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曾指出歷史學通常所得的“神經衰弱癥”的致病根源：“對生活的描述應當像生活自在自為的和為了它自身所是的那樣加以描述。不要指責歷史撰寫者，說他們到處尋找結局，而忽視個別的事實和個別死去的人，……歷史，即使是最好的歷史，也總是帶有某種尸體的氣味。而且，人們可以說，世界離得愈遠，閱讀它的歷史就愈加令人厭煩。因為每一個后繼者都需要從世界事件中凈化出一種更加鮮明、更加細致的結果。最后，那種作為沒有價值的殘留物而仍然保留在那里的東西將在煙霧中消失?！憋@然，這段話所作的診斷用來評判19世紀中晚期的史學狀況更為合適，這也可說是具有非凡直覺能力的歌德所給出的預言。對“個別的事實”的刻意忽略是19世紀中晚期歷史厭倦癥的根本癥狀，由此導致的結局正如歌德所說，就是歷史學家們本能地傾向于“從世界事件中凈化出一種更加鮮明、更加細致的結果”；在這一工作中，歷史學家所依據(jù)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則是某種特定的“價值”訴求，這種訴求進一步導致了對長時段歷史經驗的神秘化，盡管論證的方法往往帶有自然科學在規(guī)律和法則方面的訴求，但由于在“價值”的主宰下勢必要造成人與歷史的脫離，最后的作品也只能將史學轉化為“價值”論戰(zhàn)的宣言書，呈現(xiàn)為庸俗的、甚至是明確用來訴求并煽動作為其作品訴求對象的特定社會階層或者集團的政治情緒和野心。這一點明確地體現(xiàn)在蘭普雷希特的經濟史和特賴奇克（Treitsche）的德意志史作品中。歌德的這項經典性的深刻評論也預示了將在19世紀中晚期出現(xiàn)的克羅齊的歷史觀念，只不過歌德在一個普遍人道主義的時代也同樣呼吁人們遠離現(xiàn)實的、斗爭中的歷史，而是相反地欲求人們返回開放并富有理性的“自然”當中；他對“個別的事實”的關注實際上建基于一種藝術觀念的審美直覺，就如同他在論“拉奧孔”的名篇中所刻畫的那種藝術家與其作品的同一性；人看待“個別的事實”，就如同藝術家雕刻自己的作品；這一事實由此便獲得了在時間和空間上具有無限伸展性的意義和關聯(lián)，從而超越所有的歷史事件和社會實在；人從其中得出的精神和原則同樣可以無限制地運用到任何的現(xiàn)實之上，如同藝術家那樣，憑借直覺對其加以塑造和“解釋”。據(jù)此，歌德盡管提倡對“個別事實”的關注，但他實際上并不認為歷史自身的流動可以包含任何意義，而只是純粹偶然的自然性事件的簡單疊加；他本質上堅持的仍然是席勒關于歷史的戲劇性觀念，這是一種危險的游戲，因為在將歷史戲劇化的時候，也將意味著在任何的“個別事實”中歷史劇的作者都可以隨意地去發(fā)現(xiàn)普遍的歷史和全體人類；由此，歷史自身的知識訴求和理智原則也將被一種貴族式的審美直覺神秘化，從而最終被取代。歷史與知識的斷裂和脫離也就由此造成。19世紀中晚期的史學仿佛經歷了一個神秘的輪回，重新回到人道主義時代對歷史及其事實的厭倦和恐懼當中。此時崛起的社會科學在嚴格的意義上已經取代了傳統(tǒng)歷史學所訴求的總體圖景，并表現(xiàn)出對“個別事實”和“短時段事件”的帶有針對性的憎惡，認為“短時段”及其預示的全部事實并不能構成科學耕耘的基礎和土壤，并且認定這些事實既然變幻莫測，就必定會以其欺騙性而擾亂并威脅到19世紀中晚期所構筑的脫離于“事實”的龐大“價值”序列。由此便不能理解為什么桑巴特（Werner Sombart）會將資本主義首先理解為一種“精神”，韋伯為什么不得不訴求“理想類型”，試圖在“個別事實”與以“價值”而非“事實”為支撐的歷史哲學的兩難困境中尋求權益性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