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水滸傳》的幾個問題

——在“中國古代小說講授班”（1984年）的演講

一 時代問題

《水滸傳》產(chǎn)生于什么時代，這是我們首先必須予以明確的問題。

《水滸傳》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它不是宋代的作品，也不是明代中葉或明代中葉以后的作品。

《水滸傳》描寫和反映了以宋江為首的農(nóng)民起義隊伍的事跡。宋江是歷史上實際存在過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全書故事發(fā)生的時間，作者又把它安排在宋代，是北宋倒數(shù)第二個皇帝宋徽宗時候的事。所以，書中有一些內(nèi)容，反映了宋代的風俗、人情，反映了宋代社會生活真實。

但，這部書產(chǎn)生在元末明初，作者在處理以宋江為首的農(nóng)民起義隊伍的英雄事跡這樣一個歷史題材時，卻有著明顯的元末明初的時代色彩。他為什么要寫農(nóng)民起義的題材，他怎樣處理這樣的題材（包括增添了什么，刪減了什么，改造了什么，創(chuàng)造了什么），他在做這樣或那樣的處理時是以什么作為指導思想的，所有這些比較重要的問題，都需要探討它們的時代背景，才能獲得比較正確的解答。而這個時代背景，不能求之于故事所發(fā)生的北宋末年，而必須到作者所置身的元末明初去尋找。

舉例來說，為什么要寫征遼這個情節(jié)，這就和元末明初的時代背景分不開。又如，宋江在歷史上是被秘密捉拿、處死的，《水滸傳》卻改變了他的結局，這樣處理的原因，也仍然是需要到元末明初的時代背景中去尋找的。

說《水滸傳》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原本不成其為問題，向來就是這么看的，20世紀60年代以前的絕大多數(shù)文學史專著都是這樣的主張，后來出現(xiàn)了不同的說法。因此，有必要把《水滸傳》的時代問題提出來加以探討。

學術界極個別的同志曾主張《水滸傳》是宋代的作品，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第一，這種說法的根據(jù)是錯誤的。有的明朝人，因為不了解《水滸傳》的具體情況，所以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水滸傳》的時候，隨意地把它的作者說成是“南宋時人”。有的《水滸傳》的版本，例如崇禎年間的富沙劉興我刊本（簡本），作者題為“宋施耐庵”。這完全是一種想當然的說法，沒有任何史料的依據(jù)。我們不能把明朝人的錯誤說法作為自己立論的唯一的根據(jù)。

第二，這種說法不符合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說史發(fā)展的實際。在宋代，還不可能出現(xiàn)像《水滸傳》這樣的鴻篇巨制的作品。宋代固然已經(jīng)有了話本，但它們是短篇的，而不是長篇的。另外，宋代雖然已經(jīng)有了講史小說，篇幅要比一般的話本長，但它們主要是口頭的，而不是書面的。從文學發(fā)展的歷史看，長篇小說《水滸傳》根本不可能產(chǎn)生在宋代，不論是南宋，還是北宋。

所以，我們不能把《水滸傳》看成是宋代的作品。同時，我們也不能把《水滸傳》看成是明代中葉或明代中葉以后的作品。

現(xiàn)在，學術界有《水滸傳》成書于明代中葉或明代中葉以后的主張。這些學者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看法，主要是看到了兩個現(xiàn)象。一個現(xiàn)象：今天保存的《水滸傳》的版本，最早的出現(xiàn)于明代中葉，明代中葉以前的版本則一部也沒有流傳下來。對這個現(xiàn)象，人們可以給予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在明代中葉以前，根本就沒有《水滸傳》這部書的存在。另一個現(xiàn)象：在現(xiàn)存的《水滸傳》版本中，有一些官職和地理的名稱，經(jīng)查歷史書籍的記載，發(fā)現(xiàn)它們是明代中葉或明代中葉以后才產(chǎn)生的。有人把這當成證據(jù)，企圖用以證明《水滸傳》寫成于明代中葉或明代中葉以后。

我覺得，不能這樣看。

《水滸傳》的版本保存到今天，最早的是明代中葉的刊本，這有種種原因。一種可能是明代中葉以前的版本沒有保存下來，或者雖然保存下來了，但迄今還沒有被我們發(fā)現(xiàn)。另一種可能是，在明代中葉以前，它根本沒有刻印過，只以抄本的形式流傳，或者雖有抄本，但沒有普遍流傳，到了明代中葉才第一次刻印出來。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由于我們現(xiàn)在對明代初年的小說、戲曲的研究還處于一片空白，對它們發(fā)展的情況還不了解、不熟悉，所以今天對這個問題進行探索，存在著一定的困難。為什么《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今天保存下來最早的版本是明代中葉的？為什么在明初一百多年中，它們沒有被刻印過？它們當時是怎么流傳的？除了《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之外，當時有沒有其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出來和流傳著？這些問題對于今天的學術界，基本上還是空白點。我們掌握的材料不夠，我們對大量的明代初年的詩文集和歷史書籍還沒有下功夫去查閱和鉆研，所以對這些問題不能做出令人滿意的回答。這算是客觀的原因。但不能排除前面所講的幾點可能性。

至于有的論者發(fā)現(xiàn)《水滸傳》里個別的官名、地名不是明代初年或明代初年以前所有過的，從而斷定它不是元末明初的作品，這個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不妨提出三點來談。

第一，這些地名、官名，如果是明代的，那么，這與我們所說的《水滸傳》寫于元末明初并不矛盾。

第二，這些地名、官名，如果千真萬確是明代中葉或明代中葉以后才開始產(chǎn)生的，那么，很可能它們經(jīng)過了后人的修改、更換，或者是在刊刻這幾個字時出現(xiàn)了差錯。我們知道，在明代，《水滸傳》是一部暢銷的讀物；一直到今天，還保存著為數(shù)眾多的《水滸傳》明刊本。從這些明刊本來看，它們之間，在文字上并不完全相同，互有出入，只不過有的出入大，有的出入小，程度不同而已。因此，我們可以推想，在《水滸傳》刊行和流傳的過程中，有一兩個字被修改，被有意或無意地更換掉，或者被刻錯，這樣的可能性非常大。修改者是誰呢？可能是書商，也可能是評點家，評點家有一定的文字水平和歷史知識，他可能會想當然地動筆修改。修改的原因，則可能是有的地名、官名發(fā)生了變動，需要做相應的更換，使它們符合于當時實際上使用的名稱。

第三，有的論者舉出的一些地名、官名，究竟是否到了明代中葉才開始產(chǎn)生，那是很難說的。這些說法雖有書面的依據(jù)，但并不能排斥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他所看到的那個書面記載本身有錯誤，記載的年代晚于這些官名、地名實際上變動的年代。另一種可能性是：這些官名、地名雖說是到了明代才有的，但這僅僅相對于明初或元代而說，而在元代之前已可能存在這樣的官名、地名了。明初不是這樣，元代不是這樣，不等于宋代也不是這樣。既然宋代存在，元末明初人就可以用。知識分子喜歡用古地名、古官名，在生活中，是普遍的習慣，也是常見的事情。

因此，僅僅根據(jù)《水滸傳》中出現(xiàn)了幾個明代中葉或明代中葉以后才有的地名、官名，還不能否定它是元末明初的作品。

這并不是說，這種方法不能運用。這種方法，即從作品中出現(xiàn)的官名、地名來判斷該作品產(chǎn)生的年代，不失為一種可行的研究方法。有的作品的時代可以依靠這種方法來加以判斷。但運用這種方法的時候有兩點需要引起注意。

一要排除反證。任何考據(jù)方法，要想一項結論得以成立，首要的、必需的條件就是要排除反證?，F(xiàn)在有的論者對這一點不大重視。

二不能孤立地看問題。列寧曾在《統(tǒng)計學和社會學》指出：

在社會現(xiàn)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好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歷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lián)系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勝于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jù)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聯(lián)系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末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1]

列寧的這番話很值得我們深思。像《水滸傳》這樣一部篇幅很長的作品，里面兩三個地名、官名有問題，一共四五個字，不能僅僅根據(jù)這個下結論。書中出現(xiàn)的地名、官名，成百上千，不能只看一兩個例子。任何東西，你想列舉一兩個例子來表示反對或贊成，都是很容易做到的。我們必須把《水滸傳》中出現(xiàn)的所有地名、官名加以綜合的研究，它們總體的情況如何，有無寫錯的可能，在這樣做的前提下，再來考慮一兩個特殊的例子，所得出的結論說服力就大了。

總之，我既不同意說《水滸傳》是宋代的作品，也不同意說《水滸傳》是明代中葉或明代中葉以后的作品。我認為，《水滸傳》是元末明初的作品。這樣說，有沒有根據(jù)呢？有的，最主要的根據(jù)在于《水滸傳》的作者，作者的時代是可以判斷的。他是元末明初人。

二 作者問題

《水滸傳》的作者是誰呢？

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也許有人會覺得多此一舉，因為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書上明明寫著作者的姓名：施耐庵。實際情況也是這樣的。近幾年來，有人提出《水滸傳》的作者究竟是誰的問題，如是羅貫中等等。我們認為，首先應該肯定一點，即施耐庵是確實存在于世間的一個人的名字，而不是化名。因為，其一是，歷史上文人寫小說用化名或假名開始較晚，元末明初時還沒有這種現(xiàn)象；其二是，如果書中的內(nèi)容不是關系到作者本身的安全或聲譽受到損毀，作者一般是不用化名的。新中國成立前流行的《水滸傳》版本主要是金圣嘆的70回本，這個本子出現(xiàn)于明末清初，它明確題署作者是施耐庵。金圣嘆盡管是一個善于造假的人，但他說《水滸傳》作者是施耐庵，卻無疑是接近事實的。

金圣嘆的說法符合于明朝人的記載。

明朝人的著作提到《水滸傳》的作者問題，主要有六條材料。

一是高儒《百川書志》卷6，“史部·野史類”：

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

這是最早的記載。書前之序系嘉靖十九年（1540）。

二是郎瑛《七修類稿》卷23，“辨證類·三國宋江演義”：

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

據(jù)卷首陳善序文，其書作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

三是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卷25：

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shù)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等事。

田汝成是嘉靖五年（1526）進士，書當成于嘉靖年間。

四是王圻《續(xù)文獻通考》卷177，“經(jīng)籍考·傳記類”：

《水滸傳》，羅貫著。貫，字本中，杭州人。

王圻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進士。

五是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41，“山岳委談”下：

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為盛行。……其門人羅本亦效之，為《三國志演義》。

胡應麟生于嘉靖三十年（1551），死于萬歷二十八年（1600）。

六是天都外臣《水滸傳序》：

故老傳聞：洪武初，越人羅氏，詼詭多智，為此書，共一百回。

據(jù)沈德符《野獲編》卷5，天都外臣即汪道昆。此序作于萬歷十七年（1589）。

上述六條材料的說法可以歸納為三種，即施作羅編（高儒、郎瑛）、施作（胡應麟）、羅作（田汝成、王圻、天都外臣）。我認為，第一種說法是最早的，也是最可靠的。

另外，從現(xiàn)存明刊本《水滸傳》的題署來看，共有四種。

一是題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這有三種版本，即嘉靖刊本（20卷殘本）、萬歷十七年天都外臣序本和萬歷四十二年（1614）袁無涯刊本（120回）。

二是題羅貫中編輯，這有萬歷二十二年（1594）雙峰堂刊本（評林本）。

三是題施耐庵編輯，這有崇禎間雄飛館刊本（英雄譜本）。

四是題施耐庵撰，這有崇禎間富沙劉興我刊本和崇禎間貫華堂刊本。從這里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即施作羅編說是最早的，也是最可靠的說法。

因此，我認為，施耐庵是《水滸傳》的作者，羅貫中也曾參與編寫的工作，是施耐庵的合作者，詳細情況則不得而知。

除了上述原因外，還因為，羅貫中是《三國志演義》的作者，這已為明代的各種記載和版本所證實，而從《三國志演義》、《水滸傳》這兩部小說的思想和語言風格來看，它們不可能出于同一作者的筆下，在文字上，《水滸傳》用的是民間口語，而《三國志演義》基本上是文言文。在思想上，《水滸傳》肯定農(nóng)民起義，《三國志演義》反對農(nóng)民起義，一個作者能寫出具有如此完全不同的思想與風格的作品，是難以想像的。因此，《水滸傳》的作者只能是施耐庵，而不大可能是羅貫中。

現(xiàn)在介紹一下施耐庵的情況。

施耐庵的生平事跡流傳下來的極少，我們能夠肯定的事實有兩點：其一，他是元末明初人；其二，他是浙江錢塘（今杭州）人。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關于施耐庵的材料是假的、偽托的，是不可相信的。

這些材料計有：《吳王張士誠載記》中的袁吉人《耐庵小史》；《興化縣續(xù)志》中的李恭簡《施耐庵傳》、《施耐庵墓記》和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施氏族譜》中陳廣德《施氏族譜序》、《施氏族譜》及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

這七篇材料發(fā)表于《文藝報》1952年第21期，是當時全國文聯(lián)組織的調(diào)查團會同蘇北的文聯(lián)組織到蘇北調(diào)查有關施耐庵的材料和傳說之后發(fā)表的，過了不久，作為調(diào)查團負責人之一的聶紺弩曾做過幾次報告，宣布這些材料不可靠。根據(jù)我們的研究，也認為這些材料不可靠。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幾乎所有的有關著作和論文都不引用這些材料，大家認為這些材料是假的已不成其為問題，所以也沒有人寫文章來揭露這些假材料。結果到了1975年“評《水滸傳》”“批宋江”時，又有人把這些材料翻出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就把它們當作真實材料來使用。1982年，在江蘇興化、大豐又掀起紀念施耐庵、收集施耐庵文物的小浪潮。我奉中央領導同志之命，參加了對興化、大豐發(fā)現(xiàn)施耐庵文物一事的調(diào)查，經(jīng)過研究，也已證明這里所謂施耐庵的種種傳說都是站不住腳的，我另有專文論述，此處不贅。

這里主要講一講，為什么說施耐庵是元末明初錢塘人。

首先來看，施耐庵是浙江錢塘人，這一點大概不錯，根據(jù)有三。

第一，施耐庵是江南一帶的人，足跡似乎沒到過北方，所以在《水滸傳》的具體描寫里，常常發(fā)生地理上的錯誤。

例如第5回寫魯智深從五臺山前往東京，路過桃花村，且明言桃花村在山東青州。但五臺山在山西，到東京（今河南開封）為何要經(jīng)過山東？

第3回寫史進離少華山前往延安府，路過渭州。少華山在今陜西華陰附近，而渭州在甘肅隴西縣附近。從華陰到延安，相距450里左右，為何要向西繞1000里路經(jīng)過渭州？

第36回寫宋江發(fā)配江州，路過梁山，亦不合理，因梁山在鄆城北邊，從鄆城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為何要繞道向北？

第39回寫戴宗由江州往東京，路過梁山，也不可能。

第58回、第59回寫梁山大隊人馬前去攻打華州，路途遙遠，還要經(jīng)過東京附近，為什么一路暢通無阻，沒有受到官軍的任何抵御？

這些例子說明施耐庵對北方山東、陜西等地的地理情況是不熟悉的，而這和他是錢塘人的身份是符合的。

第二，《水滸傳》中運用了杭州一帶的方言土語。例如第26回中，武大郎說：

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

鴨，相當于今天的“烏龜”之義，這是宋元時杭州一帶的俗語。宋莊季?！峨u肋編》云：“浙人以鴨兒為大諱。”仇遠《稗史》亦記有此語。這樣的詞語被施耐庵采用，只能說明他是錢塘人，熟悉這類詞。

第三，根據(jù)明清時代的一些記載，杭州有許多水滸人物的傳說和遺跡。如六和塔下有魯智深像，江邊有武松墓，涌金門外有張順廟，清泰門外有時遷廟，赤山埠有武松廟，石屋嶺有楊雄、石秀廟。這說明在施耐庵編寫《水滸傳》之前，杭州一帶已有梁山英雄的故事傳說，施耐庵創(chuàng)作和編寫《水滸傳》，可能也受到了這些民間傳說的影響。這可以作為施耐庵是杭州人的一個旁證。

我們說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根據(jù)還在于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賈仲明《續(xù)錄鬼簿》有羅貫中的小傳，說他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是他的合作者，是同時代的，當然他也是元末明初人。

關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跡，我們能知道的僅以上兩點。他的名字也已不可知，“耐庵”是號而不是名。有人說他就是《幽閨記》（即《拜月亭》）的作者施惠，我認為這是很可能的。

三 《水滸傳》是根據(jù)大量的民間傳說而由偉大作家創(chuàng)作出來的

關于水滸故事的演變過程，前人有不少記載，主要有宋代的歷史傳記、畫贊、說話（小說）及元代的《宣和遺事》與詩文、雜劇等。這些材料，在不少研究《水滸傳》的論文或著作中都有所介紹，這里就不再一一列舉。我要講的是，從這些材料里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

第一，水滸故事在宋元兩代是非常流行的，無論在民間傳說里，或是在文人的著作里，都是很熱門的。許多偉大的文學作品，都采用了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傳說、故事作為題材，從而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外古今文學史上的無數(shù)事例都說明了這一點，《水滸傳》也是這樣的。

第二，從這些傳說、記載發(fā)展到施耐庵的《水滸傳》，其間有著質(zhì)的差異，而不是量的差異。有人說，《水滸傳》是人民群眾的創(chuàng)作；也有人說，《水滸傳》是無數(shù)民間傳說相加的結果。我想，這些看法恐怕都是不正確的。表面上看起來，這些說法像是在抬高《水滸傳》的地位，把它說成是民間文學；實際上，這些說法是對《水滸傳》的貶低?！端疂G傳》是一部文學作品，一部完整的、由許多有機的結構組成的藝術品，一部思想上與藝術上都比較成熟的文學作品。它絕不是一部你說幾句，他說幾段，或者你寫幾句，他寫幾段，而拼湊起來的故事集。

我們必須承認，施耐庵吸收了以往的民間傳說、話本、雜劇中的有關故事，把許多不相聯(lián)系的故事集中起來，對它們做了一個總結。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施耐庵并沒有停留于此，而是在這個基礎上，經(jīng)過自己的加工和再創(chuàng)作，才寫成了這部反映在他之前200年的一場農(nóng)民起義運動的作品。不能認為，《水滸傳》是根據(jù)舊有的素材編纂而成的故事集?！端疂G傳》是作家筆下的產(chǎn)物，是由一位偉大的文學家創(chuàng)作的一部偉大的、完整的、成熟的作品，我們不能否定或抹殺作家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舉兩個人物的例子，一個是林沖，一個是宋江。

先說林沖。

林沖是施耐庵在《水滸傳》中精雕細琢地塑造出來的一個典型人物形象，有關他的故事情節(jié)也是施耐庵創(chuàng)造出來的。林沖的遭遇，說明了封建社會中官逼民反的現(xiàn)實，很打動人心，也具有代表性的意義。林沖的故事膾炙人口，從明代開始，一再被改編為戲劇，較早的有李開先的《寶劍記》，直到京劇《野豬林》和《逼上梁山》。這些戲劇長期在舞臺上演出，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后世在生活中流行一句成語“逼上梁山”，就是由此而起的，可見林沖的形象和林沖的故事對社會所產(chǎn)生的深遠的影響。但是，對林沖形象的突出的塑造，對林沖性格的真實動人的刻畫，應該歸功于施耐庵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在施耐庵之前，在宋元時代的有關記載中，只能見到林沖的名字，而見不到關于他的性格、經(jīng)歷的任何描寫，也見不到有關林沖事跡的話本的名目，即是說，《水滸傳》中林沖的形象，林沖的性格，林沖的故事，我們到現(xiàn)在為止，還沒有找到它的出處。因此，我們把林沖說成是施耐庵的創(chuàng)造，這大概是不會有什么問題的。

再談宋江。

在施耐庵之前，宋元的記載中已有關于宋江的描寫，但把它們與《水滸傳》中的描寫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后者是經(jīng)過了加工、創(chuàng)造，在思想和藝術方面都有所提高。

我們以宋江殺閻婆惜這一情節(jié)為例略做分析。

對于宋江來說，殺閻婆惜是他進行反抗的開端。在此之前，他雖然對封建勢力的迫害保持著一定的警惕，但是只要封建勢力不直接壓迫到頭上，他是不會有反抗的想法的。殺閻婆惜以后，他開始了亡命的生活，開始了反抗。施耐庵對這個情節(jié)很重視，在描寫時表現(xiàn)了創(chuàng)造的才能。在《水滸傳》以前，對宋江殺閻婆惜的描寫很簡單?！洞笏涡瓦z事》寫道：宋江從縣里回來，見閻婆惜與吳偉正在依偎，便怒發(fā)沖冠，拿起一把腰刀，把閻婆惜與吳偉二人都殺了，然后在墻上寫了四句詩。這樣的寫法很平常，沒有什么精彩的地方。對于宋江的形象的塑造，并沒有增加什么。元人雜劇中沒有流傳直接描寫宋江殺閻婆惜的作品，但在宋江的上場白中提到了此事。這段上場白，在好幾部雜劇中都是一模一樣的，幾乎成了一個定式：

曾為鄆城縣把筆司吏，因帶酒殺了，迭配江州牢城。

有個別作品，在“殺了（閻婆惜）”之后，多出幾句：

一腳踢翻燭臺，延燒了官房，被官軍拿某到官，脊杖了六十。

根據(jù)這種描寫，殺閻婆惜只是因為喝醉了酒，而被定罪的理由則是殺人和燒官房。這樣的描寫意義不大，使人覺得宋江不值得同情，官府對他判罪似乎沒有什么不對的地方。而到了施耐庵的筆下，情況變得大不相同，增加了許多具體、細致的描寫，使人物形象鮮明，故事情節(jié)生動，并把這件事同梁山泊晁蓋等人聯(lián)系起來，擴大了思想內(nèi)容。閻婆惜得到了招文袋，拿到了寫給宋江的信，因而對他進行威脅，要告發(fā)他私通梁山，并提出三個條件，宋江低聲下氣，接受了條件。只因閻婆惜進一步威脅，要打官司，到“公廳”上去，宋江這才忍無可忍，動手奪取招文袋。這時他還沒有殺人的念頭，只是想奪回書信而已?？煲獖Z回時，閻婆惜大喊：“黑三郎殺人也！”這才引起了宋江殺人的念頭。施耐庵寫出了宋江殺人是被迫的、不得已的，是慢慢地、漸漸地才發(fā)展到那一步的。這和全書所寫的宋江的性格是協(xié)調(diào)的、一致的，也是有說服力的。

上面兩個例子，充分說明了施耐庵在寫作《水滸傳》時付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

所以《水滸傳》是作家的創(chuàng)作，不是民間傳說的單純的積累。

施耐庵的貢獻應予以肯定。

四 版本問題

在我國古代小說中，版本又多又復雜的，有兩部作品，一部是《紅樓夢》，一部是《水滸傳》。兩相比較，《水滸傳》的版本問題更多、更復雜。所以，《水滸傳》的版本，可以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

如果按照回數(shù)的多少來分，《水滸傳》的版本則有六種，即71回本、100回本、110回本、115回本、120回本、124回本。另外還有一些版本，不分回，只分卷，每一種分卷的情況又彼此不同。

如果按照文字的詳略來分，《水滸傳》的版本則可分為兩類，一類叫作繁本，一類叫做簡本。屬于繁本的有71回本、100回本、120回本中的一大部分。屬于簡本的有110回本、115回本、124回本等。另外，簡本中還包括120回本中的一小部分，以及不分回本和分回混亂本。

這里所說的“繁”和“簡”，都是指文字的繁簡而說的，不是指故事情節(jié)內(nèi)容的詳和略、多和少。如按故事情節(jié)內(nèi)容來說，則繁者不一定詳，簡者不一定略。

繁本和簡本的不同，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四點：

第一，分回不同，這在上面已經(jīng)談過了。

第二，回目不同，例如120回本的第10回回目是“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陸虞侯火燒草料場”，而在115回本中，此為第9回，回目是“豹子頭刺陸謙富安，林沖投五莊客向火”。其他的例子不再多舉。

第三，情節(jié)的敘述不同。例如，在簡本中，林沖發(fā)配的時候，他的娘子到酒店哭別，回家后就自縊身死。而在繁本中，林沖在火并王倫后，派人到東京去接家眷，才知道娘子早已自縊身死。

第四，故事內(nèi)容的詳略不同。這一點是最重要的區(qū)別?！端疂G傳》的故事內(nèi)容，根據(jù)內(nèi)容最詳細的120回本來分，包括六個部分，即：

（1）從洪太尉誤走妖魔到梁山泊排座次（第1回至第71回），共71回。

（2）從李逵鬧東京到受招安（第72回至第82回），共11回。

（3）征遼（第83回至第90回），共8回。

（4）征田虎（第91回至第100回），共10回。

（5）征王慶（第101回至第110回），共10回。

（6）征方臘（第111回至第120回），共10回。

這六個部分，幾種簡本都有；而在繁本中，只有120回本都有；71回本只有第（1）部分；100回本則沒有第（4）、第（5）部分。

需要提到的是，繁本和簡本究竟哪個在先？《水滸傳》原本究竟有多少回？這兩個問題是互相關聯(lián)的。

首先看繁本和簡本的先后問題。

關于這個問題，已有一些權威學者發(fā)表過意見，共有三種：

（1）繁本在先，簡本在后。

（2）簡本在先，繁本在后。

（3）簡本在先，繁本在后，但簡本是從原本刪節(jié)而來的。

持第一種意見者，有明人胡應麟，他在《少室山房筆叢》卷41中談到這種意見。同意這種意見的有今人孫楷第。他們都認為先有繁本，后有簡本，簡本是從繁本刪節(jié)而來的。但他們沒有談到繁本和原本的關系，對繁本是否就是原本的問題沒有提出明確的看法。

持第二種意見者，以魯迅為代表。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

若百十五回簡本，則成就殆當先于繁本。

同意魯迅意見的有鄭振鐸。他們認為，簡本就是原本，而繁本是以簡本為基礎加以改寫和增寫而形成的。

持第三種意見者，有何心（陸澹安）。他在《水滸研究》一書中發(fā)表的意見，基本上和魯迅相同，所不同的只有一點，即在簡本之先，另有一個原本。

我認為，第一種意見是正確的，即繁本先于簡本。根據(jù)是，我們用繁本、簡本互校，可以校出大量的異文，然后再根據(jù)這些異文來判斷是簡本刪節(jié)了繁本的原文，還是繁本依據(jù)簡本而加以改動和增加。當然，我們在判斷時，不能選那些模棱兩可的例子，而必須選那些非此即彼的有說服力的例子。根據(jù)這個原則，我們舉兩個例子來證明繁本先于簡本。

第一個例子是朱貴的綽號，繁本中為“旱地忽律”，而簡本中作“旱地蔥”。很顯然，簡本的制造者不知道“忽律”就是鱷魚，而憑主觀臆斷將四個字改為三個字，成為“旱地蔥”，但這樣一改，這個詞就不通了。出現(xiàn)這種情況，絕不是繁本將簡本中的“旱地蔥”增為四字而成“旱地忽律”。

第二個例子是一段話，即雙峰堂刊本《水滸志傳評林》第8卷中，宋江吟反詩后的自白：

宋江自飲，不覺沉醉，猛然想曰：“我生在山東，出身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功名不就，父母兄弟幾時相見？”不覺淚下。睹物傷情，作西江月詞。喚酒保，借筆硯，寫向粉壁，以記歲月。

這段話，文字存在五個問題：

（1）“出身”二字，上下都沒有連接，造成語句不通。

（2）“虛名”指的是什么？

（3）父母兄弟何以不能相見？

（4）“父母”的提法和前面的交代有矛盾。宋江初出場時，明明說“上有父母在堂，母親喪早”，這在繁本和簡本中是一致的，既已指明宋江已沒有母親，為什么這個地方又冒出“父母”兩個字？

（5）“以記歲月”，目的是什么？

這五個問題，令人不解。

再看繁本第39回，這段話是這樣寫的：

獨自一個，一杯兩盞，倚欄暢飲，不覺沉醉。猛地驀上心來，思想道：“我出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上人，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里。我家鄉(xiāng)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不覺酒涌上來，潸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調(diào)，便喚酒保，索借筆硯。起身觀玩，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宋江尋思道：“何不就書于此？倘若他日身榮，再來經(jīng)過，重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這苦。”

看了繁本的文字，才知道簡本這一段所存在的五個問題，并不成其為問題。

由此可見，簡本基本上是刪節(jié)繁本的原文而來的。個別的文字則經(jīng)過了修改。這個刪節(jié)、修改的人是誰呢？是書商或書商所雇用的文人。他有一點文化，但文化水平不高，刪改的目的是圖省事省錢，為了快印書，多牟利，而不是從思想上、藝術上使原著更加完美。

還要補充指出的一點是，繁本并不等于原本。因為繁本有71回、100回、120回三種版本，只有其中的100回本才是原本。

前面已經(jīng)說過，120回的《水滸傳》包括六個部分，那么，《水滸傳》原本究竟包括其中的哪幾部分呢？

我認為，原本應包括第一部分，即第1回至第71回。這是全書寫得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全書的主體部分。原本包括第二部分，即第72回至82回?，F(xiàn)在大家都已公認，金圣嘆腰斬《水滸傳》，他的這一刀就斬在第71回和第72回之間。從第1回到第82回，本來是一個完整的內(nèi)容，有機的整體。原本應包括第六部分，即征方臘的部分。理由很簡單。宋江等人的悲慘結局都安排在這一部分里，把這一部分作為全書的結尾部分處理，是十分自然的。這樣，以上三個大部分共92回。

原本不包括第四、第五部分，即征田虎、征王慶部分。理由有兩條：

（1）在這兩次大戰(zhàn)役中，梁山泊一百零八將一個也沒有死，死去的人都在一百零八將范圍之外。這是因為：一百零八將的悲慘結局，原作者早已安排在征方臘戰(zhàn)役之中，為了不打亂原作者的安排，為了不改動后面的情節(jié)，所以只好不讓一百零八將之中的人在征田虎、征王慶時陣亡。

（2）有的版本在書名上明確點出這兩部分內(nèi)容是后來增加的，不是原本所固有的。例如，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一種版本即命名為《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

以上幾點，大部分研究者都能接受。有一些專家學者認為，《水滸傳》原本是92回，即包括前面所說第一、第二、第六三部分。例如，鄭振鐸的《水滸全傳序》可以作為代表。但是我的意見卻和他們不同。我認為，原本還應包括第三部分，即征遼的部分，也就是第83回至第90回，共8回。這樣，原本為100回。理由有以下五點：

第一，原本不會是92回。這有一個前提，我們必須先確定，施耐庵的水滸傳是一部已經(jīng)完成的、完整的、有頭有尾的小說。它不是一部沒有寫完的、缺少一部分的小說，既然這樣，說它是80回、90回、100回，都是常見的，唯獨92回這個數(shù)字是罕見的。在中國小說史上，恐怕還尋不出第二個例子。

第二，書商的“插增”，如同書名所顯示的，只限于田虎、王慶兩個部分。應該說，除了插增的以外，都是原本所有的。

第三，現(xiàn)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水滸傳》刊本是100回本。

第四，主張征遼部分不屬于原本所有的人有一個看法，認為征遼是在明代中葉邊患嚴重的背景下創(chuàng)作的，就是說，這一部分是明中葉加進去的。這種看法恐怕是錯誤的，我已在前面提到了。由于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這是農(nóng)民大起義的時代，是民族矛盾、民族斗爭激烈的時代。這時寫征遼是很自然的。征遼這部分的創(chuàng)作，和作者的民族思想有關系，和元末明初的歷史背景有關系，它應該是原本所固有的內(nèi)容。我們沒有充分的理由去懷疑它。

第五，最重要的理由，是《水滸傳》的正文中一再提到了破遼。例如第42回中，九天玄女說：

北幽南至睦，兩處見奇功。

第51回的回前詩說：

施功紫塞遼兵退，報國清溪方臘亡。

第81回的回前詩也說：

二十四陣破遼國，大小諸將皆成功。清溪洞里擒方臘，雁行零落悲秋風。

第100回的回前有一首滿庭芳詞說：

掃清遼國傳名香，奉詔南收方臘。

結束時的挽詩也說：

一心征臘摧鋒日，百戰(zhàn)擒遼破敵年。

這些地方，都是把征遼和征方臘相提并論，可見征遼部分和征方臘部分一樣，同是《水滸傳》原本所固有的內(nèi)容。

另外，還有一個證據(jù)，第54回中羅真人對公孫勝說：

逢幽而止，遇汴而還。

這也說明征遼是原書的組成部分之一。

綜上所述，可知《水滸傳》原本是100回。

這里，我按時代順序介紹一下《水滸傳》各主要版本的概況。

（1）16世紀（明代嘉靖年間）的《水滸傳》是100回本。這見于晁瑮《寶文堂書目》著錄，共三種。一名《忠義水滸傳》，一名《水滸傳》（武定版）。這兩種版本都沒有流傳下來。

（2）17世紀初期（明代萬歷年間）有三種《水滸傳》的版本在流傳。其一是100回本在繼續(xù)刊印。如今保存下來兩種，即天都外臣序本和容與堂刊本。其二是這時開始出現(xiàn)了一些簡本（《水滸傳》的簡本，有110回本、115回本、124回本等）。這些簡本當時印行于作為出版業(yè)中心之一的福建建陽，稱為閩本。書中大量刪節(jié)原文，并插增田虎、王慶部分?？上н@些本子在國內(nèi)沒有保留下來，而存于歐洲、日本等地。其三是120回本，它以100回本為基礎，加上閩本已有的田虎、王慶部分，但加以很大的改寫?，F(xiàn)存的有萬歷四十二年（1614）袁無涯刊本，新中國成立前商務印書館、新中國成立后中華書局都曾排印過。

（3）17世紀中期（明末）出現(xiàn)了71回本，這就是金圣嘆貫華堂刊本，它腰斬了原本，砍掉了20多回，加了一個結局，表示要對農(nóng)民起義隊伍斬盡殺絕。新中國成立初期流傳的主要是這個本子。

五 思想內(nèi)容問題

《水滸傳》是一部描寫和反映我國封建社會中的農(nóng)民起義和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長篇小說。小說所描寫的農(nóng)民起義，它發(fā)生的時間被安排在宋代；農(nóng)民起義隊伍的領袖宋江是歷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認為，《水滸傳》描寫了北宋末年的一次以宋江為首的農(nóng)民起義運動。但是，從《水滸傳》的全部內(nèi)容來看，它并不是兩百年前歷史上發(fā)生過的那一場農(nóng)民起義運動的單純的再現(xiàn)。拿宋江來說，除了姓名相同以外，書中所描寫的他的一切具體的經(jīng)歷、具體的遭遇，都和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有關歷史記載的文字材料不同。這里邊有很大的虛構成分。

這些虛構的成分是從哪里來的呢？是以什么為基礎的呢？當然，在作者的筆下，虛構并不等于胡編亂造，這些都是以生活真實為基礎的。第一，是作者生活年代以前的一切歷史記載、民間傳說以及有關的文學藝術素材，都是作者所看到的、聽到的間接的材料。第二，是作者自己在生活中的經(jīng)歷或經(jīng)驗。這兩方面的來源缺一不可。但我想，更重要的是第二點。在封建社會，這樣一部大規(guī)模的作品，里面所寫的又是這樣一次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起義，作者如果沒有親身的生活經(jīng)驗，如果沒有親自經(jīng)歷過、接觸過農(nóng)民起義的生活，是不可能寫得這樣成功、這樣動人的。

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而元末明初正是一個爆發(fā)農(nóng)民大起義的時期。這個時期的農(nóng)民大起義有幾個特點：其一，是規(guī)模大，是全國性的，不是一個省、兩個省，不是局部的，而是波及廣大地區(qū)。其二，是時間長。1351年，起義首先爆發(fā)于淮河流域，直到1368年明朝建立，前后18年之久。能持續(xù)這么長時間，它要有準備的過程，要經(jīng)歷很長的準備階段。其三，是和民族矛盾、民族斗爭結合在一起的。例如朱元璋北伐時，提出的口號是“驅除胡虜，恢復中華”。其四，斗爭是有成果的。這就是農(nóng)民起義中的一支隊伍——以朱元璋為首的一支隊伍推翻了蒙古族的統(tǒng)治，建立了明朝，統(tǒng)一了全國。這些特點都是很突出的，同以前的農(nóng)民起義相比，它帶有新的色彩，是歷史上少見的。

這場農(nóng)民大起義，規(guī)模龐大，波及的范圍廣泛，這中間又有許許多多曲折動人的事跡產(chǎn)生。因此，它給當時各階層的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情過后，就產(chǎn)生了用長篇小說來描寫和表現(xiàn)農(nóng)民起義運動的客觀要求。而《水滸傳》的出現(xiàn)，正是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歷史使命。

盡管施耐庵的生平事跡我們所知道的很少，也沒有什么真實可靠的資料保存下來，但從各方面的跡象來判斷，完全可以斷定，施耐庵經(jīng)歷了這場農(nóng)民大起義，參加過這場農(nóng)民大起義，至于他是怎樣具體參加的，干過什么具體的事情，我們就不清楚了。

施耐庵以他的生活經(jīng)驗為基礎，描繪了農(nóng)民起義隊伍中眾多的英雄人物，通過這些英雄人物的種種遭遇，通過他們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描寫了一場農(nóng)民起義運動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應該說，這就是長篇小說《水滸傳》的內(nèi)容。

說《水滸傳》描寫和反映了農(nóng)民起義、農(nóng)民戰(zhàn)爭，這對于我們今天的廣大讀者來說，是能夠理解的，也是可以普遍接受的。當然，在《水滸傳》研究中出現(xiàn)了一些新說法，例如“市民說”等。我認為，說《水滸傳》是描寫和反映了市民的生活和斗爭，是不正確的。因為這不符合書中描寫的實際，也不符合中國市民運動的實際情況。

中國歷史上的市民運動從來也沒有壯大到像《水滸傳》所描寫的程度，即他們可以聚眾起義，占領城市和山寨，豎起造反的大旗，與官府對立。這是沒有的，尤其是在元末明初以前沒有。既然生活中不存在，小說中怎么能夠反映呢？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來判斷，這是不難理解的。之所以出現(xiàn)“市民說”，是由于馬列著作流傳到中國后，馬列著作中提到的關于市民的說法，由于翻譯不夠準確，人們對其中市民的概念發(fā)生了誤解，馬克思與列寧著作中提到的市民，是根據(jù)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創(chuàng)立以前的情況提出來的，他們不了解也沒有研究過中國封建社會的情況，我們不能拿他們的話來套中國封建社會的事。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還是如毛澤東同志所論述的，是地主與農(nóng)民的矛盾。市民根本不能成為一支很堅強的政治力量。馬克思、列寧講的市民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們一些人的理解也許不正確。所謂市民有兩種意思：一是指城市的居民；一是指資產(chǎn)階級的前身。馬列著作中有的地方講得很清楚，有的地方則不太清楚，這也許是翻譯的原因。我國學術界一些研究歷史的學者對中國歷史上的市民評價過高，對市民運動過分夸大了。我覺得，《水滸傳》研究中出現(xiàn)的“市民說”，很可能是受到了史學界一些觀點的影響。

在國外，有那么一些不同意我們關于《水滸傳》是描寫農(nóng)民起義和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作品這種觀點。西方國家的學者自不必說，一些自稱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也不同意我們的觀點。遠的不必說，近的可以舉兩個例子。其一是匈牙利的仲科爾，其二是蘇聯(lián)的A.H.熱洛霍夫采夫和A.H.羅加切夫。

仲科爾是匈牙利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的學者，寫有《論〈水滸〉的人民性》一文。

其中有幾個片段這樣寫道：

梁山盜賊是由彼此截然不同的兩個階層所組成。

仔細分析梁山英雄們的出身，就可看出，其中既沒有官吏，也沒有農(nóng)民。

沒有一個英雄從事農(nóng)業(yè)勞動。

傳統(tǒng)的官位等級依然被保留著；地主和讀書人占據(jù)重要地位，而小偷和婦女們得到的卻是較低的位置。

這是一個建立在戰(zhàn)爭基礎上的獨立的自給自足的社會，它的統(tǒng)治集團由中國社會的下層階級所組成，而它的最高領導則是一些中等階級出身的人。

他們所代表的社會階級是不成熟的，因而不能、永遠不能卓有成效地掌握自己的權力。因此，在傳統(tǒng)中國，他們是不能進行真正的社會革命的。

他講了許多話，中心的意思是，反對《水滸傳》是反映農(nóng)民起義的書。

羅加切夫是《水滸傳》俄文版的翻譯者，他和熱洛霍夫采夫合寫了一篇《中國圍繞〈水滸〉掀起的一場運動》的文章，發(fā)表于蘇聯(lián)《亞非民族》1978年第1期。他們認為：

《水滸》描寫了一群逃亡的強盜的事業(yè)，一群誠實公正、頑強不屈的勇士們的英雄事跡。剛毅、勇敢、誠實……，這對于歐洲讀者，除了羅賓漢的傳說，或大仲馬的著名小說《三劍客》而外，很難找到類似的《水滸》這樣的作品的。

他們還進一步污蔑說：

那種認為《水滸》似乎描寫了農(nóng)民起義的論點，是偽科學的毛派觀點。

這些看法都是錯誤的。為什么說是錯誤的呢？可以分作三點來談。

第一點，他們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觀點。仲科爾等說梁山英雄是強盜，是不正確的。因為強盜或盜賊是有階級性的，尤其是在階級社會里，要看他們出身于什么階級、出于什么原因去做強盜，他們反對的是些什么人。在封建社會里，統(tǒng)治階級這樣稱呼他們本身就帶有一種階級偏見。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是農(nóng)民與地主的矛盾，二者的斗爭貫穿了封建社會的始終?！端疂G傳》所寫的，明明是占山為王、反對地主、反對政府這樣一場軍事斗爭，這正是兩大對立階級的殊死斗爭。梁山起義軍有根據(jù)地，有武裝隊伍，有嚴密的組織，有鮮明的政治口號。他們反對的不是一般的人民，而是有著特定的目標，即地主階級的政權——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以及一些地方上的地主武裝。他們起義的原因是不堪忍受地主階級的政治壓迫和經(jīng)濟剝削。所有這些，都規(guī)定了梁山起義軍的基本性質(zhì)：他們是農(nóng)民起義，不是強盜、盜賊。

第二點，看一支隊伍是不是農(nóng)民起義，除了前面的第一點以外，還要看它的基本隊伍、基本群眾。梁山隊伍的基本群眾顯然是農(nóng)民。有一個例子可以證明，第七回結尾時說：

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鬧中原，縱橫海內(nèi)；直教：農(nóng)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插認旗。

可見《水滸傳》所寫的是以農(nóng)民和漁民為主體的農(nóng)民起義、農(nóng)民戰(zhàn)爭。

判斷一支起義隊伍的主體是否為農(nóng)民，也不能只看領袖人物的階級出身。這里有兩個問題要搞清楚。

其一，中國的農(nóng)民起義和農(nóng)民戰(zhàn)爭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基本群眾雖然是農(nóng)民，但由于革命的對象往往是地主階級的政權、官府，革命的口號又往往是反對暴政，強調(diào)所謂“官逼民反”，因此被發(fā)動起來而參加起義隊伍的，就不只限于農(nóng)民，還包括手工業(yè)工人甚至經(jīng)常包括城市貧民、知識分子、中下層地主等，形成了一條廣泛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

其二，農(nóng)民起義的領袖固然有時候就是農(nóng)民，但有時候也可以不是農(nóng)民，例如項羽本是貴族，但并不妨礙他成為農(nóng)民起義領袖。同樣道理，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領袖，但他們的出身并不是無產(chǎn)階級。怎樣理解這種情形呢？列寧在《做什么？》一文中指出：

工人本來也就不能發(fā)生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來，……而社會主義學說是由有產(chǎn)階級出身的那些受過教育的分子，即知識分子所制定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以及經(jīng)濟理論中長成的。現(xiàn)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chuàng)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按其社會地位來講，也是資產(chǎn)階級的知識分子。

又說：

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只有在深刻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才能產(chǎn)生出來，是從外面灌輸?shù)焦と酥虚g去的。

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著名的觀點。它講的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和工人階級，但把這個觀點用于農(nóng)民、農(nóng)民起義和農(nóng)民階級，我想，也是一樣適用的。所以，不能因為看到一些領袖人物不是農(nóng)民出身，就否定它是農(nóng)民起義。

第三點，《水滸傳》所寫的梁山農(nóng)民起義隊伍中的一些領袖人物，也有農(nóng)民或勞動人民出身的。如李逵，他的哥哥是打長工的，可見他是農(nóng)民出身。陶宗旺是“莊稼田戶出身”，即農(nóng)民出身。解珍、解寶是獵戶，三阮是漁民，這也可看成是勞動人民出身。雷橫、湯隆、金大堅、鄭天壽、侯健等是手工藝人，石秀“賣柴度日”，王英“車家出身”，李俊“撐船艄公為生”，武松是城市貧民，這些也都應承認是下層勞動人民出身。

根據(jù)上面所講的三點理由，我們說，那種認為《水滸傳》不是描寫農(nóng)民起義的觀點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六 描寫和反映農(nóng)民起義問題

首先，作者生動而深刻地寫出了農(nóng)民起義發(fā)生的原因：官逼民反。

林沖是最典型的例子。大家很熟悉，這里就不再分析了。

楊志是另外一個例子。他本是一個封建軍官，即使他愿意為封建統(tǒng)治者服務，只要他一旦犯下丟失花石綱、生辰綱這樣的過失，他就要丟官，就要逃亡。這就促使他去另找出路，投身到農(nóng)民起義隊伍中去。楊志參加起義軍，是經(jīng)歷一番曲折的。他先丟官再得官，再丟官，先上二龍山，后上梁山。楊志是楊家將的后代。他的事例說明，連那些當年曾為宋朝效力盡忠的功臣名將的后裔都走到農(nóng)民起義隊伍中去了，可見農(nóng)民起義隊伍聲勢巨大，更可見宋朝封建統(tǒng)治集團的不得人心和孤立。

魯智深和武松的例子說明了地主惡霸對人民的壓迫，這是促使一些英雄好漢投向農(nóng)民起義隊伍的原因。

通過這些描寫，作者表現(xiàn)了農(nóng)民起義發(fā)生的基本原因不是別的，是階級壓迫和政治壓迫。而且這種壓迫不是個別地存在的，而且是普遍地發(fā)生著。大地主、大官僚、貪官污吏、土豪惡霸，通過各種渠道、線索連接在一起，共同組成了殘暴的、兇惡的封建勢力。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是個人的行為，而是一種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小說這樣的描寫和處理，是相當深刻的。

其次，作者生動地描寫和反映了人民群眾形形色色的反抗，這里有個人的反抗，集體的反抗，合法的反抗，非法的反抗，武裝的反抗。這些反抗不是孤立的、靜止的，而是互相關聯(lián)的、一步一步向前發(fā)展的。從個人反抗到小山頭，再到大山頭，最后形成一場波瀾壯闊的、聲勢浩大的農(nóng)民起義運動。

再次，作者通過梁山英雄的故事，藝術地再現(xiàn)了一場農(nóng)民起義的全過程：興起，發(fā)展，高潮，失敗，瓦解，消滅。作者懷著由衷的喜悅，寫了農(nóng)民起義波瀾壯闊的展開，寫了農(nóng)民革命事業(yè)的興旺發(fā)達，歌頌了梁山英雄的“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的理想，頌揚了他們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的勝利。同時作者也以凄涼的筆調(diào)寫了他們在接受朝廷招安之后不得善終的下場。

這樣的描寫，對當時和后世的讀者都有著巨大的認識意義。它促使人們?nèi)ニ伎?，一場波及廣大地域的農(nóng)民起義、農(nóng)民戰(zhàn)爭是怎樣發(fā)生的？它經(jīng)歷了一些什么樣的過程？它怎樣由弱到強，由小到大？又怎樣由成功而轉為失??？其間有什么可供借鑒、總結的經(jīng)驗教訓？有人說，《水滸傳》是一部農(nóng)民起義的教科書，我看，這是并不夸大的。

這里，還要順便談一下怎樣看待《水滸傳》描寫的招安的問題。

在封建社會的歷史上，許多次農(nóng)民起義、農(nóng)民戰(zhàn)爭，都是因為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而宣告失敗。失敗過程有時表現(xiàn)為：領袖動搖，受統(tǒng)治階級利誘而投降，朝廷收編了他們的軍隊，再利用他們?nèi)スゴ蚱渌霓r(nóng)民起義隊伍；自相殘害的結果，或勝或敗，或互有傷亡、不分勝負，或兩敗俱傷。《水滸傳》所反映的就是這樣的失敗的過程。受招安，投降，失敗，這是歷史上客觀存在的農(nóng)民起義的悲劇。作者寫《水滸傳》，有反映農(nóng)民起義的全過程的用意，寫了招安，無非是把這一過程典型地再現(xiàn)出來而已，這本身并不構成缺點。

問題在于，作者并沒有歌頌投降，美化投降，而歌頌的是反抗，是革命?！端疂G傳》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它的主題思想也基本上是完整、統(tǒng)一的，它不可能在前面歌頌反抗，到后面又歌頌投降?？梢钥闯觯髡咴趯Υ纯?、起義和對待招安、投降的問題上，思想與態(tài)度是一致的。它寫反抗、起義，是歌頌與贊揚，而寫招安、投降，是惋惜與悲憤。我們在字里行間是可以感覺出來的。人們常常不愿看七十回以后的內(nèi)容，這正是受了作者思想情緒的感染。如果作者歌頌招安與投降，他就沒有必要把結局寫得那么凄涼，而應寫他們一個個高官厚祿、封妻蔭子、光宗耀祖。書中寫梁山英雄走的走，散的散，死的死，而且有些人還是被害死的。這樣的結局，難道能起到號召起義者接受招安的作用？天下哪有這樣笨拙、愚蠢的宣傳？所以，我們不能認為，《水滸傳》是在宣揚和歌頌投降。

還有一點必須說清楚：我們談論的對象是幾百年前的古人，至于我們自己，要和古人之間有一個明確的界限。古人對待及接受招安、投降的看法受到了歷史和時代的限制，我們不能對他們加以苛責，但是，我們要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對招安與投降進行分析批判，而不能盲目地歌頌或一味地美化。

下面再談談作者在描寫和反映農(nóng)民起義時存在什么缺點。

作者同情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群眾，擁護農(nóng)民起義，這是他的進步思想的表現(xiàn)，但是，這只是作者思想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作者可能是一個出身于地主階級的沒落的知識分子，盡管他曾投身于農(nóng)民起義的洪流之中，他的階級偏見并未完全消除，他的世界觀里也還保留著封建道德觀念等落后的成分。這不可避免地影響和限制了他對農(nóng)民起義、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理解和認識，使《水滸傳》全書在表現(xiàn)和反映這一重大題材的時候存在一些缺點，有的甚至是非常嚴重的缺點，這些缺點主要有四點：

第一，作者漠視了農(nóng)民起義隊伍中的普通群眾的作用。他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農(nóng)民起義領袖人物的形象，書中描寫的也主要是這些英雄人物的活動，對于那些在農(nóng)民起義隊伍中占絕大多數(shù)、起重要作用的普通群眾，作者沒有給予他們一定的篇幅，去反映他們的思想和情緒，也沒有表現(xiàn)他們的生活。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作者有英雄創(chuàng)造歷史的唯心主義觀點，他根本沒有把普通群眾放在眼中，對他們的作用估計不足。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作者在他所參加的農(nóng)民起義隊伍中，由于地位和生活圈子的限制，他接觸得較多的是一些領袖人物，對他們的思想、性格和生活比較熟悉，因而拿起筆來寫這類人物時左右逢源，得心應手，相反的，他很少或沒有接近過一般的士卒，對他們的思想、性格和生活比較陌生，沒有具體的感性素材可資利用，因而在書中只好不寫。

第二，作者對農(nóng)民起義領導集團的組成抱有錯誤的看法。這非常明顯地表現(xiàn)在對盧俊義的描寫上。在梁山聚義的事業(yè)已經(jīng)非常興旺發(fā)達的時刻，為什么非要千方百計地到大名府去拉一個家財萬貫的員外上山入伙呢？為什么盧俊義上山后非要他坐第二把交椅不可呢？作者這樣寫的原因，應在世界觀方面去找。

第三，作者對個別地主階級出身的領袖人物加入農(nóng)民起義陣營，也抱有錯誤的看法。像孔明、孔亮兄弟等人，他們在上山之前的所作所為，與社會上那些胡作非為、肆虐害民的地主并無二致。他們怎么會真心實意地放棄封建莊園主的生活而跑上山去造反？農(nóng)民起義陣營為什么要接納這類人物，并奉為領袖？作者這樣安排情節(jié)，顯然違反了生活邏輯，違反了生活真實。

第四，作者固然反對欺壓人民的貪官污吏、反對腐朽透頂?shù)墓俑?，但他對皇帝和朝廷還存有幻想，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所以，他筆下的宋江等幾個主要領袖人物，時時刻刻在盼望著朝廷招安。而另一支以方臘為首的農(nóng)民起義隊伍是要推翻皇帝的，作者則對此竭力加以丑化。當然，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對封建時代的作家來說是普遍的，李白、杜甫、陸游、辛棄疾、曹雪芹、吳敬梓等沒有一個是反皇帝的。我們沒有必要對施耐庵苛刻要求，并大加撻伐。但我們用今天的觀點來看《水滸傳》，不能不說這是此書的一個缺點。

第五，我們再談談怎樣看待宋江這個人物。

對宋江這個人物的評價，歷來分歧很大。我的看法是，在宋江身上，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協(xié)性的一面。宋江性格的兩面性，即反抗性和妥協(xié)性，是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隨著社會地位的變遷，這種兩面性也隨之發(fā)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有時候反抗性占上風，有時候妥協(xié)性占上風。宋江的兩面性對農(nóng)民起義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他的反抗性使梁山事業(yè)興旺發(fā)達，而他的妥協(xié)性導致梁山起義走上了招安、投降的道路?！端疂G傳》對宋江的雙重性格的描寫，是成功的，也是深刻的。

需要指出的是，宋江是封建時代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而封建時代作家的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嚴重的封建道德觀念，并要按照這種觀念來描寫他所肯定的正面人物。而這樣描寫同我們今天的認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說，宋江的忠和孝，在我們今天看來，是愚忠和愚孝，不足為訓，應該批判；但在作者看來，這都是高尚的道德，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具有的，又是一個領袖人物所不可缺少的，應該受到表揚。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和作者生活的時代不同，世界觀不同，思想體系不同。一個封建時代的作者奉為理想典型的正面人物，到了今天，我們卻并不覺得他可愛、可敬、可親。作者認為光彩四射的，我們卻覺得蒼白無力，作者認為是值得表揚的，我們卻覺得是應該批判的；作者認為是真誠的，我們卻覺得是虛偽的。分析宋江的形象、宋江的性格，一定要看到這一點。

七 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問題

一部文學作品在文學史上占據(jù)什么樣的地位，除了看它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之外，還必須考察它究竟是否給文學發(fā)展的歷程增添了什么新的內(nèi)容。正像列寧所指出的：

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jù)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xiàn)在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jù)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2]

另外，也必須考察它究竟是否推動了文學發(fā)展歷史的進程，是否對當時和后世的社會生活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

《水滸傳》究竟有沒有給文學發(fā)展歷史的進程增添了新的內(nèi)容呢？

如前所述，《水滸傳》是一部描寫和反映農(nóng)民起義和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古代小說。成功地采用這樣的題材，集中地、深入地表現(xiàn)這樣的政治內(nèi)容，這樣的社會生活，這本身就是文學史上的一個不容忽視的突出的現(xiàn)象。而且《水滸傳》第一次圓滿地反映了我國歷史上的農(nóng)民起義和農(nóng)民戰(zhàn)爭，這更是應該大書特書的。《水滸傳》之前，詩、詞、散文且不必說，在小說方面，無論唐宋傳奇，或是宋元話本，在流傳下來的作品中，都還沒有一篇像《水滸傳》這樣專門把農(nóng)民起義、農(nóng)民戰(zhàn)爭當作正面描寫和反映的對象。有的作品雖寫了農(nóng)民起義，但農(nóng)民起義不是書中的主要內(nèi)容或主要線索，而且對農(nóng)民起義也總是采取否定的態(tài)度。

比如，《京本通俗小說》卷16的話本《馮玉梅團圓》（《警世通言》改名為《范鰍兒雙鏡重圓》）寫到了南宋初年建州范汝為起義，但這場著名的歷史事件卻是作為故事的背景來敘述的，作者放置在全篇中心的是一個農(nóng)民起義隊伍中的叛徒和一個官宦人家的小姐的悲歡離合的故事。作者認為，范汝為造反是“造下彌天大罪”；他還斥罵范汝為領導的起義隊伍是“賊兵”、“賊軍”、“賊黨”。顯然，作者是完全反對農(nóng)民起義的。

又如《古今小說》第39卷的《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寫了汪革造反的故事，然而作者把這歸結為“又有文武全材、出名豪俠，不得際會風云，被下人誣陷，激成大禍，后來做了一場沒撻煞的笑話”。在作者筆下，主人公汪革“有財有勢”，“武斷鄉(xiāng)曲”，“把持官府”，“騎從如云”，是一個靠剝削起家的大土豪，汪革的暴動是被迫的，是因小嫌小隙而被人誣告的結果。他所要擒拿的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縣尉，沒有什么更大的目標；他所率領的暴動隊伍，雖然也包括一部分在他統(tǒng)治勢力范圍以內(nèi)的手工業(yè)工人和漁民，但主要的卻是他的家庭成員，包括他的家奴。從這些方面來看，《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所描寫的汪革造反并不屬于農(nóng)民起義、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性質(zhì)。

再如宋元話本中的那類“講史”小說，其主角都是歷代帝王將相，而農(nóng)民起義的領袖人物在這些書中從來沒有做主角或正面人物的資格。《五代史平話》中的黃巢就是一個例子。《三國志演義》中寫到黃巾起義時的情形也是如此。

舉出這些例子并不是要否定那些作品，而只是要強調(diào)，在描寫農(nóng)民起義方面，它們沒有做到的，《水滸傳》做到了。要說《水滸傳》高出于它們，首先表現(xiàn)在這一點上。

文學作品應該成為時代的晴雨表，應該反映時代脈搏的跳動。在文學史上，一部偉大作品應該對封建社會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正面地或側面地、直接地或間接地有所反映、有所表現(xiàn)；否則，它就將不成其為偉大了。這是時代提出的要求，歷史賦予的使命。

從我國文學發(fā)展的歷史來看，在種種文學形式中，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最適合于反映和表現(xiàn)規(guī)模巨大的農(nóng)民起義運動。而這一點，到了元末明初，條件才發(fā)展成熟。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唐人傳奇“始有意為小說”。這使虛構——這一小說創(chuàng)作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正式地進入了中國小說的領域。但它們都是用文言文寫成的，在反映社會生活、在和廣大讀者的接近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宋元話本克服了這個缺陷，向前跨進了一大步，但其篇幅卻沒有很大的擴展，對于表現(xiàn)那些把千百萬群眾都裹進去的重大歷史事件，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難。這時，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純粹用白話文寫成的長篇小說《水滸傳》出現(xiàn)了。它回答了時代提出的要求，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它是第一部全面而深入地反映和描寫規(guī)模巨大的農(nóng)民起義、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白話長篇小說。這就奠定了它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它以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藝術屹立在文學史上，和后來的《紅樓夢》并列為小說史上的兩大高峰。它的成就，從真實地表現(xiàn)和反映封建社會的農(nóng)民起義、農(nóng)民戰(zhàn)爭這一點來說，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

《水滸傳》對當時和后世社會現(xiàn)實生活產(chǎn)生的積極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對農(nóng)民起義的影響和作用上，不計其數(shù)的例子都說明了明清兩代的農(nóng)民起義隊伍曾從這部偉大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汲取到精神的力量。

明清兩代，《水滸傳》多次受到封建統(tǒng)治者禁毀。崇禎十五年（1642），在張獻忠破襄陽、李自成取河南，明末農(nóng)民起義軍獲得巨大勝利之后，明毅宗朱由檢下詔“嚴禁《滸傳》”：“凡坊間家藏《滸傳》并原版，速令盡行燒毀，不許隱匿”，“勒石山巔，垂為厲禁?！?sup>[3]清乾隆十九年（1754），全國性的反清大起義被鎮(zhèn)壓下去不久，清高宗弘歷下詔，在全國“嚴禁”《水滸傳》^[4]。嘉慶七年（1802），川楚農(nóng)民大起義已經(jīng)堅持了六年之久，清仁宗颙琰下令“嚴禁”《水滸傳》，“已刊播者，令其自行燒毀，不得仍留原板”^[5]。咸豐元年（1851），即太平天國起義的第二年，因“湖南各處坊肆皆刊刻、售賣”《水滸傳》，清文宗奕下詔，“嚴行查禁，將書板盡行燒毀”^[6]。這些材料說明，正因為《水滸傳》對明清兩代的農(nóng)民起義、農(nóng)民戰(zhàn)爭確實產(chǎn)生過有效影響，封建統(tǒng)治階級才把它看成是洪水猛獸一般而嚴加查禁。

可以說，《水滸傳》的革命思想內(nèi)容對現(xiàn)實中人民群眾的反抗運動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一些農(nóng)民起義的領袖人物往往從《水滸傳》中得到啟發(fā)，并把它當作學習的資料，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模仿其中所寫的一切。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一些農(nóng)民起義的領導者對《水滸傳》中所描寫的戰(zhàn)術戰(zhàn)策進行模仿。清代的《五石瓠》說：

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其埋伏、攻襲咸效之。

張德堅《賊情匯纂》說，太平天國軍隊的策略：

采稗官野史中軍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寶為不傳之秘訣。其裁取《三國演義》、《水滸傳》為尤多。

清末醒醉生《莊諧雜錄》引胡林翼的話說：

草野中全以《水滸傳》為師資，故滿口英雄好漢，所謂奇謀秘策，無不粗鹵可笑。

這些記述都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其次，人民反抗運動的一些領袖人物還直接采用了《水滸傳》中表現(xiàn)起義隊伍的政治口號，如李自成、洪秀全都自稱“奉天倡義”，太平天國旗幟為“順天行道”，義和團的旗幟亦為“替天行道”等。另外，一些農(nóng)民起義的領袖把水滸英雄的姓名、綽號作為自己的綽號，如宋江、雷橫、燕青、柴進的名字，一丈青、混江龍、黑旋風、沒遮攔等綽號，都被某些起義者襲用過，有的還被稱為“宋大哥”、“小宋公明”等。

還有，農(nóng)民起義軍喜愛《水滸傳》，痛恨反對《水滸傳》的《蕩寇志》，1860年太平天國軍隊攻入蘇州時，曾把《蕩寇志》的版片燒毀。

從以上幾點可以看出，對于封建社會的人民群眾來說，《水滸傳》不但是精神的食糧，也是斗爭的武器。

談到《水滸傳》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還要看到它對后世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水滸傳》盛行之后成為后世許多文學藝術作品汲取題材的來源。在戲曲方面，傳奇有李開先《寶劍記》、沈璟《義俠記》、許自昌《水滸記》、李漁《偷甲記》、金蕉云《生辰綱》、無名氏《鴛鴦樓》，雜劇有凌濛初《宋公明鬧元宵》、張韜《薊州道》、唐英《十字坡》，清代宮廷大戲尚有周祥鈺《忠義璇圖》；在小說方面，《金瓶梅》利用了《水滸傳》的部分情節(jié)，《水滸傳》的各種續(xù)書不斷出現(xiàn)，《說岳全傳》也寫到了水滸英雄后代的事跡；在京劇和其他地方劇中，也有不少取材于水滸故事的劇目。

另外，《水滸傳》的藝術成就，構成了我國小說史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人物形象的塑造，性格的刻畫，語言的運用，情節(jié)和結構的安排等，都給后世的作家提供了學習和借鑒的范例。

以上幾個方面足以說明，對《水滸傳》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必須充分肯定，任何貶低或否定《水滸傳》的觀點都是片面的、不正確的。

（根據(jù)錄音整理）

[1] 《列寧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279頁。

[2] 《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150頁。

[3] 《明清內(nèi)閣大庫史料》，上冊。

[4] 《定例匯編》，卷3。

[5] 《清仁宗實錄》，卷104。

[6] 《清仁宗實錄》，卷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