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自然科學在17世紀建立起來后，迅速以其學科范型吸引與推動了傳統(tǒng)學術的“科學”化。18世紀出現(xiàn)的多部代表性經典著作均提出了“人性的科學”的課題。從洛克《人類理解研究》到休謨《人性論》，在近代科學發(fā)源地的英國，“科學”（science）的領域已從“物理”擴大到“人性”，休謨甚至將人性科學置于全部科學的前提與基礎地位。

但是，18世紀的“人性科學”，其主流觀念是以物理學為范型的“科學”（science）的推廣與運用。人文科學（the human sciences）采用了與自然科學（the natural sciences）、社會科學（the social sciences）同樣的構詞法。因而，準確地說，這類“人性科學”是將人性當作物理客觀對象加以把握的“人性物理學”。例如，作為人性顯著特性的意識心理，便在物理學的作用與反作用定律下獲得說明。盡管休謨“不可知論”的懷疑主義精神指出了自然科學方法運用于人性意識的無效性，但由此所造成的一個后果是：人性研究不可能成為物理學那樣水準的“科學”，充其量只是某種“準科學”。從而，在以物理學為范型的“science”觀念下，人性論成為低一等的知識。德國學者鮑姆加登（Baumgarten）1750年創(chuàng)立“Aesthetica”（漢語譯為“美學”），也就是在邏輯知識之下（之余）補充一門無法達到清晰概念科學的“感性的學問”。與之相反的另一個后果是，從浪漫主義開始，文學藝術家憤而退出科學知識領域，聲稱人性的真諦不系于科學、不是科學，而屬于藝術。藝術比科學更接近真理。從此開出了反科學主義的方向。如前所述，由于人文主義的現(xiàn)代性涵義是在以唯科學主義為對立面的矛盾中確定的，因而這種對“人文科學”、“科學”命名的非難與反對觀點擁有很大勢力。與此相關，“五四”現(xiàn)代性開端，作為時代旗幟的科學（“賽先生”）以中國古代人文傳統(tǒng)為批判對象，從另一個側面也加深了漢語學界將“人文”與“科學”對立起來的成見。

其實，古希臘時代的“哲學”（philosophia），作為系統(tǒng)的知識與終極的真理追求，也就是“科學”。近代以后以自然科學為范型的狹義“科學”（science），在古希臘即包含在“哲學”的早期形態(tài)“自然哲學”中。這種與“哲學”同義或關聯(lián)的廣義“科學”語義語用，特別保留在德文的“科學”（Wissenschaft）一詞中。海德格爾指出，經費希特以“Wissenschaft”為詞根鑄造了“知識學”這個傲視近代物理學的術語后，“科學”（Wissenschaft）便享有了作為系統(tǒng)知識與終極真理的崇高地位。[參閱《海德格爾選集》（下卷），孫周興中譯選編，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第829頁。]后來，不僅19世紀眾多創(chuàng)建人文科學的形態(tài)，而且20世紀胡塞爾所立志建構的“真正的科學”的現(xiàn)象學與人文科學，都是在這一意義下使用“科學”一詞的。聯(lián)系到德國思想文化特別是哲學的終極追究與信仰氣質，我們不難理解“Wissenschaft”與注重實用經驗的英語文化傳統(tǒng)中的“science”上述差別。