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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饒宗頤

欹枕聽潮音 作者:張培忠


潮州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饒宗頤

按語: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是潮學的創(chuàng)導者,潮學研究的實踐者和組織者。很難用一篇文章來概括饒先生對潮學的貢獻,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饒宗頤,便沒有潮學今天的繁榮。1946年,年僅29歲的饒宗頤被聘為潮州修志委員會副主任,負責總纂《潮州志》。《潮州志》編纂成功,是青年饒宗頤對潮學的重大貢獻,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饒先生對潮學最大的貢獻是第一個提出把潮學作為一門學科來研究。1993年12月20日,在香港舉行的“潮州學國際研討會”,是有史以來最具規(guī)模的潮州學研討會,饒先生在會上作了本篇專題演講。

潮州地區(qū)人文現(xiàn)象,有需要作為獨立而深入探討之研究對象,應該和“客家研究”同樣受到學人的重視。因此,潮州學的成立,自然是順理成章不用多費唇舌來加以說明;更有一個充足理由,客家學以梅州地區(qū)為核心,在清雍正十年(1732)嘉應直隸州未設立以前,整個梅州原是潮州所屬的程鄉(xiāng)(后來分出鎮(zhèn)平、平遠),長期受到潮州的統(tǒng)轄。大埔、豐順二縣,亦屬潮州所管。北京的潮州八邑會館,只有說客家語的大埔沒加入,但大埔仍是潮屬的一邑,至近時方才割出獨立。所以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歷史,梅州、大埔都應該包括在內,這說明客家學根本是潮州學內含的一部分,不容加以分割的。

中國文化史上,內地移民史和海外拓殖史,潮人在這兩方面的活動的記錄一向占極重要的篇幅,這是大家所熟悉的。潮人若干年來在海外拓殖成果和豐厚的經濟高度發(fā)展的各種表現(xiàn),在中國以外各個地區(qū)孕育出無數(shù)繁榮美麗的奇葩,為中外經濟史寫下新頁,久已引起專家們的重視而且成為近代史家嶄新的研究對象。因此,潮州地區(qū)人文現(xiàn)象的探討,更使多數(shù)人發(fā)生熱烈而廣泛的興趣。本人對這一件事,多年以來屢加積極提倡,汕頭潮汕歷史文化中心的成立,正說明這一工作已經取得相當成就。此次在香港潮州商會的鼎力資助下,香港中文大學舉辦首次為期三日的潮州學研討會,這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潮州人文現(xiàn)象和整個國家的文化歷史當是分不開的。先以民族而論,潮州土著的畬族,從唐代以來,即著稱于史冊。陳元光開辟漳州,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即與畬民結不解緣。華南畬民分布,據(jù)專家調查,皖、浙、贛、粵、閩五省,畬族保存了不少的祖圖和族譜,無不記載著他們始祖盤瓠的傳說和盤王祖墳的地點,均在饒平的鳳凰山(今屬潮安)。換句話說,鳳凰山是該族的祖先發(fā)源地。我曾引用宋代晁補之集中《開梅山》一長詩,和泰國北部發(fā)現(xiàn)的《徭人文書》里面《游梅山》的記述,來討論宋代畬、徭的關系。又引用元代《三陽志》記載宋時水東有“不老”的土音來探索什么是畬族自己稱呼的名號。這些問題,牽涉甚廣,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近十余年來潮汕地區(qū)的考古工作,成績斐然可觀。饒平浮濱類型的文化遺存之發(fā)現(xiàn),震爍中外,但正式報告尚未有人著手編寫。我曾到饒平該地考察,深覺發(fā)掘及研究工作尚未認真展開,例如該地出土重要文物—帶有“王”字符號的大口陶尊,長達17.3厘米的銅戈,還有銅觶與鳥形壺,都是珍品。江西新干商代遺址的奇異絢美的銅器,亦有鳥形文物,吳城亦出鳳鳥形握手青銅器蓋,它們彼此間之關系如何,均有待于考古家的探索。其他各地出土文物林林總總,只有各縣《文物志》做一些簡單報道,我們正期待一本完美周詳、圖文并茂的報告。

再談戲劇問題。在清代福建蔡爽的《官音匯解釋義》卷上的“戲耍音樂”條記著:“做正音,唱官腔;做白字,唱泉腔;做大班,唱昆腔;做潮調,唱潮腔?!逼鋾r的潮調與官、泉、昆三腔并列。由于多年來我國民間戲劇調查研究的躍進,溫州南戲、閩劇特別是莆田戲的深入鉆研,對潮劇研究的來龍去脈有一定幫助。中外人士已寫成一些專著,燦然可觀。出土新材料若宣德本《金釵記》、嘉靖本《琵琶記》已引起世界學人的注目,異國收藏如奧地利、日本都有舊本,這些珍異文物得到潮州商會的大力資助才印出《明本潮州戲文五(七)種》,風行一時,有口皆碑。其中《劉希必》寫本所附板拍,對南戲音樂研究開創(chuàng)了一新紀元?,F(xiàn)經中日學人共同探索,溫、潮原出一脈。永嘉鄭孟津君對宣德本點板的解讀認為與《琵琶記》的明初臞仙本正是一脈相承,更屬創(chuàng)見。

潮州方言的研究久已展開,卓著成績,述作之富,毋庸贅述。唯潮州地區(qū),潮、澄與潮陽、普、揭,各成語系,語音的差異如何進一步分析,及與古音的比較,還有待專家之探索。至于潮樂方面,器樂的專題研究,和活五音位律呂的研究,近時在國內成為熱烈討論的題目,甚至可與曾侯乙鐘律的四、四曾音位做比較研究,其重要可知。

凡此種種,俱見潮州文化若干特殊現(xiàn)象,已不僅是地方性那樣簡單,事實上已是我國文化史上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與項目。若夫潮史新文獻的發(fā)掘,我在編纂《潮州志匯編》時候,將《永樂大典》里面的《三陽志》殘本加以重印,已引起人們的重視和采用。近時我又將久已失傳的萬歷知府郭子章所著的《潮中雜記》從日本影回,即由潮州商會出版,訂于1993年12月在潮州學會議開幕時推出,以供大家參考。這更是香港潮州商會對潮州學的又一次貢獻。

潮州學的內涵,除潮人在經濟活動之成就與僑團在海外多年拓展的過程,為當然主要研究對象,其與國史有關涉需要突出做專題討論,如潮瓷之出產及外銷、海疆之史事、潮州之南明史等論題,在潮汕已有不少文化機構著手從事編寫,十年以后,研究成果,必大有可觀,鉤沉致遠,深造自得,蔚為國史之要刪,謹拭目以俟之。

饒宗頤(1917—2018),字伯濂、伯子,號選堂,又號固庵,廣東潮州人。著名國學大師,香港中文大學、南京大學等學校名譽教授,西泠印社社長。其學問幾乎涵蓋國學的各個方面,且都取得顯著成就,并且精通梵文。香港大學修建了“饒宗頤學術館”;潮州市政府也在其家鄉(xiāng)修建了“饒宗頤學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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