方面，對匯集元代各種法令的《元典章》進行研究的該書，是被歸類于歷史學的，但是，不僅在《元典章》中常見的蒙文直譯體這一特殊文體的定位，是中國語言研究的重要問題，就連其他的白話文，也是中國語言研究，甚至以元曲為首的白話文學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而且，其中所描繪的元代社會諸相、官僚體系實態(tài)，是通過其他途徑難以得知的，豐富地展現(xiàn)了當時的平民生活狀況，這為理解元代文學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知識?？梢哉f，通過各領域?qū)＜夜餐献髯珜懙倪@部書，是一個真實展示跨學科研究的重要性和有效性的范例。通過此書，《元典章》這本書，以及其背后的元代社會實態(tài)得以鮮明地浮現(xiàn)出來。

下面舉一個與美術(shù)相關(guān)的成果。瀧本弘之主編《中國古典文學插畫集成·第十集 小說集〔四〕》（游子館）是長年連續(xù)出版叢書中的一本，每次都附有翔實的解說。但是這次特別提及，是因為該書中上原究一先生和松浦智子先生的高水準解說，為小說研究提示了新的方向。兩位先生通過探究插圖的出處和依據(jù)，深入調(diào)查版本和出版者的關(guān)系，來揭示這些刊本的性質(zhì)。這里所展現(xiàn)的也是跨學科研究的重要性。研究明代后期以后的文學作品，特別是以不特定多數(shù)的讀者為對象創(chuàng)作的，帶有近代色彩的白話小說時，不僅要有文獻學、美術(shù)史、歷史學的知識，更需要對當時的社會狀況有充分的了解。年輕一代中，擁有博學知識和視野的研究者不斷出現(xiàn)，這也預示著白話文學研究會有一個新的發(fā)展。

同樣與美術(shù)有關(guān)的克雷格·克魯納斯著、武田雅哉譯《圖像滿滿的中國——明代視覺文化》（國書刊行會）一書，是作者1996年著作的翻譯。特意提及這本并不算是新成果的書，一是因為，該書不同于以往將文人畫放在首位和重心的認知，論證了大眾更重視寫實繪畫一事。此研究算是后來的與以知識分子不同觀點重新審視這一文學研究潮流的先驅(qū)之作。二是因為，20年前的著作現(xiàn)在才第一次被翻譯出版。三是因為，該書的注釋中所引用的既有研究，除了被中國論文參照的研究以外，幾乎沒有日本的成果，筆者對此感到憂慮。歐美的中國學研究很少被介紹到日本，反之歐美的研究者也很少有機會看到日本的研究，這種情況亟須改變。

從西歐視角這一點來看，雖然稱不上是文學研究，新居洋子《耶穌會士和普遍帝國——由在華傳教士進行文明的翻譯》（名古屋大學出版會）一書，提供了頗有意味的觀點。該書以活躍于清代的耶穌傳教士阿密歐的活動為中心，詳細論述了怎樣的中國形象是如何傳到西歐的，闡明了在西歐以中國學為基礎的中國形象的形成過程的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從相對角度來看待中國文明的機會。不僅如此，將滿洲語作為“普遍語”來認識的動向，向耶穌傳教士提供中國史知識的是建陽書坊出版的通俗歷史書等，與中國的語言、文學相關(guān)的趣事也很多。

另外，小川陽一的《明清的神簽與社會 關(guān)帝靈簽的全譯》（研文出版）也可以說是跨學科研究的一個例子。針對日用類書和小說的關(guān)系，小川先生發(fā)表了一系列優(yōu)秀論文，這部著作不僅對現(xiàn)今廣泛使用的描述關(guān)帝廟神簽的著作《關(guān)帝靈簽》進行了解說，還對其全文進行了翻譯。盡管對中國人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但一直以來都沒出現(xiàn)于文獻中的這類資料的介紹，如該書所述，其意義對受其影響的白話文學研究自不必說，對理解中國社會也有很大幫助。

大木康《蘇州花街散步——山塘街的故事》（汲古書院）是一部通過實地勘查和文獻解讀來再現(xiàn)明末清初雖盛名遠播卻實態(tài)不詳?shù)奶K州花街面貌之作。通過挖掘當?shù)丶捌湎嚓P(guān)記憶，描繪出曾經(jīng)存在的文化，這種嘗試同樣可以說是橫跨文學、地理、歷史等各學科的研究成果。書中飽含蘇州愛的筆鋒也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井波律子譯《水滸傳》（講談社學術(shù)文庫）和二階堂善弘監(jiān)譯《全譯封神演義》（勉誠出版）等大規(guī)模翻譯書的出版也不得不提及。前者是巖波文庫的吉川幸次郎、清水茂譯本之后容與堂本《水滸傳》的最新翻譯，后者是一部在博得極大人氣的同時，卻只有缺乏準確的翻譯、抄譯，連登場人物姓名等信息也被不正確地擴散出去的情況下，我們一直翹首以盼的具有學術(shù)價值的正確翻譯。兩本書的譯文都通俗易懂，這一點是無可挑剔的。只是，一些關(guān)于日本白話小說翻譯方面的問題也隨之凸顯出來。

這是一個有關(guān)日本大部分白話小說翻譯，甚至可以追溯到湖南文山譯《通俗三國志》和被稱為岡島冠山譯《通俗忠義水滸傳》的問題。所謂文學作品翻譯，就應該以盡可能忠實地將原文轉(zhuǎn)換成本國語言為目標，盡可能地再現(xiàn)原文的文體才是最值得重視和優(yōu)先考慮的課題。白話小說的敘述部分，都是以饒舌的道白形式展開。所以，如果將中國白話小說作為文學作品翻譯成日語，同樣也需要采取道白形式?？墒?，自江戶時代以來，幾乎沒有任何一部白話小說是按此文體翻譯的。結(jié)果，對于日本人來說，白話小說只是一個享受內(nèi)容樂趣的作品，而不是作為文學作品來賞析和解讀的對象。極為特殊的案例是吉川先生和清水先生翻譯的《水滸傳》。暫且不論這個翻譯是否成功，這無疑是一次極其大膽的嘗試。中野美代子先生譯《西游記》（巖波文庫）也是如此嘗試，之后并沒有見過以道白形式翻譯白話小說的實例。原本，這次的兩部譯本都是以商業(yè)為目的的出版，考慮到讀者的接受程度，用道白腔調(diào)翻譯是很困難的。但是，將白話小說與西歐的小說同樣當作文學作品來認識，嘗試傳達原文韻味的時期已悄然而至。

（小松謙）

六 近現(xiàn)當代

近現(xiàn)當代中國文學或漢語文學相關(guān)的圖書中出版品種最多的是新世紀小說的翻譯。靠自己的眼力發(fā)現(xiàn)具有翻譯價值的作品，再到文本翻譯及撰寫解說，往往比寫學術(shù)論文要費時間，這些也可以算作一種研究性的成果。不過本欄介紹的對象只限于學術(shù)著作。

最值得注意的成果是王德威著、神谷麻里子和上原香翻譯的《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清末小說新論（1849-1911）》（東方書店）一書，原著（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8-1911）于1997年出版。王德威的英文著作善于運用豐富多彩的詞匯，譯本使日本讀者較容易接觸到這一著作。譯著比原著的出版晚20年，也意味著日本的近代中國文學研究某種程度上跟不上國際學界的動向。書評刊在《周刊讀書人》網(wǎng)頁版（鈴木將久）、《東方》雜志442（石井剛）。

橋本陽介前幾年出版的《故事中的時間與說話方法的比較詩學——從日語和漢語視角的敘事學》（水聲社，2014，以下簡稱為《比較詩學》），與橋本今年出版的新作內(nèi)容相關(guān)，借此機會順便介紹一下。所謂敘事學，是以具有時態(tài)和人稱等語法范疇的法語等歐美語言為前提形成的，如何將其理論應用于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自中里見敬《中國小說敘事學研究》（汲古書院，1996）以來，一直是有待解決的課題。《比較詩學》以敘事中的“敘述立場”“時間”和“敘述視角”為主題，介紹日語動詞的ル形/タ形的替換以及漢語體標志“了”以及引語形式，與法語、英語相對照，設想建立日語和漢語的敘事學（以及日中翻譯論），篇幅超過500頁。只是此書存在如下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1）將從魯迅到韓寒（而且是風格詼諧的）《長安亂》等多種文體概括為“漢語敘事”來處理是否妥當？（2）能否根據(jù)橋本的理論觀點整體而又系統(tǒng)解釋一篇小說的“時間”和“敘述視角”？（3）橋本本人將漢語的“體”理解為怎樣的體系，由于他廣泛征引雜亂的各家學說反而使論述不夠明晰。但本書的旨趣和意圖，應予注意。另外，這部大著，可以稍微整理一些重復或者不是不可或缺的記述。還有些詞語的誤用，如將“，”稱為句號，將“。”稱為逗號（302、303、484頁），有時使讀者不易跟上作者的思路。

以這部《比較詩學》為基礎，橋本陽介新近發(fā)表《在越境的小說文體——意識流、魔幻現(xiàn)實主義、黑色幽默》（水聲社）一書，“以20世紀的小說文體為例”，試圖提示“語言表達方式本身超越國界而傳播”。該書第一章講述喬伊斯《尤利西斯》對日本文學的影響，其他四章主要論述徐志摩、林徽因、劉吶鷗、施蟄存、穆時英、王蒙、高行健、莫言、鄭義、劉索拉、余華、劉震云、閻連科等作家的小說如何受到海外文學的文體、文學體裁的影響?！侗容^詩學》明確提出“歷史原委并非本書所關(guān)心的對象”，很簡單地談到了劉吶鷗中譯的池谷信三郎作品、穆時英小說作品里的“日語小說的文體影響”而已，可以認為這部新著是對《比較詩學》的一個補充。不過，20世紀20～40年代中國許多作家能夠直接閱讀國外文學原著，而在1978年以后很多作家只通過海外原著的中文翻譯受到海外文學的影響。也許由于這個原因，在分析魔幻現(xiàn)實主義和黑色幽默在中國的章節(jié)中，橋本的論證較少從原著文字中舉例，作為小說文體的研究，不能讓人滿意。作者若能在已有的基礎上，將自己有關(guān)“體”概念的看法進一步明朗化，能以一貫的立場從頭到尾分析個別作家的特定小說中出現(xiàn)的“時間”和“敘述視角”，也許能夠做出新的理論貢獻。

武田雅哉《中國漫畫〈連環(huán)畫〉的世界》（平凡社）一書，有點脫離所謂近現(xiàn)當代文學的范圍，是一部連環(huán)畫通史。連環(huán)畫曾對各種故事的普及和推廣起過重要作用，作者將圖文相配的傳統(tǒng)追溯到古代壁畫、全相本、《點石齋畫報》等進行分析，在書中配有豐富的插圖（其來源是作者收集的龐大的連環(huán)畫作品），使讀者很容易掌握連環(huán)畫的來龍去脈。這些插圖是了解“文革”時期文學中頻繁出現(xiàn)的好人角色和壞人角色的絕佳資料。卷末《為日本讀者的一章》，將成為今后連環(huán)畫研究的指南和向?qū)АＮ覀冞€期待作者對“淪陷區(qū)”的狀況有所補充。如在日本陸軍的占領地宣撫工作中被使用的國策“紙戲劇”（可以說是日本的一種連環(huán)畫），是否能編入本書所記述的歷史中？“紙戲劇”這種演出形式在占領下的中國為什么沒有本土化？十分期待作者將來能夠提供答案。

將晚清和五四前夜直至現(xiàn)當代作為整體來研究中國近現(xiàn)當代文學，是據(jù)1962～1963年出版的小野忍、竹內(nèi)好、中野重治、增田涉、松枝茂夫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選集》全20卷（平凡社）這一譯文系列較早提出來的，其中包括吳趼人作品的譯介。而松田郁子《吳趼人小論——超越“譴責”》（汲古書院）一書是以晚清代表作家之一吳趼人為研究對象，第一本用日語寫成的專著。吳趼人往往給人們留下“譴責小說”作家的印象和認知，但此書從女性視角、理想社會、文本有意識地選用幾種不同文體等多層面重新評價吳趼人。只是，此論文集寫作時間跨度長達20年以上，所以會給人敘述稍微凌亂的印象。20世紀80年代末期起，對晚清和五四文學連續(xù)性的再定位，做出最大貢獻的是陳平原和王德威的著作。如果作者能夠參照他們的著作，進一步加以分析，統(tǒng)一全書的論述，本書給讀者的印象就應該大不相同。誤記、引文的誤譯、文章推敲不足等問題也令人惋惜。第8頁6行“大半的作品”前面只能認為有一些脫文。

藤田梨那《詩人郭沫若和日本》（武藏野書院）一書以郭沫若日本留學期（1914～1923）和日本流亡期間（1928～1937）的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為中心，此論文集也是其20多年來論文的合集。第4章是詩集《女神》（1921）的作品論，超過100頁，是本書的核心部分。為了今后更深入地研究郭沫若，巖佐昌暲的《郭沫若〈女神〉研究在日本》（《海外事情研究》39-2，2012）一文強調(diào)過去研究的一些不足，很值得注意，如應該更重視“日本的西歐文學接受史”“與大正時期思想及文化的關(guān)系”，尤其必須探討舊制高等學校教學體系中的外語教育、日本近代詩史。

松岡正子、黃英哲、梁海、張學昕編著《歷史與記憶——思考文學和記錄的起點》，是2016年6月在大連召開的學術(shù)會議的論文集，收錄日語、漢語的論文，其中有關(guān)近現(xiàn)當代文學和電影的共10篇（其中翟永明、季進的論文在中國知網(wǎng)也可查），還有6篇歷史類論文。

最后想補充一句，為了評鑒人文科學的研究水準和未來潛力，學術(shù)書極其重要，這恐怕是學術(shù)界的共識。那么，作者必須對自己的學術(shù)書的質(zhì)量負責。也希望審稿人和出版社編輯能夠以嚴格的態(tài)度對待學術(shù)書稿件的質(zhì)量。

（平田昌司）

七 日本漢文學

河野貴美子等編著《日本“文”學史——繼承與斷絕》第二冊（勉誠出版），所收論文并非均關(guān)于日本漢文，但其中分別從作者、讀者、聯(lián)系二者的媒介，以及他們當時生存的社會狀況等幾個角度，以廣闊的視野論述了在早期的“渡來人時期”到江戶時期的日本，是如何接受以漢詩文為首的中國學術(shù)及其變遷情況。

在平安時代漢詩文研究方面，后藤昭雄著《平安朝漢詩文的文體和詞匯》（勉誠出版）出版面世。后藤先生對平安朝漢詩文的研究頗多，但該書涉及了體裁（先生稱之為“文體”），尤其是對向來受關(guān)注度較低的碑文和祭文等領域，后藤先生針對其與中國作品的關(guān)系展開了深入詳細的論述。特別是第一章第四節(jié)《入唐僧將來的東西》、第七節(jié)《作為外交文書的牒》、第九節(jié)《平安朝的愿文》等三節(jié)，舉例說明這個時期散文的發(fā)展狀況，并介紹了日本人是如何理解和掌握各種體裁的作品的。

如后藤先生所論，研究平安朝及其此前的奈良朝漢詩文時，不能忽視來自中國文學的影響。題為《古代文學及相近領域諸學》（竹林舍）系列之2《古代文化圈和人際圈》所收錄的《文學創(chuàng)造的場所和集團》的相關(guān)論述，以及《〈萬葉集〉和東亞》一些考證，即使相關(guān)描述或濃重或輕淡，但其焦點均在于平安朝之前的中國文學對日本漢詩文的影響。但如題名所示，其考察方向顯然都是，將東亞視為同一個文化圈，在此視閾下來研究包括漢詩文在內(nèi)的日本古典文學。只是在設定文化圈（多被稱為“漢字文化圈”）時，既需要考察其共通性，又需要探究各地區(qū)的接受程度的差異及其獨特性?；诖说恼撝?，其作者多為日本文學研究者。但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我們似乎更有必要關(guān)注“相近領域諸學”。

閱讀平安朝的漢詩文時，需要意識到其深受中國文學的影響。與此相對，江戶時期的漢詩文雖深受明清文學流派的影響，但我們亦不能忽視，它同時在日本文學形成一個載體。揖斐高譯注《柏木如亭詩集》1、2（平凡社，東洋文庫），在解說中指出，柏木如亭喜歡南宋詩歌。但是詩中描繪的是四處漂泊和享受生活的詩人形象，這讓人在閱讀其詩時，感覺到其中有幾分接近近代日本私小說的韻味。不可思議的是，1971年由中央公論社出版的中村真一郎《賴山陽及其時代》由筑摩學藝文庫再版發(fā)行。本書打破了人們對漢詩的生硬和陳腐的成見，將江戶漢詩的魅力廣泛地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揖斐先生的譯注和這個譜系緊密相連。

會津（現(xiàn)福島縣）的南摩綱紀在柏木如亭逝世數(shù)年之后出生，其一生與如亭截然不同。小林修《南摩羽峰和幕末維新期文人論考》（八木書店）論及南摩綱紀，與其說將其視為漢學家漢詩人，不如說把他作為會津藩士和幕末維新的知識分子來討論更恰當。因此，所征引的詩歌表達的大多是對社會和政治的感慨以及對會津的悲慘境遇的感受。不像如亭詩那樣，僅針對作品本身即可鑒賞評論，因為南摩綱紀的作品和作者當時的情形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我們在探討兩位詩人作品的差異產(chǎn)生的原因時，不僅要考慮到他們所處的分別是太平和動亂時期，而且還要探究南摩綱紀從會津藩校學到昌平黌（黌）的這段人生經(jīng)歷。一般認為如亭似乎是依靠詩社，才多與民間詩人交往、游歷。而從南摩傳記中，我們了解到的信息卻與此不同。他的交際圈形成的軸心是昌平黌，圈子成員來自各藩的學生們，因此該圈子是超越藩域（想要超越）的。江戶時期的漢學以及漢詩文的世界，雖然有相互交流，但也具備了多層結(jié)構(gòu)。我們在介紹和研究江戶漢詩時，既應注意到像山陽和如亭對有著近代感性特征的這樣的詩歌，也有必要對具有濃厚學習氛圍的這個時期的另一個集團進行研究，并且弄清明治文學對其的承繼狀況。

萩原正樹《關(guān)于〈詞譜〉以及森川竹磎的研究》（中國藝文研究會）一文介紹詞的作者，及其研究者森川竹磎的一生及其家族譜系，另外也詳細介紹與其相關(guān)的漢學家。這一點可幫助我們窺探出，南摩所屬的漢學家集團進入明治后對其繼承的端倪。江戶時期的漢學家對待中國詩文，并不是盲目地崇拜其學術(shù)和作品，至少對于同一時代的明清文學，他們似乎欲以對等的姿態(tài)進行評論?！吨翊m的〈欽定詞譜〉評論》，正好證明了此種姿態(tài)在明治時期得到了延續(xù)，是一部重要的論著。將中國文學作為日中共有的古典作品進行研究的這種態(tài)度，在文化圈的這一框架內(nèi)進行考察的方法，也許可以看作現(xiàn)代的研究視角的先驅(qū)。另外，隨著將漢詩文視作表現(xiàn)手段來研究的深入化，今后有必要對江戶時期的中國文學研究的水準和態(tài)度進行重新檢證。

（道坂昭廣）

八 書志學

首先，作為特別設想為專家以外的讀者而編撰的著作，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東亞人文信息學研究中心編《走進目錄學——漢籍的指南》（研文出版），以《京大人文研漢籍研討會6》為系列書名出版，以東京召開的研討會演講錄為基礎，有三篇文章，除了論及目錄學相關(guān)的總論、子部分類，以《四庫全書》為主題的概論之外，還收錄了以《漢籍目錄的參考文獻》為題的附錄。

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監(jiān)修，岡本隆司編《G·E·莫理循和近代東亞——東洋學的形成和東洋文庫的藏書（收藏）》（勉誠出版）一書，包含6篇論文和2篇座談會記錄。莫理循舊藏書，作為東洋文庫中文獻的基石和特藏而著稱，編者們對其共同研究，特別是以莫理循小冊子為分析對象。作為其成果，雖然也另外出版相關(guān)學術(shù)論著，但本書收錄的文章均是將學術(shù)論著改得簡明易懂。在理解東洋文庫的藏書具備的獨特性，同時在思考東洋學發(fā)展起來的軌跡方面，此書也算是一本趣味深長的書。雖然與這一項文學的研究框架和研究內(nèi)容相距甚遠，但作為與學術(shù)史相關(guān)的研究成果應需提及。

（永田知之）

（譯者單位：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校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