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朱振武

《歐美諸國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主要研究對象是一些“非主流”國家和地區(qū)的文學在中國的研究情況，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60年間英國和美國之外的英語文學、歐洲的德法俄意等主流國家之外和南美洲的幾個主要國家的文學研究在中國的開展、取得的成就以及不足之處進行詳細、深入、系統(tǒng)的考察，其著眼點主要是上述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的文學研究在中國的發(fā)生、發(fā)展與變革及其在學術史上的價值意義，探究不同時期的人文氣息、政治氣候、社會發(fā)展以及國內國際的各種思潮對上述研究產生的不同影響和促進，探討我國學者學習、吸收、借鑒、譯介、評論上述國家和地區(qū)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的心路歷程和思想嬗變，揭示我國學者主體意識的產生乃至逐漸萌發(fā)和強調的學術自覺和批評自覺。

準確地說，“非主流”國家文學的主體或者大戶是“非主流”英語文學，也就是非英美國家的英語文學。1949年，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接受倫敦《泰晤士報》文學獎時曾不無自豪地說：英語文學是“一份面向所有人的光輝遺產”，是“我們靈感和力量最大的源泉之一”，“英語語言及其作家是無盡的寶藏……地球表面上再沒有哪個國家、哪個聯合體或哪種強大勢力像英語民族這樣思想豐富、生機勃勃了”。丘吉爾的演說雖然多少有些夸大的嫌疑，但恐怕誰也無法否認：英語文學的確構成了人類文明的一大寶庫。不過從歷史的眼光來看，英語文學卻并非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近現代以來，隨著英國和美國的先后崛起、海外殖民的大肆擴張和英語教育的強力推行，用英語寫成的文學作品早已超越了英國的邊界，而延伸至北美、南非、印度、愛爾蘭、新加坡、菲律賓、新西蘭、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尼日利亞及加勒比海地區(qū)等英國或美國原有的殖民地或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如今的英國文學（Eng?lish literature）與英語文學（Literatures in English）已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英國文學與英國本土之外的英語文學構成了一種源與流的關系。雖然源于英國文學，但由于根植于各自的地理環(huán)境與人文土壤，英國本土之外的英語文學顯示出很強的生命力與文化價值。

對于英國本土之外產生的英語文學，學術界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比如“后殖民英語文學”、“英聯邦文學”、“新英語文學”、“東方英語文學”和“‘非主流’英語文學”等，但這幾種說法均存在一定的缺陷。鑒于美國文學早已進入了世界文壇的主流，在討論英國本土之外產生的英語文學時不妨將其排除在外，而采用“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這一地理意義上的概念進行表述。迄今為止，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在我國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雖然期刊雜志偶爾會登載有關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或南非英語文學的綜述性文章，但卻鮮見有人從宏觀的視野出發(fā)對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研究進行綜合的梳理和概括，因而不少學人對這些國家和地區(qū)英語文學研究的整體現狀就顯得較為隔膜。在世界英語文學及相關研究崛起的時代背景下，將非英美國家的英語文學創(chuàng)作作為一個整體，對在中國開展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研究的當下意義、研究的拓墾與勃興、研究呈現出來的特點及其存在的問題進行學理的考察將會別有一番趣味。

一、世界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及相關研究的崛起

與歷史較為悠久的英國文學不同，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的產生和崛起不過是最近幾百年間的事情。即便是在英國的近鄰愛爾蘭，從17世紀開始逐漸形成的英愛文學，即愛爾蘭作家用英語書寫的文學作品，也僅僅只有三百余年的歷史。而在澳大利亞，從1788年英國移民首次登上澳洲大陸之日算起，迄今不過二百多年，澳大利亞英語文學更是遲至“19世紀90年代才形成自己的特色”。關于非洲英語文學究竟始于何時，學界尚未達成一致意見，有人認為非洲英語文學開始于19世紀末，也有人建議把加納民族運動領導人約瑟夫·海福德（Joseph E．Casely?Hayford）于1911年出版的政見性小說《解放的埃塞俄比亞》（Ethiopia Unbound：Studies in Race Emancipation）當作黑非洲英語文學誕生的標志。不管存在怎樣的分歧，非洲英語文學的產生只有一百年左右的歷史卻是不爭的事實。

雖然屬于后起之秀，但從整體來看，這些新興的英語文學卻從20世紀后半期開始獲得了迅速的發(fā)展，并涌現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作家和作品。這些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創(chuàng)作開始受到世人的矚目，并在一系列重大的國際文學獎項中屢有斬獲。如果說從1901至1961年這60年間，除了印度的泰戈爾（1913年）和智利的米斯特拉爾（1945年）之外，歐美的白人作家?guī)缀鯄艛嗔酥Z貝爾文學獎的話，那么繼1973年澳大利亞小說家帕特里克·懷特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之后，已有尼日利亞的沃萊·索因卡（1986年）、南非的納丁·戈迪默（1991年）、圣盧西亞的德里克·沃爾科特（1992年）、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維蘇·奈保爾（2001年）及南非的J.M.庫切（2003年）先后問鼎在世界文壇具有風向標作用的這一文學大獎。有學者據此認為，這份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名單“從客觀上反映出世界文壇重心的偏移”。英國布克獎作為“最好看的英文小說”的代名詞，其獲獎名單同樣頗能說明問題。遠的不說，進入21世紀以來，在布克獎的12位得主當中，加拿大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2000年）、澳大利亞的彼得·凱里（2001年）、加拿大的揚·馬特爾（2002年）、澳大利亞的D.B.C.皮埃爾（2003年）、愛爾蘭的約翰·班維爾（2005年）、印度的基蘭·德賽（2006年）、愛爾蘭的安妮·恩賴特（2007年）、印度的阿拉文德·阿迪加（2008年）和愛爾蘭的希拉里·曼特爾（2009年，2012年）就占據了其中的九席。在布克獎四十多年的頒獎史中，只有庫切、彼得·凱里和希拉里·曼特爾曾經兩獲殊榮，而這三人無一例外地都來自英國本土之外。從諾貝爾文學獎和布克獎的獲獎來看，對于傳統(tǒng)的英國文學而言，20世紀世界英語文學的發(fā)展過程可謂出現了一種“喧賓奪主”的現象。面對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取得的這樣一些成就，英國評論家皮考·伊爾在一篇題為《英帝國的反擊》的文章中寫道，當代世界文學的一個突出現象就是，來自英國前殖民地的英語作家正以旺盛的精力向以盎格魯-撒克遜英語文學為核心的英美文學傳統(tǒng)展開反擊，并以其令人信服的藝術成就日益成為英語文學的中心。

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的崛起極大地豐富了傳統(tǒng)的英語文學，也受到了世界英語文學批評界的廣泛關注。早在1970年，威廉·紐（William H．New）就曾提供過一份多達6576條的有關英聯邦英語文學研究的參考書目，其范圍涉及東非、西非、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南非、津巴布韋、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及加勒比海諸國。羅納德·沃威克（Ronald Warwick）編纂的《英聯邦文學期刊》雖然多少存在一些瑕疵，但對于甄別那些容易遺漏的出版物卻是一份不可或缺的參照。1983年，鮑里斯·福德（Boris Ford）在其所編的《新鵜鶘版英語文學指南：當代部分》（The Pelican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The Present）中除了對愛爾蘭、南非、印度和尼日利亞的文學作了總體性的論述之外，還另辟專章對多位來自后殖民國家的英語作家進行了評述。威廉·紐和梅辛潔（W.H．Messenger）合編的《英語文學》（Literature in English，1993年）收集了自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直至1980年代的1200年間有代表性的英語文學作品。入選的作家除了占據相當數量的英國作家之外，還有來自愛爾蘭、美國、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印度、新加坡、南非、西非、尼日利亞、圭亞那、牙買加、巴巴多斯和圣盧西亞等14個國家和地區(qū)的作家，這其中“不僅有文學批評界公認的主要作家，也有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詹姆斯·哈納（James L．Harner）在《文學研究指南》中也專門設立了題為“其他英語文學”的一章，并對非洲英語文學、加拿大英語文學、澳大利亞文學、印度英語文學、新西蘭文學及加勒比海地區(qū)英語文學的研究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參考書目及內容介紹。2006年出版的《愛丁堡二十世紀英語文學指南》（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s in Englis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則對整個20世紀英國、美國、愛爾蘭、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及加勒比海地區(qū)等眾多國家和地區(qū)以英語為媒介進行創(chuàng)作的作家及其作品作了梳理和評述，“該書的面世在英美等國贏得了很高的評價”。除了這些綜合性的著述，《羚羊：國際英語文學評論》（Ariel：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1970—）、《英聯邦文學雜志》（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1965—）、《庫納皮皮》（Kunapipi，1979—）和《世界英語文學》（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1962—）等學術刊物也致力于在全球范圍內推動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的研究和評介工作。世界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及相關研究的崛起為在中國開展此類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參照和借鑒。

二、中國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研究的拓墾與勃興

雖然有的學者批評我國的英語文學研究界“的確存在后殖民理論反復批判的那種不尋常的殖民心態(tài)”和外國文學研究領域陷入了“文化困境和‘殖民主義’的尷尬”，但若考慮到這種現象的背后一代代外語人對于不斷提升英語文學研究的水準而付出的心血，我們就會對之加以理解。中國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研究在最近的幾十年里得到了相對長足的發(fā)展，不過這種譯介和研究在中國的濫觴卻是解放之前的事情。早在1949年之前，印度的泰戈爾、愛爾蘭的葉芝、蕭伯納、王爾德以及新西蘭的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等作家就已經引起了我國學人的一定關注，與其相關的譯介也曾在我國掀起一股小小的熱潮。從今天的視角來看，當時的譯介和研究存在零星分散和不夠深入的局限，但它們卻為此后相關研究的深入開展作了最初的準備工作。因此，1949年之前的拓墾期構成了中國非英美國家文學研究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文革”結束之后，在無數學人共同努力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尼日利亞、南非、愛爾蘭、印度、加勒比海地區(qū)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的英語文學在中國的研究呈現出了興旺發(fā)達的局面，在科研項目、學術專著、譯著、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繼1997年傅俊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研究”喜獲國家社科規(guī)劃課題立項以來，迄今為止，共有33項課題和18項課題分別獲得國家社科基金（含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和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的資助。此外，我們還發(fā)表博士學位論文109篇（愛爾蘭文學47篇；澳大利亞文學13篇；加拿大文學12篇；南非和尼日利亞的英語文學12篇；加勒比海地區(qū)的英語文學10篇；印度英語文學9篇；新西蘭文學4篇；亞洲其他國家的英語文學2篇），出版學術專著128部（愛爾蘭文學39部；加拿大文學18部；澳大利亞文學17部；印度英語文學16部；南非和尼日利亞的英語文學10部；加勒比海地區(qū)的英語文學10部；新西蘭及大洋洲其他國家的英語文學6部；非洲英語文學9部；亞洲其他國家的英文學3部）。譯著和期刊論文則因其數量過于龐大而難以一一進行統(tǒng)計。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可以管中窺豹，科研基金、學術專著和學位論文的成績足以表明，我國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的研究進入了勃興期。

中國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研究的勃興召喚著新的學術組織的誕生，而“英語文學研究分會”的適時成立和相關活動的陸續(xù)開展反過來又在引領和調整著我國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研究的宏觀布局和整體走向。2007年12月，“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英語文學研究分會成立會議暨第一屆全國英語文學論壇”在北京大學舉行。在這次大會上，“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英語文學研究分會”正式宣布成立?！坝⒄Z文學研究分會”以全國高校為主體，主要在英語文學研究的領域內，開展英國文學、加拿大文學、澳大利亞文學、新西蘭文學、印度英語文學、南非英語文學及美國文學等領域的教學與學術研究和交流。此次論壇的召開和“英語研究分會”的成立在我國英語文學研究甚至是外國文學研究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因為大會不但明確了擔任理事和常務理事的單位，確立了研究分會第一屆組織機構的人員，而且通過了研究分會的章程，并就2008年準備召開首屆年會的議題和地點進行了討論。這樣，此后我國英語文學研究工作的開展就有了相對合理的規(guī)劃和組織，廣大的英語文學研究工作者也擁有了一個進行交流和學習的平臺。繼“首屆全國英語文學論壇”之后，英語文學研究分會又分別舉辦了如下會議：2008年12月的第一屆年會（深圳大學），2009年11月的首屆專題研討會（蘇州大學），2012年9月的“全國英語文學高層論壇”（上海大學），2012年11月的第二屆專題研討會（暨南大學）。這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已經或正在有力地推動著我國英語文學研究，尤其是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研究工作不斷向縱深發(fā)展。

三、中國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研究的特點

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研究在中國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但因其涉及的范圍太大和涉及的領域太廣，要想對這些英語文學研究呈現出來的特點進行歸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在瀏覽了大量期刊論文、翻閱了相關專著和譯著以及調查了國家社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歷年以來予以資助的科研項目的基礎上，我們發(fā)現在過去幾十年間，我國的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研究呈現出如下幾個特征：

首先，中國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研究表現出一種諾貝爾文學情結。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素來存在一種濃重的諾貝爾文學情結，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的譯介和評論亦不例外。在上述幾個國家和地區(qū)的英語文學中，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庫切、葉芝、帕特里克·懷特、泰戈爾和奈保爾等人都得到了“額外的關照”。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庫切雖然憑借1983年的《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和1999年的《恥》先后兩次獲得布克獎，奈保爾也曾依仗小說《自由國度》早在1971年就已問鼎布克獎，但我國的讀者對庫切和奈保爾的名字并不熟悉。以庫切為例，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僅有《恥》在榮獲1999年的布克獎后，于2000年由張沖翻譯，譯林出版社出版。學術期刊對“這位國際知名作家的評論寥寥無幾，他的名字大概僅僅出現在對國外文學獎項評選結果的報道中”。這種情況在2003年庫切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后卻發(fā)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各大報紙以及學術期刊都開始刊登這位南非作家的生平介紹和作品簡介；浙江文藝出版社更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翻譯出版了《等待野蠻人》、《彼得堡的大師》和《伊麗莎白·科斯特洛》等庫切的一系列作品；對庫切作品的解讀也開始頻繁出現在各種學術期刊中。雖然每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評獎總會引起一些是是非非，有人甚至流露出“‘諾獎’一出，喧鬧狂歡……一地雞毛”的不屑，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不妨可以說，能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能夠左右這些英語世界的作家在我國受到關注的程度。當然，對于諾貝爾文學獎實際上起到的風向標作用該如何評價，那屬于另外一個話題。

其次，我國的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研究還出現了重點作家作品解讀一枝獨秀的局面。除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泰戈爾、庫切和奈保爾之外，新西蘭的曼斯菲爾德、愛爾蘭的王爾德和喬伊斯、加拿大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日本的石黑一雄、印度的薩爾曼·拉什迪的創(chuàng)作也受到了相當的重視。例如，在對資料進行細致地梳理之后，我們發(fā)現，新西蘭文學在中國的研究史幾乎就是一部曼斯菲爾德在中國的譯介和評論史。很難想象，假如缺少了曼斯菲爾德研究的支撐，我國的新西蘭文學研究會是什么樣子。同樣的情況也存在在加勒比海地區(qū)的英語文學研究中，在10篇相關的博士學位論文中，以奈保爾為題的占到了其中的9篇；在10部學術專著中，研究奈保爾的占到了8部。在“除極少數專家之外，我們的外國文學界和讀者大眾今天對加勒比文學也還缺乏全面、系統(tǒng)的了解，更遑論怎樣深刻、透徹的研究”的形勢下，我們主要是借助奈保爾這面鏡子才對加勒比海地區(qū)的文學和文化有了一定認識。一個國家需要有代表性的作家，而該作家的創(chuàng)作就構成了該國文學的高峰，高峰自然需要濃墨重彩。即便在文人輩出、人才濟濟的愛爾蘭，這種情況也概不例外。在研究愛爾蘭文學的47篇博士學位論文中，以喬伊斯（15篇）和王爾德（12篇）為題的多達27篇，兩人可謂是占到了愛爾蘭文學研究的半壁江山。

再次，中國的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研究者還比較偏愛進行中外作家作品的比較分析，這在對泰戈爾、蕭伯納和曼斯菲爾德的研究中體現得尤其明顯。泰戈爾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位東方作家，他曾于1924年造訪中國，并對包括冰心、郭沫若和王統(tǒng)照在內的許多現代作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1920年代初，泰戈爾的作品在我國就已有大量的翻譯出版。從“五四”前后的“泰戈爾熱”至今，我國曾掀起過多次研究泰戈爾的高潮，“可以說，泰戈爾是我國研究最充分的東方作家”。我國學者對泰戈爾的研究主要從文本闡釋、總體解讀和比較影響研究的角度切入，其中比較研究又占據了絕大多數的篇幅，而“我國現有的比較研究主要限于‘泰戈爾在中國’這樣的題域”。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1932年也展開了對中國的訪問，并在上海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文人有過會面。我國就出版了不少類似《蕭伯納與中國》、《蕭伯納談中國》和《林語堂與蕭伯納：看文人的妙語生花》這樣有關蕭伯納比較研究的著述。新西蘭的曼斯菲爾德雖然不曾來過中國，但詩人徐志摩曾與曼斯菲爾德在倫敦有過一面之緣。曼斯菲爾德因病辭世之后，徐志摩又多次撰文以示紀念并翻譯出版了曼斯菲爾德的不少短篇小說，“譯介曼斯菲爾德和新西蘭文學的一股小小熱潮”及“新西蘭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始于1923年徐志摩《哀曼殊斐兒》的發(fā)表”。凌叔華曾翻譯過曼斯菲爾德的《小姑娘》，并因其創(chuàng)作的類似而被譽為“中國的曼斯菲爾德”。因此，對曼斯菲爾德與中國（作家）的比較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國內研究者樂此不疲的一個話題。國內學者之所以喜歡開展中外作家的比較研究，一方面是因為這些英語作家在創(chuàng)作上的確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與研究者的本土視角和文化自覺有著異常緊密的關系，畢竟“用本土視角來研究外國文學，是一個基本的方法，因為從實際經驗來看，研究者在外國文學研究方面做出的成就，往往與他的本土文化修養(yǎng)是分不開的”，而且每個國家的外國文學的研究、翻譯和借鑒，都會受到本土意識的影響。所以在研究英語文學時，我國的不少學者會自覺不自覺地將本民族文化的特點作為參照項。

四、東歐、北歐、拉美等國的文學研究在中國的發(fā)生與開展

從文化角度看，東歐諸國同處東西文化交界地帶，均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區(qū)域內各國間交往密切，文化習俗又相互影響，其民族文化也體現出明顯的差異而又相近的特征。“中國東歐文學研究”主要在分析東歐諸國在政治、地域和歷史文化上的相似性及其對現代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影響和意義，概述1950年代以來東歐文學在中國的譯介、研究和接受情形。這一時期的東歐文學研究，也體現了相應的特點，同時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為新時期的學術發(fā)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礎。新中國成立之前，有關東歐文學的研究以譯述為主，且限于周作人、茅盾等少數有意引入弱小民族文學的新文學作家。周作人編譯的《波蘭文學一臠》（訶勒溫斯基等著，周作人、沈雁冰等編譯，商務印書館，1925年）是代表性著作，盡管這一傳統(tǒng)在巴金等部分新文學第二代作家那里得到了繼承，但研究的范圍、方式和途徑并沒有明顯的突破，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專業(yè)人才的缺乏。

新時期開啟了對外開放的政治文化時代，也啟動了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中國文學和學術的黃金時代。東歐文學的翻譯和研究，經過十多年的沉寂，直到1970年代末之后，這種狀況很快有了改觀。在新時期十多年時間里，盡管對西歐與北美文學的譯介日漸成為整個外國文學譯介的主流，但譯介對象在整體上不斷擴大，東歐文學的譯介傳統(tǒng)也得以恢復。顯克微奇等近代著名作家的譯介進一步拓展，還進一步譯介其他東歐作家和作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30年的東歐文學研究中，也出現了東歐當代作家的一系列研究熱點。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就是其中熱點之一。這里也有兩種情形，一種情況是由于這些東歐作家先后獲得諾貝爾獎文學獎，受到西方和世界文學文壇的關注。另一種就是當代獲獎作家的譯介與研究。由諾獎作家的譯介與研究的帶動，中國的讀者與研究者，對東歐相應國家的文學、歷史及文化狀況的整體也有了了解和進一步研究的興趣，使其與中國當代文化與文學發(fā)生進一步的關聯。隨著中國與東歐文學譯介與交流的深入，隨著文學各學科之間的匯通，在本時期的東歐文學研究中，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學術研究視野與方法的變化與探索。其中，比較文學的學術視野與理論的引入，使國際文學關系研究的方法與外國文學研究得以有機結合，因此，這一時期的東歐文學研究不僅在成果上體現了多學科視野、理論與方法的結合，也在研究的參與者方面體現了多學科的互動。這種多學科的互動匯通，首先來自于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的自我覺醒和反思。從吳元邁的《回顧與思考——新中國外國文學研究50年》到陳眾議的《外國文學翻譯與研究60年》，作為中國外國文學學術界的兩代領軍人物，他們對本領域的成就與不足的評述，對多學科參與下的外國文學學術研究的展開，特別是越來越自覺的中外文化與文學的比較與關系研究的學術意識的強調，典型地體現了本領域60年來學術視野與方法的變化與探索，反過來也影響和推動了這種多元互動的深入，與東歐文學的翻譯與研究直接相關，出現了以丁超教授的《中羅文學關系史探》為代表的一系列有影響的研究專著。

拉丁美洲是個歷史悠久的大陸，有其光輝燦爛的文化和文學藝術，從古印第安文學到“高喬文學”，從《波波爾·烏》到《癩皮鸚鵡》，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這片神秘大陸的文學底蘊。不過拉丁美洲文學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還是他在20世紀的輝煌成就，尤其是20世紀中葉以來的“爆炸文學”。目前為止，中國的拉丁美洲文學研究所關注的也主要是20世紀以來的文學。

早在1949年以前，中國已經有拉美文學作品的零星譯介與出版，同時出現了介紹拉美文學概況的文字?！缎≌f月報》1921年第12卷第2號發(fā)表了茅盾的《巴西文學家的一本小說》，這是迄今為止發(fā)現的最早專門介紹拉美文學的文章。1920年代至1930年代，茅盾還先后在《小說月報》、《民國日報·覺悟》、《文學》等刊物上發(fā)表了從英文轉譯來的一些拉美作家的短篇作品。這些譯文都有“譯前記”或“譯后記”，對作者生平和作品的背景作了簡單的介紹，同時對作品的內容作了簡短的評價，這些“譯前記”和“譯后記”是中國拉美文學研究的濫觴。

1931年《現代文學評論》第一期和第二期上發(fā)表了周起應的《巴西文學概觀》，文章把巴西文學分為“預備的時期”、“自主時期”、“浪漫主義時期”和“自由時期”四個時間段，簡略地勾勒出巴西文學的整體狀況。此外，北京商務印書館于1932年出版了美國人E.S．Eells編著，王煥章譯的《巴西童話》，內收巴西童話11篇。這是1949年以前國內出版的唯一一部有關拉美文學的著作。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對拉美文學的翻譯、出版與研究相對較少，但卻已經存在，這說明在20世紀上半葉世界文化的碰撞與交流中，拉丁美洲文學對中國而言已并非盲點。新中國成立以后拉美文學作品和評論文章的大量涌現始于1950年代末，有“文學外交”前沿陣地之稱的《世界文學》大量刊登了拉美作家的作品和評論，此外，國內各大報刊也大量刊載拉美作家的評論，出現了所謂的“拉美文學熱”。隨著“文革”的臨近，中國拉美文學研究趨于停止。

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拉美文學研究全方位多層次地展開，為了從整體上再現這一盛況，這里將對拉美文學研究中“拉美文學史”作一個簡單的梳理，外國文學史在外國文學研究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一般而言，存在兩種類型的文學史，一種是“開拓性的”，一種是“總結性的”。1985年，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吳守琳編著的《拉丁美洲文學簡史》，該書是根據作者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系講授拉丁美洲文學史的基礎上撰寫而成。與1960年代王央樂的《拉丁美洲文學》相比，本書對拉美現代文學關注較多，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1980年代末，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趙德明、趙振江、孫成敖、段若川等拉美文學研究專家合編的《拉丁美洲文學史》，該書將近七百頁，可謂鴻篇巨制，蔚為壯觀。1990年代以后，拉美文學史著作逐漸增多，馬相武、劉岳的《拉丁美洲文學簡史》和徐占發(fā)編著的《拉丁美洲文學史》與1980年代的兩部拉美文學史在體例和內容上頗為相近。1990年代拉美文學史發(fā)展的一道風景線是國別文學史和小說史的出現。從1990年代末開始，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劉曉眉的《秘魯文學》、孫成敖的《巴西文學》、盛力的《阿根廷文學》、李德恩的《墨西哥文學》四部專著，系統(tǒng)地梳理了以上四國從古到今的文學發(fā)展脈絡。另外一本值得關注的拉美國別文學史專著是陳眾議的《20世紀墨西哥文學史》，該書采用史實與評論相結合的形式，較為全面地分析了20世紀墨西哥文學發(fā)展的基本情況，對一些重要作家和文學流派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小說史方面，迄今為止一共出版了兩部，分別是朱景冬、孫成敖的《拉丁美洲小說史》和趙德明的《20世紀拉丁美洲小說》?！独∶乐扌≌f史》以拉美各國文學發(fā)展的內在統(tǒng)一性為基礎，把拉美文學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體，以產生廣泛影響的文學流派和其具有的一些共同傾向來組織章節(jié)。時至今日，拉美文學在中國的出版與研究都頗具規(guī)模，這對未來拉美文學在中國的傳播是很有好處的?？墒牵@其中也并非沒有問題，目前拉美文學在中國的出版與研究存在很大的不平衡，少數作家受到了極度的重視，比如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博爾赫斯；而另外一些作家則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比如奧克塔維奧·帕斯，德里克·沃爾科特等，這些作家的文學造詣極高，與他們在中國的境遇是不相匹配的。

西班牙文學源遠流長，在世界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歷史上西班牙有1904年的埃切加賴、1956年的希梅內斯、1977年的阿萊克桑德雷和1989年的塞拉等四位作家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西班牙文豪塞萬提斯的作品《堂吉訶德》是全世界著名的作品；西班牙文學更是對歐洲其他國家，諸如法國的作家作品產生了重大影響。20世紀初西班牙文學傳入中國，研究也基本同時開始，但較大規(guī)模的較有深度的研究的展開則是近30年的事情。在翻譯西班牙優(yōu)秀作品的基礎之上，我國學者撰寫了關于西班牙文學的多種專著，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孟復的《西班牙文學簡史》（1982年）、沈石巖的《西班牙文學史》（2006年）、陳眾議的《西班牙文學：黃金世紀研究》（2007年）和《塞萬提斯學術史研究》（2011年）等，論文和書評更是有上百篇之多，顯示了我國西班牙文學研究的實績。

歷經一個世紀，西班牙文學研究在中國已經碩果累累，但同時，研究也存在著諸多問題。首先，作家作品的翻譯方面，數量和質量都有所不足，特別是對當代作家作品，包括新小說和女性文學等，還有很大的開拓空間。其次，研究工作仍顯薄弱，主要表現在，研究對象及范圍雖已不斷擴大，但還限于為數不多的一些代表作家，對某一流派或某作家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還做得不夠；對西班牙文學學術史的研究，可進一步展開，詳細梳理西班牙文學在中國的接受過程，從中吸取百年來西班牙文學研究進程中的經驗與教訓，促進西班牙文學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

北歐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堪稱其中的瑰寶。從某種意義上說，北歐神話是歐洲文學的重要源頭。北歐文學歷史悠久，淵源流長，名家輩出，對歐洲乃至世界文學的影響巨大。在現代文學方面，無論是詩歌、戲劇或是小說，北歐的作家都起到了引領的作用。其中易卜生、安徒生、斯特林堡、哈姆生等一批文學巨匠銳意革新，創(chuàng)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佳作，開拓了一個個新的領域，將西方文學導入了現代的空間，實現了文學形式和內容的革命性突破，建構了獨特的審美觀和藝術風格，其影響力至今依然強大。

20世紀初，北歐作家和西方作家的許多作品一起被大量翻譯介紹到中國，讓處在大變革時期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接觸到了許多西方先進的文化、文學和思想，其中許多作品對中國的學者和學生有很多啟迪作用，給他們提供了破舊立新的思想武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時的反封建運動的發(fā)展，為人性特別是婦女的解放做出了很大貢獻。以易卜生的戲劇作品為例，他的著名劇作《玩偶之家》在中國的青年人中享有盛譽，在新文化和五四運動中影響很大，并促成了中國話劇的誕生，在中國傳統(tǒng)的劇壇上引起了巨大的變革。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丹麥作家安徒生，他的童話故事一經介紹到中國便得到了廣大兒童的喜愛。這種嶄新的文學體裁引起了中國作家的重視，許多作家從安徒生的童話故事中受到啟發(fā)，拿起筆來，創(chuàng)作了一批具有中國特色的童話，開創(chuàng)了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對于北歐文學的引進，中國的學者并未停留在譯介的層面上，他們對這些作品做了有益甚至深入的分析和評判，為這些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做出了貢獻。胡適刊載在《新青年》雜志上的有關易卜生主義的文章和魯迅在女高師所做的“娜拉出走后怎樣”的講座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批評佳作。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除了少數出版的譯作以外，評論文章和研究成果屈指可數，且具有視角單一、分析寬泛、理論維度不夠等特點。北歐文學研究的春天是在1980年代，即中國對外開放的初期。翻譯家和歐美文學的研究學者把目光重新在北歐文學上聚焦，開始了重新認識北歐作家及作品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量的譯作和評論文章開始涌現，不少研究專著也隨之問世，形成了北歐文學的熱潮。21世紀的頭十年，北歐文學研究達到了“井噴”的狀態(tài)，各類評論文章、研究成果、會議論文集、碩博論文等紛紛出版。研究的角度新穎，視域開闊，闡釋多元化，文本分析有深度，理論層面上的觀照已成常態(tài)。有關的評論文章及論文超過千篇，專著也有二十多部，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的成果還在不斷增加，且質量越來越高。北歐文學的繁榮和發(fā)展是和我國有一批執(zhí)著的研究學者的努力分不開的。他們來自不同的地域和學術機構，其中有譯者、學者、大學老師和在讀研究生，形成了一個老中青的梯隊。他們在這個領域努力耕耘，辛勤勞作，碩果累累，經歷著研究過程的艱辛，享受著豐收的喜悅。

五、中國開展英美德法俄日等主流國家之外的文學研究的當下意義

隨著全球化的進展，當下固守“歐洲中心論和英國文學主體論已經過時，以國別為基礎的文學研究已經顯得落后。國外的學者早已把研究領域擴展到整個英聯邦的文學，甚至整體的英語文學”和歐美其他“非主流”國家的文學。然而在我們國家，局勢卻并不讓人樂觀。由于種種復雜的原因，英語文學在中國向來被看作是等同于英國或英美兩國文學的，時至今日，這種情形并無十分明顯的改變。采用這樣一種“勢力而非文學的眼睛”審視文學時，研究者容易長時間孜孜不倦于英美文學中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tǒng)，而對世界其他很多地方的文學創(chuàng)作卻鮮有問津。在過去的近一個世紀中，這種接受視野上的偏頗給我國的文學研究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在侈談研究世界英語文學時，我們實際上遺漏了那些主流文學之外的一大塊沃土，“這一遺漏直接導致了我國外國文學總體研究中的一大空白”。

因此，本卷主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60年間（兼及新中國成立前）的非主流國家的文學，也就是英國和美國之外的英語文學、歐洲的德法俄意等主流國家之外和南美洲的幾個主要國家的文學研究在中國的開展、取得的成就以及不足之處進行詳細、深入、系統(tǒng)的考察，囊括澳大利亞文學研究、加拿大英語文學研究、新西蘭文學研究、東歐文學研究、拉美文學研究、西班牙文學研究、北歐文學研究以及古希臘羅馬文學研究，其著眼點主要是上述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的文學研究在中國的發(fā)生、發(fā)展與變革及其在學術史上的價值意義，探究不同時期的人文氣息、政治氣候、社會發(fā)展以及國內國際的各種思潮對上述研究產生的不同影響和促進，探討我國學者學習、吸收、借鑒、譯介、評論上述國家和地區(qū)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的心路歷程和思想嬗變，揭示我國學者主體意識的產生乃至逐漸萌發(fā)和強調的學術自覺和批評自覺。

實際上，在中國開展“非主流”文學國家的文學研究具有那些主流文學研究所無法取代的價值和意義。比如英語文學，雖然共同采用英語作為文字載體，但非英美國家的英語文學并不一味效仿英美兩國的文學傳統(tǒng)。相反，在度過了艱難的學徒期后，它們嘗試著從各自獨特的文化土壤中汲取養(yǎng)分，從各自特殊的民族立場出發(fā)去觀察和反映生活。而事實上，各國和各地區(qū)的本土文化以及特定的文化傳統(tǒng)、地理環(huán)境和政治氣候也浸潤著各自的英語文學，這是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獨具特色和意義非凡的價值所在。例如，“生存”（survival）與“身份”（identity）就構成了加拿大英語文學的兩大主題。加拿大作家之所以熱衷于描寫“生存”問題，是因為面對加拿大遼闊蠻荒的空間，人們不得不與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作斗爭，所以作家要描寫他們的斗爭生活和生產勞動，贊頌他們?yōu)榍蟆吧妗倍邆涞囊懔妥鞒龅臓奚?。這一特點，在其他國家的英語文學創(chuàng)作中不能說沒有，但卻并非如此普遍。作為反映加拿大社會生活的萬花筒，這些文學創(chuàng)作無疑為我們了解加拿大提供了一扇極好的窗口。無獨有偶，2004年愛爾蘭文化節(jié)總協調人理查德·韋克利在為《愛爾蘭文學名篇選注》所作的序言中也曾表達過類似的看法：“通過這本選集中的作品，我希望讀者們也能發(fā)現愛爾蘭人民的機智風趣、大膽無畏、嫵媚多姿和多言善談。這些特點和我們的執(zhí)著與偏好一起，勾勒出我們的‘民族身份’?！?sup>由是觀之，閱讀和研究這些國家的英語文學就具有了不言而喻的學術價值。

除了學術層面的價值之外，在我國開展非主流國家文學研究還有利于繁榮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學文化。當今的世界正處在一個大發(fā)展、大變革和大調整的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fā)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各種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交鋒日趨頻繁。在這樣的形勢下，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和十八大先后通過了《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的工作報告，要求我們“發(fā)展多層次、寬領域對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鑒吸收人類優(yōu)秀文明成果”，從而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我們在借鑒吸收人類創(chuàng)造的優(yōu)秀文明成果時，自然應該均衡吸納世界各國文學文化的精粹。也就是說，只要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有利于加強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有利于豐富我國人民的文化生活，那么不分作者和國籍，都應納入我們的研究視線。畢竟，只有把弘揚中華優(yōu)秀文化與融會西方文化有機結合起來，我們才能更好地樹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從而向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邁出堅實的步伐。

在中國開展非主流國家文學研究還有利于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和促進人類和平事業(yè)的發(fā)展。在目前復雜的世界格局中，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得到凸顯，這一形式要求我們不但要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而且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開放格局要進一步完善。中華文化要走向世界，其走向自然不僅僅是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等傳統(tǒng)的西方大國，而是要在世界上的各個國家和地區(qū)，都要增強我國文化的感召力和影響力。要想有效地走向世界，“構建和發(fā)展現代傳播體系，提高傳播能力”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或許在于首先要充分了解對象國或地區(qū)的特點和需求，然后對癥下藥，這樣才能提高我們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輻射力和影響力。在中國開展非主流國家文學研究正是我們深入了解這些國家和地區(qū)文化的一個當然選擇。只有切實了解對方之后，在處理國際關系時，我們才能真正做到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才能真正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和各國各地區(qū)發(fā)展道路的多樣化，從而在相互借鑒和取長補短中共同促進人類和平事業(yè)的發(fā)展。因此，不論是從學術研究和國家建設的層面，還是從文化傳播和世界和平的層面來看，當下在中國開展非主流國家文學研究其意義不容忽視，也不能忽視。

改革開放30年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的十幾年中，中國的非主流國家文學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其中也存在不少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在作家作品的選擇方面，我國的非主流國家英語文學研究存在比例不夠均衡的現象；在研究內容方面，我們對作品形式和結構的探討遠遠不夠；在研究角度方面，我們對后殖民理論存在著一定的貼標簽式的評論方式；在研究規(guī)模方面，我們有時過分受制于對象國提供援助的力度。此外，研究選題扎堆且低水平重復的現象也相當嚴重。雖然上述種種弊端并不是中國非主流國家文學研究所獨有的現象，但也足以讓我們引以為鑒。

外國文學研究應該是研究一切國家和地區(qū)的優(yōu)秀文學，研究者需要“有一個全球性的、多國家的、跨文化的視野”，因此，將文學研究，“或者用任何一種語言寫作的任何文學的研究，僅僅隔絕在一個國家或一國傳統(tǒng)范圍之內是不明智的，是對思想的禁錮”。我國的文學研究不能唯國外某某權威馬首是瞻，也不能對西方的文學研究路徑亦步亦趨。相反，我們應該本著切實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和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原則，努力做到以下三點：第一，我們一定要認真解放思想，大力拓展視野，看到二戰(zhàn)之后文學在全球范圍內的興起這一不可辯駁的事實。在繼續(xù)深入研究英美文學的同時，我們應該努力擴大對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英聯邦國家的文學以及世界更大范圍的英語文學的研究，也應該更多關注東歐、北歐、拉美、非洲等國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爭取向國人介紹更多的優(yōu)秀作家和優(yōu)秀作品。第二，我們應立足本土視角，提高批評自覺，增強本土意識和文化自信。我們應在深入了解世界文學研究趨勢的基礎上，從我國文學文化發(fā)展的實際需要和時代特點出發(fā)，踏踏實實地進行原創(chuàng)性的研究，爭取能在國際學術交流中最大程度地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畢竟中國的文學研究“只有在學術上真正有創(chuàng)見，真正有水準，真正參與知識的創(chuàng)造與流通，才能得到中國學術界的重視和國外學術界的承認”。第三，我們還應具備帶著批判精神積極吸納優(yōu)秀英語文學文化的勇氣和魄力，從而使其有助于繁榮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學與文化。在中國開展“非主流”文學研究不僅僅只是為了研究，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借鑒吸收英語世界的一切優(yōu)秀遺產和文明成果。不過這種吸收借鑒決不僅是單純的“物理嫁接”，而必須是有機的“化學反應”，最終在于轉化再造，強基固本。如果我們總體上做到了以上幾點，我國的“非主流”國家文學研究在將來必定能拓展出一片十分廣闊的空間，而其獨具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的治學風格也必將更加贏得國際學術界的認同和尊重。

2015年2月

于上海西南寓所

目錄

1. 〔英〕溫斯頓·S.丘吉爾：《永不屈服：溫斯頓·丘吉爾一生最佳演講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版，第395頁。
2. 可參見Jaroslavír，“Crossing the Borders：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in Literatures in Eng?lish”，in European English Messenger，No.1，2011；Simon During，“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in English”，in 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No.3，2006；Ashley Halpé，“The Hidden Common Wealth：Indigenous Literatures and the Commonwealth Lit./New Literatures in English In?dustry”，in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No.1，1992.“‘非主流’英語文學”系朱振武在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英語文學研究分會第二屆專題研討會的大會主題發(fā)言中提出的一個概念。詳見朱振武：《中國“非主流”英語文學研究的現狀與走勢》，載《外國文學動態(tài)》，2012年第6期，第45—46頁。
3. 可參見朱振武、綦亮：《加拿大英語文學在中國的譯介：1949—2009——兼論社會文化對文學翻譯的制約》，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葉勝年：《澳大利亞當代小說回眸》，載《外國文學動態(tài)》，2001年第5期；陳?。骸稅蹱柼m文學在中國：世紀回眸》，載《外國文學》，2011年第4期；鄒頡：《南非英語文學述評》，載《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劉略昌：《中國新西蘭文學研究：1976—2009》，載《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4. 黃源深、彭青龍：《澳大利亞文學簡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緒論”（黃源深），第1頁。
5. 于光遠主編：《中國小百科全書》（6），團結出版社1994年版，第418頁。
6. 張毅：《非洲英語文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頁。
7. 瞿世鏡：《英帝國崩潰與后殖民文學興起——代序》，載任一鳴、瞿世鏡：《英語后殖民文學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
8. 繼2009年榮膺布克獎之后，愛爾蘭小說家希拉里·曼特爾2012年再次將這一文學大獎收歸囊中，所以進入21世紀之后的布克獎得主共有12位。
9. 王臘寶：《論英語文學研究的拓展》，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第79頁。
10. 〔英〕皮考·伊爾：《英帝國的反擊》，載瞿世境、任一鳴、李德榮：《當代英國小說》，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頁。
11. William H．New，Critical Writings on Commonwealth Literatures：A Selective Bibliography to 1970，with a List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Philadelphi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5.
12. Ronald Warwick， ed.，Commonwealth Literature Periodicals：A Bibliography，including Periodi?cals of Former Commonwealth Countries，with Locat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London：Mansell，1979.
13. Boris Ford， ed.，The New Pelican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The Present．Middlesex：Penguin，1983.
14. 谷啟楠：《英語文學教學與研究中的三個問題》，載《外語教學》，2003年第3期，第58頁。
15. James L．Harner，Literary Research Guide：A Guide to Reference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s in English and Related Topics，New York：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89.
16. 徐江清：《一部二十世紀英語文學史新力作——評麥克黑爾與史蒂文森主編的〈愛丁堡二十世紀英語文學指南〉》，載《外國文學研究》，2009年第3期，第173頁。
17. 王臘寶：《論英語文學研究的拓展》，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第80頁。
18. 易丹：《超越殖民文學的文化困境》，載《外國文學評論》，1994年第2期，第116頁。
19. 這個數字系筆者根據中國知網、國家社科基金、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歷年立項名單的信息綜合得來，數字可能會有遺漏。
20. 此數字包含兩篇博士后出站報告，即馮建明：《喬伊斯長篇小說人物塑造的實驗與創(chuàng)新手法研究》，復旦大學，2007年；劉茂生：《王爾德戲劇中的倫理思想研究》，浙江大學，2010年。
21. 方紅的博士學位論文《“完整生存”：后殖民英語國家女性創(chuàng)作研究》將加拿大的阿特伍德、澳大利亞的賽莉·摩根、美國的托尼·莫里森和英國的瓊·萊利這樣四位女作家作為研究對象。為了方便起見，這里將之統(tǒng)計為有關加拿大文學的博士學位論文研究之列，澳大利亞文學部分不再進行統(tǒng)計。
22. 王旭峰的博士學位論文《解放政治與后殖民文學：V.S.奈保爾、J.M.庫切與納丁·戈迪默研究》對庫切、戈迪默和奈保爾三位作家進行了研究，這里將其歸入有關非洲英語文學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之列，其他地方不再對之進行統(tǒng)計。周桂君的博士學位論文《現代性語境下跨文化作家的創(chuàng)傷書寫》選取了庫切、奈保爾、帕特里克·懷特和多麗絲·萊辛四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跨文化作家作為研究對象，這里對此作了同樣的處理。
23. 任一鳴和瞿世鏡合著的《英語后殖民文學研究》分三章討論了非洲裔、亞裔以及加勒比海地區(qū)的英語后殖民作家作品。為了方便起見，這里將其歸入南非和尼日利亞的英語文學部分，其他地方不再進行統(tǒng)計。
24. 博士學位論文和學術專著的數字系筆者根據中國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書目查詢系統(tǒng)，輸入國內主要研究者的名字、澳大利亞文學、澳大利亞小說、澳大利亞詩歌、澳大利亞戲劇、澳大利亞散文、澳大利亞作家、澳大利亞長篇小說、澳大利亞早期小說、帕特里克·懷特、彼得·凱里等其他國家類似的作家和文類作為篇名和主題詞進行檢索和逐一排查，綜合得來的數字。由于信息量過于龐大，恐數字會有遺漏。
25. 竹夕：《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英語文學研究分會第一屆年會綜述》，載《外國文學評論》，2009年第1期，第229頁。
26. 峰楓：《“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英語文學研究分會成立會議暨第一屆全國英語文學論壇”在北京大學召開》，載《國外文學》，2008年第1期，第128頁。
27. 需要指出的是，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勒比詩人沃爾科特和南非作家戈迪默的研究成果數量與其地位仍然不成比例。
28. 段楓：《歷史話語的挑戰(zhàn)者——庫切四部開放性和對話性的小說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29. 葉駿：《“諾獎”一出，喧鬧狂歡……一地雞毛》，載《金華時報》，2010年10月15日。
30. 張德明：《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構——當代加勒比英語文學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序”（劉象愚），第2頁。
31. 侯傳文：《話語轉型與詩學對話——泰戈爾詩學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序”（曹順慶），第1頁。
32. 侯傳文：《話語轉型與詩學對話——泰戈爾詩學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頁。
33. 倪平主編：《蕭伯納與中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沈益洪：《蕭伯納談中國》，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沈謙：《林語堂與蕭伯納：看文人的妙語生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9年版。
34. 劉略昌：《中國新西蘭文學研究：1976—1989》，載《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第153頁。
35. 嚴蓓雯：《“外國文學與本土視角”研討會綜述》，載《外國文學評論》，2004年第4期，第142頁。
36. 在1978至1980年不到3年的時間里，先后出版了顯克微奇長篇歷史小說《十字軍騎士》（陳冠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你往何處去》（侍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和《顯克微支中短篇小說選》（陳冠商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至此，這位波蘭近代偉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幾乎全部有了中譯本。
37. 吳元邁：《回顧與思考——新中國外國文學研究50年》，載《外國文學研究》，2000年第1期。
38. 陳眾議：《外國文學翻譯與研究60年》，載《外國文學研究》，2009年第6期。
39. 丁超：《中羅文學關系史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
40. 谷啟楠：《英語文學教學與研究中的三個問題》，載《外語教學》，2003年第3期，第58頁。
41. 王臘寶：《走向后殖民英語文學研究》，載《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第97頁。
42. 陳恕主編：《愛爾蘭文學名篇選注》，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愛爾蘭〕理查德·韋克利），第5頁。
43. 《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載《人民日報》，2011年10月26日。
44. 蔣楚婷：《朱振武：均衡吸納各國文學文化的精神》，載《文匯讀書周報》，2011年12月31日。
45. 《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載《人民日報》，2011年10月26日。
46.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8日。
47. 〔美〕詹姆斯·安格爾：《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主談英語文學》，載《外國文學評論》，2008年第4期，第5頁。
48. 王守仁：《現代化進程中的外國文學與中國社會現代價值觀的構建》，載《外國文學評論》，2004年第4期，第104頁。
49. 南振聲：《培養(yǎng)高度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載《文匯報》，2011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